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网络行为异化现状和治理路径研究

赵霞 吴明忠

摘    要：网络是大学生获取资讯、学习交流的主要媒介和重要途径，同时网络游戏成瘾、网络购物攀比、网络抄袭、网络传谣和网络犯罪等异化行为也伴随而生。据2895份问卷调查显示，大学生网络行为异化主要表现为主体异化、语言异化、交往异化、消费异化和心理异化五个方面。文章认为对症下药，要从强化主体意识、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形成消解网络异化的技术合力、强化政府网络制度建设治理等多方面构建全方位应对系统。

关键词：大学生;网络异化;现状;治理路径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21）02-0089-0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要在网络时代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首先需要了解他们的网络生存状况，然后才能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按照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要求，该打药时就要打药，该整枝时就要整枝[1]。自从互联网问世以来，越来越多的网络工具和产品被创造出来。在享受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带来便利的同时，人们对网络的依赖性越来越强。

所谓网络行为异化，就是指人创造和使用的互联网技术，逐渐失去了人类工具的本质特征，从而成为奴役人、控制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大学生是网络行为异化的“易感人群”。网络异化从三个维度对大学生产生影响：一是主体自身理性被控制。过度依赖网络、手机成瘾是大学生网络异化的典型表现，造成大学生的感受性下降、思维意识混乱、自我意识弱化、丧失自我思维能力或思维固化。二是主体自身感性被剥离。虚拟网络的符号化生存，冷漠无感的人—机—人对话， 消解了真实的人际交往亲和感，从而造成技术统治下冷冰冰的非人化倾向。三是冲击主流价值观。在网络世界里，道德相对主义盛行，道德冲突现象严重，道德失范引起的网络无政府主义倾向时有抬头。这些问题很容易导致青年大学生群体价值观趋于模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有必要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具体了解大学生网络异化现状，认真分析成因，提出科学治理路径。

一、调查对象与方法

本次调查研究以山东、江苏、安徽、上海和浙江华东五省市为例，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辅之以实地访谈。取样范围为华东五省市15所高校本科生和研究生。按照年级、学科专业进行分层随机抽样，兼顾男女性别比例和学历层次差异。发出问卷3 000份，回收有效问卷2895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6.5%。

2895份有效问卷中，女性占53.68%，男性占46.32%;文科占54.97%，理科占45.03%;大一学生占24.4%，大二学生占24.2%，大三学生占20.7%，大四及硕博研究生占30.7%。性别、文理专业和年级分布等情况大致均衡，可以反映我国大学生网络行为的基本情况。

二、大学生网络异化行为的主要表现

（一）从网络活动主体异化为网络控制的“奴隶”

正如马尔库塞所言：“现阶段，人们对自己的装备或许比以前更加软弱无力。”[2]随着网络技术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微信、QQ、直播平台等各类网络APP层出不穷。大学生原是网络活动的行为主体，但是对网络的过度依赖逐渐网络成瘾，其表现为正在由沉溺网游难以自拔向过度关注网红、频繁观看直播发展。调查显示，在上网时间上，28.27%的大学生每天至少会上网6个小时以上，57%的大学生每天上网时间在2至6小时，只有14.73%的大学生每天上网时间能控制在2小时以内;在网络活动内容上，59.63%的大学生上网主要是打游戏、看视频等娱乐项目或随意浏览信息，还有14.84%的大学生主要是交友聊天，只有14.01%的大学生上网主要是学习。在网络成瘾方面，身处无网可上的状态时，48.8%的大学生会无所适从、不知所措;31.45%的大学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焦虑感。数据表明，80.25%的大学生已经或接近网络成瘾，他们在网络活动中丧失了主体地位，逐渐沦为网络的“奴隶”，对他们而言，网络已经变成奴役人、控制人、统治人的 “异己性”力量。

（二）从个性化语言表达异化为格式化网络语言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大学生中的互联网接触群体比例达到97.7%[3]。网络提供的平台和机制，让大学生在人云亦云的网络流行语传播中获得认同、满足及归属感，因此，使用网络语言逐渐成为大学生中的时尚。调查显示：78.99%的大学生经常使用网络语言，很少和基本不使用的只占21.01%。这种经济省时的“快餐文化”成为越来越多大学生的选择，以“人机对话”代替“人际交流”，他们充满个性的语言很容易异化为格式化、符号化、大一统的网络语言。时尚新颖、简洁有趣的网络语言固然丰富和扩展了现代语言，但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部分尚在演化中的网络语言在内涵和外延上具有不确定性，有些网络语言表达不符合现代汉语规范。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是文化的载体，如果不能根据场合、对象和文体的不同选择恰当的语言类型，过度使用网络语言，会导致大学生很难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正确规范使用现代汉语，不利于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利于学习和使用优美的外国语言，借鉴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

