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天生
(安徽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41)
世界各国学者都在讨论和研究后危机时代金融体系的调整和变革问题,当人们在思考如何进一步摆脱后危机时代的金融危机时,应当记取先贤处理类似危机的经验,使我们渐行渐慧。这里谨以王茂荫在清咸丰时期应对金融危机中的币制改革思想为例,在学术界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分析,并作出其当代价值的判断。
王茂荫(1798—1865),字椿年,号子怀,安徽歙县人。道光朝进士,先后任道光、咸丰、同治朝主事、员外郎,陕西道监察御使、山西道监察御使、礼部给事中、兵部给事中、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兵部左侍郎、吏部右侍郎等职。王茂荫在任职期间,多次向清朝皇帝谏言献策,其思想集中体现在《王茂荫集》中。
有学者论,王茂荫“可以说是中国传统货币思想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1〕也正因如此,在1864年出版的德文版《资本论》第1卷第1篇第3章中,当马克思在谈到货币或商品流通,论述“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问题时指出:
这种纸币是直接从金属流通中产生出来的。而信用货币产生的条件,我们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还是根本不知道的。但不妨顺便提一下,正如本来意义的纸币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来一样,信用货币的自然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67)〔2〕
马克思在这个注释中特地关注了王茂荫关于“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