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人学到实践人学的革命
——兼作对马克思“实践生成本体论”的一个说明

李雪健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在理论人学的架构内来终结理论人学，其合法性必然会遭受质疑。问题的关键还是要归到人学研究的思维范式与逻辑方法上。而马克思通过对人学研究范式的革命性变革，以生存论路向上的实践人学的实践生成本体论，实现了对传统知识论路向上的理论人学的实体本体论的扬弃，开辟了实践人学的现代路向。

一、西方“理论人学”的传统视野和思维方法

狭义上，人学需要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来加以研究，以此明确其基本的问题和范式,是研究人、服务于人的科学。广义上，“人学”即人的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形态，“是从整体上研究人的存在、人性和人的本质、人的活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生价值、目标、道路等基本原则的学问”[1]。当然，人学是为了人，其研究对象、终极目的是人，但不能把一切为了人的研究、研究人的一切问题的学说都称之为“人学”，如此泛化的人学是无意义的。而且，“人学”并不能限定为“人本主义”，虽然后者大部分是在积极意义上被使用，并具有合理成分。

西方传统人学发展演进的历史，是承递苏格拉底所开创的理论人学的普遍原则和基本方向。苏格拉底将哲学由天上降至大地，并将哲学主题由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哲学、心智论等转向了对人自身的探究，让关心、照料个体的灵魂成了可进行的现实，从而构建了追问知识、德性以及美好生活的“人的哲学”。由此开启了理论人学的传统，即理性超越的知识论路向。对知识、德性的追问能够为人之存在找寻原初性的终极根据，激发人的超越本性。不过，这可能使得人们在“从事哲学思考时满足于超验的形而上的玄远纯思”[2]，将人的生存本性和人之存在的生活世界给悬搁、遮蔽掉。因为在知识论路向中，首先预设了现象世界和理念世界的分离，后者作为超验的形上本体，在主客二元的思维模式中被选定为真实，凌驾于活生生的人与感性世界之上。它可以在理性所规定的纯思范畴内致思世界的统一，可又存留了一个回溯原初基底、夷平人之存在的风险。这就是形上本体的实体化倾向：感性的、现实的人之存在被实体化为存在者，并被放置到知识论中加以客观化考察。人的本质不再是感性的生成，而是先验性、异己性的既定预设，一种纯粹的在自身之外的理性实体。“人”成了无差别的概念称述，人的感性存在只能在抽象思维中开始并被把握。“这种人的定义也是全部西方形而上学人学观的基础。”[3]如此，则是对人的超越本性的延宕，阻碍了对现实存在的人本身的真正探寻。

要跨越本体论的实体化陷阱，就得唤醒并澄明人之存在本身，亦即以现实的历史的人的感性活动为展开依据。因此，无须在现实世界之上又构筑一个外在而超验的世界。人不是抽象的人，人的生成与发展须得放在历史性的生存和生活实践中加以考察。在生活世界之外，凭借理性找寻人之为人的根据，又或者说是确证终极价值和绝对真理，这是传统理论人学的路向。而要避免对人本身的遗忘、突破理论人学抽象思辨的藩篱，旨趣的转向必得表现为：一方面，要对传统理论人学加以拒斥，但不能片面或任意，而是要甄别理论人学与实践人学的差别，使得人自身的超越本性得以澄明敞亮；另一方面，要回归感性的生活与实践，着眼现实境遇中的人的存在。是存在的感性生成，而非抽象思维所把握的本体既成。一切历史行动、人之为人的真正根据即在于人的生存本身。在生存论视域中对感性存在本身加以确认，这是对传统理论人学的反叛和超越。换句话说，唯有回归到对现实的人与生活世界的观照中，发掘人的存在根据，才能够应对重重的生存困境与文化悖论。

二、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人学意蕴

不难发现，马克思的思想学说在整体建构中就包含有人学元素。对人的全面发展、人类自由解放的诉求，这是马克思哲学研究所固有的根基。即便马克思没有一个独立明确的人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可了然的人学意蕴是作为其思想展开的内在逻辑而存在的，并散见于科学而又丰富的哲学之中。马克思哲学中有关劳动、生产、异化等理论的阐发，都是从“人”的维度进行说明。其著作中对“人”的问题不乏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论述，丰富的人学意蕴也明了地开显出来。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通过对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比较，以及有关“原子”概念和特性的分析，为人的个体自由寻求本体论依据，发展了人的自由学说。虽说是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把人理解为拥有自我意识的理念化存在，然则感性的生活世界已然被看作是个体的自由创造和展现。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广泛探讨了政治经济学、黑格尔哲学等内容，开创性地提出了异化劳动等理论，人的本质、私有财产等问题也得到深入说明。尤其是在劳动异化状况的指认上，马克思通过对“实践”概念的阐发，由政治经济学层面的批判深入到共产主义与人的解放层面，并以人的本质问题将此联系起来。扬弃异化劳动的过程即人对人的本质重新占有的过程，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4]189。这一时期马克思的理论立场和话语体系是构筑在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抽象逻辑上，没有深入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规律等方面。因而，劳动异化史观的架构是以“类本质”的价值悬设和道德呼唤为前提，陷入了隐性的唯心主义，尚不具有完全的科学意义。当然，在马克思真实地接触到无产阶级实践和经济学史实的过程中，也不自觉地发生了一种新的从历史客观现实出发的理论逻辑[5]。

