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瑞科,袁祖社
(1.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2.成都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9)
现代社会“绿色生存”价值信念的确立与“美好生活”的实践证成,遭遇和面向的是一个病理化的危机场域。随着西方现代性的全球布展,生态危机愈益成为现代人所遭遇的最为紧迫且复杂的公共性生存论危机之一,“危机型”生态场域的生成与持续扩展,从价值本体的深度揭示着启蒙现代性文化所证成和辩护的“资本占有型”进步主义发展逻辑的内在悖谬。在知识社会学和“后发展”的意义上,一种足以超越现代性生态危机的优良生存价值观的培育与生成,吁求一种“伦理地肯定世界和生命”的“绿色生存”信念的整体性出场和持续性在场。由“美德伦理”向“规范伦理”的现代性范式转换为此种优良生存信念的确立提供了前提性的观念史语境。立足文明转型的新时代,一种合乎伦理规范的理性制度观念及制度实践的确立,为生态型“绿色生存”价值信念得以可能构筑起了坚实的价值—实践前提,制度理性的生态转向所着力证成并深刻阐扬的是一种彰显文明时代所应有的“绿色生存”的伦理自觉和“绿色发展”的实践理性。由此,在生态文明与制度文明价值共契的意义中,制度理性的生态转向将为“美丽中国”的创获构建一条切实可行的价值关切与实践规制之道。
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新哲学的理论发展,始终贯穿着一条基于“制度性批判”的价值—实践反思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