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生态安全的重要论述研究

李娟

开栏语：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美丽中国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和启示意义。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同时又根据实践发展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新境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续探索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思想指引。2021年，适逢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步之年。在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如何高质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学界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为此，本刊从本期起特别开设“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专栏，坚持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面向未来的思路，希望与学界同人一道在构建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有新的作为，敬请专家学者关心关注并惠赐佳作。

[摘 要]习近平将生态安全作为新时代我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国家安全体系的内涵。习近平从理论、历史和现实三个维度论述了生态安全对于人类生存发展、中华文明传承延续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科学回答了为什么要开展生态安全建设的基本问题。习近平强调人居环境安全、生态安全屏障、生态资源安全是我国目前生态安全建设的三大重点领域，为现阶段生态安全建设指明了行动方向。习近平关于构建“五位一体”生态安全体系的思想，即合理规划国土空间、实施重大生态工程、健全区域联动管理机制、加强生态科技创新、防范境外生态风险，为生态安全建设提供了实践路径。

[关键词]生态安全;生态文明;总体国家安全

2014年4月，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①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包括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等传统安全和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等非传统安全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这是我国首次将生态安全正式纳入国家安全战略层面，丰富了国家安全体系的内涵，赋予了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同时将生态环境保护提升到了新高度。所谓生态安全，是指一国具有结构完整、功能健全的自然生态系统以及应对内外重大生态环境风险的能力，使得自然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能够满足人们健康生活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但也产生和积累了大量的生态环境问题，各类环境污染严重威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生态退化及其引发的自然灾害对我国经济社会运行造成巨大冲击。面对全国严峻的生态安全形势，习近平围绕防范化解生态安全风险和构建生态安全体系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对于我国推进生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生态安全建设的基本逻辑

生态安全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因大规模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威胁人类生存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区别于传统意义的现代新型国家安全形态。生态安全威胁具有日常性、不间断性的特征，因而某种意义上比军事侵略等传统安全威胁更具伤害性。维护生态安全不是简单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其背后有深层次的多重逻辑。习近平从理论、历史和现实三个维度全面论述了生态安全对于人类生存发展、中华文明传承延续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及其作用机制，科学回答了生态环境何以关乎国家战略安全以及为什么要开展生态安全建设这些基本的理论问题。

（一）理论逻辑：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①“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②当自然生态安全受到威胁时，人也将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因为人是自然界经过漫长进化和复杂演变的产物，本质上是从属于自然界的类存在物。与其他生物一样，人必须依靠自然界提供的阳光、空气、水和食物等生活资料维持肉体生存，自然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进行持续不断物质能量交换的“无机的身体”。③同时，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即人的实践活动“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得到客观的实现”。④一方面，生产劳动就是人改造自然的过程，自然为人类生产劳动提供原材料、场所、工具等一切物质手段和物质条件，没有自然界，人类什么也不能创造;另一方面，科学、艺术等高级意识形态也是人对自然能动反映的结果，自然对人类思想的启发具有本体论的重大意义，因而自然还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⑤更进一步，人类发展史就是人以劳动为中介不断对象化自然，从而不断改进生产工具推动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历史，自然界的存在状态也因人的实践活动由自在自然转变为人化自然，因此，“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⑥综上所述，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不可能在自然之上或之外，而只能在自然中生存，“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①人的肉体生活、精神生活以及人类社会发展都与自然生态状况密切相关，“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②因此，为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生存和持续发展，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生态安全建设。

