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诗歌现代性的美学演进与动态逻辑

2021-03-24 10:41刘波
江河文学 2021年1期
关键词:诗坛朦胧诗美学

刘波

以朦胧诗的浮出水面,来谈论新时期诗歌的发生,当是我们今天回望当代诗歌的某个起点。对新时期诗歌四十年的线性叙述,也是基于贯穿其间的那条隐秘线索,即重新接续“五四”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并在诗性的层面更新其语言、观念以及对现实的回应。新时期诗歌的内涵与外延,也在诗歌史的意义上得以确立。然而,“三十几年的诗歌史建立了一个体制,当代诗歌在分有这个体制,而不是分有历史。”当代诗歌的体制可能意味着某种等级的固化,“在这里文学史的权力高于诗歌的主权、诗人的声名大于诗歌、诗歌运动高于诗人的独创、现状大于历史。”这一总结指出了新时期以来诗歌在“体制化”过程中偏离本体后的困境。而能否打破这样一种渐趋固化的体制,从现代性问题入手,动态地梳理当代诗歌发展的内在逻辑,或许会是另一条“重估”与阐释的路径。

除了牛汉、曾卓、公刘、邵燕祥、白桦等“归来”诗人对当代诗歌的修复性探索,由北岛、芒克、根子等人建构的“今天”时代,确实又勾起了那一代知识人的心魂与血性,当那些激昂的、抵抗的、不屈服的声音浮现,现代汉诗重新接续上了一种现代的光芒。而后在舒婷、顾城、多多等个体诗人的话语实践中,朦胧诗又呈现出了另一条路径,这一“朦胧”的隐喻,其实与“今天”派还是发生了某种错位。现在整体来看,朦胧诗仍然是一种特殊时代的过渡性文学,它可能抛出了问题,但没有在更深层次上回到诗歌本身。1980年代中期以反朦胧诗的姿态闯入诗坛的“第三代”诗人,他们的诗歌虽然不乏青春写作的本色,但他们意识到了诗艺本体化融合创造的及物性和有效性。如果说之前的朦胧诗还带着某种政治抒情诗的过渡意味,那么,1986年前后的“第三代”和“后朦胧”诗人们,则以更张扬的方式为汉语诗歌设置了一个相对宽泛的体验性空间。

1986年,由诗人、评论家徐敬亚发起了《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联合诗歌大展,这两份报纸同步推出了几十个诗歌社团、群体和流派,总共发表了上百位诗人的作品。各种不同风格、不同美学观念的诗人以这两份报纸作为载体,同台竞技,不仅为当时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提供了方法论和评判的尺度,而且也对1980年代以来的先锋诗歌作了阶段性总结。以两报大展作为契机,之前朦胧诗人们所留下的一些困惑和疑难,随着新的诗歌格局的形成,似乎也变得稍显清晰。当时,“第三代”诗人们以反叛的姿态登上诗坛,他们对朦胧诗的反抗,一方面是出于青春期的情绪冲动,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一个时代“大我”书写意识的不满,尤其是针对朦胧诗人的集体主义代言人身份,他们表现出了一种基于“反动”的价值对抗。因此,当反价值、反文化与反崇高等各种叛逆口号出来时,他们其实也是想以此获得自己“平民书写”的身份认同与美学合法性。这一批年轻诗人以迫不及待的心态“闯入”诗坛,他们的路途也并非就是一帆风顺,其非主流的诗歌美学如异端一般,给那些无法接受他们的主流诗人带来了强烈的美学冒犯,他们“离经叛道”的写作也由此引起了很大争议。现在看来,这一批年轻诗人当时所坚持的书写,也可能是因不满足朦胧诗而生发的一种策略性的重塑自我之举。

当我们今天再试图去还原当时的写作现场时,其实只能通过他们的作品去认知,去印证,而无法再回到那样一种历史的氛围中。对历史的回望,也是掺杂了更多当下的个人情感和自我因素,真正要客观地呈现出一个时代的状貌,那也是有难度的。但我相信,朦胧诗之后的先锋诗歌经历了它本体意义上的起落跌宕,它也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构成了一个对抗或和解的重要命题。虽然有曲折,但是现代性这条线索一直贯穿始终。尤其是以1989年作为时间节点,之前的轰轰烈烈与之后的相对沉寂,看似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反差,实际上,现代汉诗在这一历程中真正获得了它应有的位置。不是说从中心退到了边缘,也不是因为朦胧诗人当年的众星捧月之势,而到了“第三代”诗人那里就失去了耀眼的光环,这样的光环从来不属于孤独的诗人们。以1992年为界,诗人们经历了时代的洗礼和思想的碰撞,投机者消失于诗坛,而那些度过了青春期写作而逐渐走向“精神成人”的诗人们选择留下来,继续践行自己的理想主义精神。这对于绝大部分诗人来说,应该是一种考验,因为只有诗歌这最“无用”的东西,能让一个人在精神上保持某种纯粹性,而在1992年前后的大转型格局中,先锋诗歌分裂成了两个有着隐秘关联的时间段,但有一条隐秘的线索串联起了两个时段的诗歌美学,那就是个人化写作的出场。

