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产电影中民族形象塑造研究

熊小川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北京 100875）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同时文化交流也日益加深，在西方发达文化的冲击下，文化趋同日益明显。为了避免文化交融变成文化侵略，就要坚定文化自信，要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更为深入地认识、继承，要利用各种手段和方式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中，有意识地通过电影塑造全面的民族形象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中国形象的重要手段。

一、全球化背景下国产电影塑造民族形象的时代价值

（一）塑造国家形象。

首先，民族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形象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实际力量、真实水平及通过媒体的塑造和传播，反映在人们心目中的综合印象”[1]。是国家实力的外在体现，而国家实力又可以分为“硬实力”如经济、军事实力和“软实力”如文化实力，因此国家形象也可以分为“硬形象”和“软形象”。而民族形象是“民族国家发展水平、文化价值观念、民族精神的综合反映”[2]。或者是“指某一民族共同体在国际社会或国内外民众心目中的整体形象，它是民族共同体在历史上所形成的内在本性和所坚守的价值观念，是内在本质形象和外在可观形象的结合”[3]。在各类表述中，都强调民族形象与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族价值观念的关系，这正是“国家形象”中的“软形象”部分。民族形象的外延则非常广泛，包括所有能够传递民族内在本质的各种可见的具体形象，如人物形象、文化符号、地理空间、生活方式、风俗礼仪等，是一个民族内在本质的具体化和外化反映。人物形象如苏轼、林则徐、夸父、后羿、孙悟空和哪吒等；文化符号是具有鲜明辨识度的能指，如龙凤图腾、长江长城、北京故宫等；地理空间如黄土高原、江南水乡；生活方式包括饮食起居、服装饰物；风俗礼仪包括节庆仪式和各类习俗等。所有这些共同组成了民族形象进而构成国家形象的重要部分。

其次，积极主动地进行民族形象的“自我”塑造可以减少“他者”塑造即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产生的不良影响，因为后者往往从自我视角出发，对我国文化带有刻板印象和不切实际的想象或出于特定的动机而刻意抹黑和丑化。例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好莱坞电影中对中国的想象与塑造都带有明显的偏见和成见，即便近几年这种现象有所改观，但仍然不如通过国产电影进行自我塑造更全面和有效。

（二）“讲好中国故事”。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一方面想要更多了解中国社会何以发展得如此之快，另一方面也对中国有了不少误解例如“中国威胁论”。在此背景下，我们更应当要积极主动向外输出中国文化，向世界弘扬中国核心价值观，但是文化输出并不是简单直接地将本国文化和核心价值观作为口号向外传播与交流。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8月提出“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即我们需要提升讲故事的能力，需要通过具象的载体形成切实感人的艺术形象去传播抽象的思想与观念，这样才能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美国一直在大力向世界推广其“普世价值观”，其中通过科幻片、魔幻片、灾难片等全球畅销的类型电影向外输出就是重要手段和有效方法。这些电影打造了众多的超级英雄形象如超人、蜘蛛侠、钢铁侠、蝙蝠侠、美国队长，他们作为美利坚民族形象的具体化身和民族精神的代言人获得了世界各地观众的喜爱和拥戴。这些电影同时还展示了美国强大的工业水平、城市建设和科技实力等，通过一系列具体形象潜移默化地打造出富裕、先进、文明的理想国度，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完美的美国国家形象并传递了“自由民主”的美国精神和价值观念。因此，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电影中的手段，通过塑造具有传播亲和力的民族形象来传递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念。

（三）维护世界民族文化多样性。作为民族文化的外在形式和具体呈现，多元的民族形象可以丰富人类的精神世界和文化认知，构成世界民族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经历了数千年的传承且未曾中断，其中“仁者爱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道法自然”等价值观都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4]（p4）。此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至关重要的民族精神，也是我们对待民族关系、民族文化的核心观念。“自强不息”使我们的民族及民族文化具有强大的坚韧性和复生力，能够坚持民族独立、不向外力屈服；“厚德载物”使我们的民族及文化具有宽大性和包容性，能够胸怀宽广、保持国际和平。这些独特的中华民族价值观、民族精神都需要我们通过具体的民族形象进行展示，让世界更了解中国，更了解中国文化。

二、历史各阶段国产主流电影中民族形象的塑造

由于历史变革、政治运动和文化思想的种种原因，国产电影发展历程分割成相对独立的历史阶段，即“民国电影”、“十七年”电影、“文革”电影、“新时期”电影、“新千年以来电影”。每一个历史阶段中国电影都形成了不同的主导思想和创作特征，其中对民族形象的自我塑造也随之可以分为几个清晰的阶段，每一个阶段也都具有一种主导形象。通过对每个阶段主导民族形象的分析，可以看到民族形象对于建构国家形象和输出文化的作用。