（二）历史逻辑：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文明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社会进步的标志和象征。几千年前，人类祖先逐水草而迁徙，最终在气候温和、水量丰沛、森林茂密、土壤肥沃的流域定居下来繁衍生息，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和较为发达的农耕文明，缔造了繁荣兴盛的文明古国。为什么那些曾经强大的文明古国大多数没能延续至今？是什么原因导致其衰落甚至消失殆尽的呢？考古学家通过遗址发掘和研究发现，生态环境恶化是文明古国衰亡的重要原因。以古巴比伦为例：为了促进粮食生产，古巴比伦人不断开垦耕地，长时间连续耕种，过度引水灌溉，导致田地盐化越来越严重，最终土地变白无法种植农作物，古巴比伦的政治历史和它的城邦紧随着农业基础的崩溃而结束。楼兰古国的消失亦是如此，那里曾经森林茂密、草原广阔、水草丰美，是丝绸之路上往来商家的必经之地，呈现出一派商旅云集、经济繁荣的富足景象，但土地的过度开垦、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天然植被的破坏等人为因素，加劇了土地盐渍化、森林退化和生态失衡，随之而来的是沙化加剧、鼠害泛滥、自然生态系统再也无法承载人类经济活动，国家结构逐渐瓦解，楼兰文明湮灭于荒漠的吞噬下。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③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发展中积淀的深厚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的滋养，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古今中外那些因“自然的报复”消除文明发展成果的深刻教训“一定要认真吸取，不能再在我们手上重犯”，④否则，因生态破坏导致中华民族文化被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就是罪人，就会愧对后人”。⑤因此，为了让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传承延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生态安全建设。

（三）现实逻辑：生态安全问题的联动性与交织性

习近平强调，“必须清醒地看到，新形势下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增多，特别是各种威胁和挑战联动效应明显”，⑥“非传统安全威胁和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⑦任何一个领域的安全问题都可能对其他领域的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导致国家安全由单一风险向复合危机转变。从生态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关系而言，当前中国处于由大向强发展的重要时期，一些国家企图通过环境问题遏制我国发展，将环境议题政治化、作为辅助外交手段的倾向日趋明显。比如国外反华势力以环境人权为借口攻击中国政府;2010年初，周边国家以湄公河下游严重干旱为由制造中国大坝威胁论和干旱责任论，影响我国国际形象以及和平发展所需的国际政治环境。沙尘暴、雾霾等跨国污染问题正逐渐受到各国高度重视，生态安全引发外交摩擦与国际争端的概率会不断增加。从生态安全与社会安全的关系而言，由环境污染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成为我国新时期社会矛盾的主要类型，造成社会冲突，破坏了和谐安定的社会局面。生态环境矛盾与其他社会矛盾相互交织渗透，将进一步增加社会秩序的内源性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从生态安全与经济安全的关系而言，水土流失、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有数据显示，1949年以来中国平均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000亿元人民币以上，农作物受害面积年均超过4000万公顷，受灾人口年均超过2亿;2019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270.9亿元。①以上损失还没有包括物种消失等许多难以测算的潜在经济损失。从生态安全与文化安全的关系而言，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既是生态危机，更是消费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危机。总之，生态安全与其他安全问题内外联动、累积叠加，增加了维护国家总体安全的压力和难度，如果“扛不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就可能被迫中断”。②因此，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生态安全建设。

二、我国生态安全建设的重点领域

生态安全建设不完全等同于生态文明建设，生态安全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目标，生态文明则是生态环境保护的最高目标。也就是说，生态安全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没有基本的生态安全保障，生态文明就无从谈起。根据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解决问题的紧迫性以及影响的深远性，习近平重点强调了三个领域的生态安全，这既体现了抓重点工作、抓关键环节的工作方法论，也为相关部门面对宏大的生态安全问题有效开展具体工作指明了行动方向。

（一）保障关系群众健康的人居环境安全

“集中力量优先解决好细颗粒物（PM2.5）、饮用水、土壤、重金属、化学品等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③保障人民群众的人居环境安全，是生态安全建设的首要内容。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以及巩固执政地位的现实需要决定的。首先，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而言，坚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最高价值取向，“国家安全工作归根到底是保障人民利益……为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坚强保障”，④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宗旨与灵魂。水源、土壤和空气等生态环境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生命健康息息相关，所以，习近平指出，“环境就是民生”，⑤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而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将人居环境安全作为生态安全建设的重点领域，是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理念的具体体现，是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的实际行动。其次，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而言，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等人居环境要求越来越高，生态环境在群众生活幸福指数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环境问题往往最容易引起群众不满，弄得不好也往往最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⑥“经济上去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大打折扣，甚至强烈的不满情绪上来了，那是什么形势？……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⑦将人居环境安全作为生态安全建设的重点领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夯实立党之本、执政之基的必然选择。

