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症

［澳］格雷格·伊根 南瓜

【作者简介】

澳大利亚科幻作家格雷格·伊根（1961-）毕业于西澳大学数学系，以科学基础严谨的硬科幻著称。严重的社交恐惧症患者，专门在自己个人网站上用大号字体声明，网上流传的他的照片都是假的，另外还做了個链接嘲讽谷歌引擎的愚蠢。其作品《大洋》曾获雨果奖、阿西莫夫读者奖以及轨迹奖，《置换城市》获约翰·坎贝尔纪念奖最佳小说奖。

作为某种形式的道别，悉尼最后的那天早上，我去了邦迪海滩。在海里游了一个小时之后，我躺到沙滩上眺望起了天空。小睡一觉醒来，晒着太阳浴的人们中间多了六个摊位，正在施配某种最新的时尚玩意儿：阳光文身——全身镜大小的触摸屏上面，你可以个性化已有的设计，或者是通过软件的协助自行创新。电脑控制的喷印器会把未生效的颜料喷涂到皮肤上，一个小时的紫外线照射后，文身的效果就出来了。

随着日头渐高，我看见了后肩上栖息的大黄蝶、上身盘着的紫青龙，还有缠在整个身体上的木槿花链。四周竞相争艳的这些图案，让我情不自禁把它们当成了胜利的旗帜。整个童年岁月中，没什么比黑色素瘤的威胁更让人感到害怕——到千禧之交那阵，没什么比脖子连到膝盖的紧身衣更令人觉得酷炫。出现在二十年后的这些精心设计的装饰文身，是为了鼓励、夸赞太阳辐射;是为了宣布，被驯服的并非太阳，而是自己的身体;是为了宣告，我们打败了癌症。

我摩挲着左手食指的戒指，透过金属能感受到令人心安的脉动。血液从手指的静脉中流出，又绕着指环的中空部分继续前进。戒指的里侧配置有数十亿个细小的传感器，弹簧式的漏斗状结构神似微小的捕蝇草，每一个的宽度都只有几百个原子大小。血液中每一个相当大小的分子撞上这些陷阱后，会被它们以充足的时间和力度压缩、包裹起来，并在检测其分子形状及化学特性后予以释放。

所以这枚戒指很清楚我血液里有些什么东西。它还知道其中哪些东西属于我，哪些不属于。在它无情的审视之下，任何病毒或细菌感染，乃至远在血液循环末端的微小肿瘤，它们的生化标记很快便无所遁形—— 一旦诊断出问题，治疗几乎会瞬间开始。传感器边上植入有程控催化剂，这种万用分子能在计算机控制下改变形状，只要为这些催化剂选择恰当的形状序列，就能利用血液中循环的原材料制造出各种药物——将所需的成分聚集到一块，就像是在用石膏模具制坯。

治疗药物会在数分钟甚至数秒内输送至病灶处;感染在扎根之前就会被清除，微小的癌细胞还未成长或扩散便告消弭。靠着卫星连接的庞大医疗数据库及必要的额外计算力，这枚戒指能给予我某种足够迅速、足够聪明的电子免疫系统，任何病情都不在话下。

那天早上来海滩的人里，并非个个都拥有个人健康卫士。不过，以家庭为单位的周度治疗，甚至于每月一次的全科检查，已足够大幅降低他们患癌的风险。尽管黑色素瘤是我最不在意的问题——皮肤白皙的我照旧涂满了防晒霜;无论致命与否，晒伤了都会疼——有了这枚戒指保驾护航，我能幸免一万种其他问题，我早已把它视作了身体的重要组成之一。从安装它的那天起，我的预期寿命便增加了十五年——毫无疑问，银行风险评估软件的假设中，我的工作寿命也相应被延长;毕竟，这玩意的贷款我得还到六十多岁去了。

我轻轻扯了下那圈朴素的金属带，直到感觉深入肉体的针状细管给出了尖锐的警告。这种型号虽没法像共享设备那样随时穿上和取下，不过也就是局部麻醉加五分钟外科手术的事情。在乌干达，一枚健康卫士机器需要为四千万人服务——或者说，为少数能使用它的幸运儿服务。戴着我个人版本的戒指飞过去，差不多跟文着巨大的阳光文身过去一样愚钝。而我要去的地方，癌症百分之百地没有被征服。

话又绕回来了。疟疾、伤寒、黄热病和血吸虫病拿我没办法，只要不取掉戒指，我就能免疫所有这些类型的病……可是，疟疾寄生虫素来出奇的诡谲，持续性的监控能给我提供更为可靠的保护。出个差有一半时间躺在医院里，那我去还有什么意义？何况，村子或者贫民窟里的小老百姓想必也没几个认识这戒指，哪还会因它心生不满？我有点过于敏感了。

