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报任安书》的文献学解读

刘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晚年创作的一篇书信体散文，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将该篇系在武帝太始四年(前93)，时司马迁53岁。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则系在征和二年(前99)，兹采创作于太始四年说。《报任安书》既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是“了解司马迁发愤著书和为人的第一手史料”[1]399，也是一篇文学史中的散文名作。刘勰《文心雕龙·书记》称其“志气盘桓”而“各含殊采”，“杼轴乎尺素，抑扬乎寸心”。今人吕思勉则称该篇：“凡文字之美，有两方面，一曰势力，一曰音调，势力取其雄厚，音调务求谐和。此文于此两者，均臻极点。”[2]315全篇读来感情真挚，语言凝练流畅，颇具艺术感染力(1)韩兆琦主编《先秦两汉散文专题作品选》称该篇的创作“悲慨淋漓，跌宕起伏，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文情并茂的抒情佳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8页。，以至于文学史家称之为“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3]150，是“以剖白个人思想心迹为主的书信体散文”[4]180。至于其文学史意义，文学史家称：“在中国文学史上，纯粹的抒情散文，是从私人书信这一体中开始形成的。《报任安书》可以说直接启发了这一传统。即使在狭隘的意义上，这篇文章也影响了后世一系列的表述人生志向和人生感慨的名篇。所以《报任安书》虽不代表西汉中期散文的主流，却是很值得注意的作品。”[5]201也有文学史家称它“为汉代散文史上一枝旁逸斜出的奇葩”[4]180。要之，《报任安书》集中代表了司马迁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是与《史记》相媲美的经典之作。司马迁包括《报任安书》在内的作品创作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如《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称：“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又《汉书·东方朔传》称：“方今公孙丞相……司马迁之论，皆辩知闳达，溢于文辞。”只是传世者唯此全篇，以至于形成文学史里的司马迁就是“《史记》的司马迁”的固定印象。

坦白地讲，对于这样一篇有着重要文学史影响的散文，不管是它本身创作的艺术手法和文学魅力，还是篇中所蕴含的纂修《史记》的学术旨意，以及展现出的人格思想等，都呈现出“饱和”的解读状态，似很难读出新的意趣。兹尝试从新的路径重读《报任安书》，即援引文献学的手段及理念进入作品的阅读过程，在此基础上努力获得解读作品的新视角，得出新的阅读结论。众所周知，版本与校勘是文献学的两种基本手段，各种选本的《报任安书》的注释及整理也都会涉及异文的问题，但它主要是服从于古籍整理的规范要求。这里所称的《报任安书》的校勘，意在梳理基于流传史的《报任安书》的版本形态，并进而思索版本形态背后的生成机制。另外，校勘也不局限于狭义层面的文字校勘，而是广义的内容校勘，即不同文献载体(版本形态)中对同一题材内容的差异化表达或记述，这就涉及一些互见性的文本如何理解的问题。比如细读《报任安书》会发现，其中李陵史事的记述与《史记》李陵传所载(梁玉绳认为属后人补写)，司马迁在文中所述《史记》的撰作旨意与《太史公自序》所称，都不尽相同，而是存在细微的差异。再扩大一点，《报任安书》中涉及的个别史实的书写，与《史记》的记载也并非方圆相合。可见，出自同一位著作权者笔下的文字记录，却有着如此有趣的“差异”，怎能不引起读者的阅读动能？当然，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已经认识到此类“抵梧”现象，称：“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6]2737不妨带着这些“差异”和“抵梧”重读《报任安书》，或许会勾连出“潜藏”在文本深处的线索，从而获得《报任安书》作品本身的更多立体化理解。

一、《报任安书》的早期流存及版本形态

《报任安书》(以下简称《书》)最早载于《汉书·司马迁传》，本传称其撰写缘起云：“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责以古贤臣之义。”[6]2725故迁作此《书》以报任安。《书》(文字面貌依据清胡克家刻本《文选》，下同)称“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至意”，司马迁迟迟未复信任安，考虑到任安“抱不测之罪”，“恐卒然不可为讳”，遂借此复信抒发胸中的愤懑。司马迁虽贵为中书令，职比太史令高，但却形同宦者，“以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闒茸之中”，内心的悲愤是难以言表的。他在复信中袒露自己“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俊哉”的苦楚，辩白缘何为李陵申冤，表达矢志写史的坚贞意志，也显露出对武帝“明主不晓”的愤恨(2)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2册)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大胆揭露了汉武帝的喜怒无常、刚愎自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27页。。自书信内容而言，无疑有着忤逆龙鳞的风险，能否顺利地传递给任安，或者能否保存下来，都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性(3)《史记集解》云：“骃案：卫宏《汉书旧仪注》曰‘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这里的“有怨言”当即指的《报任安书》中流露出的愤懑之辞，或正牵连于该书信而出现裴骃所称的“下狱死”。。

