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养人 乐安民

为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诗词文章。他的许多作品不仅记录了当时的音乐活动和面貌，还表达了其独特的音乐美学思想。在被外放和贬谪过程中，苏轼经常接触到民间音乐，他的诗词文章中对各类音乐活动的描写、音乐感受的阐释多达上百篇，成为后世了解北宋文人音乐活动和创作的重要史料。

目前学术界有关苏轼音乐美学思想的研究文论除散见于各音乐美学著作之外，另有期刊、硕博士论文二十余篇。从文论数量和出版时间可以看出，近些年来，对于苏轼音乐美学思想的研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文论，表明这一领域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专家学者们或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或结合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从多个角度对苏轼的音乐思想进行剖析，使得研究成果更具新意和纵深感。然而，其中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缺乏对新材料的挖掘，相关研究还是以一些老生常谈的诗文为主，扩大对其诗词文章的研究以及对其文本的正确解读仍属于薄弱环节;二是研究大多围绕着苏轼儒释道三家一体的思想进行宏观论说，在微观探析上虽有少数学者从古琴艺术、佛家思想和民间音乐的角度进行了探讨，但对于其雅乐思想的研究尚未有学者涉猎。

通过苏轼现存的文学作品可以看出，其音乐活动十分丰富和广泛。他不仅关注民间音乐、参与词乐创作，对当时的雅乐制作也有着自己的看法。因此，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苏轼的音乐美学思想，也可以借此管窥北宋时期文人士大夫们对于雅乐的普遍性态度。

一、声律有缺  乐音难和

在元祐三年（1088年）的省试中，苏轼出了一道有关古乐制度的试题。试题中，苏轼首先对《周礼》中古乐的记载和后儒诠释的真实性提示质疑，并在最后策问到：“法之二三，乐不可正，后世虽欲淳天下风，美天下俗，将何以哉？”①即乐曲的形式不完善，雅乐便不能完备。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天下风俗淳美，又该如何能做到呢？从时代背景上看，这道试题与当时朝堂内关于乐律制度的争论有着密切的联系。北宋时期，朝堂上关于雅乐制定问题的争论始终持续着，“有宋之乐，自建乾讫崇宁，凡六改作”②。元祐二年（1087年），文彦博等大臣多次向宋哲宗请示改制雅乐，宋哲宗都给予了否决，否决的奏折就是出自苏轼之乎，分别写于当年六月一日、四日和九日。③由此可知，在苏轼拟定试题之前，朝堂中一直在讨论着雅乐的制定问题，苏轼也或多或少地参与到了这场“漩涡”之中。而苏轼的试题也明确地表达了他的雅乐观，“圣人之治天下，使风淳俗美者，莫善於乐也。”这些表达都说明苏轼认为雅乐在治理天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雅乐不完备的情况下，是很难使得天下风俗淳美的。这与儒家“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的观点相一致，也说明儒家的礼乐思想深刻地影响着苏轼的雅乐观念。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宋哲宗在延和殿听范镇新制的雅乐。进奏新乐之前范镇就曾与苏轼在书信中谈及雅乐制定一事，苏轼则在复函中对范镇制乐之事给予了褒赞。④参与聆听新乐之后，又作两篇诗文⑤赞扬范镇制乐的功绩。但苏轼对于范镇的评价是出于雅乐观念相同的原因，还是包含政治上的奉承迎合的可能呢？事实上，此事虽然在当时受到朝廷的重视，但其所制新乐最终并未被官方使用。杨成秀指出：“最重要的并不是范镇乐是否可用，而是在于它所凸显的‘四朝之老的‘爱君忧国之志的榜样，在于它所具备的君、臣、民各归其位的宗旨，在于范镇所代表的反对新法的政治立场。”⑥而在上述的三篇诗文中，苏轼多次提及并称赞的也是范镇制乐一事本身的意义。由此可知，苏轼对此事的称赞也主要是从社会政治角度出发的。

虽然在现存史料中没有苏轼关于雅乐制作看法的详细记载，使我们无法直接获知苏轼对于当时的乐议持有怎样的观点。但是从苏轼的试题依然可以探析出在北宋雅乐制作中，他对于音阶问题的态度，以及周代宫廷用乐制度的观点。