我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朝自行车停车架走了过去。回望沙滩，一种从泡影般如意和恬静的梦中醒来、心有不甘到阵阵刺痛的感觉突然向我袭来;一时之间，我只想闭上眼睛再回我的美梦。

丽莎在机场为我送行。

我说道：“只去三个月而已，很快就过了。”我安慰的并非是她，而是我自己。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她平静地笑着，没有什么压力;因为这完全是我自己的决定。在她眼里，我显然是罹患了疾病——青春期理想主义的极晚期涌动，要不然就是极早期的中年危机——她则采取了一种审慎、非判断性的临床态度。这让我很生气。

“然后错过我主刀癌症手术的最后机会吗？”这句话稍微夸张了一点;未来数年里，些许癌症病例还是会成为健康卫士网监控下的漏网之鱼。我大部分的日常工作是创伤治疗，而创伤本身也在经历着变化。计算机控制的保护措施让交通事故几近绝迹;我怀疑，只要再过不到十年的时间，手被卷进传送带之类的事故也会就此跟大家再见。若是向来络绎不绝的枪伤和刀伤也没了踪影，我就只能参加隆鼻再培训，去给橄榄球运动员治疗了。“我该跟你一样去做产科的。”

丽莎摇摇头，“再过顶多二十年，母亲和胎儿之间、两者各自体内的分子信号都会被破解。到时候就不会有早产，也不会有剖腹产或者并发症了。健康卫士会把我的工作也顺手接走。”她面无表情地补充道，“接受现实吧，马丁，我们注定会被淘汰。”

“也许吧。就算我们真会被淘汰……不同地方的淘汰速度也是有快慢之分的。”

“真到了那时候，你是不是就会直奔那些仍有需求的地方去了？”

她虽然是在逗趣，不过我却很严肃在考虑这个问题。“等我回来了再说吧。三个月没有现代化设备给我用，说不定我就彻底清醒过来了。”

航班开始登机，我们在机场吻别。我突然意识到，我不知道自己为何要踏上这趟旅程。远方陌生人的身体健康？别逗了。也许我一直都在自欺欺人，觉得自己真有那么大公无私——希冀丽莎能一直劝我放弃，再找点理由让我能借坡下驴留下来。我早该知道，她这人压根不吃这一套。

我坦白道：“我会想你的。非常想。”

“希望如此。”她一脸不开心地拉着我的手，最后还是认了命，“你是个傻瓜，你知道的。小心点。”

“我会的。”我再吻了她一下，悄然地走了。

在恩德培機场接我的是肿瘤专家玛格达莱娜·伊甘加，她来自无国界医生组织筹建的某个小团队，致力于协助不堪重负的乌干达医生解决日益增多的耶尤卡病病例。伊甘加是坦桑尼亚人，不过她的身影曾活跃在整个东非地区。驾驶着破旧的乙醇动力汽车前往坎帕拉的三十公里路上，她跟我讲述了在内罗毕那会儿，她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一点摩擦。

“我试图说服他们给耶尤卡病建立一个流行病学数据库。他们说，不错的点子，去跟癌症流行病学专家委员会提详细的建议就好，我于是便去了。委员会说，我们喜欢你的建议，可是，亲爱的，耶尤卡病是一种传染病，所以你得把这个提交给传染病专家委员会才行。而传染病专家委员会最近一次的年度会议，正好在一个星期之前跟我擦肩而过。” 伊甘加沉沉地叹了口气，“最后我是自个儿用一台旧386①和借来的电话线，和几个同事一块把这事给做了。”

“三八什么？”

她摇着头，“以前的计算机术语，不用在意。”

坎帕拉地处高海拔地区;尽管我们正位于赤道上，而且时间也快到正午，气温却顶多只有30度。维多利亚湖上吹来一阵潮湿的微风，云层低低地从我们头顶上滚过，一次又一次地聚成下雨的形状，然后又再度消散。他们跟我保证过，说现在正是旱季，最糟糕也不过就是偶尔一场雷雨。

左侧的片片沼泽地中，一堆堆棚屋渐次出现。向城市靠近的途中，我们路过了层层叠叠的棚户区，其中那些更老旧、规划更整齐的棚子类似于满是泥污的乡居，其他看着则像彻头彻尾的难民营。耶尤卡病病毒引起的肿瘤大多扩散速度快，但成长速度较慢。通常情况下，患者在病逝前几年便会失去行动能力;一旦患者无法再度从事重体力的农活，他们就会试图到城里去找个活儿干。2013年左右，耶尤卡病出现在乌干达南部的时候，该地还仍旧遭受着艾滋病的困扰;事实上，一些病毒学家认为，艾滋病造成的免疫抑制人群成了某些毒性较弱的病毒成长的土壤，后来逐渐变异出了耶尤卡病病毒。尽管耶尤卡病不具备霍乱和肺结核那么强的传染性，但拥挤的环境、恶劣的卫生条件以及长期营养不良，把贫民窟变成了疫情的重灾区。