《报任安书》却看似完整地保留在《汉书》中，这些忤上悖逆的言辞也保留在了所录的书信文本里，表明它并没有受到政治权力的影响而遭受“删改”。那么，问题在于班固所录此《书》源自何处？倘若书信寄给了任安，当时任安应尚处于囹圄之中，即便得以读信恐怕也很难保存下来。如果书信在传递过程中被截留，保存下来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甚至还会将司马迁置于危险的境地。笔者认为这是一封寄出但尚保留底稿的书信，证以《汉书·杨恽传》云：“章下廷尉案验，得所予会宗书，宣帝见而恶之。”这里所得的杨恽报孙会宗书，应该指的就是书信的底稿(4)据《汉书》杨恽本传，友人孙会宗致恽书，劝其收敛而有所戒心，并无悖逆之辞。按验杨恽，得恽致会宗书，宣帝不悦，知有忤乱之言，而会宗亦牵连免官。似乎表明书信已经寄给会宗，否则不会免官，推定按验所得致会宗书乃杨恽所留的书信底稿。，似乎表明自留书信底稿是当时人的惯例。司马迁卒后，不只是《史记》，连同《报任安书》的底稿应均由其外孙杨恽保存。按《司马迁传》即称“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又《杨恽传》称“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世传恽所撰《报孙会宗书》(以下简称《恽书》)，存在与《报任安书》相似的语意表达(以波浪线标识)，印证杨恽手中确庋藏司马迁《报任安书》底稿。如《报任安书》“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句，《恽书》表达为“幸赖先人余业，得备宿卫，遭遇时变，以获爵位”；《报任安书》“曩者辱赐书，教以顺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句，《恽书》表达为“足下哀其愚矇，赐书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报任安书》：“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恽书》表达为“爵为通侯，总领从官，与闻政事，曾不能以此时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与群僚并力，陪辅朝廷之遗忘，已负窃位素餐之责久矣”，句式表达具有明显的相近性。又《报任安书》“仆以口语，遇此祸，重为乡党所笑”句，《恽书》表达为“遂遭变故，横被口语”；《报任安书》“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句，《恽书》表达为“复奉先人之丘墓乎”，用词也相同。推断杨恽的确认真揣摩拜读了其外祖司马迁的《报任安书》(5)有学者甚至怀疑《报任安书》实际作于杨恽之手，参见徐鼎鼎《〈报任安书〉与〈太史公自序〉作者疑考》，载《国学茶座》总第13期，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1页。，留下了《报任安书》在司马迁卒后流传的重要线索。

《报任安书》除存在杨恽的私家收藏外，还应当有其他的副本形式留存。《史记·太史公自序》称《史记》“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史记索隐》云：“言正本藏之书府，副本留京师也。”又《汉书·艺文志》不仅著录《太史公》百三十篇，还著录司马迁赋八篇，都是汉内府藏有司马迁所撰《史记》及包括赋作在内的各类作品的明证。又《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称“文章则司马迁、相如”，该史学评断的依据同样是藏在内府的作品。再者，根据《史记·司马相如传》可知西汉时期存在就文人名士其家取书的制度，实际是以官方的途径保存文献的一种制度性安排。除藏在内府外，《汉书·司马迁传》称：“迁既死后，其书稍出。”[6]2737这里的“其书稍出”隐然与“副在京师”相呼应，似乎表明在民间一定的范围内也存在《史记》的流传，同样的情形，《报任安书》也应该在民间有所传抄。可见，《报任安书》在司马迁卒后应当有三种流存形式，即内府藏本、杨恽藏书信原稿和民间传抄本，导致该《书》必然会呈现不同的版本形态。