关于音阶运用的问题，宋代乐律家们存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反对应用变宫、变徵二音，而主张只用五声音阶;另一种是赞成应用七声音阶，并企图用理论来肯定七声音阶中各音的价值。⑦苏轼在试题中提出“传载先王作七声”“声止于四而缺其三”，说明他是持第二种观点的。同时，苏轼提到的“声止于四而缺其三”还涉及到了对于周代用乐制度问题的思考。关于周代宫廷用乐制度，历史上一直存在有关“周乐戒商”这一问题的探讨。“周乐戒商”是指自古以来学者们对于周代音乐是否存在商音以及“商”字含义的争论。其争论起源于两则史料，一则出自《周礼·春官·大司乐》，文中记载了周代祭祀天神、地示和人鬼的用乐情况⑧，所用音乐的介绍有关于“宫、角、徵、羽”的记录，但却没有“商”出现。第二则史料是《礼记·乐记》中孔子与宾牟贾关于周代乐舞《大武》“声淫及商”的谈论。⑨从东汉郑玄注《周礼》开始，历代讨论西周礼乐的学者对这一问题多有涉及，至今仍受到广大学者的关注。诸家学者各抒己见、莫衷一是。对于这两则文献中缺失或谈论的“商”字的含义，目前观点主要有三种：1.商音级;2.商调式;3.商代乐舞《大濩》中的音调。苏轼之前的学者如东汉郑玄、唐代贾公彦等人持第一种观点⑩，“商调式”的观点到唐代才由赵慎言首次提出？輥？輯？訛。而第三种观点是现代学者项阳先生提出的。？輥？輰？訛苏轼在试题中说：“声止于四而缺其三”，说明他是持“商音级”之观点的。并且他还认为《周礼·春官·大司乐》中出现了“宫、角、徵、羽”四个音，不仅缺少商音，还缺少两个偏音。因此他对周代雅乐的完备情况提出了质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轼对于北宋试图复制周代雅乐的做法是不太认同的。

二、礼乐乃治国之本

北宋建朝以后，為改变晚唐至五代以来文化思想衰乱的局面，以复兴儒家文化和传统为目的的复古思潮在文学领域盛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复古之风在政治、礼法、艺术、生活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北宋以古籍《周礼》《国语》作为制定雅乐的依据，从宋太祖到宋徽宗历经了六次大规模的雅乐改制，希望能够制出接近于远古三代的、理想化的雅乐。现存宋代关于雅乐乐论的文献有很多都是科举考试中的应试之作。杨成秀指出：“对文人士大夫们而言，探讨雅乐并不仅是音乐活动，更是一种学理性的、文本化的经典重建，亦是投考之门、治国之道。”？輥？輱？訛北宋文人士大夫对于雅乐问题的关注是宋代文化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苏轼在省试试题中提出古乐制度的问题便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时的时代环境所影响。这样的社会环境，提供了苏轼对雅乐抒发见解和思考的必然因素。

（一）辩证的雅乐思想

《陈隋好乐》和《唐制乐律》两篇文章较为集中地体现了苏轼的雅乐思想和观点。在《唐制乐律》？輥？輲？訛中，苏轼认为唐代自肃宗后政治混乱乃至亡国的原因是，在乐律上用太簇音代替黄钟音，即用“下声”代替“中声”。古代在音乐审美上认为声音过高则近于哀思，属于“下声”，宋太祖赵匡胤要进行雅乐改制便是出于这一原因。？輥？輳？訛而且苏轼晚年注解《虞书·益稷》时在“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中也提到：“乐工所以不能致气召物如古者，以不得中声故尔。乐不得中声者，器不当律也。器不当律，则与擿植鼓盆无异，何名为乐乎？”？輥？輴？訛这说明苏轼十分重视音乐乐律是否符合中声的标准。在《唐制乐律》中，苏轼认为乐律的使用情况对于音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音过高则乐不正;乐不正则民不淳;民不淳则国将亡。那么何为乐正呢？即是苏轼屡次提及的符合“中聲”标准的音乐。对于“中声”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是指符合儒家音乐审美思想的中庸平和之声，狭义是指实际音高，《唐制乐律》中的“中声”指的是实际音高。结合北宋雅乐改制的历史背景，其实不难看出苏轼在这篇文章中所表达的观点与当时朝堂内的乐改争议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北宋的六次雅乐改制过程中，黄钟律的音高标准也有过六次变化，其音高的制定也一直是乐改过程中争议的主题。苏轼此文中认为若是黄钟律的音高过高，则会有伤于国家政体，虽然其讨论的是唐代的乐律，却影射了他对于北宋乐律制定的态度。