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中，马克思批判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的唯物主义，将感性活动看作是属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这是新唯物主义的起点。显然，感性是实践的，它不是费尔巴哈所认为的感性直观的纯粹物质运动，更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理念的抽象思辨运动。把抽象思维或感性直观实体化，依旧延续了传统本体论的知识论路向。而人的自我创造与本质实现是以感性生活作为阵地，也就是说，实践是感性的。通过感性的实践，人找到了现实的、历史的确认。因此，“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501。也只有从人的社会属性去考察人，将人看作是社会存在物，才能准确把握其本质的规定性。对待人的本质问题，马克思有着经典表述，“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501。人的本质是由全部的社会关系所决定。可在费尔巴哈看来，人作为感性直观的类存在，是实在的、感觉的、爱的对象和实体，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仅仅局限在理智情感、自然需要等方面。即使费尔巴哈从人本主义的分析方法入手，发现“神学的秘密就是人学”[6]，进而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据此确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他也不可能将之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对宗教的现实根源予以探究。费尔巴哈的错误即在于离开了现实的社会关系与历史发展进程，抽象地考察人的本质和宗教问题。可实际上，宗教不是人的固有本质，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宗教感情也只是对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关系、社会存在的反映。因此，把感性思辨化了的费尔巴哈，仍旧没能从理论人学的视域脱离出来。更确切地说，他在历史观上陷入了唯心主义。

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马克思侧重分析了分工与所有制在发展阶段上的关系，论证并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出发点，即“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4]519。同时也首次表明自已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4]516-519现实的个人是从事感性实践活动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概念的人，历史则是人的连续不断的实践活动过程及其结果。也唯有在现实的社会关系和历史运动中，个人才能成为有个性的现实存在。由此，标志着一种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实践唯物主义得以确立。包括到后来的 《共产党宣言》 《资本论》 等文本中，马克思把现实的个人放到经济、阶级关系中去考察，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人类的解放落实到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中，从而创设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构建了回归历史具体的科学的人学。而共产主义这一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的实现，需要以各个人的自由发展、一切人的自由联合为前提和依据。

这些研究事实表明，“马克思对人的理解的过程本身就是他哲学思维模式的变化过程，或者也可以说，马克思哲学思维模式的变化过程本身就是对人的理解过程”[7]。即使存在着诸如“认识论断裂”等解读模式，我们仍然可以将之定性论证为显性的“人学”、显性的“实践人学”。不仅是因为“实践”是马克思哲学的实质与核心范畴，还在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旨趣和现实发生都指向了人的感性实践和生活世界，是对人的本质生成、社会历史发展等问题的具体把握。

三、马克思“人学革命”的性质及其意义

马克思承递着传统人学的价值维度，但在致思理路上持存了较强的批判性和创造性。他不再采用抽象思辨的逻辑对人的本质加以规定，又或者独断论式地将精神心灵、物相实体夸大为人之存在的本体根据，而是紧紧抓住科学的“实践”范畴，在符合人学内在规定性的同时，对整个理论人学进行系统批判，跳出了理论人学的窠臼。马克思以实践来确认人的本质、把握社会历史的发展，对于人的感性活动、存在方式的研究，不离开劳动、社会关系等具体领域，如此，人的问题便有了实质性的内容。另外，以实践为核心的生存论路向的“实践人学”的定位，也有助于我们厘清马克思人学革命的性质以及意义。

虽然从广义上来讲，西方哲学史上一直存在着“关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范式”[8]，也不乏主张回归人的存在、生活世界的哲学流派和思潮，然则并非所有的实践哲学都能够算作“实践人学”。只有马克思在更加自觉地贯彻实践哲学范式的同时，牢牢抓住感性实践活动及社会历史的运动发展，将人的存在归基为现实的、历史性的感性实践生成。从马克思人学研究的进路上看，人之为人、人之存在的基础与根据，即在于“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4]449。“实际上，只有马克思才真正实现了对现实人的科学理解，从而使现实的人真正成为哲学或人学的主题、前提和出发点。”[9]“人”不是抽象思辨的宗教人，也不是脱离社会的自然人，而是进行着感性生活实践的现实的人，面向着生活世界不断地展开感性创造。所以，“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10]。这种以人自身为目的的对象性劳作——“实践”——承载着人的本质生成，其规定性自然成为人的本质规定性。毫无疑问，人是经由现实的、感性的实践活动不断生成的。人在认识改造外部世界的同时，又确证了自为的生成。这就决定了人的存在与社会关系必得打上自由自觉的感性活动的烙印。那么，马克思哲学也就不存在所谓的“人学空场”。基于生产方式、社会交往、历史运动等视角，实践人学达到了对现实的人的科学具体的认识，表明了感性生活的人的在场。退一步来说，马克思哲学如果要存在所谓的“人学空场”，那可能是在理论人学的意义上论说的。然则人学并非感性世界之外的遐想。通过现实的、感性的实践活动来对人的生存、本质以及解放发展等问题进行考察，这是立足生活世界的科学形态的人学研究范式，是转向生活世界、通达人类解放的具体途径。