接下来便讨论《报任安书》早期流传的版本形态。《汉书》司马迁本传载录者是所见到的最早的且通篇完整的版本形态，编目为版本形态A。班固在传赞里评价：“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6]2738颜师古注云：“言其报任安书，自陈己志，信不谬。”充分肯定了其信史价值。该《书》的部分内容还见于《汉书·李陵传》，兹过录如下(依据中华书局整理本，下同)：“群臣皆罪陵，上以问太史令司马迁，迁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糵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以之与《司马迁传》载录本比对，会发现存在一些差异，主要是一些删节。如“与士信”后有“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句，这里就做了删节。另外就是异文，如“今举事一不幸”，迁传载录本“幸”作“当”；“深輮戎马之地”，迁传载录本“輮”作“践”；“抑数万之师”，迁传载录本作“卬亿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迁传载录本“暇”作“给”；“士张空拳”，迁传载录本“拳”作“弮”；“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迁传载录本作“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有删节容易理解，毕竟迁传已载录全文，没必要再行悉数照录，可以根据《李陵传》史事安排的需要，适当撮取《报任安书》的相关内容即可。至于异文，不太容易确定是流传中产生，还是班固依据了两个不同的《报任安书》版本。后者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西汉时期《报任安书》既然存在三种流存形式，必然存在版本差异，而班固纂修《汉书》有着相对丰富的史料，使得《报任安书》并不会限于一种传本。不管何种原因，《李陵传》所载录者呈现了《报任安书》的另一种文本面貌，编目为版本形态B。此载录本的个别异文还是值得注意的，如“卬”作“抑”，颜师古注云：“卬读曰仰。汉军北向，匈奴南下，北方地高，故云然。”而“抑”则传递出李陵不畏匈奴、敢于以少击多的英雄气概，似乎其义更胜。

《汉纪》卷十四《孝武皇帝纪》也载录《报任安书》(依据中华书局张烈点校本)，略有删节。兹与版本形态A比对，《汉纪》载录本语序有不同。如“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庭末议，不能引纲维，尽思虑。今以亏形，在阘茸之间，当何言哉”句，其下接“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云云；在司马迁传载录本《报任安书》里，恰与之相反。又如“夫仆与李陵，趣舍异路，素非相善也”句，迁传载录本作“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再者就是异文，如“仆少负不羁之气”，迁传载录本“气”作“才”；“挫亿万之师”，迁传载录本“挫”作“卬”；“军士无不奋躬流涕”，迁传载录本作“士无不起，躬流涕”；“疾没世而名不称于后世也”，迁传载录本作“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还有就是表达的差异，如“身虽陷败，其所摧破，亦足暴功于天下。仆以为陵之不死，(贞)〔直〕欲得当报汉也”，迁传载录本作“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兹复以《汉纪》与版本形态B比对，“今举事一不当”，陵传载录本“当”作“幸”，迁传载录本同《汉纪》；“深践戎马之地”，陵传载录本“践”作“輮”，迁传载录本同《汉纪》；“挫亿万之师”，陵传载录本“挫”作“抑”，迁传载录本作“卬”，“挫”或“抑”似均较作“卬”为义胜。又如“虏救死扶伤不给”，陵传载录本“给”作“暇”，迁传载录本同《汉纪》；“其所摧破”，陵传载录本、迁传载录本“破”并作“败”。可见《汉纪》载录本基本源出《汉书》迁传所录《报任安书》的文本，毕竟《汉纪》即隐括《汉书》而成书，不过其中也偶有值得注意的异文存在，如“挫”“破”等。《汉纪》载录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汉班固之后《报任安书》的流传面貌，存在一些诸如语序、表达及用词等的差异，编目为版本形态C。

版本形态的A、B和C代表了《报任安书》在汉代流存的三种早期文本，其版本关系可以表述如下：A与B大致属并列性的两个文本，而C出自A，但也存在部分差异。这些差异表明抄本时代的文献具有“变动性”，可以根据表达的需要而“随意”进行删节(《汉书》迁传所录其实也存在删节，参下文所述)，甚至调整语序，或者通过更换、插入及拼接等手段营造新的语词秩序。