《陈隋好乐》？輥？輵？訛一文中苏轼列举了陈后主、隋炀帝因纵情享乐而亡国，以及宋武帝在大臣的建言下仍不制备音乐的历史事件。蔡仲德先生提出：“苏轼认为陈、隋因淫乐而亡国、因悲乐而亡国，表现了其音乐美学思想陈腐的一面。”？輥？輶？訛但笔者认为苏轼在此文中并非是想要表达“淫乐亡国”的观点，而是想通过对比三位帝王对音乐的不同看法和作为来说明音乐在亡国中到底担负着什么样的责任。虽然在这篇文章中苏轼没有明确表述自己的观点，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对隋炀帝的观点和行为进行了批判，而对于宋武帝的思想给予了赞同。这篇文章为音乐发正声，打破了“淫乐亡国”的偏见，在苏轼看来，陈、隋的亡国主要是因为这两位帝王沉湎于对音乐的享乐而忽视了治理国家的重任，国家的灭亡是由于君王纵情声色享乐造成的，而不能因此将责任归咎于音乐。这种客观分析问题的思想体现了其音乐美学思想中突破时代局限的进步之处。

但苏轼为何一方面认为音乐的乐律不符合中声的标准便会导致国衰民乱，一方面又认为音乐本身与亡国无关呢？笔者认为，这与其整体思想特点有着一定的关系。苏轼的整体思想具有儒释道三家一体的特征，因此在对雅乐的态度上，苏轼既遵照儒家“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的传统观点，又能够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发展出其超俗的思想，洞察出音乐本身与亡国之难并无直接的关系。在《渊明非达》一文中，苏轼曾说到“五音六律，不害为达”？輥？輷？訛。修海林认为苏轼的琴乐审美观念具有“同一对象的两种美学性格”？輦？輮？訛，而苏轼对于雅乐的思想也与此十分相似，即具有“对立而又统一”的特点。

（二）礼乐治国胜于刑罚

在一些探讨政事的文章中，苏轼常会将政治举措和礼乐相比较，以此来表达他的治国理念。在《策略·三》中苏轼将音乐和刑法进行了类比，通过阐述其法制思想，认为当时北宋之所以存在内忧外患，是国家任用人才方面存在缺失，而不是法令没有完善的原因。文章提出：“夫法之于人，犹五声六律之于乐也。法之不能无奸，犹五声六律之不能无淫乐。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于人，苟不至于害人，而不可强去者，皆不变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輦？輯？訛音乐和法令一样，其本身不会对社会、国家产生危害，它们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取决于使用它们的人。如果皇帝能够善用贤者，那么律令便不会给百姓带来伤害。同理，若君王不沉溺于音乐，也不会致使国家政局衰落。这篇《策略·三》中所表达的观点恰好可以作为苏轼在元祐三年所出试题的“标准答案”。

在如何用音乐治理国家、教化百姓的问题上，《策别安万民一》？輦？輰？訛中苏轼提出安万民首要的便是施行教化。他认为，万民百姓都是有忠信廉耻之心的，若是用礼乐、仪式等进行教化，便能使百姓在耳濡目染中受到熏陶，从而安守自得。教化需要礼乐并举，但不能流于表面，否则便无法起到远恶向善的作用。《乐记》有云：“礼乐刑政，其极一也。”雅乐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社会功能是历代统治阶层所注重的。那么在国家治理中，应当如何实施礼乐？如何安排礼乐的比重呢？苏轼在《御试制科策一道并策问》中通过反驳皇帝所说的“痒序比兴，礼乐未具”，提出只有在礼乐完备之后，文化教育才能推行，而不是通过推行文化教育来完备礼乐。“今礼乐鄙野而未完，则痒序不知为教，又何以兴礼乐乎？”？輦？輱？訛在苏轼看来，雅乐的完善是治理国家的先决条件。