（一）民国电影：苦难深重的悲情形象。从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诞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40多年里，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数次历史变革和动荡战乱，民生艰难，阶级矛盾、社会问题日益严重。面对这样的现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许多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加入电影创作，使得反映阶级压迫、社会矛盾、革命热情的左翼电影及其在抗战后的发展继承者成为了民国电影中的中流砥柱。民国电影中向海外传播的代表作有《庄子试妻》《姊妹花》《新女性》《渔光曲》《神女》《大路》《马路天使》《春蚕》《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等。这些电影正是民国电影中的主流，其中的主人公多为城市和农村下层民众，命运悲惨，备受压迫与伤害。所以这一阶段向海外输出的中国电影中的民族形象整体呈现为苦难深重的悲情形象，尤其是女性形象正是承载无限苦难的中国国家形象的化身。

（二）“十七年”及“文革”电影：精神饱满的革命形象。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电影创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电影生产体制由过去的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电影的属性由过去的市场调控的文化商品转变为政府主导的宣传工具，“十七年电影”（1949-1966）有着明确的制片原则，即电影必须为工农兵服务，塑造工农兵形象；电影的主导样式为革命现实主义。另一方面，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充满了生命的激情，电影艺术家也满怀豪情壮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对新中国形象的塑造当中。在这种背景下，这一时期的作品代表作有《白毛女》《小兵张嘎》《钢铁战士》《南征北战》《英雄儿女》《早春二月》《农奴》《青春之歌》等。这些作品中洋溢着乐观积极的精神气质，主人公们虽曾经备受苦难压迫，但最终都走上了积极抗争的革命道路，所以这一时期电影中的民族形象整体呈现为精神饱满的革命形象。但是由于创作受到政治语境的影响，“十七年电影”虽然对于民族形象及国家形象的塑造起到了积极正面的作用，但同时又呈现出脸谱化、公式化、单一化的特征。“文革”时期出现的更为极端的“样板戏电影”继承了这一特征并发展到极致。所以，整个“十七年”和“文革”电影中的人物形象虽然都是积极正面的，但是过于脸谱化的塑造方式使其显得有些虚假，并不能充分完全的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气质和建构起民族形象。

（三）新时期：蛮荒与边缘的“东方”形象。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再一次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电影创作也随之进入到新时期。新时期的时间范畴没有统一的限定，一般指1977年至90年代。随着对外开放的力度和需求越来越大，中国电影人对国产电影走出国门向海外输出也有了更强烈的欲望。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第五代导演将目光投向更古老的中国，自觉地对中国历史进行反思和追溯，代表作如《黄土地》《红高粱》《盗马贼》等。这些作品在国际电影节上陆续获奖，并引起西方世界对中国电影及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一情况对中国民族形象和国家形象在国际上的构建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但作用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因为多年来缺乏国际交流，中国文化的输出远不能和文化实力相匹配，第五代电影为新时期中国文化向海外的传播打开了大门；另一方面，由于第五代导演的创作意图，这些作品中的地理空间整体呈现为一种神秘的、落后的、蛮荒的古老景象，如黄土高原、乡村田野、西北荒漠，而主人公则多似鲁迅笔下禁锢在“铁屋子”里愚昧求存的人，恰好延续和迎合了西方世界对于古老的“东方文明”的一种想象与刻板印象。至90年代初《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霸王别姬》《秋菊打官司》等影片继续作为中国的主流电影在国际上大放异彩。为了得到“国际认同”，获得国际眼光的关注，部分导演和作品更加刻意地迎合了西方对于“古老东方”的“猎奇”心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的部分刻意放，甚至创造出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伪民俗”，使得中国电影进一步强化了消极落后、愚昧待开化的民族形象，“将整个中国文化推向一个更加边缘化的位置”[5]，且造成了一种文化误读。

20世纪90年代初，继第五代导演在国际上频频获奖为中国电影走出国门做出贡献之后，第六代（新生代）导演们也在国际上声名鹊起。不同于第五代对中国历史的追溯与反思和乡土中国的建构，第六代导演将兴趣放在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变迁上，并且更注重对个体的关怀和对现实的原生态记录。面对90年代市场经济的巨大冲击，城乡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六代电影代表作品如《小武》《北京杂种》《巫山云雨》《苏州河》等作品倾向于以城市中的边缘人为主人公，如小偷、妓女、下岗工人、吸毒人员等，表现正处于巨大社会变迁中的国人的精神状态，“性、摇滚、毒品、暴力也成了第六代电影的标志性符号”[6]。虽然，第六代电影使中国电影恢复了现时性和个人性，但与第五代电影一样构建了相对消极负面的民族形象，在国际上也造成了西方对中国形象的误解和片面化认知。