《文选》所载《报任少卿书》是《汉书》迁传之外的又一完整文本，或称：“两本文字略有不同。”[7]127或称：“本传有删节。”(6)参见丁福保辑《司马子长集》所载《报任安书》的按语，清宣统三年(1911)上海文明书局铅印本，第四叶a面。整体而言，《文选》载录本尽管与《汉书》录本存在差异，但它基本保持了《报任安书》的文本稳定性，是与《汉书》录本“并驾齐驱”的一种版本形态；同时也是反观《汉书》所录《报任安书》文本面貌的“标本”，编目为版本形态D。以下将《文选》录本与《汉书》录本进行比对(同时校以影印日本足利学校藏宋明州本《文选》)。“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汉书》无此十二字，孙志祖《文选考异》云：“吴氏仁杰曰此犹刘向上书，而《汉纪》言其自称草莽臣，盖得其本文如此。”《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注释：“以上十二字，是此书的冒头，《汉书·司马迁传》删去，《文选》中则保留，并保留信末尾‘谨再拜’。”[7]132根据出土文献，该书信的“冒头”格式符合秦汉时期书信的体例，如睡虎地所出秦简家书冒头称“黑夫、惊敢再拜问中”，敦煌悬泉置遗址所出汉代帛书《元致子方书》冒头称“元伏地再拜请，子方足下”[8]130-131。班固应该是从作为史料的角度录入《汉书》，故删掉冒头。另外《文选》载录本也较《汉书》保留了一些语气词。此类差异表明《文选》录本很大程度上保留着《报任安书》的“原稿”形态，有着书信的语感，《文选》也恰是将之作为书信散文一类的文体而收入其中。至于其他的差异，其一为删节者，如“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汉书》无“综其终始”四字。又“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汉书》“凡百三十篇”前二十六字无。《汉书》删节此两处文字，或与司马迁本传已述及该内容有关，即云：“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作十表……作八书……作三十世家……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波浪线标识的部分恰大致属于删节的内容，为避免重复故在《报任安书》中予以省略。其二为异文者，如“教以顺于接物”，《汉书》“顺”作“慎”，明州本同胡克家本(以下凡明州本、胡克家本相同者不再列出)；“是以独郁悒而与谁语”，《汉书》作“是以抑郁而无谁语”，明州本作“是独郁悒而谁与语”；“适足以见笑而自点耳”，《汉书》“见”作“发”；“得竭至意”，《汉书》“至”作“指”，明州本作“志”；“修身者，智之符也”，《汉书》“符”作“府”，明州本同；“取与者，义之表也”，《汉书》“表”作“符”；“仆少负不羁之行”，《汉书》“行”作“才”；“货赂不足以自赎”，《汉书》“货”作“财”；“视徒隶则正惕息”，《汉书》“正”作“心”；“系狱抵罪”，《汉书》“抵”作“具”；“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汉书》“幽”作“函”，明州本同；“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汉书》“纪”作“理”。由此可以看出两种录本之间的文字面貌上的差异，即便是《文选》自身，因版本的不同也存在部分文字差异。

通过比对，《文选》载录本《报任安书》呈现出两个基本问题。其一，个别异文表明《文选》录本更合乎原貌。如“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半当”，《汉书》和明州本《文选》“过半当”均作“过当”，无“半”字。按李善注引顾野王《决》云：“‘所杀过半当’，言陵军杀已过半。”(7)顾野王《决》不清楚为何种典籍，从注“所少过半当”推测可能是《汉书》的音义注释一类的著述，倘成立，则顾氏所见南朝《汉书》传本即作“过半当”，与《文选》同。核之《史记·李将军列传》称：“陵军五千人，兵矢既尽，士死者过半，而所杀伤匈奴亦万余人。”陵以军五千而杀匈奴敌万余人，是自身军士的两倍，故云“过半”，其义更胜，更合乎《报任安书》本意。又“而仆有佴之蚕室”，《汉书》“佴之”作“茸以”。李善注引如淳语云：“佴，次也，若人相次也。”颜师古注引苏林语云“茸，次也，若人相俾次。”苏注同如淳注，则其所见《汉书》传本实亦作“佴之”，“佴”讹作“茸”。颜师古认为苏注非是，并注“茸”为“推也”之义，意即司马迁遭宫刑后而被推入蚕室。李善注称“今诸本作茸字”，则唐初所传各本《报任安书》均作“茸以”。据如淳、苏林注，作“佴之”更合《报任安书》原意，意即李陵降匈奴而堕其家声，迁又随之(相次)有蚕室之刑，于上下文意贯通流畅。其二，差异表明《文选》所录《报任安书》的文献来源当非《汉书》，有可能是南朝流传的司马迁集编本或者某一总集。按《隋书·经籍志》著录汉中书令司马迁集一卷，不太清楚该编本是隋时所编，还是南朝时旧有的编本。《经籍志》还著录有《文章流别集》等总集，都可能成为萧统的文献来源(8)《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南朝梁时传本《汉书文府》三卷，似乎是辑录《汉书》中文章的著述，其面貌与今传本不尽相同，也有可能成为萧统选《报任安书》的文献来源。。

