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役思归、婚恋爱情与乱世人生
——《诗经·王风》主题论析

刘挺颂

(肇庆学院 文学院， 广东 肇庆 526061)

《诗经·王风》是先秦河洛文化的结晶，具有丰厚的文化内涵，历来研究论述之作多矣。笔者在细读文本、参酌古今诸家诠释的基础上形成对《王风》主题之理解，兹分述如下，以就教于方家。

一、行役与思归

《黍离》是行役者伤时自悼的忧怨之歌(1)关于《黍离》诗旨，古今异说纷呈，影响最大的是毛《序》所倡之周大夫闵宗周说。影响所及，在后世的文学抒写中，黍离之悲已固化为亡国之悲。但笔者对此并不认同。傅斯年指出：“《毛序》谓：‘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然诗中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与此情景颇不切合。”因而他认为此诗乃“行迈之人悲愤作歌。”见傅斯年《诗经讲义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4页)。屈万里《诗经诠释》、吴树德等《风诗分类解题》、舒相军《〈王风·黍离〉新解》、魏炯若《读风知新记》、褚斌杰主编《先秦文学史》等所见略同，笔者从之。。从情感上说，作品所抒为忧怨自悼之情。作者三言“知我者谓我心忧”，可谓自明忧情。《毛传》：“(中心摇摇)摇摇，忧无所愬。”“(中心如醉)醉于忧也。”“(中心如噎)噎，忧不能息也。”[1]697-698精细地揭示出诗人“忧心”的不同情状。辅广《诗童子问》卷二：“此诗忧怨之得其正者也。”[2]刘瑾《诗传通释》卷四：“愚按《小弁》诗曰：‘踧踧周道，鞠为茂草。我心忧伤，惄焉如捣’，正若此诗之意。然则《黍离》之感慨，有不待于大夫行役之时，而已兆于褒姒母子僭乱之日，大夫追怨之词有所归矣。”[3]李先芳《读诗私记》卷三：“《黍离》，三过而不易其初心，其久役于外、自悼之意并可见矣。”[4]各家理解虽然有别，却皆突出了诗中忧怨自悼的情感基质，对诗中所抒之情的把握是一致的。

从诗文本的“互文性”考虑，诗人当处两周之际的乱世，苦于“王事”而感伤自悼，所忧者父母室家也，所怨者王政衰微、纲纪丧乱也。《唐风·鸨羽》曰：“王事靡盬，不能蓻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苍天，曷其有极”[1]775。《小雅·四牡》曰：“岂不怀归，王事靡盬，我心伤悲”，“岂不怀归，是用作歌，将母来谂”[1]867-868。《采薇》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1]884。《出车》曰：“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途。王事多难，不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1]889。《杕杜》曰：“王事靡盬，我心伤悲”，“王事靡盬，忧我父母”[1]890。《北山》曰：“王事靡盬，忧我父母”，“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或不已于行”，“或惨惨劬劳”[1]994。《小明》曰：“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还，岁亦云莫。念我独兮，我事孔庶。心之忧矣，惮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怀顾。岂不怀归，畏此谴怒。”[1]996凡此之类，正可借以推测《黍离》作者之遭遇及其心绪。又，刘向《说苑·奉使篇》载：

魏文侯封太子击于中山，三年，使不往来。……于是乃遣仓唐緤北犬、奉晨凫，献于文侯。……文侯曰：“子之君何业？”仓唐曰：“业《诗》。”文侯曰：“于《诗》何好？”仓唐曰：“好《晨风》《黍离》。”……文侯复读《黍离》曰“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仓唐曰：“不敢，时思耳。”[5]卷十二

魏文侯从此诗中读出了怨情，仓唐解释太子击好此诗在于寄托“时思”，都深得诗心。《黍离》正是一篇伤时忧怨之作。此诗三叹“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郑笺》：“远乎苍天！仰诉，欲其察己言也。此亡国之君，何等人哉？疾之甚。”[1]697-698朱熹《诗集传》卷四：“既叹时人莫识己意，又伤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追怨之深也。”[6]66皆以为“此何人哉”的“此”指代亡国之君，恐怕不然。陈戍国指出：“以文法论之，这个‘此’应指上两句中的‘我’。‘我’见故地荒凉，彷徨不忍去，竟成了什么样子的人！呼天而告之，正所谓‘仰诉欲其察己言也’。”[7]陈先生依从旧说，故有“见故地荒凉，彷徨不忍去”之说，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而其言“此何人哉”的“此”当指代作者自身，则甚为恰切。诗人心忧父母室家，却苦于王事靡盬，因而感慨自身遭际，正如《采薇》所云“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孤独无告，唯有求之于苍天，“仰诉欲其察己言也”。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曾说：“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8]正可为此诗下一注脚。

