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轨与不断重释的“新纪元”※
——论刘慈欣科幻小说《超新星纪元》的版本演进

内容提要：本文以刘慈欣科幻小说《超新星纪元》的各版本为研究对象，聚焦这部作品的修改过程，指出刘慈欣的思想和科幻理念无法简单地以1980年代的“启蒙”框架涵盖。《超新星纪元》的版本演进过程，勾勒出刘慈欣思想发展的脉络，同时也展现了“新生代”科幻作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寻求与时代对话的努力。

在刘慈欣的众多科幻小说中，《超新星纪元》是一部较少被提及的作品。或许因为小说营造的氛围过于诡谲残酷，抑或是其距离现实太近而相对缺少科幻的空灵之美。但这部初稿于1989年，初版于2003年，其间五易其稿的作品对于我们理解刘慈欣而言却不可谓不重要。它被作者认为是自己科幻创作生涯“社会实验阶段”的代表作之一，同时也是“科幻创作上的青年时代彻底结束”。

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富有启发性地指出：“每一版本，都可算是一个满载学识的仓库，可作为一个作家的所有知识的手册。”对《超新星纪元》各个版本进行梳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在历史的延长线上理解刘慈欣的创作，推进刘慈欣研究。同时，也正如刘增杰所言，“研究现代文本修改的类型及原因，有助于把握现实生活的各种因素对作家写作的深刻影响，揭示现代作家精神动向的社会和个人的种种根由，折射出时代和生活的丰富性及其存在的历史性缺憾”。在历史化的视域下，通过对《超新星纪元》的版本问题进行考察，我们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中国的八九十年代。

需要说明的是，《超新星纪元》的前三稿作者并未公开出版，所以本文更多采用“创作学”的版本研究方法，除已出版的第四、五稿，未出版的一至三稿也在本文的研究视域中，力图在各稿的演进中去“研究创作动机、创作心理、创作技巧、修改艺术等创作之道”，同时揭示1990年代的文化政治。

一 《超新星纪元》的版本概况

刘慈欣在《第一代科幻迷的回忆——写在〈超新星纪元〉出版之际》一文中回忆，《超新星纪元》从1989年动笔至2003年1月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14年一共写作了五稿。根据《超新星纪元》作家出版社初版本的落款可知，这部作品的前四稿分别于1989年12月、1991年10月、2001年4月2日、2002年1月25日完成。这里的落款缺少第五稿的时间。刘慈欣在《第一代科幻迷的回忆》中写道，第五稿是在出版过程中应编辑要求，删掉了第四稿最后的“交换国土”部分。因此，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应是《超新星纪元》的第五稿，写作时间应是2002年1月25日至2003年1月。

共有三家出版社出版了《超新星纪元》。作家出版社和台湾红狐文化出版社均于2003年出版了第五稿。重庆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了第四稿，并于2016年再版了第四稿。除此之外，刘慈欣曾将《超新星纪元》的前半部分缩写为一个短篇，更名为《创世纪》连载于《科幻大王》2004年第12期和2005年第1期。之后，作者又将其名恢复为《超新星纪元》，收录至各短篇小说集中。

目前《超新星纪元》只公开出版了第四、五稿，另有部分片段在网络上流传。比照作者提供的各稿，可以确认目前网上流传的“未删减版”（即所谓的“1991版”）实为第二稿，“金色狂草”“渤海湾”“军事法庭”等片段为第三稿的部分章节，这三章并非连续的章节，在网上流传版本中的排列顺序也有误。

另外，刘慈欣在《〈东京圣战〉和〈冷酷的方程式〉》一文中曾回忆《超新星纪元》的初稿是用笔手写的，而在《第一代科幻迷的回忆》中又说初稿是用DOS系统的Words 软件写的。但作者在回复笔者的邮件时却表示初稿是用DOS系统的中文编辑软件CCED写成的，并且发给笔者的一稿也确是CCED格式。