二、《报任安书》存在的文本互见性内容

同出司马迁笔下的《报任安书》和《史记》，存在相同情节或题材内容的重复性表达现象，而这些表达之间有着或多或少的差异。此类差异应该考虑是著作者本人所造成，因为不同的心境，不同的文献支撑或依据，乃至于不同的撰写目的，都会使得相同或相似的情节或题材内容再次进行表达时呈现差异化的书写。比如李陵的情节，《报任安书》与《史记》里的《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便不尽相同；同样有关《史记》纂修的题材内容，司马迁在《报任安书》和《史记·太史公自序》里的描述也不完全一致。不妨将此类差异化书写的文本，称之为互见性的文本。此即以所举两例为对象，延展《报任安书》作品的辐射范围，也借以透视司马迁的创作过程、心态及其史学观念的变化。

(一)《报任安书》与《太史公自序》

《报任安书》与《太史公自序》(依据中华书局整理本《史记》，下同)的互见性文本，特别表现在有关《史记》撰写旨意的表述。《太史公自序》这样写道：“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9]3319-3320而《报任安书》则表达为：“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已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

比较此两段表述，首先，最明显的不同是《史记》篇目排序有异(如下划线所示)。《太史公自序》先“本纪”后“表”，与今传本《史记》一致，而《书》则是先“表”后“本纪”。据此细节，似可推定：司马迁遭宫刑直到撰写《报任安书》之时，《史记》仍未定稿，而且还一度考虑将“表”置于《史记》之首。这意味着“表”曾经在司马迁所构筑的《史记》体系中占有最高的史学地位，只是在最后定稿时才以“本纪”取而代之，这对重新认识《史记》“表”的学术价值不无启示。司马迁大概认为“表”可以体现《报任安书》所称的“通古今之变”的史学理想，历代学者也充分肯定“表”的史学地位和功能。如宋代郑樵《通志·总序》称“《史记》一书，功在十表”，清潘永季《读〈史记〉札记》认为“十表精能之至”，“网罗古今”“为一部《史记》之纲领”。今人也称十“表”划分阶段所体现出的“通变”思想，可谓“表现了深刻的历史观察和辨识能力”[10]100，甚至认为是《史记》最为精华的部分。其次，在撰写旨意上也有差异(如波浪线所示)。《太史公自序》表述为“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所谓“拾遗补艺”指补六义之阙(据《史记索隐》之解)，而“厥协《六经》异传”的含义，《史记索隐》注释为“迁言以所撰取协于《六经》异传诸家之说耳”，《史记正义》则理解为“太史公撰《史记》，言其协于《六经》异文，整齐诸子百家杂说之语，谦不敢比经艺也”，两者都阐述了何谓“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说，司马迁撰写《史记》意在使纷繁歧异的历史记述能够有所定论，达到史无异词的境界，从而成为他笔下的一家之史。《报任安书》的说法则是在“成一家之言”之外，还要做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两点追求在《太史公自序》里没有再强调，而是针对《史记》里的“书”有与之近同的表述，即“天人之际，承敝通变”。这有助于理解司马迁创作心境的变化，以及他看待《史记》史学价值的前后变化。推想起来，在《史记》最后定稿的阶段，司马迁淡化了“通古今之变”的追求，表现就是将“表”不再置于首，而是放在“本纪”之后。同时在“书”部分寄托他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追求，是一种“含而不露”式的淡化。《报任安书》作为一封私人书信，司马迁可以坦然地吐露自己的心声，尽情表达自己编撰《史记》的志向和旨趣；但《史记》完稿需要进呈到内府，汉武帝还会过目，这就使得作为《史记》总序的《太史公自序》在写起来有所拘谨内敛。最后，是司马迁对自己著作《史记》的期许略有差异(如双下划线所示)。《太史公自序》里希望《史记》能得“后世圣人君子”这样的知音，《报任安书》只是笼统地称以“传之其人”，颜师古注云：“其人谓能行其书者。”心境也显然有别。

(二)《报任安书》与《史记》李陵传

为李陵辩白是《报任安书》的主要题材内容，里面涉及李陵抗击匈奴的史事，而这些内容同样见于《史记·李将军列传》所附李陵传里(9)梁玉绳《史记志疑》认为《李将军列传》里“李陵既壮”以下“皆后人妄续也”，并进一步称：“无论天汉间事，史所不载，而史公因陵被祸，必不书之，其详别见于《报任安书》，盖有深意焉。”此备一说，暂仍视为出自太史公手笔。，也片段性地见于《史记·匈奴列传》里，相互之间的表述略有差异，同样形成互见性的文本。《报任安书》是这样描述李陵：“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半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人，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饮泣，更张空拳，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李陵传则云：“天汉二年(前99)秋，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山，而使陵将其射士步骑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余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专走贰师也。陵既至期还，而单于以兵八万围击陵军。陵军五千人，兵矢既尽，士死者过半，而所杀伤匈奴亦万余人。且引且战，连斗八日，还未到居延百余里，匈奴遮狭绝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虏急击招陵降。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匈奴。”[9]2877-2878又《匈奴列传》则云：“又使骑都尉李陵将步骑五千人，出居延北千余里，与单于会，合战，陵所杀伤万余人，兵及食尽，欲解归，匈奴围陵，陵降匈奴。”[9]2918

