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革命情书”
——重读丁玲回忆录《魍魉世界》

内容提要：《魍魉世界》是丁玲晚年所写的叙述其南京三年囚居经历的回忆录，这部回忆录的写作与刊行既是亲历者迟至半个世纪后的公开揭秘，也直接关联着丁玲自己“历史问题”的最终解决。过往研究通常着眼于从历史或者政治维度看待这部回忆录，文本则尝试从文学的角度出发，考察丁玲在这部回忆录中所表现出的强烈文学症候，即丁玲是以“自我表白型心理小说”的手法来书写南京回忆的。这一“表白”行动内蕴着双重紧张，即作为表白主体的丁玲与表白对象的党组织之间的张力，以及表白主体的内部的分裂。前者关涉知识分子与革命审查机制以及革命内部斗争的复杂关系，同时也牵涉贞洁—忠诚/身体—政治悖论式的扭曲与结合；后者则有关革命者如何在极限的革命状态与日常的世俗状态之间寻求某种平衡。

1984年8月1日，中组部经中央批准发出《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撤销了中国作协党组分别在1955年和1958年呈报中央的两份报告，推翻了有关丁玲“叛徒”问题的一切不实之词，丁玲所有的历史遗留问题，经由最高层组织的认定而得到彻底解决。至此，困扰了丁玲大半生的最大心结终于解开。这一年丁玲八十岁，在终于等来这一“盖棺论定”的通知后，她非常激动，向数位身边亲友表示：“现在，我可以死了。”死生亦大矣！丁玲的一生，是与“革命”相向而行、生死与共的一生，同时也是与“革命”爱恨交织、纠缠反复的一生。就革命的传奇性与残酷性而言，中国现代作家中大概很难有谁比丁玲更能体会其中的复杂与艰涩。

作为丁玲早年的亲密好友，瞿秋白曾评价她：“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这可谓是对丁玲一生的预言。“火”既是诱惑，也是危险，对于丁玲而言，“火”指向的则是难以一言蔽其内涵的“革命”。新时期以来，当“归来”的老作家们纷纷提笔著述“回忆录”时，其主流的基调，往往是对“伤痕”的回顾以及对历史的控诉与“反思”：回忆历史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告别革命”，反思现状的坐标则遥遥指向“回归五四”的“新启蒙”。而侧身一众“回忆录”中的《魍魉世界》，却显示出异样的感情色彩，甚至使得丁玲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如果仅仅看到丁玲自己在晚年所宣扬的种种，只能得到一个脸谱化、政治化的单向度形象，这对于“不简单”的丁玲而言，显然是一种窄化。要理解晚年的丁玲，就要考虑到她晚年的具体的现实处境，思索她真正的焦虑所在，其中症结就在于所谓的“历史问题”，即丁玲早年被国民党囚居南京三年的经历。正是这段经历，成为以后将近半个世纪里始终笼罩着丁玲的乌云和阴影，晚年的丁玲把自己的政治节操放置在其他所有一切之上，这样的背景下，甚至可以说，丁玲所有的努力都意在驱散南京三年所留下的阴影。然而在此之前，有关这三年的经历，丁玲始终讳莫如深、三缄其口，除了极少数有资格查看其审查报告的文艺界上层人士之外，不见丁玲自己任何关于此事的公开表述。在新时期拨乱反正、重新给历史定调的当口，丁玲需要给出一个交代，也殷切地渴望着一个定论，这样的心情，不仅仅是作为一位共产党员向党组织交代并渴望党组织的回应，同时也是作为公众人物的著名作家，向所有关心她的读者和研究者的交代、向“历史”的交代。《魍魉世界》这一本体量很小的回忆录，作为南京三年囚居经历的几乎是唯一易得的记载，对于丁玲以及丁玲的研究者而言，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 文体与笔法——《魍魉世界》文本的诸问题

丁玲在晚年其实有过三部回忆录的写作计划，即《遥远的故事》、《风雪人间》和《魍魉世界》。从最后的完成情况来看，《遥远的故事》只写了开头就撂下了，《风雪人间》和《魍魉世界》也只能说是大致完成，而相较而言，又以《魍魉世界》的结构更为完整。就这两部作品而言，《魍魉世界》的重要性又远大于《风雪人间》。这两部回忆录，分别专注于丁玲人生中最为关键的两个时段——囚居南京和北大荒劳改，着重叙述其间的历史情况和自己的内心情感。根据《丁玲传》，丁玲最初开始写作《风雪人间》时，并没有通篇的考量，“都是断断续续写的”，“想到哪段写哪段”。第一篇《初到密山》是1981年在出访美国爱荷华时写出的，彼时大洋彼岸的热心人士尤其关心丁玲在北大荒的流放岁月，《风雪人间》写作的初衷很可能就是对于北美这些热心听众的回应。