我们在两座山丘夹道欢迎之下向北行去，横亘于另一座小山之上的坎帕拉腹地渐渐出现在我们面前。比之几个小时前我乘飞机路过的内罗毕，坎帕拉看着更为整洁利落。这里街道和低矮建筑呈大间距的平面布局，规划得错落有致、整齐划一，又不至于变成网格线或者同心圆式的死板几何图形。自行车、汽车来来往往，道路罕有水泄不通的时候;喇叭声、叫喊声不绝于耳，司机们仍旧心情顺畅。

伊甘加绕过中央的山丘，取道向东。我们的右侧是绿油油的运动场和高尔夫球场，左侧是殖民时期建造的公共建筑以及围栏高耸的外国使馆。举目望去，看不到密密麻麻的贫民窟，不过在绵延的公园里，倒是能看到不少临时棚屋，甚至还有菜园子，逐渐蔓延进了公园深处。

时差还没倒过来的我惊奇地发现，这个我心心念念了好几个月的抽象地方，竟然是真的有地、有房、有人。我用来了解乌干达的那些二手资料，大多源于战区和灾区的新闻摄像片段;身处悉尼的人要如何才能想象，这个国家除了疯狂剪辑得来的士兵、难民和被炸飞的尸体所凑成的视频之外，还有别的事物？事实上，叛军的活动范围仅限于该国最北部的一块日渐缩小的区域;最后一波扎伊尔①难民也大多在一年前各自回了家。尽管耶尤卡病问题很严重，可人们也并没有真的四处倒毙在大街上。

马凯雷雷大学位于城市的北边;我和伊甘加都住在那里的招待所。一个学生带着我去了房间，房间倒是普普通通，不过洁净得一尘不染，让我甚至不忍心坐在床上，以免弄脏被单。洗漱和整理好行李后，我又和伊甘加会合，一同走过校园，来到大学医学院附属的穆拉戈医院。我们走进大门的时候，马路对面正好有一支足球队在练习，真是一副让人放松的平凡景象。

伊甘加把我介绍给了周围的护士和护工;每个人都很忙碌，但每个人都很友好，我则拼着命记忆这一连串的名字。病房里挤满了人，走廊上也满是病患;一些人能有病床，但大多数都只能躺在床垫或毯子上。建筑物本身很破旧，有些设备估计得有三十年历史了，可环境却一点也不脏;所有的床单都很洁净，地板看起来和闻起来是如此干净，仿佛你可以直接在上面做手术。

伊甘加带我造访了耶尤卡病病房第二天要做手术的六位病人。医院倒是有一台断层扫描仪，不过坏了已经半年多了，一直在等着钱更换零件;所以我顶多只能用上廉价的造影剂（如钡汤）做平面X射线检查。对于某些肿瘤来说，判断其位置和状况的唯一手段就是常规的接触诊断。伊甘加指导着我的手法，让我不至于施力过猛;我这样的热心初学者可能会造成病人伤上加伤，她在这方面的经验要比我多得多。三维图像在我的工作站上旋转、软件同时对创口选择提出建议的世界，已经成了往日梦幻。不过，我还是固执地亲手做着这项工作：通过触摸慢慢探索肿瘤的位置，在脑海中想象它们，在X射线上做标记或画草图。

我向每个病人解释我会从哪里开刀，我会切掉什么，以及可能的效果是什么。伊甘加在必要的时候会为我翻译——要么翻译成斯瓦希里语，要么翻译成她所称的“蹩脚的卢干达语”。消息总是喜忧参半，但大多数人似乎都抱着种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态度。手术很少能治愈耶尤卡病，通常只能让患者再苟延残喘个几年，但这是目前唯一的选择。放射性治疗和化学疗法都没有用，医院唯一的健康卫士机器也无法为哪怕少数的那些幸运儿生成定制的分子疗法;疫情出现已经七年，耶尤卡病依旧没有被研究明白，相关的软件根本编写不了。

等我忙完的时候，窗外已经一片漆黑了。伊甘加问道：“你乐意去看看安的最后一次手术吗？”安·柯灵斯是位爱尔兰志愿者，我就是来接替她的位置的。

“当然。”之前在悉尼的时候，我已经看过了一些这里的手术视频，可是没找到任何相关的虚拟现实场景，能让我先行“上手”演练演练;柯灵斯留下指导我的时间也统共只会有几天而已。令人痛苦不堪又充满讽刺意味的是：外援的外科医生总是缺乏经验，国内的医师又个个忙到脚打后脑勺。乌干达的医科学生在学费方面支出不菲——乌干达新政府对于国家补贴培训的三分钟热度，让世界银行选择叫停资助——看起来，医疗专家的缺口似乎还会持续到下一个十年。