四、作为人学研究新视域的“实践生成本体论”

正是以实践人学为切口，马克思实现了对传统知识论路向上理论人学的变革，开启了生存论路向的实践生成本体论的转向，宣告了超验语境的实体本体论的终结。从抽象思辨的体系哲学转到感性生存的实践哲学，实践人学这一崭新形态，必然超越抽象思维与感性直观的人学视域，将人学研究实实在在地推进到感性实践的生活之中。现实的人的感性生活即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论根据，成为生活世界、社会历史以及人类价值实现的深刻基础。

回归感性的生活世界，在实践生存的向度中找寻存在的根据，把握人之为人的本质生成，面向人的价值确证。以感性的实践活动作为立脚点的实践人学，担负起了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双重任务。实践人学能够紧密关联人的生活世界与社会历史进程，不漠视人的生存性与感性实践，同时又具有批判反思、开放超越的维度，赋予了现实的实践生成的本体论意义。当然，这里的本体论去除了实体化意涵，说成存在论或许更为妥帖，是感性生成的存在论。“或者说，当传统人学将本体归结为某一‘实体’时，用‘本体论’比用‘存在论’更为合适；当实践人学将本体归结为‘存在’本身时，用‘存在论’代替‘本体论’较为合适。”[11]需要说明的是，旧有人学的形上维度并没有因为贴近生活世界被拒斥、就此终结，而是以存在的超越维度表现出来，人的存在就是生活世界的实体。“所谓‘终极存在’，就是人的实践活动所生成和创造的‘存在’，而实践活动的展开就是人的社会生活，因而，社会生活构成了哲学最本源、最‘终极’的存在。”[12]于是，当本体问题转换成存在问题时，自在既定的思辨实体即为实践生成中的历史性存在所取代。

一般说来，近代西方哲学发生了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拒斥抽象思辨的形上论述，要求复归并聚焦于人的存在、人的感性生活已然成为哲学研究的共识。“如果不是干脆拒斥所谓‘本体论’研究，那么至少也是极大改变了对‘存在’进行研究的方式。”[13]可是，悬搁对本体、本质的追问，“并没有发生认识论、实践论取代、消灭本体论的事实”[14]，两者间不存在必然联结。不放弃对抽象思辨世界的追问，然则更关注于人生存着的感性世界。所以，本体论并未过时，只不过是以新的、特定的形态展现出来。它依旧贯穿于哲学发展、演变的脉络中。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本体论追问是否可能，而是要分析存在着的是何种意义上的本体论。“我们不能以人学史上某种具体形态的‘本体论’之误而否定一切‘本体论承诺’的意义。”[15]被终结的只是作为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人学，是一种间离了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的思维方式和人学形态，而人学的本体关怀并未消失。我们就是历史，我们在感性实践活动中承荷着历史的本己发生与感性创造。不过，这并非是对实践加以本体化的绝对解释，更不是置于劳动、生产关系等范畴中的泛化说明。要知道，历史运动的主体是生成着的人，历史是人的存在的直接表征。而现实的人作为实践的承载者，通过感性活动不断生成自身，也即历史。历史把人的本质现实化，在这一点上，对生命个体不断生成的历史性辨析，构成了正确理解生存论路向上的实践生成本体论的出发点。“实践生成”也借此摆脱实体论与认识论的解释局限。因而，人的形上超越诉求与现实生存本性的巨大分裂，在实践生成本体论的视界中，得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在实践中不断生成的历史性存在就是马克思实践人学本体论维度上的具体规定。

正因为如此，实践的本体意蕴是生成性的，且在人的本质生成中不断开显出来。而“人是什么”“人如何成其所是”的问题就转换为对生命个体历史性生存的把握。必要的是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出发，面向真实的生活世界，来确证存在本身、真正占有人的本质。要把人的存在论根基还给人之存在本身、人的本性创造。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解放也只有在连续不断的实践生成中、在存在方式的变革中才能实现，并具有通达本体的合法性。这不仅变相地处理了本体问题，同时也为我们从本体论层面来审视马克思的人学革命，提供了切入点。

总之，传统理论人学向科学的实践人学的转向，开拓了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下“实践生成本体论”的新视域，是人学研究的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