还需加以说明的是，作者在相关文中表示《超新星纪元》一共只有五稿，其中一稿并没有完成。然而作者发给笔者的文件中，共有两个版本的一稿，作者分别命名为“超新星纪元一稿1”“超新星纪元一稿2”。一稿1和一稿2均没有完稿，且两稿内容差别巨大。根据一稿2中的“西德”等历史性词汇，可以推断一稿2的创作时间应为1989年12月至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之间。

通过上文的爬梳可以看出，《超新星纪元》的版本变迁十分复杂。对于这部数易其稿，耗费作者巨大精力，且在一段时间内被作者本人认为无法再自我超越的巅峰之作，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详加探讨。

二 《超新星纪元》各版本述评

刘慈欣在给笔者的复邮中曾表示：“《超新星纪元》前后改过五稿，改的原因比较复杂，有的是自己想改的，有的是编辑的意见，而后者有的是出于文学方面的考虑，有的则是由于敏感内容。”这五稿的内容变动较大，有些是从文字上对文本进行精益求精的修改，而有些则是由于作家思想的变化，还有些是为求出版而不得不做的妥协。为清晰地勾勒出刘慈欣思想的流变，本节将对《超新星纪元》各稿进行简要的述评。

（一）一稿1：社会、政治批判与“80年代末的刘慈欣”

刘慈欣于八九十年代之交开始创作《超新星纪元》一稿1。这一稿在思想与艺术上均不成熟，由于作者急于想表达自己的想法，小说中充斥着大量的社评和政论。不过在写作这一稿时，作者已经设计好了科幻的“点子”，以后几稿虽然内容上大不相同，但核心的“点子”都是相同的，即隔壁星系的一颗恒星发生“氦闪”，产生的射线杀死了地球上13岁以上的人，于是这个只剩孩子的世界成为可怖的梦魇。

在一稿1中，刘慈欣从超新星爆发写到大人们去世再到孩子们接收世界便截止。这一稿与作者创作于同时期且同样没有公开发表的作品《中国2185》在思想上可谓一脉相承，深受80年代思潮的影响。《超新星纪元》一稿1正如作者所言，“不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受《河殇》思潮影响的那一代年轻人对民族文化更多是采取批判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充斥1稿1的是大量对社会积习、陋俗的直接评论和批判。譬如，超新星爆发后，大人们立即组织了大规模的考试，考试成绩最优秀者可以进入为孩子世界培养管理类人才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专业学习。然而两个成绩优秀的主人公并不想学这些专业而想学理工科，校长找他们谈话时说，“要想干得比我们好，你就必须当官，这块土地上有官本位的传统”。不得已，两个孩子最终都选择了经济管理系。然而其他各系都开始授课时，这个系的大楼还是乱哄哄的，“楼门口停满了高级小汽车，皇冠兰鸟和雪铁龙都有。很多有风度的大人在大楼门口和楼内走廊中亲切地握手交谈”，这些开豪车有风度的大人无疑是来为自己的孩子“递条子”的。在这样的描写中，刘慈欣表达了对特权阶层和社会不公的不满。

在《第一代科幻迷的回忆》中，作者提到“在那样思潮的影响下，在《超》中民族文化只是灾难之源，其邪恶要高于自然灾难之上。小说中，当大灾难到来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在国土的正中央建一条长城，将男孩和女孩们分开来……”在一稿1中，确有暗示大人们将男孩运往北方，女孩运往南方的情节，但并无在国土正中央建一条长城的相应叙述。小说中，当大人们得知只有孩子们能幸存在世上时，便拼命地工作，力图在去世之前为孩子们完成一项名为“新长城”的研究项目。“新长城”只是一个覆盖全国的巨大的计算机网络，它可以“采集到国家工农业生产和国防的大量信息，并可很方便地对这些信息进行反馈，这对未来的国家领导人管理国家有重要意义”。因此，应是刘慈欣在《第一代科幻迷的回忆》中的记忆有误。