朱熹《诗集传》卷四引元城刘氏论曰：“常人之情，于忧乐之事，初遇之则其心变焉，次遇之则其变少衰，三遇之则其心如常矣。至于君子忠厚之情则不然。其行役往来，固非一见也，初见稷之苗矣，又见稷之穗矣，又见稷之实矣，而所感之心始终如一，不少变而愈深，此则诗人之意也。”[6]66这种“行役往来固非一见”的观点原本于《孔疏》。对此，杨慎《升庵经说》卷四论曰：“注疏谓稷苗六月，穗七月，实八月。如此说诗，比于固哉高叟益甚矣。诗人之所赋，因其苗而及其穗，因其穗而及其实，犹桃夭之诗，因叶以及华，因华以及实也。盖一时所见，一日所赋。”[9]其说甚辨。可见《孔疏》强分六月、七月、八月，谓“三章历道其所更见”[1]698之说失于穿凿。因而元城刘氏的推论阐释甚为牵强。此诗但见作者求告无端的忧怨，如果说从中可见出诗人之忠厚的话，那么此种忠厚之情在于对父母室家的忧念，而非出于对宗周倾覆的哀悼。

如果说《黍离》深邈婉曲地表达了行役者对父母室家的忧念，《君子于役》则明确清晰地抒发了行役者之妻对外出服役的丈夫的深切牵挂。这个孤独的女子，在日落黄昏之时，幽伤地盼望丈夫的归来。“不知其期”，言其夫君之归期无法预计；“曷至哉”，言不知其所往；“不日不月”，言其相离时间之漫长；“曷其有佸”，言期盼团聚之切；“如之何勿思”“苟无饥渴”，则言思情之浓烈和祈安之恳挚。关于诗中“君子”之身份，今人多以为是一般平民而服役者，恐不然。陈子展《诗经直解》卷六论曰：

诗称君子，自是妻目其夫之词。然当时所谓君子、小人，常含有阶级意义，但读《论语》《孟子》便知。此诗君子似非大夫，伐冰之家不畜牛羊。而家有牛羊，殆属武士、属于当时在社会上士之一阶层，或自由农民，小私有土地者。即令其时公田大量存在，井田以外之私田当已有之。《诗》三百中有可考者，《君子于役》是其一例也。日本佐野袈裟美《中国历史教程》引此诗，谓君子、大人，“也是指一般的贵族，是服侍王公，也从事于战争的。”[10]208

此说可信，诗中人当属周代士人阶层。这种背景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此诗所具有的文化特质。班彪《北征赋》写道：“释余马于彭阳兮，且弥节而自思。日晻晻其将暮兮，睹牛羊之下来。寤旷怨之伤情兮，哀诗人之叹时。”[11]此可谓感同身受地彰显出《君子于役》之诗的情感基质以及作者的文化心态。思妇因夫从役、久不相见而悲伤，寄寓着自身对所处的不平时世的浩叹。许谦《诗集传名物钞》卷三：“上三句谓君子之役无期可归，次三句则以家中目前之所睹者以起兴。鸡则必栖于埘与桀，犹人必当止于家，今乃不得止息；日久则羊牛必来，犹人出有期必当归，今乃无期可归，则思君子之心容可已乎？”[12]正是因为社会秩序的破坏，才使行役者失去归期，从而导致家庭生活的失序。此诗产生的确切年代已不可考，《毛序》认为此为“刺平王”之诗，或有所据。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卷十九论曰：“按《扬之水》篇云‘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与此诗言‘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语意相类，以为戍申者之妻作，亶其然矣。”[13]683丰坊伪《申培诗说》亦云：“《君子于役》，戍申者之妻所作。”[14]39是将此诗与下篇《扬之水》视为组诗，同作于周平王戍申之年。翟相君认为此诗当作于周平王后期：“《君子于役》是一篇怨战诗，作者为周平王的卿大夫。此诗当创作于周平王后期。”[15]邵炳军《〈王风〉创作年代考论》从之，并将此诗系于今本《竹书纪年》所谓“王人戍申之年”，即周平王三十六年(前735年)[16]381。以此为创作背景，则诗人之“志”得以凸显。朱朝瑛《读诗略记》卷二云：“此诗只是行役者室家思念之辞，而方人于畜，谓畜之出入有期，人之于役反畜之不若，此其刺王也深矣。”[17]傅恒等《御纂诗义折中》卷五：“《诗序》曰：‘《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古之行役，未有无定期者。‘雨雪霏霏’，遣戍役而欲言归期也。‘卉木萋萋’，劳还率而详言归期也。今至于不知其期，则是政令无节而不体民之心也。……民者，国之本也。平王东迁，国家再造，而虐用其民如此，失本计矣。”[18]所言皆有当于诗心。因夫久役而悲伤，因悲伤而盼欢聚，因盼欢聚而祈安定和平，因祈安定和平而怨战争，因怨战争而刺平王失政，如此看来，作者着实具有一种指刺现实、企盼和平的文化情怀，且沉甸甸的。