同时，在《礼以养人为本论》中苏轼认为司法部门在制定法令时增删任意，而在制定礼乐时便不敢轻易行动，这是敢于杀人而不敢于教育人。他在文中将礼乐共同论述，通过强调礼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也从侧面表达了音乐的重要性。“法者，末也……礼者，本也。”？輦？輲？訛治理国家应当以礼乐教化为主，而不是以刑法惩戒为主。朝廷以严苛的刑法治理天下，所以才会在推行时困难重重。若是以礼乐治理国家，不仅施行起来很方便，而且就算是实施过度也不会造成大患。而刑罚一旦实施过度，便会对百姓的生活造成巨大的伤害。故而，苏轼认为只有兴盛礼乐，以仁教治国，天下安定方能来日可期。

实际上，苏轼强调礼乐治国的思想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也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宋神宗时期大力推行王安石变法，其中许多措举在施行过程中导致民不聊生。苏轼早年倅杭时就曾写有“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輦？輳？訛，表达了对于受新法之弊而入狱的“囚犯”的同情。所以当元祐年间苏轼再次回到朝堂为官时，便更加重视宽仁治国的理念。在表达治理国家的观点中，他一直将礼乐作为治国之本，不仅体现了其仁政的思想，也表现出了其对雅乐的重视。

三、今之雅乐犹古之俗乐

在苏轼的诗词文章中有许多关于民间音乐的记录，其对于民间音乐的重视和参与也班班可考。然而在对雅乐表达见解时，却从未见到苏轼将雅乐与民间俗乐相提并论，是否说明苏轼对于雅乐和俗乐有着泾渭分明的态度呢？

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雅乐和俗乐的具体概念、分界一直处于模糊的状态。一般来说，统治阶层通常把能够表达政治目的和象征的音乐称为“雅乐”，而将流行于民间的音乐称为“俗乐”。例如周朝时流行于郑卫等地的民间音乐，就是当时“俗乐”的代表，被称为“郑卫之声”。后来也常用作“俗乐”的代名词，并与“雅乐”相对而言。根据苏轼在《杂书琴事十首·琴非雅声》？輦？輴？訛中所言，北宋时期的“郑卫之声”则是泛指从当时宋朝疆域以外传来的“胡乐”，但由于唐代天宝年间坐、立部与胡部中的音乐经常同台演出而相互融合，所以到了北宋时人们已经难以分辨出中华之声与胡乐的区别。例如北宋时部分琵琶乐曲中兼具外来音乐的因素和中华传统音乐的特点。在《琴非雅声》中，苏轼还提出了琴乐属于“古之郑卫之声”的观点。修海林认为：“《琴非雅声》一文反映的是其琴乐审美观念中的崇俗抑胡意识。”？輦？輵？訛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将苏轼的音乐思想过于片面化了。苏轼指出琴乐属于“古之郑卫之声”，不同于北宋时期将琴视为雅乐乐器的普遍性审美思想，不仅体现了其对于雅乐和俗乐不分轩轾的态度，同时还表现了他并不持有“崇华抑胡”的观点。早在嘉佑四年（1059年）苏轼服母丧结束，随父亲苏洵还京的途中，曾写有《舟中听大人弹琴》一诗，有言：“自从郑卫乱雅乐，古器残缺世已忘。千家寥落独琴在，有如老仙不死阅兴亡。”？輦？輶？訛诗中对于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此时的苏轼还认为琴是属于远古雅乐中的乐器。究其原因可知，当时他尚且年轻（22周岁），并未有太多的生活经历和音乐实践，他的思想主要来自于书本学习。而当苏轼经历过世事变换和仕途沉浮，也接触到更多地音乐，有了一定的音乐实践经验后，他逐渐发现了琴乐的发展其实根源于民间;雅乐和俗乐在本質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都是传统中华音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仅雅乐与俗乐之间相生相成，中华之声与胡乐也在不停地交流与融合。苏轼指出胡乐是当时北宋时期的“郑卫之声”，也体现了其对于胡乐的接纳态度。随着时代的发展，曾为“古之郑卫之声”的琴、琴曲可以成为现在人们推崇的乐器、乐曲，那么由此及彼，“今之郑卫之声”在将来亦可以成为后人们推崇的音乐。事实也证明，这些曾经在中国历史上鸣响过的音乐，显示了古人卓越的音乐创造力和智慧，都是现在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瑰宝。苏轼在这篇文章中所表达出的对于琴和胡乐的探讨和态度，恰恰体现了他对于雅乐、俗乐、胡乐兼容并收的音乐思想。