强烈的现实介入精神使刘慈欣急于在一稿1中展开激烈的社会、政治批判，这样的创作姿态和创作意识使他在科幻这一领域最终与80年代的时代思潮达成共谋。可以说，刘慈欣同年创作的《中国2185》与《超新星纪元》一稿1中的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的内容都没有超越80年代的时代话语，两部作品中的“80年代意识”构成了刘慈欣早期创作的思想底色。

然而，刘慈欣的现实介入精神一方面使他在80年代末展开了尖锐的社会、政治批判，另一方面也促使他在时代剧变、社会转型的具体进程中进一步思考中国和世界，而非简单地继续挪用80年代的批判话语。事实上，从《超新星纪元》一稿2开始，刘慈欣就表现出与一稿1完全不同的思想发展方向。

（二）一稿2与二稿：“侵华战争”与民族主义叙事

在刘慈欣回忆《超新星纪元》创作历程的相关文字中，是没有提到过一稿2的。但按照作者提供的《超新星纪元》各稿，一稿与二稿之间其实还有一个衔接稿，作者将其命名为一稿2，这一稿同样是未完成稿。与充斥着大量关于中国的社评、政论的一稿1相比，一稿2将视野转向了国际层面，且这一转向的思路在二稿中得到了完善并延续至后面三稿之中。

一稿2中有相当多的笔墨用于评论日本民族主义势力的崛起。作者在小说中想象了随着日本经济高速的发展，军国主义在年青一代中的复活。在世界上的大人全部去世，中国孩子还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时，日本孩子却在FG（第五代电脑）的领导和帮助下，通过“中微子传感”技术迅速组织起来，并派出“太阳舰队”入侵中国。这时，得到情报的两位主人公华华和尚未被命名的小女孩才开始着手组织国家领导机构准备抵御侵略。这一稿写到这里便戛然而止。或许作者也意识到继续写下去的困难，因为日本孩子有高度发达的FG帮助，中国孩子在这场战争中似乎只能束手就擒、等待屠杀。

这一稿的思路与一稿1明显不同。如果说一稿1的目的是突出大人、孩子在交接世界过程中的各种腐败、丑恶现象，那么一稿2则在思考如果大人们全部不在了，在这样一个只剩孩子的世界上，国际秩序会发生什么变化，中国在这样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中将以怎样的姿态出现。这个思考脉络在后面几稿中都延续了下去。

二稿也即网上流传的“未删减版”。在这一稿中，一稿2里帮助日本孩子侵略中国的第五代电脑FG成为中国孩子管理国家的工具。由主人公华华和小梦仓促组建的国家领导机构利用FG实现了民主，分布在各地的孩子们可以通过FG与领导人展开实时通话，以此来决定国家每一天的安排。

在二稿中，中国孩子在大人去世后的新纪元中浑浑噩噩，除了吃、喝就是睡，而日本和美国的孩子则在厉兵秣马，寻求在新的世界中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秩序。日本希望取得自然资源更为丰富的领土，美国则希望推动日本入侵中国，坐收渔翁之利。日本和美国一拍即合，日本出兵中国，美国提供军事援助。在国家存亡的危急之际，中国孩子迅速走出“糖城时代”的浑噩状态，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完成了战争动员。日本孩子见状，不敢再贸然进军，只能退回本土。小说的结尾，美国又想出了“交换国土”的“游戏”，强迫中国与美国交换国土。美国孩子笃定自己的牛仔精神能够征服中国的土地，而中国孩子与中华大地的血肉联系使他们远离祖国后就将迅速堕落。作者在最后并没有说明“交换国土”的最终结局，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

正如作者所言，“这一稿在思想上比较成熟，但在技巧上很幼稚，充满了大段的政论，有些地方很难读”。其中有大段对美国民主制度以及日本民族主义的讨论和描述，展现了作者的思考，但大段的论述也造成了叙述的延宕。

《超新星纪元》一稿2和二稿的写作伴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历史进程，外部环境的变化影响着刘慈欣的思想与创作。从更为宏大、开阔的角度去思考国际关系的变化以及在新的历史阶段的世界舞台上民族主义的意义与民族国家的角色。