同为“行役与思归”主题的作品，《扬之水》在主题的传达和诗情的抒发上最为直切。三章皆以隐喻婚姻的自然物象起兴，表达出对妻室的想念和热切的怀归之情。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卷十九：“此诗当与《君子于役》合看，彼为思妇之辞，此为征夫之辞。”[13]682诚哉斯言！古今学者对此诗诗旨的解读无多大分歧，而在具体语句的理解上有所差异。“如每章首二句的比兴意义，有的以为隐喻周王朝势力的衰弱，有的以为象征夫妻分离；‘彼其之子’一句，有的以为指戍卒之妻，有的以为指其他诸侯国的戍卒，有的解释为统治者；关于‘戍申’‘戍甫’‘戍许’，有的说是辗转换防，也有的说‘戍甫’‘戍许’只是起陪衬作用，纯粹是为了重章协韵的需要。因有这些不同，对诗意的解释自然也不一致。”[19]关于诗中之本事，略作申述如下：

《毛序》认为此诗主刺平王，因其不抚恤其民，而将他们征调远戍于申、甫、许等各地，戍卒有怨有思而作此歌。历来解此诗大都以《序》说为本，三家诗无异义。《郑笺》：“怨平王恩泽不行于民，而久令屯戍，不得归，思其乡里之处者。言周人者，时诸侯亦有使人戍焉。平王母家申国，在陈、郑之南，迫近强楚。王室微弱，而数见侵伐，王是以戍之。”[1]700郑玄指出，诗中所怨之人为平王，作者所思之人为“乡里之处者”，并联系申国当时的地理环境和政治处境解释王室戍申之由。朱熹《诗集传》卷四曰：“平王以申国近楚，数被侵伐，故遣畿内之民戍之。而戍者怨思，作此诗也。”[6]68又云：“天子乡遂之民，供贡赋，卫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于天下，无以保其母家，乃劳天子之民远为诸侯戍守，故周人之戍申者，又以非其职而怨思焉。”[6]69则是遵循《序》《笺》而别作发挥。今人亦大多依从《序》《笺》作解，如高亨《诗经今注》、陈子展《诗经直解》、程俊英《诗经译注》等。然而《毛序》《郑笺》《朱传》之说不见得确当。清人姚际恒和方玉润相继提出质疑并对之作出过精彩辨析。姚际恒对《朱传》《毛序》和《孔疏》依次提出质疑，认为诗中所言“戍申”“戍甫”“戍许”皆是实有其事，而不是如《孔疏》所言因重章以变文，其实不戍甫、许，故不能仅仅围绕平王与申侯之关系发挥诗义[20]95。姚际恒的质疑是很有道理的，方玉润则进一步提出解此诗应思当日形势。他认为，周王室东迁以后，王政本已衰弱，而南方楚国却强盛而常怀问鼎中原之志。于当时形势下，申、甫、许实为周王室防御楚国的重要屏障，此三国力弱非楚之敌，故周王室皆须戍重兵驻守，而不是周平王仅仅念及母家安危，只遣兵戍申，不及甫、许。方氏之论可谓深中肯綮，如不思及当时形势，皆属不识时务之臆说，不足凭信[21]194-195。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四“楚疆域论”曰：“申为南阳，天下之膂。……至灭申，遂北向以抗衡中夏。……平王东迁，即切切焉。戍申与甫、许，岂独内德申侯为之遣戍，亦防维固圉之计，有不获已。……盖申侯可仇，申之地自不可弃。戍申自不容已，……”[22]戍申自不容已，戍甫、戍许亦然。季本《诗说解颐·正释》卷六论曰：“今观《采芑》诗，宣王时楚已强盛，但命方叔徂征而‘蛮荆来威’。迄于平王，楚犹未敢为患。直至桓王十年，蔡侯、郑伯会于邓，而始惧楚，事在《左传·桓公二年》，则此时楚始为患。而申与甫、许，皆与邓相邻之国，且近于周，遣并往戍，理宜有之。”[23]据《大清一统志》，“申”在南阳府南阳县附郭，“甫”在南阳府西三十里，今名董吕村；“许”在今河南许州。需指出的是，周室之戍申、甫与许，不仅仅是为防御楚国，亦兼防御东南之淮夷。季本将此诗时代背景联系到周桓王时代，傅斯年则进一步联系到周庄王时代：“《扬之水》，戍人思归之诗。东迁之后，既亡四疆，而南国又迫于楚。周室当散亡之后，尚须为南国戍。申甫许皆受迫害，而周更大困矣。此桓庄时诗，桓庄以前，申甫未被迫，桓庄已后，申甫已灭于楚。”[24]这都是富有启发性的见解。桓、庄时代曾有一段诸夷交侵的时期，其齐桓公为盟主的华夏诸侯曾以“尊王攘夷”为务，联系这段历史，有助于更好地阐释此诗之本事。(2)或可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阐释《王风·扬之水》的创作背景和本事。根据姜亚林的研究，从周文王经营汉淮平原开始，不晚于东周(前712年)，周人为了争夺南方资源，与南方异族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周人不断向南方派兵与其发生战争，并对军事要塞进行戍守。申、甫、许等诸侯国与南方异族邻近，是周王朝争夺铜矿的前沿战略据点。对申、甫、许等军事要地的长年戍守只是周人向南的军事行动中很小的一部分。正是这种政治斗争和军事战争背景下，催生了《王风·扬之水》这样哀怨动人的诗歌。详见姜亚林《〈诗经·王风·扬之水〉本事考》(《学术论坛》2006年第11期，第153-156页)。