（四）新千年：脱离现实的武侠帝国形象。2000年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获得美国奥斯卡电影节最佳外语片奖项，这是第一部获得该奖项的华语电影。受到《卧虎藏龙》成功的启发，国内数位大导演带着冲击“奥斯卡”的目标，陆续推出了同一类型的武侠“大片”，如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陈凯歌的《无极》，冯小刚的《夜宴》。一时间“武侠大片”成为了中国新千年后十年间的主流电影，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也成功地实现了海外市场输出。这些作品虽有武侠片的外形如大量的打斗动作场面，但没有了传统中国武侠精神的内核。摆脱世俗束缚、追求自由的渴望以及对主流意识形态离经叛道的精神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更功利、更世俗的权力斗争。影片大都将重心放在了奇观场面的营造上，堆砌了大量而形式化的中国元素如宫殿、宦官、竹林、灯笼等，热衷于展示宫斗、阴谋、杀戮、乱伦的朝廷故事。这些影片“无意识地将中国打造成了一个脱离现实的武侠帝国”[7]。而这样的武侠帝国看似辉煌，却不能体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真实的文化实力。

三、当前国产电影民族形象塑造路径

除了少数地区之外好莱坞电影在全球范围内几乎畅通无阻，其中塑造的美国英雄和美国精神也随之被世界各国观众所喜爱和认同。好莱坞电影可以说是最成功的“主旋律电影”，这说明民族形象的塑造是需要策略和技巧的，当前国产电影中对中华民族形象的塑造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需要拓展电影类型，拓展对民族形象的认知范围，加强文化输出，进一步发展“新主流电影”，客观全面地塑造民族形象，自信地展示民族精神。

（一）拓展电影类型，拓宽文化输出渠道。前文提到，在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向海外输出的中国电影类型其实较为集中，其中民族形象主要分为几种：苦难的悲情形象，满足刻板印象的落后形象，积极的革命形象，武侠帝国形象等。同时，电影中常常出现的文化符号也相对集中，例如中国功夫、中国建筑、中国服装（旗袍）仍是海外观众印象深刻的部分，然而这些形象只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或局部形象。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各方面的实力都在迅速增加，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过去常见的人物形象和文化符号无法真正全面体现中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及当前中国实力的发展与变化。所以在国产电影中拓展电影类型，扩大民族形象范畴是塑造民族形象的首要任务。

例如全球畅销的好莱坞电影包括了科幻片、魔幻片、动作片、灾难片、成长片等多种多样的类型。这些类型的电影叙事通俗易懂、场面宏大、视听语言精湛、价值观念清晰明确，人物形象简单而鲜明，更容易突破文化屏障，获得全球范围内广泛的接受。目前国产电影已经开始学习和借鉴好莱坞的成功模式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19年，国产科幻灾难电影《流浪地球》将视野放到了人类及地球未来的命运上，也充分展示了中国人的想象力和价值观念。影片上映后一举成为全球非英语电影票房第二的作品，并且引起了国内外媒体广泛的讨论。观众一方面看到了中国科幻电影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也感受到了电影中不同于美国科幻灾难片的价值观念。在常见的好莱坞科幻灾难片中，一般都是主人公单枪匹马拯救世界拯救地球，体现出美国推崇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流浪地球》中，人类面临危机，最终靠的是各个国家间的互相合作。这是中国传统“集体英雄主义”观念的体现，同时也传达了当前中国提出的打造“人类共同命运体”的理念，只有全人类团结起来才能共渡难关。此外，带着地球去流浪的情节设定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情怀和守护家园精神的体现。

（二）更充分体现人类共同价值观，进一步发展“新主流电影”。多年来，国内电影学界根据电影创作者的核心诉求，一直习惯采用“三分法”进行划分：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这三种电影类型过去往往壁垒分明，相互独立。艺术与商业往往不能兼备，主旋律又与这两类电影不同。主旋律电影是中国电影中具有鲜明国家特色的一种电影类型，因其采用直接明显的“说教”和“宣传”手段形成一种强行灌输主旋律的感觉，往往不被市场（观众）广泛认可，同时电影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目标自然也无法实现，连带塑造民族形象和国家形象的可能也都落空了。