（三）三稿：丛林世界的全球大战

1990年代初期，刘慈欣曾尝试发表《超新星纪元》二稿，但一方面因二稿自身的思想艺术缺陷；另一方面也因为中国科幻正处于低谷，这部作品一时难以出版。在《超新星纪元》二稿与三稿之间的十余年时间里，刘慈欣创作并发表了《流浪地球》《微纪元》《天使时代》等一系列中短篇科幻。在社会结构深刻转型的1990年代的现实语境中，这些思想的碎片逐渐汇聚成了刘慈欣独特的思维体系和科幻美学，而这也深深地体现在《超新星纪元》的三稿中。

相比于二稿，三稿的主要改动是故事前半部分以及世界战争的对垒双方。故事的起始部分更富有文学和科幻色彩。主人公华华、晓梦、眼镜三人在参加小学毕业晚会时，遭遇了超新星爆发。在调查清楚超新星对人体的伤害后，政府在山谷组织了“模拟国家”的“游戏”，以便选拔超新星纪元时代的国家领导人。最终，在“模拟国家”游戏中表现优异的华华班级的大部分同学与少部分其他孩子组成了未来国家的领导机构。

此外，在二稿中，美国为攫取新世界的霸权，怂恿日本入侵中国，交战双方是中、日两国。在三稿中，则是美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而强迫世界各国参与自己提议的世界战争“游戏”。美、日、欧等发达国家抢占攻方后，只剩中、俄和第三世界国家还没有做出选择。根据游戏规则，必须要有一个大国作为守方。因此，摆在中、俄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一是两个国家联合第三世界诸国组成守方联盟，二是其中一个国家带动第三世界国家加入攻方，形成全世界围攻一个国家的局面。最终，俄罗斯加入攻方联盟，世界大战成为全世界围攻中国的游戏。

中国无法抵抗还悄悄留有核武器的攻方联盟，只能节节败退，甚至被迫放弃了首都北京。然而大战的最后，中国军队利用大人存留下来的唯一一枚400万吨级的战术核弹摧毁了联军驻扎的北京，并利用核威慑逼迫各国纷纷退出战争游戏。故事的最后仍然以“交换国土”结束。

应该说，三稿的艺术技巧已相当成熟，小说的叙述结构比较完整，宏观的战争场面描写也十分精彩。因为某些情节比较敏感，作者自己也意识到“这些不会通过，只是抱着帽子高了不被砍一刀的想法”。

在三稿酝酿和撰写的1990年代至新世纪初期，正是中国积极推动市场经济改革，并申请复关入世，与相关缔约国进行艰苦的多边谈判的年代。其间虽有谈判顺利的时候，但也时常产生摩擦。1999年3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以“保护人权”为由强行介入科索沃战争，对南联盟进行空袭，并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中国在尝试融入世界体系时，真切感受到了霸权的存在。在《混沌蝴蝶》等作品中，刘慈欣以愤懑之情表达了自己的切肤之痛。

新世纪之交，刘慈欣创作的几部中长篇科幻，如《球状闪电》《全频道阻塞干扰》包括未出版的《超新星纪元》三稿，描述的都是中国独自对抗北约及世界各国的故事。在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刘慈欣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中国的前景。

（四）四稿与五稿：民族国家的利益争夺

显然刘慈欣自己也明白，三稿因过多的敏感内容最终将难以出版。因此，对于刘慈欣来说，四稿的任务便在于删改过于直白显露的刻画，并进一步践行自己的科幻美学理念。

相较于三稿，四稿改动最大的就是战争场面。三稿中的世界围攻中国改变为世界各国为了争夺南极大陆这一新纪元的战略要地而相互之间进行大混战。战争也由具体的军事对抗变为更具科幻色彩的“游戏形式”。同时，四稿也删除了一些过于残酷的情节。例如，在三稿中，有一段日本坦克直接从中国小保育员身上碾压过去的描写，这一情节在四稿中被删去，而被纳入另一部中篇科幻小说《全频道阻塞干扰》中。