至于此诗的情志内涵，大体已由《毛序》揭示：“周人怨思焉。”“怨”和“思”，是这首诗歌所表达情志的核心内涵。所谓“思”，即怀归思家之意。庄可有《毛诗说》卷一：“《扬之水》，戍者怨也。”[25]所谓“怨”，即如牟应震《诗问》卷二所言：“怨久戍也。”[26]何以知其久戍？陈子展《诗经直解》卷六云：“诗实主戍申，三章三易戍地。盖甫、许近申，辗转换防，言屯戍之久也。”[10]213涵咏此诗，确如陈先生所言，诗人当时长期戍守申、甫、许等地，辗转换防，久不得归，因而怀归思家的感情才异常地强烈，思念妻子盼望团聚的念头才异常地热切，而这强烈的感情得不到释放，这热切的念想得不到满足，自然生出一种怨愤之情。这种怨愤之情跟怀归思家之情交融在一起，以至于不能明确地分辨，但毕竟是存在于各章反复的浓重的咏唱中的。这诗歌，盖由思而生怨，由怨而加思，怨与思构成了这首作品的复合情感基调。王质《诗总闻》卷四谓此诗：“当是役夫远戍，而恨其家薪刍之不充，悯其妻贫苦独处，愿与之同戍而有所不可，则逆计月以数归期也。”[27]这是别有会心之见。如果说前一首《君子于役》是从思妇着笔，这一首则是从征夫落墨。彼此参照合起来读，便可看到大动乱的年代，夫妇分离不得团圆之社会现实的真实图景[28]。