我们穿戴上面具和罩衣。手术室跟别的地方一样，整洁又陈旧。伊甘加把我介绍给了柯灵斯、麻醉师依睿雅·奥奎拉和外科实习生巴拉基·马希卡。

患者是一位中年男性，腹部长长的开口周围盖着一圈碘伏浸泡过的橘黄色手术布。我在柯灵斯旁边定定地看着：患者小肠的肌肉壁之中长着一团拳头大小的灰色物体，把腹膜——也就是器官透明的“皮肤”——撑得快要爆开了。它显然阻挡住了食物的通道;患者肯定已经好几个月只能摄入流质食物了。

这块肿瘤非常松散，几乎像是一个巨大的变色血块;手术的难点就在于，切除的过程中要防止出现癌细胞脱落，避免它们通过血液循环转移到别处形成新的肿瘤。在肠壁上开刀之前，柯灵斯先用激光烧灼了增生周围的所有血管，肿瘤本身她则一下都没有去碰。分离完成后，她用手术钳将肿瘤与周围的组织一块夹走，动作迅速得像是在转移一个装满致命毒素的漏口袋。也许患者身体的其他部位也已经有看不见的肿瘤正在生长，不过眼下的工作已经算是极尽所能了;这个男人的性命，大概延长了三四年吧。

马希卡开始将切断的肠子两端加以缝合。柯灵斯把我领到一边，用灯箱给我看了患者的X光片，“这一块就是原发病灶。”右肺有一处明显的空腔，尺寸约为所移除肿瘤的一半。普通癌症都是在单一的部位生长出原发肿瘤，后若干变异细胞从中逸出，又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生长。耶尤卡病则不存有所谓的“原发肿瘤”;病毒本身就会将它所感染的细胞给连根拔起，破坏细胞用来固定位置的正常分子粘连，最后导致被感染的器官像是融化了一样。这正是病症名字的来源：耶尤卡①——融化。一旦进入血液，这些细胞中的大部分会自然凋亡，但始终会有少数细胞最后停在毛细血管里——尽管它们缺乏粘性，但却被物理手段困住了——在那里，它们会长期不受任何打扰，最后生长为巨大的肿瘤。

手术结束后，他们在城里的餐厅给我办了个接风宴。这家餐厅主打意大利菜，显然受到人们、至少受到了坎帕拉人民的热烈追捧。伊甘加、柯林斯和奥奎拉这三位老同事，吵吵嚷嚷地放松着自己;奥奎拉这位四十来岁的壮汉，性子倒是温柔了起来，可却醉醺醺地开始讲他在军队时期的恐怖故事。外科实习生马希卡说话柔柔弱弱的，有点放不开。而我自己呢，时差问题搞得我像一头僵尸，基本上没给聊天做出什么贡献。不过这场温暖的接风宴让我倍感安心。

我还是觉得自己像个冒牌货，我在这儿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我没有胆子退缩;可没人会来审问我的动机为何。没人在意。我的这次志愿来访，无论是出于发自内心的同情，又或者是出于被淘汰的恐惧感带来道德上的不安，其实都没差。无论是哪种情况，我都带来了一双手以及能帮上忙的普通外科手术的经验。如果你非得成为圣人才能去治病的话，那么医学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完蛋。

第一次为耶尤卡病患者开刀时，我非常紧张;不过到了手术末尾，成功将一块橘子大小的增生从右肺中取出来之后，我感觉信心大增。当天后来的时候，我被介绍给了医院的一些长期外科工作人员——这提醒我，哪怕柯灵斯离开了，我也不会落到单枪匹马的地步。第二天的晚上，我疲惫不堪却又满怀欣慰地睡着了。这活儿我能做，它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并没有给自己搞出什么触不可及的目标。

柯灵斯的告别宴上我喝得有点多，不过健康卫士把宿醉给变没了。独自操刀的第一天里，我的表现中规中矩;每一件事情都走得很顺，没有高科技宿醉疗法解救的奥奎拉十分萎靡，而马希卡则一如既往地安静关注着我。

每周有六天的时间里，整个世界会缩小得只剩下宿舍、校园、病房和手术室。吃饭是在招待所，基本上晚饭后一两个小时就上床睡觉;太阳直直地潜入地平线之后，晚上八点都给人以午夜的感觉。每天晚上我都试图联系丽萨，可总是因为手术弄得太晚，她已经出门上班去了;我厌恶留言这种沟通方式，也讨厌在她开车的时候给她打电话。

第一个周日的下午，奥奎拉和他老婆请我去吃了顿午饭，第二周是马希卡和他女朋友。这两对妙人都很真诚好客，可我总觉得自己打搅了他们这唯一的能整天相处的好日子。第三个周日，我跟伊甘加在餐厅碰了头，在城里漫无目的地逛了起来。