相较之下，《魍魉世界》的写作则有计划得多。丁玲的南京经历，一直以来都受到普遍的关注，也不断有相关人士来信询问其中详情，然而丁玲始终没有回应，也没有文字公之于众。1983年夏天，丁玲开始专注于《魍魉世界》的写作，几乎与此同时，中组部也重新受理了丁玲关于历史问题的申诉，并要求丁玲“重写关于南京的详细材料”，至1984年7月，这部回忆录已大致写完，并于1986年初刊于《中国》11、12期合刊。与此同步，1984年8月中组部发出《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重新肯定了丁玲从1933年到1936年这三年中被捕后的表现，丁玲的历史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回忆录作为一种特殊文体，其承载历史价值的关键，就在于“契约性”，即作者向读者表明写作的初衷，自己与所忆事实的关联，以及对于回忆真实性保证等。由于涉及丁玲个人重大历史问题的辩诬，《魍魉世界》所内蕴的契约特质尤其突出。陈明在《魍魉世界》题记中强调，此书的目的就是“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对于尘封多年的南京往事，由于相关档案的缺失以及其他直接关系人的沉默，丁玲自己的回忆几乎成了历史的孤证。这段历史给丁玲带来的麻烦的具体例证，是“一张条子”和“一个孩子”，前者出自1943年丁玲被“抢救”时的交代，后者则是囚禁期间与“叛徒”冯达发生关系的证据。除这两者外，有关丁玲这段经历的其他信息，基本来自丁玲的自叙。相较于其他老作家写作回忆录时，需要面对查找资料、相互问询甚至对质的情况，丁玲有着更大的操作空间。然而更少的限制未必带来更好的效果，已有研究者指出，丁玲的《魍魉世界》更多采取了“有意”的夸张叙述，即片面突出自己的革命信念，而模糊了其他关键细节，从而显示出政治上“自证清白”与还原历史真相的两难。丁玲更多地倾向政治性叙述，而相对淡化历史叙述，政治欲求对史实造成一定伤害，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遗憾。

需要申明的是，本文的旨趣不在于考辨丁玲历史问题的是非真假，政治上有中央文件作结，研究者亦见仁见智。我真正感到兴趣的，是《魍魉世界》所体现出的文学性，即丁玲在写作回忆时所展现的作家姿态和叙述策略。过度着眼于政治—历史维度上的是非纠葛，就容易忽略丁玲这部回忆录在文学维度上可能具有的深度和症候性。正如前述，南京三年的经历全赖丁玲的个人坦白的“孤证”，事实上使得丁玲获得了发挥文学才能的空间。《魍魉世界》不同于其他老作家回忆录的关键，正在于其文学意味的症候性展现。

就丁玲的文学创作而言，一直存在着两套书写方式和词语系统。第一套源自“五四”时期，以《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代表，着重于描写孤独个体内心的痛苦与分裂，即“自我表白型心理小说”；另一套则是丁玲在“向左转”后的逐渐努力，尝试超越个人的主观情感，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呈现革命理念，以期形成一种“客观小说”。借用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区分，最适合用“言志”和“载道”来区分丁玲的这两套书写系统。丁玲晚年，最看重《杜晚香》这类“载道”之作，不过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广大读者更感到兴趣的，仍然是《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种带有强烈个人气质的、更具有“文学性”的作品。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回忆录的写作本宜采用客观视角，但《魍魉世界》的写作明显承接了丁玲“自我表白型心理小说”的“言志”路线。

在丁玲“自我表白型心理小说”这套书写系统中，一直存在着文体的模糊和强烈的自叙倾向。虽然名曰“小说”，但其实体裁也可以是日记、回忆录；至于“自我表白”则更不待言，丁玲笔下所有的主人公都体现着作者强烈的个人特质。后来丁玲在谈论回忆录写作时，也明确说道，“我以为回忆录比较好写。一个人的一生，特别是革命者的一生，可能是一部非常精彩的小说”，“写回忆录，可以完全不拘形式，心有所感才写。自自然然，水到渠成”，回忆录的重点似乎并不在还原历史真实，而是要“吸引人，感动人”，“对人有益、有启发”。对于丁玲而言，“回忆录”和“小说”的文体界限并不那么泾渭分明，《魍魉世界》的写作，采用的还是她最自然、甚至是本能的那种书写方式。