伴随着1990年代消费主义的兴起,个人化写作可能在1980年代“第三代”诗人们从朦胧诗的政治意识形态书写到日常经验记录这一转型基础上再次向前推进了一步,“自我的抵抗”要显得更加内在,更加复杂,也更富戏剧性。当诗人们选择由外向内转时,他们突出了思考和写作的主体性,在一种私人化的创造里彰显个体的价值。当然,这并不是说1990年代诗人们完全不再关心社会,不再介入时代,只是他们以另一种更内敛的方式完成了对时代和家国的书写。比如王家新,他在1989年前后所创作的诗歌,皆有對历史之罪的反思和对苦难意识的张扬,这种个体在大时代中的存在之境遇,的确让我们在对其予以同情之理解时,也真正找到了警醒之力。还有欧阳江河,他在1990年代前期的诗作,看似是对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化用与传承,事实上,他也是由中国的特殊现实深入到了更为内在的反思。诗人们从1980年代的集体抒情到1990年代的个人独白,从诗意表征上来说,看似体现的是其写作格调与美学的重构,实际上更是一种视野与心境的变化。尤其是像肖开愚所提到的“中年写作”,不仅针对具体的诗人,同时也是针对那样一个共同经历过“狂欢化”时代的诗歌群体。

1980年代诗歌的“辉煌”,某种意义上源于诗人们从“文革”解放出来之后被新时代所激活的那种“灿烂”精神,这与那个年轻的诗歌群体有关,他们寻求自由的实践,不仅是从反叛开始的,更重要的是需充分且彻底地释放自己的想象力。这种“灿烂”的诗歌精神在1988年左右达到了一个高潮,此后,随着诗人们“中年写作”的到来,以及时代的转型,包括海子的去逝,都也从一定程度上预示着某种青春写作的终结和诗意时代的远去。在1990年代,当代诗歌在消费语境的“裂变与转型”中获得了它的某种自足性,从诗歌的技艺和美学上看,1980年代中后期的乡土抒情虽然仍是主流诗歌美学,然而,讲究理性与智慧的叙事性写作开始兴起,并形塑了很多诗人的诗歌追求,他们不再满足于单纯的抒情,而是注重对日常经验的呈现。也就是说,1990年代诗歌看起来是对1980年代诗歌的一种反动,实际上,它是对其技艺和精神的某种深化与“辩证的否定”,这种超越也正是诗人们在写作上日渐趋于成熟的表现。

1990年代前中期,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时代环境,经历过1980年代的不少诗人下海经商,纷纷离开诗坛。而选择留下来继续坚守诗歌阵地的诗人,他们部分地改变了1990年代的诗歌生态,尤其是那一批隐秘地探索诗歌叙事性的诗人,打破了抒情一统诗歌写作的局面,为1990年代现代汉诗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虽然1990年代是各种写作杂糅的多元时期,但主导诗歌内部的仍然是现代性问题,如何变化以及怎样变化,决定着诗人们写作的方向。主流的抒情诗人与沉潜的先锋诗人,作为一明一暗两组并行写作的群体,他们为1990年代诗歌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空间。当然,这样的划分虽有简单之嫌,但也是基于一种记忆的现实。那一批有着“幽暗意识”的诗人,后来逐渐成为中国先锋诗坛的主力军,他们就如同一股潜于水底的暗流,以自己探索的实力宣告了1990年代诗歌美学所具有的内在变革。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很大程度上终结了1980年代先锋诗坛狂热的运动式潮流,以富有“历史意识”的原创写作证明了诗歌的“孤独”本质。

1999年在中国当代史上并非多么重要的一年,然而,它对于当代诗坛来说,却非平凡之年。这一年在北京盘峰宾馆发生的一场“知识分子”诗人与“民间立场”诗人的论争,开启了当代诗歌美学分歧的新篇章。“盘峰论争”作为引爆1990年代诗歌秩序的导火索,虽然看似从二元对立的角度将诗坛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但是,他们的诗歌美学也并非就是完全对立的,其表面上的势不两立,从一定程度上也引起了我们对当代诗歌历程的反思:在整个1990年代,中国诗歌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它是美学的,技艺的,还是立场与价值观上的?这些追问都可能会促使我们返回到当时的现场,去探寻诗坛分裂的真相。现在看来,所谓“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写作的自行对立,一方面是争取诗坛话语权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不同诗歌美学趣味分裂和撕扯的现实投射,包括他们之间的相互批评乃至人身攻击,都充分地验证了诗人交往的某种天真性。而在对诗歌本质的认识上,他们又有着相通之处,这正奠定了两个群体在新世纪以来交融暗合的基础,他们甚至还互相学习和借鉴,这样的结局当然是“盘峰论争”之后双方逐渐反思的结果。