坎帕拉有许多美丽的建筑，其中不少显然遭受过炮火的蹂躏，不过都已得到精心修缮。我试着放松下来好好欣赏周围的美景，可工作日程一直在脑子里转啊转——每天六台手术，每周六天——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到我离开为止。我跟伊甘加提了提这事，她笑了。“行吧，你想来点跟流水线作业不一样的事？我會帮你安排一次去穆本德的旅行。那地方有一些病得没法转移的患者。多个肿瘤，全部处于近晚期阶段。”

“好的吧。”瞧瞧我和我的大嘴巴;我知道我还没看到过最糟糕的病例，但我完全没想过这些病患到底都在哪。

我们站在锡克教的寺庙外，旁边立着块牌匾，上面写着1972年伊迪·阿明①驱逐乌干达亚裔社区的事。坎帕拉随处可见暴行纪念碑——尽管阿明的统治已经结束了四十多年，一切重回正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即便是政治局势相对稳定的现在，还有许许多多的生命仍遭受着耶尤卡病的摧残，这是何等的不公。乡郊没有了跋涉的难民，强制性驱逐的情况也再不见踪影——可细胞造成的颠沛流离也绝不会有多么的轻松。

我问伊甘加：“所以说，是什么让你投身了医学？”

“家长对我的期待。要不就是法律。医学似乎没那么任性;向高等法院上诉可没法推翻身体里的任何东西。你呢？”

我回道：“我想参与到将会消灭所有疾病的变革中去。”

“噢，那个呀。”

“当然，我选错了工作。我应该当一名分子生物学家的。”

“或者软件工程师。”

“是的。如果我十五年前预见到健康卫士的出现，也许我就能身处变化的中心位置了。可我从没回头看过，更别说往旁边看了。”

伊甘加同情地点点头。分子技术的出现彻底攫取了人们的注意力，导致耶尤卡疫情之类的小事完全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中，伊甘加对此表示相当不以为然，“我能想象。七年前，我盘算的还是在达累斯萨拉姆的私人诊所里赚自己的第一桶金。富商罹患的前列腺癌之类的事情。某种程度上而言我很走运;在这个市场彻底消失前，耶尤卡病的狂热分子就在纠缠、欺负着我，让我搞些小交易。”她笑道，“我记不清被人许诺了多少次说，只要我在某个荒郊野岭的野外诊所帮忙，就能成为《自然肿瘤学》上一篇突破性论文的合著者。我被拖着参与了进去，又哭又闹的。也就是这个时候，我所有的过往梦想都烟消云散了。”

“然后耶尤卡病现在感觉像变成了你的真正使命？”

她翻了个白眼，“饶了我吧。我的雄心壮志是退休后去内罗毕或者日内瓦找个咨询的肥差。”

“我怎么有点不相信你呢。”

“你得信我。”她耸耸肩，“当然，我现在做的事儿比办公室工作要有用一百倍，可这又不会让工作变得简单哪怕一点点。你跟我一样清楚，内心的温暖可不足以照耀一千名患者;如果你把每一个病人都当作自己的亲朋好友来拼命，你会疯掉的……所以他们就变成了一系列恰好被肉体包裹着的临床问题。而且，一遍又一遍地去解决同样的问题，哪怕你坚信这是世间最值得做的工作，也同样会让你无比挣扎。”

“所以，为什么你如今在坎帕拉，而不是内罗毕或者日内瓦？”

伊甘加笑了，“别担心，我正在想法子呢。我还没给离开这里的票定上个日期，就跟你差不多。不过等变化来了，相信我，我会抓着票有多快跑多快的。”

直到第六周，也就是第二百一十四台手术的时候，我搞砸了。

患者是名十来岁的少女，其肝脏部位出现多处结肠细胞感染，左叶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须切除，不过她的预后似乎相对良好;右叶看上去完全干净，而且在感染的细胞到达身体其他部位之前，作为结肠直接下行位置的肝脏就已经过滤了血液中的所有感染细胞，所以治疗的希望还是有的。

我本打算夹住肝门静脉的左支，结果手术钳滑了一下，反倒紧紧夹住了肝脏底部一个肿胀的囊肿，里边全是灰白色的结肠细胞。它没有爆开，但爆开其实还更好一些;我没法实际看见囊肿中的东西喷射去了哪儿，但我完全能想象出其路径：一路返回静脉的“丫”字路口，然后静脉血会将癌细胞带入之前未被感染的右肝。

我恼羞成怒，咒骂了有十秒钟。手头上一件惯用的应急工具都没有：相较于已长成的肿瘤而言，喷射出来的癌细胞还比较脆弱，可我没有能杀灭它们的注射药物，也没有疫苗来刺激免疫系统攻击它们。

奥奎拉开了口：“告诉患者父母，发现癌细胞逃逸的证据，所以需要她定期回来复诊。”

我瞪着马希卡，后者一言不发。

“我不能这么干。”

“你不想惹麻烦吧？”

“这只是意外！”

“别告诉她，也别跟她家里人讲。”奥奎拉严厉地盯着我，仿佛我在盘算什么既危险又任性的事情，“你为了这个事情去搅屎能帮到谁？她还是你？你也帮不到医院，帮不到志愿者项目。”