关于南京三年的经历，在不同时期丁玲至少写过三份交代材料，但在此之外，若仔细体会丁玲这类作家的敏感及本能，这样的揣测大概是合理的：这段尘封的往事，半个世纪以来，肯定在丁玲内心深处经过无数次反刍，令她百转千回地搜刮记忆宫殿的每一个角落，来回推敲，每一次都是对这一段叙事的重新修葺与雕琢。也就是说，在漫长的沉默里，丁玲反复演练过这个故事的讲法，《魍魉世界》就是最终的版本。这也可以解释，丁玲的叙述里何以充满了大量无关宏旨的琐碎细节：旅馆房间的陈设、食用饭菜的品类、看守阅读的书籍等。大量的记忆边角料在五十年后竟依然栩栩如生，这在写作和记忆机制两个层面上该如何理解？如果不将这些细节简单地指认为是来自想象力的话，恐怕也至少可以说，丁玲是依据自己的“心理真实”完成了回忆中场景的布局。其他老作家的笔调，常有一种穿过历史岁月的沧桑与平淡，对自己往事的娓娓道来往往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魍魉世界》给读者的直接感受，则是亲历者心有余悸地讲述刚刚发生的惨剧，通篇充满着情绪的强烈波动和叙事节奏的紧张感，那种少女般的天真与委屈的口吻往往让人失神：提笔写下这个故事的，真的是那位指点江山、慷慨激昂的老太太吗？在《魍魉世界》里，丁玲又找回了她当年的文学感觉，莎菲式的独白与抒情，灰暗甚至于绝望的笔调，这是丁玲最擅长的方式，是她的天才所在。

从修辞策略的角度考虑，丁玲的这种写法无疑是一种冒险。对于以历史真实为价值依据的回忆录而言，这一文体类型天然就抗拒作者主观视角的过度入侵，正因如此，亲历者将自我客体化，进而采用第三人称视角的客观描述，是最常见也是最稳健的叙述方式。勒热讷（Philippe Lejeune）在论及自传时，曾经提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即传主叙述自己的童年经历总是最为容易的，童年作为有别于当下作家的客观对象，保持了叙述空间必要的距离感，而一旦主角长大成人，需要为自己所思所行负责任的时候，就往往会面临一个叙述视角转换的困难。这是回忆录尤其是自传型回忆录作品无法回避的天然障碍，正是这种悖论性因素，使得众多老作家在晚年写作的回忆性作品显得寡淡无味，缺乏文学性。

以常情揣度，回忆录的写作者，虽然都要宣称“还原历史真实”，也难以摆脱人类总是希望美化自身的天性。正如已有研究者指出的：“五四”老作家们在写作回忆录时已近暮年，回忆录的撰写很可能是自己在文坛留下的最后印记，因此他们会格外在意如何总结自己的一生，给后世留下完美且完整的形象。想要达成这样的叙事效果，就要求回忆录不仅叙事完整、细节生动，更要能对于复杂事件尤其是重大“历史公案”给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尤其是能提供一些个人主观的思想脉络，并使之无缝嵌套入整个回忆过程，从而为“紧要关头”“关键细节”提供“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解释。如果从这一思路出发，《魍魉世界》的确存在弱点，一些本该着重描写的事实情况被搁置了起来，比如，丁玲究竟如何获得了国民党的优待，如何将母亲接来，如何与冯达发生关系，获得一定行动自由后为何没有及时设法联系党组织等，都被丁玲有意无意地回避掉了。这样的处理，究竟是因为年迈带来的记忆衰退，还是因为创伤性经验带来的失忆，抑或只是丁玲有意的忽略，如今已经无法考证，南京三年的某些关键性历史事实，可能从此被更深地埋藏了。

《魍魉世界》的写作与丁玲“历史问题”的解决同步，使得同情和热爱丁玲的读者将之视为得到官方保证的信史，进而热烈地称赞丁玲的坚韧忠贞。不过在我看来，这反而是对丁玲及其文本的窄化，即单纯将《魍魉世界》视为一部“辩诬史”。前文已经论证，从“辩诬”的角度看，《魍魉世界》并不能算是一部杰作。但如果转换视角，把目光的焦点由历史转向文学，那么这部回忆录便获得了极强的症候性、可读性以及广阔的阐释空间。李杨关于“革命”与“有情”的研究已经指出，丁玲的情爱历险，不符合“革命”与“恋爱”的二元对立模式，反而是“革命决定了恋爱”或者“革命产生了恋爱”。笔者以为，可以更进一步：丁玲根本就是在与“革命”恋爱，她的历任爱人其实都是“革命”理念在现实的具体化身。从这个角度出发，《魍魉世界》就不是对历史的“说明书”，也不是针对污点的“辩解书”，而是丁玲写给革命的“情书”：终于脱离苦难的女子奔向她的爱人，倾诉自己的委屈与苦难。