新千年以来，随着电影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电影的壁垒逐渐被打破，主旋律电影融入商业特征已经成为常态。这策略美国其实早已成熟运用，好莱坞电影正是借商业类型电影宣传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塑造民族形象和国家形象的个中高手，在叙事策略的运用上已经“炉火纯青”，以至于全世界各地的观众在潜移默化中被其中隐含的美国“普世价值观”所吸引而未察觉，更不至于引起观众的反感。这也说明，电影塑造民族形象及展示主流价值观需要恰当地运用一定的策略和技巧，将意识形态部分的内容与叙事性融合。另一方面，电影学术界和创作者都形成了一种共识，即主旋律的概念是在发展进步的，其内涵外延也有了新的变化“具有正面价值，能够振奋民族精神，激发人民奋发向上，有益于陶冶人民道德情操，强调电影的社会效益”[4]（p156）的作品都可以划入主旋律电影的范畴。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国产“新主流电影”或“新主流大片”的概念逐渐形成，即融合主旋律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商业类型的叙事手段，形成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化或商业电影的主旋律化。

新的界定使得电影创作者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可以更为灵活地运用有效的艺术手段。尤其是近几年，国产“新主流大片”积极正面地展示了新时代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民族形象，如《红海行动》《战狼Ⅱ》中在危险战区的维和部队与积极救援同胞的孤胆英雄；如《湄公河行动》《烈火英雄》《中国机长》中各行各业尽忠职守的职业楷模；如《攀登者》中怀揣梦想、勇于迎接挑战不畏艰险的登山队员。另一方面，这些影片在叙事策略和人物塑造上都在努力融合商业类型电影。例如融合战争片、动作片、灾难片等经典商业类型的奇观场面来吸引观众，人物形象也不再是传统过分强调“高大全”式的伟人与圣人。当前“新主流大片”中的人物形象既具有优良的品质如忠诚爱国、爱岗敬业、临危不乱、信念坚定、有勇有谋，但同时也具有七情六欲、性格缺陷，伟大的举动也可能带有个人动机，他们是更为真实、更具说服力的“平凡英雄”。相比较伟人与圣人，“平凡英雄”更能触动观众，获得观众的认同。可以说，“新主流大片”成功地通过人物形象塑造进而塑造了民族形象，并传达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民族精神：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同时也更为有效地传达了国家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当然，目前“新主流大片”在海外电影市场的表现还不够理想，被称为“墙内开花墙内香”。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些作品中还有一些文化价值观念在国际市场上不具备普适性，或者易于引起争议。虽然《战狼Ⅱ》中的台词“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激发了国内民众的民族自豪感，成为国内许多观众观影后最为津津乐道的口号，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国外媒体认为影片讴歌了狭义“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批评，而这是不利于电影在国际市场上的推广的。因此，电影创作者还需要进一步考虑作品在海外输出的可能性，创造出既具有国家特色又能够被广泛认同的民族形象，“国家形象的建构既要表达崛起的强势，也要内敛、中和、韬光养晦。”[8]更充分地了解世界共同价值观和更策略地塑造民族形象是向世界推广民族形象、国家形象的前提。

（三）全面客观塑造民族形象。通过前文中对国产电影各个历史阶段中主流电影民族形象塑造进行梳理，可以看到每一个阶段，电影中的中华民族形象塑造都具有片面化的特征，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至于在观众心目中形成了一种观感，即在塑造民族形象时主旋律电影代表官方态度，只展示政府及其官员正面积极的一面，而艺术电影体现民间立场，但往往过于迎合西方口味而注重国家负面形象的塑造，最终双方形成了某种对立。但其实每一种类型都可以起到塑造民族形象、输出中国文化的作用，只是在策略及技巧上有所区别。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中，国产电影或者过于迎合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想象，或过分沉溺于中国古代的辉煌历史，这反映出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内国内电影人对本国文化自信的不足或缺乏对当代中国社会变化和经济发展的客观反映。其实每一种民族文化都会存在良莠不齐、发展不均的情况，很多国家如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其实都在民族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对自己的民族性、国民性进行过反省和改造，并且通过各种文艺创作包括电影艺术体现出来。所以，展示本国文化中存在的问题和民族劣根性应当是为了反省和改造而不是为了迎合西方世界的兴趣和想象，沉溺于过去的辉煌文明之中看不到当下的问题也只会让一个民族止步不前。只有当一个民族自我意识真正觉醒并且有足够的自信时，才会更全面地塑造民族形象，展示民族精神。

总之，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世界文化交流日益加深，文化生活的国际化趋势日益显著，在世界文化格局处于复杂变化的当下要避免西方发达国家将文化交融变成“大鱼吃小鱼”式的文化侵略过程就必须坚持文化自信。我们应当通过电影艺术客观正面塑造中华民族形象，全面展示中国文化实力、经济实力等，积极主动地将中国文化、中国精神向世界输出是当前国产电影应该努力的方向，也是文化自信的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