（二）筑牢关系整体全局的生态安全屏障

所谓安全，最直观的理解就是具备有效防止外敌入侵的阻挡物，这是维护安全最基本的物质要素，如我国古代通常采用外围设置城墙周界来保卫国土安全和军事安全。同理，保障生态安全亦需要能抵御自然风险的生态屏障。生态屏障是指某一区域提供防风固沙、净化水质、水土保持、涵养水源、固碳制氧、保持生物多样性等重要生态服务，以确保其他地区的生态系统及经济社会系统免受损害的功能。生态安全屏障对于整个国家的生态安全起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重要作用，因而是生态安全建设的核心内容。

习近平指出，生态安全屏障没有任何替代品，“来不得半点闪失”。①我国关键要筑牢三大生态安全屏障：一是筑牢大江大河重要水系的生态安全屏障，增强长江、黄河、青海湖等流域的水源涵养功能，阻止西部荒漠向东蔓延;二是筑牢高原和重要山脉的生态安全屏障，保育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等区域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和独特的生态系统;三是筑牢边疆地区的生态安全屏障，在祖国边疆构筑起“万里绿色长城”，发挥防风、固沙以及防范外来生物入侵等空间阻挡功能。对于这些生态地位极端重要而特殊的区域，习近平反复强调要把修复和保护生态“摆在压倒性位置”，②而且对其不作GDP考核要求。“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如果把青藏高原生态破坏了，生产总值再多也没有什么意义”，③“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④“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⑤这些论述体现了习近平对“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不同功能定位的区域承担着不同使命任务”的深刻认识和整体思维，为重点生态功能区心无旁骛、一心一意保卫国家生态安全创造了良好政策环境。

（三）确保关系持续发展的生态资源安全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资源过度开发、粗放利用、奢侈消费造成的”，⑥生态资源“用之不觉，失之难存”。⑦习近平多次对水、森林、海洋、耕地等生态资源的安全问题作出重要指示：要“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维护海洋自然再生产能力”;⑧“耕地是基本的生态安全”，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18亿亩耕地红线必须坚守，“没有一点点讨价还价的余地”。⑨习近平还指出，“资源开发利用既要支撑当代人过上幸福生活，也要为子孙后代留下生存根基”。⑩只有中华民族的世代安全才是真正的安全和持久的安全，体现了习近平生态安全观的长远战略思维和高度历史责任感。

近期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生物资源安全的重要性。“引发这次疫情的病毒，包括此前的非典、高致病性禽流感等疫情的病毒，多数病原体来自野生动物或与之有关”，{11}生物安全的篱笆不扎好，“黑天鹅”事件就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突然袭来，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社会稳定和国家利益，甚至直接关系到人类这个物种“生存还是毁灭”的根本性问题。习近平指出，“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必须“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①坚决打击制止滥捕滥食野生动物的行为，遏制我国生物物种资源丧失和流失的问题，保护生物物种和遗传基因的多样性，维系我国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同时，生物安全威胁由于具有隐蔽性强、变异频率高、潜伏期短和危害严重持久等特点，已经成为一些恐怖组织用来破坏经济社会稳定和打击敌对国家的重要武器。外来生物一旦进入新的生态系统，因缺少天敌，肆无忌惮地生长，就会大幅挤占当地其他物种的生存空间，导致当地自然物种数量减少和质量下降，新生种群的定植扩张还会改变土壤原有的结构和成分，对整个生态系统产生根本性影响。中国作为当今世界快速发展的第二大经济体，处于世界复杂格局的中心、大国博弈的漩涡，面临外来物种入侵、生物技术威胁等生物资源安全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习近平明确要求，“要全面研究全球生物安全环境、形势和面临的挑战、风险，深入分析我国生物安全的基本状况和基础条件，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②将生物安全提档升级，作为生态安全建设的重点领域，这既是疫情的倒逼，也是中国的警醒，更是对全球安全的贡献，体现了我国生态安全体系动态完善、与时俱进的鲜明特征，也體现了中国共产党及时反思总结，将疫情教训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执行力。