三种文本所述的史事没有太大的出入，但在细节上不尽一致。首先是李陵所率军士的数量微异(如下划线所示)，《报任安书》称“不满五千”，李陵传和《匈奴列传》均称“五千”。按李陵《答苏武书》(依据清胡克家刻本)亦称“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绝域”，作“五千”是。司马迁强调“不满五千”意在凸显李陵的寡不敌众，可据以略窥他为李陵申冤辩护的创作心理。其次是匈奴兵的数量(如波浪线所示)，《报任安书》称是“亿万之师”，即匈奴兵十万，陵传则称八万。核之《答苏武书》云“以五千之众，对十万之军”，“更练精兵，强踰十万，单于临阵，亲自观围”。看来《报任安书》“亿万”的说法是准确的，同出司马迁笔下的文字记录却如此不同。最后是《报任安书》里出现了一段陵传和《匈奴列传》均未记载的情节(如双下划线所示)，在《答苏武书》里也有相近的情节，云：“死伤积野，余不满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创病皆起，举刃指虏。胡马奔走，兵尽矢穷，人无尺铁，犹复徒首奋呼，争为先登。当此时也，天地为陵震怒，战士为陵饮血。”特别是“然陵振臂一呼，创病皆起”“争为先登”和“战士为陵饮血”句，分别与《报任安书》里的“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北向争死敌者”和“沫血饮泣”极为相近。这些细节是李陵当时奋力激战匈奴的场景，无亲历者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司马迁未曾亲历其境，也能够书写出与李陵《答苏武书》相近同的细节(10)有怀疑《答苏武书》非陵作的观点，如何焯《义门读书记》称：“似建安才人之作，若西京断乎无是。”又黄侃《文选平点》称：“此及《长门赋》皆作伪之绝工，几于乱真者，过于《尚书序》矣。”而梁章钜则认为出自李陵之手。参见刘跃进撰、徐华校《文选旧注辑存》，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8126页。，似乎表明这些细节并非出自司马迁的想象，而是实有所据。李陵《答苏武书》写在《报任安书》之后，司马迁不可能会参考到该篇《答书》，故推测是参考了当时的战报一类的文书档案资料，否则是断然写不出来的。李陵既已降匈奴，他也不会再给汉廷呈送战报，战报来自李陵所率残部回归汉廷者。按《史记·李将军列传》称李陵“其兵尽没，余亡散得归汉者四百余人”，战报的记录可能即来源于此，司马迁在内府文书档案里看到，而写进了《报任安书》。要之，司马迁正是根据这些战报文书档案，为李陵辩白，也书写出了比《李陵传》更多的细节。从这里可以看出，作为私人性质的书信，由于较少顾忌，较史传反而更具史料价值。

综上，《报任安书》的互见文本性揭示出两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是即便同一位著作者的笔下，在表述相同的情节或题材内容时也会前后不一致，甚至是相矛盾；二是互见性的文本之间会呈现“溢出”的细节，针对这些细节需要甄别研究，不能简单地予以肯定或否定。这都提示早期文本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应该抱持通融的立场，“不能根据局部细节否定整体，也不能相信整体而忽视细节问题，凡事都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11]14。写到这里，不由得想起四库馆臣对贾谊《新书》的评价，“其书不全真，亦不全伪”，早期文本的复杂性或许可类比于这种真伪参半的状态。这就需要真真切切地下一番功夫去细读作品，把作品的肌理和脉络“理”清楚，某种意义上讲，是否能得出确凿的结论反倒是退而求其次的事情了。