由于长期接触并融入民间生活，苏轼注意到了民间音乐在音乐创造和发展中的重要性。？輦？輷？訛他肯定民间音乐的价值，在日常生活中也时常参与到民间音乐和词乐活动中。但元祐年间苏轼在朝为官时，不仅词作的创作数量骤减，当谈论到音乐的政治作用时，苏轼的关注点更多地是聚焦在雅乐上，并未谈及到雅乐以外的音乐类型。这不仅是他受儒家礼乐思想影响的结果，也体现了在不同的身份状态的影响下，苏轼对于各音乐类型之权重的思量。虽然苏轼注意到了民间音乐的历史性和文化性，但是却没有关注到民间音乐在“移风易俗”中也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性。因为对于平民来说，宫廷中演奏的雅乐离得太遥远，反而是民间音乐与他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移风易俗、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民间音乐的作用要远远大于雅乐，这大概也是《诗经》中“风”的数量占全本半数之多的原因之一。作为一千年前的文人，苏轼的思想必然会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他能够认识到雅乐和俗乐之间的共同性以及它们在治理国家和人民生活中的不同价值与作用，而不是厚此薄彼，已是实属不易。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苏轼的雅乐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音乐与亡国没有必然的联系，音乐之于国家的关键在于统治者是否正确地使用它。雅乐是治理国家必不可少的手段，通过使用雅乐对百姓进行教化，能够达到移风易俗、安上治民的效果。而且在国家治理中，礼乐的教化比刑政的管教更有作用，只有礼乐完备，教化才能较好地推行。苏轼的这种雅乐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儒家礼乐思想的影响，同时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化环境也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次，用音乐施行教化，不能流于表面。没有思想和含义的音乐，不能被听众理解和接受，也就更不可能达到迁善远恶的目的。在当时，统治者只是重视雅乐的社会功能、一味追求复古，而忽视音乐本体，使得雅乐流于形式的情况下，苏轼能够关注到音乐本身所具有的内涵和意义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再者，苏轼认为雅乐和俗乐在本质上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都是社会中必不可少的音乐形式，雅乐是统治阶层施行教化、维护国家安定的手段，而俗乐是百姓们日常生活的娱乐形式，也是音乐发展的源泉，二者并无优劣之分。

苏轼的雅乐思想与当时的文化、政治、思想、音乐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当时的社会和生活中即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共通性，又有着独特的进步性。思想反映了以他为代表的一部分北宋文人对雅乐的关注和重视情况，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北宋文人阶层的雅乐思想以及音乐美学思想提供了参考。

①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7页。

② [元]脱脱《宋史·乐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937页。

③ 同？譹？訛，第1241—1243页。

④ 《答范端明启》，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

1986年版，第1359页。

⑤ 《范景仁和赐酒烛诗复次韵谢之》，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 1982年版，第1617页;《延和殿奏新乐赋》，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页。

⑥？輥？輱？訛  杨成秀《范镇雅乐观研究》，《中国音乐学》2013年第4期。⑦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

第390页。

⑧ [清]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

789—790页。

⑨ 同⑧，第1541—1542页。

⑩ 同⑧，第789—790页。

张孟蕊  天津大学智能与计算学部科研助理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