除了战争场面的修改，作者也删除了一些干扰小说叙述进程的议论，使叙述更加流畅，在整体上提高了作品的艺术水准。在作者看来，四稿是其最成功的一稿。这一稿的“意境更加空灵，也更加科幻了，但现实的内核是存在的，这部小说，如果把它切碎榨干，最后留下的可能只有现实”。

2002年至2003年，作家出版社在出版《超新星纪元》时建议刘慈欣删除“交换国土”部分，作者虽不十分情愿，但最终还是听从了编辑的意见，写出了第五稿，即《超新星纪元》的初版本。重庆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包含“交换国土”情节的《超新星纪元》实则是第四稿。“重庆本”出版时，作者在初版本的基础上修改了一些句词，使文字更为精练，进一步提高了艺术质量。四稿、五稿是《超新星纪元》定型的两稿，也是艺术上最成熟的两稿。作者的思考不再由人物以干扰叙述进程的议论表达出来，而是蕴含在小说的情节中。同时，作品的科幻色彩也更为浓厚，使科幻包裹住了现实的内核。

在作品的思想层面上，四稿、五稿与三稿实际上没有根本的差异。世界依然是那个复杂诡谲的世界，国家间的明争暗夺也依旧存在。刘慈欣将世界冲突的根源聚焦在民族国家的利益之上。

19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正是刘慈欣科幻思想逐渐成熟的关键时期，90年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构成了刘慈欣思想变化过程的背景。新世纪之交，刘慈欣在《超新星纪元》《地火》《圆圆的肥皂泡》《三体》等一系列作品中表露出的对工业伟力的礼赞、对民族兴亡的忧患以及对尖端科技推动人类进步的认同等思想，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我们后来所指称的“工业党”思潮的源流。因此，我们不能不加辨析地以“80年代末的刘慈欣”来理解刘慈欣的整体创作。若我们试图真正进入刘慈欣的科幻世界，并从中汲取面向未来的思想资源，那么我们必须深入90年代的历史，并从中钩沉出一条联结刘慈欣早期与后期创作的道路。

三 世界秩序的想象与重构：《超新星纪元》与1990年代

《超新星纪元》撰写的19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恰是中国、世界剧烈动荡的时代。时代的剧变对刘慈欣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一稿（指《超新星纪元》一稿1——引者注）并没有写完，社会课堂的教学效率是很高的，就在写这一稿的过程中，自己对中国社会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每天与工人们接触，厂外就是山村，而在当时的工作中，我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中度过，我没去过西方，但在俄罗斯待过一段时间，那正是社会主义联盟的旗帜风雨飘摇的时候……这些经历不算丰富，但也足以让我用更理智更科学的眼光观察中国社会。我明白了人类社会的差异仍然巨大，有些东西在一个地方是美酒，另一个地方则是毒药。

引用刘慈欣的自述并非是想将《超新星纪元》的版本变迁视为作者对时代的直接反映，正如杨宸、罗岗在讨论刘慈欣的《三体》时提醒的，“如果以直接映射的方式来解读科幻文学作品，虽不能说不对，但至少是不够深入和全面的”。更为重要的是，在《超新星纪元》的修改过程中，我们能否觉察出1990年代的文化症候以及文本中携带的文化政治议题。进一步地，在“新时期”以来形成的文学史版图中，我们如何定义《超新星纪元》。质言之，刘慈欣的科幻创作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意义是什么。

李桦在其刘慈欣研究的论文中，将《中国2185》称为“批判乌托邦”（critical utopia），并将刘慈欣其后的《西洋》等一系列作品视为这一脉络的延长线。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李桦的文章不乏洞见。然而李文整体的思路却是在“民主/专制”“压迫/反抗”等一系列二元对立中定位刘慈欣及其作品。在这种自我构建的对立中，将视野集中在“80年代末的刘慈欣”，并将刘慈欣在90年代以后的创作视为这一脉络的自然延展。然而，这种解读的问题在于，刘慈欣在90年代创作中的思想嬗变遭到了无视。事实上，在《超新星纪元》二稿中，刘慈欣对美式民主的揭露和讽刺就已经与自己80年代末的思想产生了距离。在这一稿中，作者以讽刺的态度描写了新纪元时期的美国总统戴维为了“赢得天真的美国公众的喜爱”而进行的政治作秀。同时，刘慈欣也借人物之口指出了美式民主的资本本质：