女孩的母亲会讲英语。我告诉她癌症有扩散的迹象。她痛哭流涕，又对我优秀的工作表示了感谢。

马希卡对事故一个字都没提;可这一天下来之后，我完全没脸看他。等奥奎拉走了，剩下我们两个人在更衣间的时候，我说道：“三四年后会有疫苗出来。或者健康卫士的软件。这样的事情再也不会有了。”

他耸耸肩，略感尴尬。“肯定的。”

“一回国我就去给研究筹集资金。香槟晚宴和上镜一点的病人的幻灯片，如果有必要的话。”我知道我是在自作多情，但是我没法停住嘴，“现在不是十九世纪，我们已经不再软弱无助。任何东西，只要能弄明白它，就能治好它。”

马希卡疑惑地盯着我，好像在决定要不要让我把这些陈词滥调留到香槟晚宴去说。然后他开了腔：“我们了解耶尤卡病。相关的健康卫士软件我们也已经写好，随时待用。可我们没法在这里的设备上运行。所以我们不要研究资金，我们要的是另一台设备。”

我愣了好几秒钟，试图弄明白这句非同寻常的话是个什么意思。“医院的机器坏了——？”

马希卡摇着头，“软件没有授权。如果我们在医院的设备上运行它的话，我们跟健康卫士的协议就会失效。我们会彻底失去对机器的使用权。”

我完全没法相信，耶尤卡病所需的研究已经完成，而且一个字儿都没对外公布，但我也不觉得马希卡会在这上面撒谎。“健康卫士需要多久通过审批？什么时候提交给他们？”

马希卡开始流露出“真希望开头没这么多嘴”的表情，可并没有后悔药可吃。他谨慎地说道：“还没有提交上去。不能提交——这才是问题所在。我们需要一台盗版设备，禁用了卫星链接的退役型号，这样我们就能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运行耶尤卡病的软件。”

“为什么？为什么他不能让他们查到？”

他犹豫了，“我不知道这事能不能跟你講。”

“非法的？偷来的？”可是，如果是偷来的，为什么不能让失主给这破玩意儿一个许可，让人们能用它？

马希卡冷冰冰地回道：“偷回来的。唯一和‘偷相关的部分就是偷回来。”他朝旁边看了一会，其实是在努力控制住自己。然后他说：“你确定想听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是的。”

“那我得先去打个电话。”

马希卡带我去了一处看着像是寄宿公寓的地方，那是靠近校园的某个郊区的学生宿舍。他步履匆匆，我没工夫问他问题，甚至没工夫在黑夜里搞清方位。我有种感觉，他一定很想把我眼睛给遮住，不过这也没什么不同;等我们到地方的时候，我已经完全不知道周围哪是哪了。

一位约莫十九、二十岁的年轻姑娘来开了门。马希卡没有介绍我们的身份，不过我假定她就是马希卡在医院那会儿的通话对象，毕竟她一看就是在等我们。她带着我们去了一楼的某个房间;楼上有人在放音乐，不过眼下没有看到其他人。

房间里边有张桌子，上面有个老式键盘和一台电脑显示器，旁边的地上立着一台非同寻常的设备：一个抽屉大小的电子设备架，上面插满了电路板，由一台半米宽的风扇负责散热。

“那是什么东西？”

女孩微微一笑，“我们把它谦称为马凯雷雷超级计算机。它有五百一十二个处理器，并行处理任务。总耗价五万先令。”

大概等于五十美元。“怎么做到的——？”

“回收利用。二三十年前，计算机行业搞了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软件公司故意编写低效的程序，让人们不停购买更新、更快的电脑——然后他们又让更快的电脑需要全新的软件才能工作。每隔三四年，人们就会把完好无损的电脑扔掉，其中一些沦落为了垃圾场的填埋物，但还是有好几百万台获得了拯救。世界各地都有废弃处理器的市场，出现好多年了，最慢的那种处理器现在的价格跟纽扣差不多。不过呢，要从它们身上获得真正的力量，只需要花费一些巧思罢了。”

我盯着这个奇妙的玩意，“然后你就在这上面写出了耶尤卡病的软件？”

“当然。”她自豪地笑了，“首先，软件会对它所发现的任何受损的细胞表面黏附分子①加以定性——总有一些会在血液中自由漂浮，它们的具体形状取决于耶尤卡病的菌株，以及被感染的特定细胞。然后再针对性生成药物，锁定那些受损的细胞表面黏附分子，以破坏细胞膜的方式杀死被感染细胞。” 她一边说着，一边在键盘上打字，调出动画来说明这个过程的每个阶段，“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放到真正的机器上……我们就能一天治好三个人。”

治好。而非只是剖开他们来拖慢死神的脚步。

“可是，哪来的所有这些原始数据？这些RNA②测序，还有X射线衍射研究……？”