二、婚恋与爱情

《采葛》是男女相思之诗。此诗当是男子口吻，所怀者为女子，两者可能是恋人关系，亦可能是夫妻关系。由于诗文简略，实在不足据于判断抒情主人公和抒情对象的确切关系，只能猜测。倘若是夫妻关系，那么正常的家庭生活不会导致夫妻久别，而生此强烈的思念。徐绍桢《学寿堂诗说》：“《序》云‘《采葛》，惧谗也’，桢谓诗实无忧谗畏讥之词，朱子所不从是也。然指为淫奔诗，亦不见有淫词。大抵征夫在外，其家人不免望远相思耳。”(3)转引自张树波《国风集说：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9页)。徐氏认定诗中人物为夫妻关系，对诗中缘何产生强烈的思情作了较为合理的解释。然而徐氏认为家人思念征夫，则与诗人口吻不相称。因此更合理的解释是长久未归的征人思念妻室而作。晁福林说：“我们根据《诗论》第17简的提示(“《采葛》之爱妇”)，可以肯定地说，它的主旨就是‘爱妇’，具体说来，应当就是远戍的将士对于妻子的思念。”[29]又说：“《诗·王风》诸篇颇多久戍盼归之主题，如《君子于役》写妻盼夫归，《扬之水》写久戍不归的怨恨，此篇写久戍将士思妇，都是此类作品。”[29]晁先生之说自有一番道理，因而不能否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如果此种情况属实，那么此诗宜归于“行役与思归”主题。但仔细揣摩诗意，两者为恋人关系的可能性似乎更大。朱熹《诗集传》卷四论曰：“采葛，所以为絺绤，盖淫奔者讬以行也。故因以指其人，而言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6]72朱子视之为淫奔之诗，固不足为训，而其对诗人创作心理和作品之艺术夸张的认识，却是非常精到的。若真是久别之夫妻，是不会用“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之语作感叹的，而应该如《豳风·东山》所言：“自我不见，于今三年。”[1]846这其中存在一个艺术思维感性与理性相融通的问题。朱子所言“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可谓深得诗心。《郑风·子衿》末章云“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1]730，与此诗有相同语句，应当视作“套语”。套语的使用必然具有同质性，《子衿》所云自当是“未久而似久”之意，《采葛》所云亦应相同，而不应是实际的久别。既然不是实际的久别，诗中男女为夫妻关系的可能性就较小，因为日常相见的夫妻一般不会生出此种深切思念对方的感情。因此，将诗中人物视为恋人关系应该是更为合适的。上博简《诗论》所言“爱妇”云云，应是孔子或其后学带有较强儒家理念的主观性阐释，只宜视为此诗的参证，而不宜据此认定诗中人物即是夫妻关系。《毛传》云：“葛所以为絺绤也”，“萧所以共祭祀”，“艾所以疗疾”[1]703。采葛、采萧、采艾在周代皆属于“妇功”之事，据此推测诗中人身份，则当属王畿士庶阶层[29]。如此看来，此诗以质朴的夸张表达浓厚的思念，反映着王畿士庶阶层青年男女的婚恋意识、情感体验及对美好爱情的的追求。

从诗中描述的场景来看，这位男子正穿着长途行旅所需的毛毡披风(毳衣)，驾着一辆牛拉货车。从沉重的车行声看来，显然还满载着货物。那么，他所从事的社会活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长途运输。由于古代社会中运输业尚未从商业活动中分离出去(战争等所需的大规模运输又当别论，而且它也不能是个人的活动)，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他是在进行长途贩运活动。那么，他的社会身份只能是商人。[31]240

《丘中有麻》对爱情的表达跟《采葛》比较近似，都是婉曲式的表达，不同于《大车》的激切。但相比之下，《丘中有麻》显得更为含蓄不露。这些差异，显示出王畿青年男女情爱心态的丰富性。在此，亦有必要据诗文本及相关文献对《丘中有麻》诗中人物身份作一番推测，以便更好地把握诗中蕴藏的文化特质。

《毛传》：“留，大夫氏。子嗟，字也。……子国，子嗟父。”[1]705严粲《诗缉》卷七引曹氏曰：“留本邑名，其大夫以为氏。”[33]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十八尤》：“留，出自周封内，大夫食采于王畿之留，以邑为氏。”[34]据此可知“留”本为周王畿内某大夫采邑之名，其后则以邑为氏。班固《汉书·地理志上》：“(河南郡)缑氏，刘聚，周大夫刘子邑。”[35]《左传·隐公十一年》杜预《注》：“(邬、刘)二邑在河南缑氏县。西南有邬聚，西北有刘亭。”[36]3770郦道元《水经·洛水注》：“合水北与刘水合，水出半石东山，西北流迳刘聚，三面临涧，在缑氏西南，周畿内刘子国，故谓之刘涧。”[37]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卷十九：“留，古‘劉’字。《说文》有‘镏’而无‘劉’。……《丘中有麻》，王国之风，所咏当为周地，今河南缑氏县有劉聚，周大夫劉康公、劉夏、劉挚、劉狄，皆食采于此。非彭城之留也。”[38]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七：“留、劉古通用。”[39]两者之所以能通用，是因为皆从卯得声，古音均为来母幽韵[40]。据此则知东周王畿之留邑，亦即《丘中有麻》之“留”，地在今河南省偃师县(汉时称“缑氏”)西南。