三、我国生态安全体系的构建路径

生态安全建设是一项涉及广泛的系统工程。习近平强调，必须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绿色理念，坚持人工修复和自然修复相结合，统筹考虑国土空间规划、管理体制机制、生态科技创新、国际合作等综合措施，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③夯实国家安全的生态基础。

（一）合理规划国土空间，坚守生态保护红线

人与自然界其他生物原本保持着各得其所、和谐共生的良好状态，随着人类不断拓展生产生活领域，侵占野生动物的生态空间，使得原本寄生于野生动物的病毒与人类的接触面大幅增加，危及国家的公共卫生安全。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启示国土空间规划的极端重要性。习近平强调，要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家园。生态保护红线是指在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的区域以及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划定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原则上禁止任何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依靠大自然的自我调节和自我修复能力，使生态系统逐步恢复平衡，步入良性循环的健康发展过程。

生态保护红线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习近平指出，“要精心研究和论证，究竟哪些要列入生态红线，如何从制度上保障生态红线”。④一方面，要统筹考虑生态功能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应保尽保、应划尽划，形成生态保护红线全国“一张图”，实现一条红线管控重要生态空间。另一方面，要牢固树立底线意识，强化生态保护红线刚性约束。区域规划、经济社会活动都要与生态保护红线对标，不符合要求的要及时进行调整;强化用途管制，严禁任意改变用途，严格保证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①建立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实时监控人类干扰活动，“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②建立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定期评价机制，评价结果作为优化生态保护红线布局、安排县域生态保护补偿资金和实行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的依据，推动国家生态安全格局更加完善。

（二）实施重大生态工程，提升生态保障能力

生态工程建设是指通过人工措施重建被破坏或退化的生态系统，使得各类自然生态系统恶化趋势基本得到遏制，稳定性逐步增强，生态质量持续改善，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基本满足人民群众需求和国家安全需求。生态工程建设既是对资源过度开发的亡羊补牢之举，更是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未雨绸缪，是改善和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直接途径。习近平强调，要在“两屏三带”等直接关系到国家生态安全格局的核心区域，实施石漠化荒漠化防治、退耕还林还草、湿地保护恢复、防护林建设、高寒草原建设等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生态工程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事业，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久久为功才能取得预期成果。植根人民，依靠人民，是我们党的制胜法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沙漠化治理、防护林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涌现出许多典型事迹和崇高精神，充分诠释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习近平多次赞扬中国治沙事业中的人民力量，“要弘扬‘六老汉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的奋斗精神”，③“右玉精神体现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迎难而上，艰苦奋斗，是久久为功，利在长远”，“从塞罕坝林场、右玉沙地造林、延安退耕还林、阿克苏荒漠绿化这些案例来看，只要朝着正确方向，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代接着一代干，生态系统是可以修复的”。④在新时代实施重大生态工程建设，要继承发扬我国治沙工程中将荒漠变绿洲的右玉精神、塞罕坝精神、八步沙精神、柯柯牙精神等，鼓舞当地群众和干部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像接力赛一样，一棒接着一棒干下去，执着前进。只有这样，才能经受考验、战胜困难、做出成绩。同时，要创新激励机制，通过以工代赈、提供生态管护就业岗位等方式，吸纳更多当地人民参与到生态工程建设中，并将劳动报酬与生态保护的成效紧密结合起来，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生态修复和保护的积极性，凝聚起众志成城守护国家生态安全的磅礴伟力。

（三）健全區域联动机制，增强安全管理水平

习近平从自然生态的整体视野指出，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因此，建立健全陆海统筹的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是十分必要的”。⑤首先，要打破区域、流域和陆海界限，打破行业和生态系统要素界限，成立跨区域、跨部门、跨流域的协调管理机构，建立相互衔接的机构职责体系，形成对生态系统从山顶到海洋的全要素、全过程和全方位的一体化管理体制。其次，要对所管辖的自然对象“做一次大体检”，系统梳理和掌握各类生态隐患和环境风险，“研究提出从源头上系统开展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的整体预案和行动方案，然后分类施策、重点突破”，①科学确定生态修复和保护的任务、时序、责任主体、责任追究等，各行政区域签订联动治理责任书，使协调管理机构成为一个真正的责任机构和行动机构。再次，要建立统一的信息同步共享机制、联动预警机制、联动执法核查机制、跨界环境污染纠纷处理沟通和协调机制、联合应急机制和环境修复机制等，“防止各类生态环境风险积聚扩散”，②将“一体化”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生态安全的治理效能。最后，要落实领导干部生态安全责任制。“实践证明，生态环境保护能否落到实处，关键在领导干部。一些重大生态环境事件背后，都有领导干部不负责任、不作为的问题”。③要明确党政“一把手”对本辖区生态安全负主要责任，且党政同责，促使地方党政领导同心协力抓好生态安全工作，对盲目决策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领导干部，必须严肃终身追责，让领导干部真正成为生态安全的守护者、践行者、推动者。