（三）从适度满足自我发展需要异化为结构失衡的非理性消费

网购已成为大学生主要消费方式。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20年9月发布的报告显示，截

至2020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40亿，学生是最大的网络群体，占比为23.7%，网络购物使用率达到79.7%，网络支付率达到了85.7%[4]。“95后”尤其是“00后”大学生成为网络消费的主力。调查显示，有87.65%的大学生表示喜欢网购，仅有12.35%的大学生表示极少网购。在网络消费占大学生消费支出方面，61.8%的大学生网络消费占比达到70%以上，18.95%的大学生网络消费占比在50%至70%之间。在回答“当你在网上遇到一个你特别想买的东西，但是没有足够的钱时，你会怎么做”这一问题时，52.79%的大学生选择借贷购买，28.35%的选择攒钱下次买，只有18.86%大学生表示放弃购买。当前我国网络新媒体存在“泛娱乐化”的倾向。大学生的消费领域主要集中在游戏充值、办理娱乐性网站会员、购买电影票、团购 KTV 包时费以及购买社交性团餐等。在各大网络购物平台和媒体强有力的推动下，部分大学生的消费观正在异化为炫耀式、超前式消费，娱乐性消费高于实用性消费，网络消费结构有严重异化的危险。消费的本质是满足自我需求、实现自我发展，但是部分大学生的網络消费出现了过度消费、奢侈消费和炫富性消费等不良现象[5]，消费本身在这些大学生生活中成为唯一的目的。

（四）从充满活力的现实人际交往异化为沉溺虚拟世界的人机互动

网络交往有别于传统的人际交往，其典型特征是人机互动。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对QQ、微博、微信、直播等即时聊天软件过度依赖。调查显示，只有23.22%的大学生在聚会时和朋友面对面聊天，而76.78%的大学生则是使用手机和局外人聊天。原本现实的、直接的面对面的人际交往，结果异化为虚拟世界里的符号交流。网络两端活生生的个体物化成一个头像或一个符号，充满活力的情感交流异化为间接、抽象的符号互动。这种虚拟空间中的网络交往，彼此面对的只是一个信息接受和发射的机器，与线下人际交往的可视性、亲和感相比，线上互动的交往方式有时难以准确识别对方实际的身份和所在的场所，情感交流未必真实可靠。不少青年大学生涉世尚浅，普遍缺乏足够的社会辨别力和应有的防范意识。长期在这种明显带有虚拟性、隐匿性的网络空间里生活交往，很容易导致他们行为孤立、情感冷漠、性格孤僻，以致对现实世界缺乏信任、走向自我封闭，甚至严重影响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能力，导致社交恐惧。

（五）从心理人格的健全独立异化为价值观模糊和责任感缺失

相关研究显示，神经质、交往焦虑和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偏好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6]。在调查“你在网络中会展现出不一样的自己吗？”这一问题时显示，35.47%的大学生认为网上就是需要隐藏真实的自己，有48.15%的大学生表示会表现不一样的自己。“有了心

事，你会告诉谁？”调查显示，50.16%的大学生愿意向身边的同学和朋友倾诉，但也有25%的人愿意告诉陌生网友。尽管有44.85%的大学生不太看好网恋，但还是有55.15%的大学生对此不排斥。57.05%的大学生对于网上怪闻轶事感到新鲜好奇，还有32.17%的大学生是视而不见，另外10.78%则会匿名跟着起哄并且评论转发。虽然当代大学生知识面广、思维活跃、个性鲜明，但是价值取向还不稳定。面对网络多元文化的冲击，一部分大学生较难形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的主流价值观，容易走向多元价值取向。“数字化生存状态”，每个人都只是一个“符号”，“不受任何现实物理空间的道德规范的限制”[7]，各种信息良莠不齐。一小部分大学生缺少应有的鉴别力，往往会轻信和传播那些影响力大，但并不利于他们健康成长的信息，甚至还出现网络侵权、网络传谣和网络欺诈等非理性行为，走上盲目反传统反主流的多元主义、相对主义道路。