《毛传》所言“留，大夫氏”，并认为“子嗟”“子国”为留(劉)氏父子，则不可从。其一，春秋之世，尊者称卑，呼名不连氏；侪辈相称，呼字亦不连氏。字连姓氏，乃后世称谓，为春秋所无[41]11。其二，《诗》之起兴，前后句之间存在“起”和“应”的关系。若按毛《传》所解，则诗文“丘中有麻”与“彼‘留子嗟’”、“丘中有麦”与“彼‘留子国’”前后失去联系，不合《诗》起兴之例。欧阳修《诗本义》卷三论曰：“留为姓氏，古固有之。然考诗人之意，所谓‘彼留子嗟’者，非为大夫之姓留者也。”[42]《诗本义·丘中有麻》此说良然。综合考虑诗中的称谓，应将“子嗟”“子国”之句断为“彼‘留子’嗟”“彼‘留子’国”。所谓“嗟”，应作“搓”；所谓“国”，应作“掴”[41]11-12。搓麻掴麦，乃农功之事。所谓‘留子’，自当指王畿内留邑之士子，从末章的赠物“佩玖”推测，诗中的抒情对象宜属留邑之士人阶层。《元和姓纂·十八尤》谓留氏出于卫大夫留封人之后，高亨《诗经今注》则云“劉原是邑名，周王封其宗族于劉邑，因而以劉为氏。劉氏是东周王朝的一个贵族，世袭为大夫，有人被封为公。”[43]假若此说属实，则“留子”当为姬姓族裔，按照周人同姓不婚的常制，作为抒情主体的女诗人，当为王畿内非姬姓的一位中下层贵族女子。诗中所述，大概即是这位贵族女子，与一位留邑士子相爱了，情爱之欲得以满足，心情欢快，唱出了这首情歌。

“贻我佩玖”一句，也为这首诗歌的正确解读提供了有效信息。《国风》中以“贻”字来表达赠送礼物的句子有三，除此诗外，另见于《邶风·静女》：“静女其娈，贻我彤管”[1]655，以及《陈风·东门之枌》：“视尔如荍，贻我握椒”[1]801。同时可以作参照的还有：《卫风·木瓜》之“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1]691，《郑风·女曰鸡鸣》之“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1]720。《静女》《木瓜》《女曰鸡鸣》和《东门之枌》都是情诗，所赠之物通常具有定情的意义，《丘中有麻》自然也属于这一类。此诗展现了东周王畿士人阶层青年男女的婚恋生活情态，具有鲜活的民俗文化内涵。

三、乱世人生

《君子阳阳》是描写统治阶级奏乐跳舞的诗，诗人身份当是乐官。姚际恒《诗经通论》卷五：“大抵乐必用诗，故作乐者亦作诗以摹写之。”[19]94此说可信。诗云“君子阳阳”“君子陶陶”，状写歌舞场景中“君子”和乐之貌，两章末尾叠咏“其乐之且”，极言歌舞之乐。这是真情的咏叹，还是寄意于讽刺呢？历来说法不一。如王质、朱熹等以为是夫妇相乐，季本、方玉润等人认为是贤人君子自乐仕于伶官；《毛序》则以为是闵周，何楷、丰坊等则以为是讽刺东周统治阶层人物王子颓、周景王之类。探讨这个问题，宜从诗中人物身份着手，并结合相关史事来参看。就诗中人物而言，有“君子”和“我”。细察诗意，“我”当即是此诗作者，其身份为乐官，此应无疑义。至于“君子”之所指，则难于详明。《毛序》云：“君子遭乱，相招为禄仕，全身远害而已。”[1]699则将“君子”与“我”等而视之，其意以为“君子”的身份是乐官。自《郑笺》以后，论者常目之为乐官同僚中的贤人君子。陈奂《诗毛氏传疏》卷六云：“我，我僚友也。王燕用房中之乐，而君子位在乐官，故得相招呼其僚友也。”[44]陈子展认为此诗是“乐官遭乱，相招以卑官为隐，全身远害之作”，“此诗盖为君子之僚友所作。《诗序》可不谓误。”[10]210然而，“据现存文献与金文资料，西周时期中央政权有卿士寮与太史寮两大官署。故只有在卿士寮与太史寮供职者相互之间才可称为‘同寮(僚)’，而舞师与乐工非二寮之官何以称为‘僚友’呢？”[16]394故此类说法不可信。“此‘执簧’‘执翿’与《邶风·简兮》写‘方将万舞’‘公庭万舞’时伶官之‘执钥’‘秉翟’相似，则所奏之乐非教胄子之典乐与教国子之大司乐，而为天子之乐；‘执簧’‘执翿’者非瞽矇之乐工，而为《周礼·春官宗伯》乐师、大胥、小胥、磬师、钟师、笙师、籥师之属，其位不出于中、下士而非大夫，更非在卿士寮与太史寮供职之‘同寮(僚)’。则诗人所写乃天子之乐而非卿大夫之乐，更非《朱传》所谓役夫、役妇之乐。”[16]394因此，诗中所言“君子阳阳”“君子陶陶”而“其乐只且”，非谓舞师、乐工自得其乐，而应是作为“天子”的君子沉酣之乐。如此，则所谓“右招我”之“君子”，应当是“天子”。“天子”而亲身参与歌舞之事，乐则乐矣，而非善也。故诗人“我”亲见“君子阳阳”“君子陶陶”，则“我”之私心自以为不宜。“其乐之且”之“其”，代指“君子”，可译成“他高兴的很啊！”这种语气中应当暗含着深深的讽刺。如参之史事，则有《左传·庄公二十年》载：