三、《报任安书》与《史记》相“抵牾”的文本细节

按照《太史公自序》所称的“整齐百家杂语”，司马迁的工作就是要在纷歧繁杂的诸种史说中审慎选择史料，确定统一的说法，按道理不应该在自己的笔下再“营造”出不同的史料记载或者史说。事实上，《史记》中存在着为数不少的此类记载前后不一的例子，同样在《报任安书》里也存在个别细节与《史记》记载相抵牾，看来“整齐百家杂语”是司马迁所努力的史学追求，不可能将所有的史料细节都做到天衣无缝，任何一位史学家也都很难具备这样的能力。理解《报任安书》与《史记》记载之间的不同，一方面是《报任安书》成文在《史记》定稿之前，代表了司马迁在某一特定阶段的史料选择取向；而《史记》则是司马迁尝试努力“整齐百家杂语”之后的定型面貌。故两者的抵牾，既可认识司马迁甄辨史料的过程侧面，也可成为印证司马迁“整齐百家杂语”史学追求的注脚。另一方面，有必要探讨并解释抵牾形成的背后“动因”，其路径是深植于文本内部和文本之间的逻辑关系，而不拘泥于史学的层面。兹以下述两个细节为例予以阐述：

(一)“孔子适陈”

《报任安书》云：“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也就是说，孔子不堪卫灵公与宦者雍渠同乘，而自己却为次乘之辱，遂离开卫国到了陈国。今检《文选》各本及《汉书》《汉纪》均作“陈”，则《报任安书》原当即作该字，无异辞。但《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却是这样的：“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过曹。”[9]1920-1921也就是说孔子离开卫国，不是到了陈国，而是直接到了曹国。李善注引《家语》亦云：“孔子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出，令宦者雍渠参乘，使孔子为次乘，游过市，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于是，耻之，去卫过曹。”此与《孔子世家》记载相同(王叔岷《史记斠证》称“今本《家语》无此文”)。针对这里的抵牾，李善注称“此言孔子适陈，未详”，五臣注本则笼统地注称“孔子耻之，去卫之陈也”。所见今人《报任安书》的注本，基本援引李善注，或称“到陈国事不详”[12]773，或称“此句说‘适陈’，不详”[13]244等。

《史记》的撰写始于太初元年(前104)，是一个相当艰苦的过程，需要处理各种史料，而且这些史料之间并不是统一的，而是异说纷呈，所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才说“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报任安书》创作于太始四年，此时《史记》还处于修订阶段，即便是遭李陵之祸时，《报任安书》也称尚处于“草创未就”的阶段。这与《史记》的定稿还有一段距离，司马迁在史料的甄辨和选择上还处于不断取舍的过程中，因此出现这种抵牾便是可以同情和理解的。故推测“孔子适陈”是司马迁撰写《史记》过程中的一种史料选择和认识，这种认识也“带入”到了《报任安书》的创作中，而孔子离开卫国到了曹国则是书写在《史记》定稿里的史料认识，如此可窥探到司马迁纂修《史记》在史料处理统一上的艰辛的修订过程。

如果细读《孔子世家》，会发现孔子有两次在陈国的经历，一次想去陈国而未如愿的经历。第一次到陈国，是在孔子耻与雍渠同载离开卫国之后，相继到了曹国、宋国和郑国，然后到达陈国，时在定公十五年(前495)。在陈国三年，又回到卫国。第二次到陈国是哀公二年(前493)，正是从卫国又返回陈国。而想到陈国而未能如愿的一次，则发生在孔子耻与宦者雍渠同载之前。先是孔子离开鲁国，去的“第一站”便是卫国，在卫国居十月离开，本来是打算去陈国，但在经过匡地时被拘，遂辗转又入卫国，接下来便发生了与雍渠同载之事。孔子在卫、陈和曹三国的行踪，可表述为如下三种排列方式：A卫国→(计划未如愿)陈国→卫国，B卫国→曹国(宋国、郑国)→陈国→卫国，C卫国→陈国。在ABC三种排列里，孔子的行踪主要由卫国和陈国组成，而且经卫国入陈国是“共有”的主线。即便是发生耻雍渠同载的B行踪，到达地里也仍有陈国，只不过绕道了曹国等国而已。这种史实逻辑给司马迁造成了强烈的印象，不管是孔子哪一次离开卫国，到达地里都有陈国，或如是之故，而有雍渠同载之后“孔子适陈”的书写。这意味着，从大的行踪范围而言，司马迁“孔子适陈”的表述其实并不错，只不过是省略了曹、宋和郑三国而已。自李善注开始的“不详”，症结在于将孔子离开卫国之后的第一个到达地即曹国，视为合乎逻辑的结果。既然曹、宋、郑和陈四国都是孔子离开卫国之后的到达地，选择到达地之一的“孔子适陈”也不见得就是抵牾。这是从文本内部的逻辑关系角度予以“圆融”此抵牾，同时也加深了对作品的理解。