三、大学生网络异化行为的成因分析

弗洛姆曾经十分尖锐地指出，“人征服了自然，却成为自己所创造的机器的奴隶”[8]。大学生网络异化的成因，是多方面因素交互衍生所致。

（一）现代科技自具有负面因素

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具有对立的两方面属性，科学技术恶的一面是压抑人的本性，即科学技术先验地具有奴役、控制、异化的性质;科学技术善的一面是促进人的本质实现，即科学技术具有促进人类彻底解放的性质与潜能”[9]。网络技术以无可比拟的信息存储量与传播速度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发展，但是网络技术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不完善——“人机交流，符号互动，低准入、开放性、隐匿性和虚拟性”。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做事的环境不会受到现实的监督，做事的结果也不会遭到现实性的惩罚”[10]，这就为大学生网络“异化”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同时，网络的工具理性、功利价值以及经济功能交织在一起，大学生享受着网络技术带来的便利，越来越离不开网络，越来越依赖网络，但却忽视了网络技术自身的特点和不完善，因而容易被科技迷惑、被物欲所困，使自己迷失在网络世界中，人文精神逐渐丢失。大学生本来是网络技术的使用者，现在却变成了被网络控制的对象，出现网络行为异化。

（二）學校媒介素养教育较为缺失

所谓媒介素养，是“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价能力、创造和制作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11]。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介素养教育已经列为各级各类教育的重要课程;而在国内，除港台地区以外，其他地区教育机构媒介素养教育普遍缺失。调查显示，大学生中，从小家长和学校严格管控，上大学之前从未使用智能手机的，占7.51%;在家长和教师管理下，有限度使用手机的，占59.32%;在家长和教师教育下，自己控制使用手机的，占20.15%，家长教师完全放任不管的，占13.02%。从家庭到学校，再到社会，即便有零星半点的媒介素养教育，也大多缺乏系统性和操作性。然而，与这种客观需要相背离的是当前教育界似乎对此准备不足。目前我国高校对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严重缺失，各类大学中只有新闻传播类学生开展比较系统的媒介素养教育，其他专业此类通识教育几乎没有。大学生心智“不成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处于形成时期，面对网络世界多元文化的冲击，如果缺乏网络批判能力，就容易导致主流价值观模糊、道德责任感弱化，有可能迷失在“异化”的阴霾之中。

（三）政府网络法治监管相对滞后

科学技术有时“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利”[12]，霍克海默说：“造成这种缺陷的根源并不在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那些阻碍科学发展并与内在于科学中的理性成分格格不入的社会条件。”[13]当今世界各国出于竞争的需要，不断研发与应用包括网络技术在内的多种先进科学技术，滥用或恶意使用技术的情况也经常发生，忽视了科技发展带来的负面效果，这是技术异化的社会制度根源。随着互联网经济的高速增长，为了博取点击率，各种电商零售、社交网络、娱乐互动平台生产了海量的虚假信息、娱乐化新闻，信息主体多元、传播平台多元、数据经济乱象叠出。与此同时，和网络技术发展相比，我国政府在网络空间治理方面的立法还相对滞后。虽然已经出台了域名管理和网络安全等相关立法，但快速发展的网络技术仍然不断提出新的挑战。在网络伦理道德规范方面，尽管出台了《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但对大学生的网络行为还缺少足够的约束性，加上各种“网络推手”操纵舆论，导致大学生网络伦理问题不断出现。

（四）学生自我管控能力相对不足

我们对科技作用的认知不能独立于人类对其使用过程之外。事实上，科技的异化问题也是在我们广泛深入使用科技之后才逐步出现的。科技发展造福人类社会毋庸置疑。但是，欲壑难填往往导致人过度使用和依赖科技，反过来，给科技控制人、奴役人、统治人创造了机会。正是这种过度依赖，致使人类在科技面前逐渐迷失了自我，丧失了主体性地位，沦落为科技的奴隶。当代大学生正处于人生成长的关键时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成熟。他们“个性特征强，承受能力弱;求知欲强，辨别能力弱;认同感强，践行能力弱”[14]，不能正确处理人文精神和科技理性的关系，加之网络行为具有低准入、虚拟性和隐匿性等特点，如果没有较强的自律意识，同时又缺乏承担后果的责任意识，大学生在网络世界很可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与此同时，网络上纷繁复杂的巨量信息也很容易让他们无所适从，迷失自我。一旦在网络天地失去其应有的是非判断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大学生很有可能不知不觉中忘记了“我是谁”，从而导致网络行为异化。

四、消解大学生网络异化的对策思考

新媒体视域下大学生网络异化，是多方面因素交互衍生所致。只有构建个人、学校、社会各个层级、覆盖各个领域的互动路径治理系统，才能实现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共生”发展，最终消解网络异化。