冬，王子颓享五大夫，乐及徧舞。郑伯(郑厉公)闻之，见虢叔曰：“寡人闻之：哀乐失时，殃咎必至。今王子颓歌舞不倦，乐祸也。夫司寇行戮，君为之不举，而况敢乐祸乎？奸王之位，祸孰大焉？临祸忘忧，忧必及之。盍纳王乎？”虢公曰：“寡人之愿也。”[34]3850

周惠王二年(前675年)，王室政乱。次年，王子颓享蒍国、边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五大夫，乐及徧舞，上引即其事。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卷二十三据此认为《君子阳阳》乃刺王子颓之作。后又有丰坊伪《申培诗说》以为“景王好音而士遂习音，君子讽之而作是诗。”[14]39虽没有充足的理由指实“王子颓好歌舞”或“周景王好音”即为此诗之本事，但从中却可感知周室衰微之时，统治者不知“哀乐失时，殃咎必至”，而一味寻欢作乐，荒于政事，宜有乐官作诗为刺矣。《毛序》以此诗为乱世之作，不为无见。如此看来，此诗正反映了东周衰乱之世统治阶层寻欢作乐的人生情态，亦体现出诗人关注现实、抨击时政的淑世情怀。

同处乱世，不同社会阶层之人自有不同的人生情态。《中谷有蓷》描写了一位弃妇悲苦无告的情状。这位妇女被丈夫遗弃于荒年之时，天灾人祸相逼迫，实在走投五路，只有慨叹、呼号、哭泣，孤苦伶仃，嗟叹何及[45]。所谓天灾，从诗文中隐约可以感知，应为旱灾。《毛传》：“暵，菸貌。陆草生于谷中，伤于水。”[1]701此说恐非。闻一多指出，《诗》中凡言“谷”者，诸如“葛之覃兮，施于中谷”(《葛覃》)、“鸟鸣嘤嘤，出自幽谷”(《伐木》)、“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白驹》)，皆谓无水之谷。“蓷”为水草，乃因不得水，故暵然而干[32]180-181。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五“暵其湿矣”条曰：“暵或作熯。《说文》曰：‘暵，干也。’……又曰：‘熯，干貌。’则暵为状干之辞，非状湿之辞。”[46]378-379《淮南子·天文训》云：“丙子干戊子，大旱，苽封熯。”[47]则《毛传》所云“暵，菸貌”，当是旱灾之时“蓷”因缺水而干枯之意，不应言伤于水，而当言伤于旱。“脩”字之义，《毛传》：“脩，且干也。”[1]701义有未详。《释名·释饮食》曰：“脩，缩也，干燥而缩也。”[48]可足《传》义。“湿”历来著述皆理解为水湿之“湿”，其实不然。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五“暵其湿矣”条指出：

而云“暵其湿矣”者，此湿与水湿之湿异义，湿亦且干也。《广雅》有字，云：“曝也。”《众经音义》引《通俗文》曰：“欲燥曰。”《玉篇》：“，邱立切，欲干也。”古字假借，但以“湿”为之耳。二章之脩，三章之湿，与一章之干同意，故其状之也皆曰暵。暵者，干之貌也。岁旱则草枯，鵻之干乃伤于旱，非伤于水也。[46]379

《兔爰》和《中推有蓷》同为乱世悲歌，后者以悲人叹世为主，前者则以自悲哀时为主。体味诗中流露出的情感，《兔爰》别具一种感染力，令人动容。贺贻孙《诗触》卷一：“以兔雉为比，无吪、无觉、无聪，盖乱世已极，祈死不得，为此无可奈何之辞也。”[53]朱鹤龄《诗经通义》卷三：“此诗必作于繻葛之后，不然何其词之深悲极怨如此乎？”[54]所论或许不无可商，但“无可奈何之辞”“深悲极怨如此”云云，的确道出了此诗的情感特质。方玉润《诗经原始》卷五论曰：