女孩的笑容消失了。“健康卫士的内部人员在公司档案中发现了它，然后通过网络发给了我们。”

“我没搞明白。健康卫士是什么时候研究的耶尤卡病？他们为什么没公布出来？他们自己为什么不把软件写出来？”

她不确定地瞟了马希卡一眼。他回道：“2013年的时候，健康卫士的母公司在南乌干达采集了五万人的血样。据说是为了跟进他们的艾滋病疫苗疗效。而他们实际想要的其实是大批量的转移性细胞，以便完善健康卫士的最大卖点：癌症防护。耶尤卡病为他们获取数据提供了最为廉价、最为方便的途径。”

自打听到马希卡在医院的那番话后，我心里已经有了预感，可依然被震惊到了。用不正当方式收集数据已经够糟的了，竟然还把快要完成的治疗方法的信息悄悄隐瞒下来——只是为了不给他们拿走的东西付钱——这简直不可理喻。

我说：“起诉这群王八蛋！把所有被采过样的人聚集起来集体诉讼，要求他们支付特许使用费外加损害赔偿费。你们能凑到好几亿美元，设备想买多少就能买多少。”

女孩苦笑着，“我们没证据。文件是匿名发来的，没法鉴定它的来源。而且，你觉得健康卫士在为自己辩护方面会砸多少力气进去？我们不能为了能在屋顶上喊出真相，就浪费未来二十年的时间去跟人打法律战。我们能想到的唯一方法，就是去搞一台盗版的设备来使用这软件，一切行动都悄悄地干。”

我盯着屏幕，上面正在播放着治疗的模拟视频，它本应该在穆拉戈医院每天真实出现三次。不过，她是对的。无论有多么令人不甘心，直接跟健康卫士对抗的行为是徒劳的。

跟着马希卡穿过校园的路上，我反复回想着那位肝脏遭受病毒侵袭的女孩，以及能否有办法挽回那肯定会夺走她性命的笨拙瞬间。我说道：“如果我能知道去哪里问，在哪里找的话，也许我可以在上海搞到台盗版设备。”它们肯定价格不菲，但算上无法运行常规软件、无法获得支持服务的话，它们还是比正版设备要便宜得多。

我的手下意识地摩挲着脉动在食指上的那枚金属。我把戒指举在了星光下，“如果这是我的东西，我愿意给你。可我还得过三十年才能拥有它。” 马西卡没有回答，他太过客气，没法直接反驳我说，如果我真的拥有这枚戒指，我可能根本不会提出这个可能性。

我们走到了大学楼;现在我知道怎么回招待所了。但我不能就这样算了，除非我知道今晚的启示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否则我无法再面对接下来六个星期的手术。我说：“听着，我没和任何黑市扯上过关系，我不知道怎么去弄一台设备。不过，如果你能找到我必须去做的事情，而且这事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会做的。”

马希卡笑了，向我点头表示感谢，可我敢说他并没有信。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曾许下过类似的诺言，又在重返无病无灾的世界后再无音讯，任由耶尤卡病病房永远人满为患。

就在他转身离开的时候，我摁住了他的肩膀，“我是认真的。无论要付出什么，我都会去做的。”

黑夜中，他盯着我的眼睛看，试图在这番简单但真诚的声明中辨别出什么更深一层的东西。我突然感到了一丝惭愧，我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冒牌的、从未真心想过来这里的货色，完全忘了两个月前，只要丽莎的只言片语就能让我心怀感激地扔掉来这儿的机票。

马希卡悄声道：“很抱歉我对你心怀疑虑。我会把你的话当真的。”

坎帕拉往西半天车程的地方便是区府穆本德。伊甘加把承诺的耶尤卡病诊所之行推到了我留在这里的最后两周;等我到了地方，一下子就明白了原因。我所担心的情况在这里一件没少：资金匮乏、人手短缺、人满为患。患者亲属需要提供及清洗床单，其中半数似乎还带着在当地市场买的止疼药和其他药物——有些是真药，有些是假药，里边除了葡萄糖或者硫酸镁之外什么都没有。

大部分患者都长了四五个单独的肿瘤。我每天治疗两人，做六到八个小时的手术。十天过去，有七名患者死在我面前;更有好几十位患者死在了病房里，没能等到做手术。

也没能等到比做手术更有效的方法。

我跟马希卡和奥奎拉一同住在诊所背后一间拥挤的房间里。不过，即便我偶尔遇到马希卡一个人在房里的时候，他也不愿谈论获取盗版健康卫士的详细内容。他说道：“就现在而言，你知道得越少越好。等时机到了，我会給你补上的。”

