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思影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 210046)
近年来,我国行政诉讼法几经修改,适用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也多次颁布,其重头戏都涉及受案范围的扩大。行政诉讼不仅具有解决行政纠纷的功能,还承载着监督依法行政、为相对人提供司法救济的功能,其受案范围是一个权利能否进入司法审查范围的“门槛”,门槛过窄不利于行政诉讼发挥其应有的不同于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功能[1]。当前,我国学者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研究多侧重于理论层面的探讨,但随着行政活动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这种单纯依靠立法修改的做法无法使实践中出现的新型案件得到及时的法律救济。指导性案例这一实践的智慧结晶,通过其特有的灵活性和典型性,可以有效弥补立法滞后性的缺陷,为实践中众多类似案件提供解决办法。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发布21批112件指导性案例,其中涉及行政诉讼的指导性案例19件。随着指导性案例的增多,学界的研究已经从应不应该设立指导性案例制度转向了怎样使指导性案例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2],其中不乏大量的实证研究。除民事、刑事指导性案例外,近年来逐渐有学者关注到行政指导性案例,但大多仅限于从宏观层面探讨。本文选取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有关的22号、69号和77号指导性案例(1)有关指导案例22号《魏永高、陈守志诉来安县人民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权批复案》的完整内容,参见2013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以法〔2013〕241号文件发布的第五批指导性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