（四）加强生态科技创新，提高精准防治能力

重视科技的历史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科学技术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力量源泉和物质基础，中国近代史上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的屈辱史早已证明，没有强大的科学技术，国家安全防线一攻即破。当前，科技越来越成为影响国家竞争力和战略安全的关键要素，在维护各个领域安全中的作用更加凸显。首先，要创新节能减排技术。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提出了通过改良机器实现原料节约化和废物减量化的重要思想。针对我国资源利用方式粗放、消费总量过多的现状，习近平提出以控制资源消费总量和控制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资源消费强度的“双控”机制，以环境质量和污染排放总量的“双控”机制，倒逼企业加强生产设备的节能改造，发展和采用清洁生产技术，最大限度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排放。这是习近平对马克思生态技术观的中国化发展。其次，要发展新能源技术。习近平指出，“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④要推动能源技术革命，立足国内多元供应保安全，形成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并逐步提高水电、风电、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质能、核电等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这既能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又能减少对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还能减少污染气体排放，因而新能源技术突破是我国生态科技创新的重中之重。最后，要创新生态环境问题的防治技术。要加强生态环境治理、修复等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力度，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重大生态工程建设等提供技术支撑。尤其要在大数据、云平台、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方面下功夫，健全完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体系，“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⑤为生态环境风险的评估、预警和应急管理提供精准的实时数据支持，把各类生态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做到“治未病”。

（五）加强国际环境合作，防范境外生态风险

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环境虽有国界相隔，但空气、水等自然资源的流动性使得一国的生态灾难必然超越国境，对周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生态安全产生威胁，而且全球化增加了污染扩散和物种入侵的风险。因此，习近平强调，“要高度重视境外风险防范”。①同世界各国深入开展生态安全领域的交流合作，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和周边国家的生态安全治理合作。我国是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与中国陆上接壤的国家有14个，隔海相望的国家有6个，地缘因素使得我国周边生态安全问题繁多，跨界影响关系复杂。要紧密结合“一带一路”倡议，与周边国家建立完善环境保护合作机制，充分表达我国的生态安全关注和诉求，签署跨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界河污染防治、大气污染、沙尘暴治理等方面的环境合作协议或合作备忘录，减少生态安全摩擦。同时，我国周边区域发展中国家居多，这些国家存在的发展和环境问题与我国具有相似性，为我国争取与周边国家的环境治理合作主动权拓展了空间。我国要在基础设施、环境技术、人员培训、经验交流等能力建设方面向周边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帮助他们解决与我国具有高度相关性的环境问题，全力打造我国周边生态安全屏障。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西方国家的环境污染转移和生态侵略现象。当前，在西方发达国家环境标准严格、环境成本较高的情况下，一些跨国企业借助资本的全球扩张，以投资建厂、国际贸易等方式将污染产业或本国垃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给他国生态安全带来严重隐患。对此，我国要保持高度警惕，在国际投资市场准入制度、海关检查制度等方面引入生态安全评价体系，坚决制止“肮脏产业”和洋垃圾输入。在后疫情时代，要特别注重防范外来生物入侵，探索新的快速准确的检测手段，探明外来物种的入侵机理、危害性及其控制措施，建立国家外来物种预警系统及监控网络，将危险外来生物拒之于国门之外，对已进入的外来物种要进行跟踪监控，密切注视其动态变化，努力消除对外开放中的生态安全隐患。

责任编辑：胡颖峰

责任校对：王俊暐 徐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