（一）切实增强大学生网络主体意识

德国科学家韦斯特法尔说：“科学本身不值得我们惧怕，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运用科学，科学能产生最好和最坏的结果。真正的危险在于人自己，在于愈来愈危险的权利和智慧之间的不平衡。”[15]大学生要牢记网络只是人类手中的工具，数字化生存应该坚持“网络为我所用”的原则。大学生首先要提高自律能力，培养理性精神。网络世界是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间，不是消除烦恼和逃离现实的理想国。大学生要自制自律，理性对待和自觉抵制网络上的各种不良诱惑，立足于现实世界，减少对网络的依赖。面对多元文化时，能够坚定自我的价值取向，承担个体网络道德责任，约束个体网络行为，抵御网络异化。其次，要培养批判精神，合理使用网络。网上信息爆炸，大学生要培养批判精神，提高理性选择网络内容的素养和能力，学会找到最需要的信息，并有效处理信息。正确使用网络，利用它查找资料，解决问题，鉴别不良网站和不良信息，做网络的主人。再次，要加强自身修养，合理规划大学生活。大学生要多看书读报，提高个人素养，明确人生目标与追求，合理规划大学生活。多参加社团、文体活动和社会实践，培养自己多方面的能力。多与教师和同学交流，建立和善友好的人际关系，学习更多技能，培养更多爱好，充实自己的大学生活，避免在无聊空虚中迷失。

（二）持续加强高校媒介素养教育

只有培养大学生掌握网络化生存必备的网络媒介素养，才能实现他们在网络空间的自由全面发展。首先，高校应开设媒介素养公共必修课程，这是大学生媒介素养系统化教育的主渠道。通过相应课程介绍媒介基本知识，了解网络社会特征，培养解读和评估媒介信息的能力，养成媒介批判意识，形成自己的人文价值观;传授创造和传播媒介信息的方法，培养大学生利用媒介发展自我、服务社会的能力。其次，搭建校园媒介素养教育平台，营造健康媒介生态环境。把学校的各种媒介资源，广播、校报、网络平台和宣传栏等，整合成为一个增强学生媒介素养的平台。将校园传统文化和网络技术结合，创新虚拟空间的活动形式，吸引学生积极参与，形成高质量的校园媒介素养教育氛围。同时，高校应重视网络监管，加强网络价值引领，主动发声，掌握网络的制动权，构建健康、正向、活泼的网络生态，养成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健康的人生观和良好的道德修养。最后，将学校、传媒、家庭社区等各种有效的教育途径结合起来，建构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全面的、立体的、多元化教育系统。这样可以形成一种合力，促成高效、合理的教育格局，有意识地加强对大学生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引导，对大学生媒介素养的提升意义深远。

（三）形成消解网络异化的技术合力

现代科技自身负面因素带来的网络异化行为，要以技术合力来消解。首先，网络技术的开发者、设计者，要从全人类的利益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出发，确立以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性指导数字时代的技术创新机制，把高科技的发展和人的塑造结合起来，实现科技的人道化和人性化发展。决不能只看眼前利益和个别利益，只追求纯粹技术或经济理性，只考虑个人发展和荣辱得失，避免设计意向的偏离和使用意向的个体化。其次，网络的运营者责无旁贷，要加强业界自律，承担社会责任，使网络回归服务人的本质功能。一方面，深刻反思网络运营中存在的问题，强调业界自律和守法守规，同时使用技术手段，推行行业准入与退出制度，规避风险。另一方面，网络记者和编辑要做“把关人”，“版主”要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最后，网络的监管者，要加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设，全方位提升网络综合治理能力。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使经济、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相结合，协同发力，防止有害信息通过互联网在校园内传播。从网络的研发到运营到监管，注重科技正面社会功能的主导作用，将科技文明导入一个合科學性和合价值性的有机统一的发展轨道上来，实现网络科技和人类社会的良性协调发展。

（四）不断强化政府网络制度建设治理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政府要不断提高网络综合治理能力。首先，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营造良好网络生态。我国从2020年3月1日起，施行《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强调加大网络内容的供给侧改革，坚持正确导向，培育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同时应健全网络伦理道德规范，倡导全社会文明用网，明确网络道德的基本准则，在自律与他律的基础上形成合力，防止不良网络行为的产生和传播。其次，推行网络实名制。网络实名制，可以追根溯源，让不良信息发布者和传播者心存顾忌，从而抑制网络霸凌、网络喷子等乱象，还大学生们一个文明规范的网络秩序。最后，加强互联网法制建设，发展网络监管技术。要“从网络公法、网络私法、网络技术性法律法规等角度出发，在保证网络立法的适度超前性之时”[16]摸索出一套“正确而有效”的互联网法律制度，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丰富完善。同时，建立网络监管技术平台，从源头上管控网络不良信息以及不法运营商。这样从制度和技术两方面进行约束，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让网络空间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总之，政府应充分发挥职能，全面治理网络环境，管内容、管主体、管行为相统一，营造清朗的网络生态，帮助大学生明辨是非，强化主体意识，实现全面自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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