病人的苦痛让人难以承受，但我更同情诊所仅有的那位医生和两名护士;对他们来说，苦难永远不会结束。把装备装上卡车返回坎帕拉的那天早上，我感觉自己像是个从某种愚蠢不堪、毫无意义的战争里跑掉的逃兵：对抛在身后的同僚产生愧疚，又为自己能摆脱困境而几乎感到欣慰。我知道，我不可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待在这里——哪怕是待在坎帕拉也不可能。无论我多希望自己能有那么坚强，我现在明白了一点：我并不坚强。

一阵短促、响亮的声音过后，卡车吱吱嘎嘎地停了下来。我们四个都后面守着，免得设备被烂路颠坏。头上的油布把周围遮得严严实实，只在车尾处留出了点空隙。我看了眼其他人;外边有人用卢干达语朝司机阿肯拿·伊宾吉拉喊了什么，他也喊了回去。

奥奎拉说：“是土匪。”

我感觉心跳陡然加速，“开什么玩笑？”

又传来一阵枪声。我听到伊宾吉拉跳出了驾驶室，还在愤怒地嘟哝着什么。

大家都看着奥奎拉，希望他给点建议。他说道：“配合他们，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我试图读懂他的表情;看上去他的表情有点严峻，但并不绝望——他预料的是出现不愉快，但绝不是屠杀。伊甘加就坐在我旁边的凳子上，我下意识地握住了她的手。我们俩都在瑟瑟发抖。她紧捏着我的手，隔了一会又放开了。

两名身材魁梧、脸带笑容，穿着脏兮兮的褐色迷彩服的男人出现在卡车车尾，挥着自动步枪让我们下车。奥奎拉第一个爬下了车，一直坐在他旁边的马希卡却缩到了深处。伊甘加离出口更近一些，但我挤开她朝出口去了——我想了个半吊子的主意，觉得这样做能降低她被抓去强奸的风险。等到其中一个土匪拦住我，让她先走的时候，我以为我的担心成了真。

马希卡抓住了我的胳膊，就在我试图挣脱时，他更加用力地抓紧我，把我拉回到了卡车里。我愤怒地对着他，但还没等我开口，他就低声道：“她会没事的。你就告诉我，你想让他们把戒指抢走吗？”

“啥？”

他紧张地盯了眼出口，不过土匪已经把奥奎拉和伊甘加带到了看不见的地方。“我给了钱让他们这么做的。这是唯一的办法。不过，只要你一声令下，我就给他们信号，他们就不会碰这枚戒指。”

我瞪着他。在我意识到他到底在说什么的时候，一阵阵麻木感走遍了我的全身。

“你可以用麻醉的方法把它取下来的。”

他不耐烦地摇摇头，“它一直在向健康卫士发送数据：皮质醇、肾上腺素、脑啡肽、前列腺素①。他们会记录下你的压力、恐惧、疼痛……如果我们在麻醉状态下取走它，他们就会知道你是自愿放弃的。用现在这种办法的话，就能表现得像是遭遇了随机抢劫。而你的保险公司会给你一个新的。”

他的逻辑无懈可击，我无话可说。我也許会抗议这是保险欺诈，但那都是将来的事，也完全是另一档子事。此时此刻的选择在于，我是否要利用这唯一不会引起怀疑的方法让他拿到戒指。

其中一个土匪折返了回来，满脸的不耐烦。马希卡直接问道：“我到底要不要取消？给我个答案。”我转过去对着他，咆哮差点夺口而出：他竟然故意误解我的意思，滥用我对他的慷慨，还把所有人的性命置于危险当中。

这显然都是些废话。他并没有误会我。他唯一做的，只是认真对待了我的话。

我回道：“不要取消。”

土匪们让我们在卡车边排成一排，要我们把包里的东西都掏出来装到一个袋子里。然后他们开始抢手表和珠宝项链。奥奎拉取不下来他的婚戒，土匪死命拔戒指的时候他一脸阴沉，动也没动一下。我在想，如果我还能做手术的话，不知道自己是否需要装个义肢;不过等土匪靠过来的时候，一种奇怪的自信突然涌了出来。

我伸出手，抬头看向天空。我知道，任何东西，只要能弄明白，就能治好。

【责任编辑：龙 飞】

①即使用英特尔80386 CPU的计算机，一般称为80386机或者386机。它的出现将计算机从16位时代带入到了32位时代。

①扎伊尔即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

①原文为Yeyuka，斯瓦西里语。

①第三任乌干达总统，独裁者。1973年发动侵略邻国坦桑尼亚的乌坦战争，最后政权被推翻，流亡国外。

①细胞表面黏附分子是一类介导细胞与细胞间或细胞与细胞外基质间相互接触和结合的分子，多为跨膜糖蛋白，是免疫应答、炎症反应、凝血、创伤愈合以及肿瘤转移等一系列重要生理与病理过程的分子基础。

②即核糖核酸，是存在于生物细胞及部分病毒、类病毒中的遗传信息载体。

①四者均为激素之一。通过对激素的检测来获取被测者的身体反应，进而推断其精神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