所谓无吪、无觉、无聪者，亦不过不欲言、不欲见、不欲闻已耳。天下汹汹，时事日非。……以致贤者退处下位，不欲居高以听政；小人幸逃法网，反得肆志而横行。于是狡者脱而介者烹，奸者生而良者死。所谓百凶并见，百忧俱集时也。诗人不幸遭此乱离，不能不回忆生初犹及见西京盛世，法制虽衰，纪纲未坏，其时尚幸无事也。迨东都既迁，而后桓、文继起，霸业频兴，王纲愈坠。天下乃从此多故。彼苍梦梦，有如聋聩，人又何言？不惟无言，且并不欲耳闻而目见之，故不如长睡不醒之为愈耳。迨至长睡不醒，一无闻见，而思愈苦。古之伤心人能无为我同声一痛哭哉？此诗意也。[20]197-198

方氏所论，不免有自相牴牾处，如前谓诗人“犹及见西京盛世”，后则言及“而后桓、文继起，霸业频兴”之世，前后相距将近百五十年，自不合人寿常理。但其从整个大的乱世背景中揣摩、体会作者之诗心，所论多切当。诗人之“深悲极怨”而又“无可奈何”之人生情状，殆已为方氏揭示无遗。论者多谓诗人为周代贵族士大夫阶层人物，诚然可信。如此看来，此诗可以说深切地反映了诗人在乱世中无能为力而悲观厌世的心理状态。《序》云“君子不乐其生”，直截了当地道出了诗人的悲情人生；上博简《诗论》第二十五简云：“《有兔》，不逢时”[55]，则揭示了诗人悲情人生的社会根源。

《葛藟》为流落异乡之诗人感伤身世之诗，也可以说是以“乱世人生”为主题的。诗人之身份，可据史籍的相关记载来推测。《左传·文公七年》载：“(宋)昭公欲去群公子，乐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多庇阴矣。葛藟犹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为比，况国君乎？此谚所谓庇焉而纵寻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图之。亲之以德，皆股肱也，谁敢携贰？若之何去之？’”[34]4005-4006乐豫所谓“葛藟犹能庇其本根”，乃据此诗为说。乐豫说“君子以为比”，意即指此诗为“君子”所作，这当是春秋时期人们的普遍认识。周代所谓“君子”，自当是贵族阶层人物，最起码也应是属于贵族的下层即士人阶层。而揆诸诗文，此远离家族、流落他乡、失怙困顿之诗人，宜属普通士人阶层，因为对更高阶层的贵族来说，其脱离家族荫庇而失怙困顿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而诗人此种人生情状，则当源于特定的社会变动。有学者指出：“在西周、春秋时期，家族是社会最基本的组织，也是家族成员赖以托庇的根本。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及血缘宗法关系的普遍存在，当时的人如果脱离了自己的血缘家族便难以生存。而在西周晚期以后，周人中的血缘家族由于社会的动乱和历史的长期发展而部分地产生破坏。一部分家族成员开始游离于家族之外。”[56]此说甚为有理，《葛藟》一诗的作者应当是受西周晚期以后社会大变动的波及才有此遭遇的。据此看来，《葛藟》又是一首乱世悲歌，不但表现了遭受变乱和不幸的诗人的困顿人生，而且一定程度上呈现了西周晚期以后下层士人群体的失意、无助、孤独、悲郁、积愤难平的文化心态。郝懿行《诗问》曰：“《葛藟》，闵乱离也。”[57]虽不一定是作者之意，却是此诗应有之义。

综上，本文认为：《王风》十篇，诗旨各不相同，主要在于诗人的创作皆感事而发，缘事而作。触发诗人情感的物事不同，创作出来的作品旨意往往有别。而由于时代、地域等因缘，《王风》十篇作品却非截然无共通之处。从主题上考察，可归为三：《黍离》《君子于役》《扬之水》是因戍役之事而发，可归为“行役与思归”主题；《采葛》《大车》《丘中有麻》皆出于对爱情的吟咏，可归为“婚恋与爱情”主题；余下的《君子阳阳》《中谷有蓷》《兔爰》《葛藟》则是衰乱之世不同人生情状的写照，可归为“乱世人生”主题。从各篇之思想与情感内涵上，可以窥见东周王畿诗人群体的创作心态和文化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