如果说1999年中国诗坛遭遇了一场“事先张扬”的“意外”事件,诗人们之间的分歧和论争并非坏事,它恰恰又将诗歌推至世纪之交的文化前台,而紧接着到来的互联网时代,将这一论争又转移了网络上,甚至还直接唤醒了一部分1980年代出道诗人的回归。互联网的兴起,不仅是新技术革命,同样也给文化人带来了巨大的观念冲击。以前诗人们写诗,在发表上基本依靠傳统的平面媒体,这样的时间周期,或多或少也影响了诗歌的传播。尤其是很多年轻诗人还找不到发表渠道,互联网降低了发表的门槛,这相对自由的空间也的确解放了很多诗人渴望作品被阅读的想象。互联网对中国诗歌的促进有着划时代意义,它让更多不同风格的诗人得以在网络上交流,并且与读者还能达成及时有效的互动。比如新世纪初兴起的网络社区、BBS论坛、博客等,就影响了一批富有活力和创造性的网络诗人。当然,互联网在给诗人们的写作带来自由便利的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遮蔽了现代汉诗的内在复杂性,从而简化了诗歌写作的丰富内涵,比如说对口语诗的认识,就曾出现过很大的分歧。

如果从现象学的角度考察,在个体写作方面,新世纪之交出现了伊沙、桑克、雷平阳、余怒、臧棣、侯马、陈先发、蓝蓝等“中生代”优秀诗人,而从整体上看,几次诗学论争和互联网诗歌的兴起,则已经重构了当代诗歌史的经典形象。像“知识分子写作”“民间立场写作”“网络诗歌”“口语诗歌”“下半身写作”“新古典主义诗歌”等,都可以成为1990年代到新世纪诗歌写作的关键词。同时,各种诗歌民刊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小传统,诗歌出版也开始出现升温现象,网络上大量诗歌论坛的出现,皆带来了现代汉诗复兴的先兆。这一切都预示着新世纪诗歌将重新崛起于虚拟的互联网。由此来看,新世纪初的几年仍然处于某种过渡期,不仅是平台、载体和技术上的过渡,同时也是诗学观念、诗歌认知和写作立场的过渡。从诗歌发生学的角度来看,1990年代到新世纪正是“中间代”诗人立足于诗坛的阶段,作为先锋诗坛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写作的确为当代诗歌确立了一种不同于过往的新的美学风尚,而且也启蒙了一大批更年轻的诗人,这也是孙磊、朵渔、沈浩波、宇向、唐不遇、郑小琼等70后、80后等代际诗人开始登上诗歌舞台的原因。这一批更具活力也更有知识储备的诗人,他们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之上,又开创了诗歌写作的另一条路径。而且他们和“中间代”诗人一起,构成了新世纪之交诗坛的某种原创力量。他们的创新精神,一方面源于对朦胧诗以来先锋诗歌写作的扬弃,另一方面,也源于自身在思想解放上的独特趣味。一代又一代诗人的出场和崛起,的确重塑了我们的诗歌美学,不管这样的美学是反叛的、抵抗的,还是重新推翻自己另起炉灶的,他们都获得了再次突围的契机。

之所以认为新世纪之交以来的作品能够较为清晰地反映当代先锋诗歌的某种整体成就,还是在于诗人们所追求的多维度的写作格局,包括读者在接受方面的宽容度,都印证了新世纪诗歌的内在丰富性。它形塑了一批追求难度写作的诗人,同时也为诗歌史留下来更多值得揣摩和言说的诗学命题,这些命题不仅具有生发性,且还富有延续性,这也是我持续关注新世纪诗歌写作的缘由。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新世纪以来的二十年间,有些比较沉潜的诗人,他们一直坚持自己小众化的美学,那种远离诗坛的自我启蒙和沉淀,都可能为其诗歌书写带来新的“风景的发现”,这种发现也许就是那些为写作带来更大可能性的异质性经验。这对于曾经历过特殊历史时期的诗人,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了由1990年代的内敛式探索到新世纪的主体话语重建,当下诗歌又开始有了更多富于异质性和陌生化的面向,这是诗人们在诗歌技艺与现代意识上更为自觉的表现,然而,这也与读者形成了一种错位。尤其是在新媒体时代,不同读者对诗歌的理解和接受是不同的,相异的美学趣味和不同的文学素养,也决定了诗人与大众读者之间无法达成美学的一致性,这也可能在于对诗歌所持有的标准被消费时代所“异化”了。“新媒体时代的诗歌乱象的很多表征都是来源于尺度的错位,这样的错位导致诗人和诗歌的大量的无意义的耗散,也从相反的层面上制造了诗歌的‘虚热。”而在“虚热”背后,也有不少“娱性诗”的出现,这当是诗人们面临的普遍困境。如何持守纯粹的现代性,也许是今天诗人们所面临的更大挑战。

(本文为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1978年以来当代诗歌批评与诗人创作的互动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D029)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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