(二)“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报任安书》云：“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明确称屈原遭到楚王的放逐，才创作了《离骚》。此与《史记·屈原列传》的记载存在抵牾，云：“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9]2481-2482显然屈原创作《离骚》并非在放逐之后，而是在被楚怀王疏远期间。《太史公自序》也称“屈原放逐，著《离骚》”，似乎表明屈原放逐期间而作《离骚》，是司马迁本人前后一致的看法，不知为何又与同出自己笔下的《史记》屈原本传不相合？李善引《史记》作注，未指出其中存在抵牾的问题；同样五臣注也只是称：“原事怀王，遭放逐乃作《离骚歌》，以讽诵之也。”此抵牾反映出屈原作《离骚》存在两种史料记载，一是在屈原放逐期间而作，此后的刘向、王逸等皆持此说；一是在屈原被怀王疏远期间而作。司马迁兼此两说，不免令人困惑，刘永济即称：“史迁一人亦有两说，理不可通。”[14]184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则称：“司马迁在《屈原传》中说《离骚》作于怀王疏屈原之后。这里所说，是根据流传的另一种说法。”[7]141学界对该问题也有持续而深入的讨论和研究，如汤炳正先生的《屈原列传理惑》。

如果细读《太史公自序》，会发现其中有些段落的语句袭用了《报任安书》，“屈原放逐，著《离骚》”也是因袭《报任安书》“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结果。《报任安书》是一封私人书信，有着司马迁强烈的个人感情投射。他以文王、孔子和屈原等人为例，表达发愤著书的志向。“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正是服从此情境和心境的书写，史料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反倒是次要的。正如汤炳正先生所指出的：“在传记体的《屈原列传》中，叙述严密不苟……而对抒情体的《报任少卿书》，则以发泄其愤懑之情为主。”[15]17“吕不韦之著《吕览》，乃在迁蜀之前，不在迁蜀之后；韩非之著《说难》《孤愤》，乃在囚秦之前，不在囚秦之后。然而决不能因此而说史迁对他们的事迹，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因为先秦两汉对此并无异说。盖史迁因情之所激，奋笔直书，致与传记体的列传有所出入。因此，‘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一语，乃史迁以概括之笔抒其情，并非以叙述之笔传其事。”[15]18也就是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是一种特定心境状态下的文学书写，而《屈原列传》里的屈原被疏远乃作《离骚》则是基于史料的书写，两者并非同一层面，所谓的抵牾乃是基于两种不同书写的内在逻辑。

相同史事的不同记载或书写而呈现的抵牾，既反映出司马迁笔下所面对的史料的纷繁歧异，以及他在不同认识阶段所做出的相应的史料选择，体现的是史学层面的史料之间的抵牾。但通过细读作品，又能够揭橥出造成这种抵牾的背后的逻辑关系，从而获得通融的理解而弥合了抵牾的存在。这启发看待早期文本的歧异性，一方面要认识到歧异牵涉文献来源的多元性和共存性，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歧异的生成有其内在的机制和逻辑链条，应该细读文本给予合乎逻辑的理解，以避免将歧异放大甚至否定史料可靠性的倾向，这应该是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

四、结语

文学史研究的主流是作家作品的范式，如何去围绕一位作家的一篇独立的作品，特别是经典作品开展重读和研究，是一件亟待从之也充满挑战的工作，因为它是文学领域的“一线”研究，难以出新的研究成果。再者，由于作品自身呈现的饱和式解读，难免造成审美疲劳的态势，也就很难唤起阅读的动力。比如《报任安书》，似乎思想上反映司马迁的愤懑和发愤著书，艺术上感情真挚充沛，语言流畅自然，就已经将这篇作品按住“命门”，不太容易再读出“新鲜”的话题和结论。其实，走入作品的内部，细读每一个文字记录的细节，吸纳传统文献学的研究范式，将一字一句之校勘延伸到相近同的内容、题材和情节的校勘，还是会发现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至少能够加深对作品文本的理解。重读《报任安书》，即以独立作品为对象，以文本细节为单位，既看到存在的诸如文字面貌、情节书写、史料记载等方面的歧异，又以此类歧异为导引，揭橥隐藏在作品文本内部的逻辑关系，对歧异的生成有所体察，也重塑对作品的理解。此种研读作品的旨趣，不妨将之概括为“文本细节的魅力”，对重读经典作品或许不无方法论意义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