比如总统竞选吧，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黄金时间播出费每分钟就是上万美元，这些钱从哪儿来？那个三角形的哪一条边都变不出来，只有洛克菲勒、摩根、梅隆、惠特尼、杜邦、克利夫兰、莱曼和哈里曼这些超级财团才能拿得出来，若没有那些小洛克菲勒和小摩根们，哪还有什么美国？如果惹这些小家伙，别说连任，就是这一任都可能步尼克松的后尘（如果不是肯尼迪的后尘的话）。

如果说《超新星纪元》一稿1反映了“河殇”思潮对刘慈欣的影响，那么在二稿的这些表述中，作者已经很明显地在反思“蓝色文明”的制度弊病。尽管在之后的几稿中刘慈欣并没有沿着这个批判脉络继续深入下去，但他随后的一系列思考显然是在这一稿的思想基础之上进行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以静止和封闭的态度来看待刘慈欣的创作，而应当认识到刘慈欣的思想随着国家、时代的变动一直在发展和推进。其实，在《三体》英文版的后记《东方红与煤油灯》一文中，刘慈欣就曾表达过自己复杂的“革命时代”的记忆：一方面是发达的航空航天技术，另一方面却是“村中破旧的茅草房中透出煤油灯昏暗的光”以及刻骨铭心的饥饿和冬天都没有鞋穿的光脚的小孩。看似反讽的画面悖论式地存在于刘慈欣的思想中。人造卫星、饥饿、群星、煤油灯、银河、光年、洪灾……刘慈欣将“看上去截然对立的东西并置在一起，然后试图形式化”，并以此来把握整个时代。这种把握时代的方式使刘慈欣在理解作为问题的“中国”时充满着“东方红”与“煤油灯”的辩证张力。在80年代的“四个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中以及“河殇”思潮的影响下，刘慈欣更多是批判“煤油灯”，但在90年代的时代剧变中，“东方红”的记忆却使刘慈欣的创作表现出另一种面貌。

将目光拉回至《超新星纪元》的版本演进。如果说一稿1中大量关于中国的社评和政论表达的思想与《中国2185》还有相当程度的延续，更多触及有关“煤油灯”的记忆，因而一定程度上在李桦的解读中还可以自圆其说，那么从90年代初开始创作的一稿2和二稿开始，刘慈欣关注的重心明显转向了“外在”。无论是对日本民族主义兴起的刻画，对美日入侵中国的描绘，还是孩子世界大混战和国际秩序的重构，都突破了80年代的话语模式，并与90年代的文化政治产生了深刻的互动。

1990年代是“短20世纪”终结的时代，也是世界格局再次洗牌的时代。全面展开市场化改革并积极重返世贸组织的中国在90年代已日益深刻地参与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如汪晖的判断：

在国家的推动下，改革（主要是为适应市场化而进行的经济体制和立法方面的改革）的步伐较之1980年代最为开放的时期更为激进：通过生产、贸易和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中国日益深入地加入到世界市场的竞争之中，从而内部的生产和社会机制的改造是在当代市场制度的规约之下进行的。

某种意义上，1990年代的中国在新的历史语境和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深入地“遭遇”了西方（美国），重新激活了刘慈欣思想中的“东方红记忆”。

在《超新星纪元》中，超新星爆发，大人世界结束，然而“历史”却并未如大人们想象的那样终结。各国的孩子们为了“排座次”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无论是二稿的美日侵华、三稿的世界联军围攻中国，还是四稿、五稿的为了争夺南极大陆而展开的混战，刘慈欣都用冷静甚至冷酷的笔触描绘了孩子世界“游戏”形式下残忍的利益斗争。超新星纪元远远不是大人去世前所想象的那种没有战争而只有和平和爱的乌托邦，孩子的世界依然延续着“公元世纪”的“历史”。刘慈欣撕碎了新纪元的“文明”表面，揭示了世界各国的利益争夺不会因为某个历史时期的结束而终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慈欣所描绘的“超新星战争”回应了福山著名的“历史终结”论。

