王明前
(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史学界对晋绥抗日根据地(以下简称“晋绥边区”)的农业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4],但仍然存在诸多不足。首先,现有研究没有注意分析晋绥边区的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其次,现有研究尽管对诸如农业技术等生产要素作了探讨,但对宏观经济因素,如垦荒和水利,尚缺乏针对性研究,对在边区农业中占有一定比重的畜牧业也缺乏必要的关注;最后,现有研究对农业生产成就的具体实现形式之一即粮食财政制度也缺乏应有的探究。
笔者认为,作为一个生产体系,边区农业不仅包括宏观经济规模的垦荒和水利两项经济因素,还包括以农业技术各环节为内容的微观经济因素。粮政不仅是农业生产成就的具体实现,也是财政正规化的重要环节。笔者不揣浅陋,拟以上述思路为线索,全面考察晋绥边区农业各经济因素和技术环节,以期增加学界对抗日根据地经济史的学术认知。
晋西北地区,尽管“一般的经济上是落后的、偏僻的地区。同时也是山西的森林畜牧区……但这地区也是山西的产粮地区”[5]2。具体而言,沿河的兴县、临县、河曲、保德等县“社会一般较进步。如一般农业上的建设,农村的景况等”;而河曲、保德、偏关等县“地瘠民贫,人民生活较兴县、临县为苦”;方山、岚县、静乐、岢岚、五寨等县“因地广人稀,反形成农业上的产粮区,畜牧亦较发达”;雁北一带“物产丰富,产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