王瑶曾从“后革命时代的民族寓言”这一角度来剖析包括刘慈欣小说在内的当代中国科幻。这样的解读极富启发性。在《超新星纪元》的各稿中，我们看到的是越发清晰地对于国际秩序想象的重构，以及不断增强的对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关注。例如，在一稿2和二稿中，刘慈欣以较多笔墨想象性地描绘了日本民族意识伴随经济的复苏而不断觉醒的过程。当人们以为日本在二战后的经济繁荣“把最新的一代造就得软弱自私，没有前辈的责任心，更没有前辈的民族精神”，这一代人“似乎只有菊而没有剑”时，日本却不断增加防卫经费，以惊人的速度组建军队，并为了在“地球上坐前排”而发动新纪元的侵华战争。虽然在三稿至五稿中，刘慈欣没有再过多地直接描述和议论民族主义，但世界各国对于新纪元政治优势以及战略要地的争夺，依然以民族国家的利益为基础。

正如汪晖所言，“全球化的经济进程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体系为其政治保障的，因此，尽管民族国家的功能发生了变化，但它作为一个全球经济进程中的利益单位的含义反而更加凸显出来”。《超新星纪元》对于民族主义意识的关注以及新纪元战争中民族国家利益的刻画与强调，正与中国90年代以来日益深入的“现代化”进程暗自契合。然而，《超新星纪元》又并非90年代中后期崛起的以《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潮汐”所能定义。《超新星纪元》最终并不简单地指向廉价的口号，而是在世界格局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敏锐地察觉到了丛林世界的真相，以及“冷战”结束后各极力量行将加剧的国际博弈。在这个意义上，刘慈欣的《超新星纪元》与中国90年代的文化政治是同构的，它回应的是中国90年代乃至当下所面临的问题。

刘慈欣的创作从来就不自外于现实和历史。宋明炜在讨论刘慈欣等人的科幻时认为，“1990年代至今，当主流文学消解宏伟的启蒙论述，新锐作家的文化先锋精神被流行文化收编，那些源自1980年代的思想话语却化为符号碎片，再度浮现在新科幻作家的文学景观之中”。宋明炜意识到了刘慈欣科幻的“历史性”，力图将刘慈欣科幻的现实精神和批判精神纳入“新启蒙”的话语中，并在80年代的知识谱系中予以定位。应该指出，宋明炜的问题与李桦如出一辙。宋文急于将刘慈欣纳入80年代文化的脉络中，却因此牺牲了刘慈欣的丰富性，并无视了刘慈欣思想的复杂性。譬如，《天使时代》中对第三世界国家反抗西方“文明世界”的正当性的描写；《混沌蝴蝶》《光荣与梦想》对于霸权主义的批判；《赡养人类》中对于资本主义的反思；《超新星纪元》对于“历史终结”的回应以及新的世界秩序的想象，显然并非“1980年代思想话语”的“符号碎片”。宋文提供的80年代的“启蒙”框架，无法解释刘慈欣的诸多作品。这些作品中闪烁的与其说是80年代的思想碎片，毋宁说是刘慈欣关于90年代以来新的世界、现实问题的思考。质言之，用80年代的“启蒙精神”难以概括刘慈欣科幻的文学史意义。

刘慈欣在《三体》中曾感叹，“在中国，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都会砰然坠地的，现实的引力太沉重了”。现实的引力让刘慈欣难以在作品中展开最为纯粹的科幻想象。然而正是这种与时代、现实紧密的关联，才让刘慈欣的作品走出科幻圈，受到广泛的关注。也正因此，任何非历史的解读都无法真正理解刘慈欣科幻的意义。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