不同的文体选择涉及不同的修辞策略，同时也在文本内部制造了不同的紧张与矛盾。当丁玲将《魍魉世界》作为“表白情书”而落笔时，就面临着双重关系的考验：一重事关作为表白主体的丁玲和表白对象的党组织，这牵涉知识分子与革命审查机制以及革命内部斗争的复杂关系，同时也牵涉贞洁—忠诚/身体—政治悖论式的扭曲与结合；另一重则内蕴于表白主体的内部，即革命者如何平衡短暂却激情的极限状态与漫长而世俗的日常状态。

二 性别·身体·政治——丁玲与革命政治的审查机制

为了展开后面的论述，有必要简要叙述一下丁玲被捕事件的经过，在事实层面上做出一些确认。1931年胡也频遇害，丁玲怀着完成丈夫未竟事业的悲愤意志，同时受到冯雪峰的影响，加入了左联并于次年秘密入党。在这期间，经由冯雪峰的介绍与冯达同居并结为夫妻。1933年春，丁玲和冯达搬到上海公共租界北四川路昆山花园路，5月丁玲在住处被捕并与冯达一并被秘密送至南京软禁起来。与此同时，上海“左联”同人以及丁玲的好友沈从文等人展开了对于丁玲的营救。抓捕丁玲的是国民党“中统”特务系统，丁玲在被捕后，并未受到严刑拷打，反而始终被礼遇优待。丁玲在软禁期间，逐渐获得了自由行动的可能。此间，丁玲并未出卖共产党组织，也未曾为国民党工作，但曾为国民党写过一张条子，“出去后，不活动，愿居家回家养母”，并在1934年9月为“叛徒”冯达生下一个女儿。1936年，丁玲首先与张天翼取得联系，然后经由李达、冯雪峰的活动与帮助，于同年9月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陕西保安。

有关丁玲被捕一事，虽然细节上仍有待考之处，但整个事件的大致脉络是清楚的，丁玲所要辩驳的关节也是明确的：即“一张条子”和“一个孩子”，前者尚且有情可原，后者则始终被非议者紧抓不放。可以说，问题的重心不在事实判断，而在价值判断，丁玲的申辩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就这样的事实，提供一套合理的解释。在此，丁玲面对的是知识分子遭逢革命政治的审查机制这一命题，又因为涉及革命队伍内部的权力斗争，所以尤其复杂。对于丁玲南京三年历史的评价，党的审查和评论标准，呈现松紧的反复。正是这种随着局势变化而带来的尺度游移，一面给予丁玲希望，另一面也加重了她的难堪。

关于“条子”的问题，组织的认定并未有太多的波澜，1984年中央的结论，是丁玲“没有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发表自首悔过的言词”、条子“是属于应付敌人，一般性表示对革命的消沉态度”。但在“孩子”的问题上，情况显然要复杂得多。丁玲没有选择放弃这个孩子，这也就意味着，这个孩子成为丁玲的“红字”，成为伴随一生的尴尬印记。其中关键，则在政治与性别的关联，以及政治名节与道德忠贞的混淆。本来革命追求的是女性解放与消除性别压迫，丁玲更是那一代“五四”女性的先驱，但如今新政治与旧道德却诡异地达成了共谋。丁玲是党员，同时也是女性。由于自然属性的原因，生育施加于女性的影响远超过男性。“孩子”问题关系着女性最为隐私的身体与性，对于这一问题的控诉，势必要将丁玲最私密的个人经验公之于众，由此带来的难堪可想而知。丁玲的每一次解释，都不得不将自己最难堪和最隐私的经历，公开地暴露和展示给各怀心事的观众。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前，丁玲还可以按照自己所欣赏的那种个人英雄主义模式，创作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借塑造贞贞这样一个孤独、骄傲和反抗的特立独行的女共产党员形象，来彰显自己。在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之后，丁玲反而经受了更大的压力，经过多年政治运动的“洗礼”，在《魍魉世界》中，丁玲已经不复贞贞式的理直气壮和满不在乎，她不得不小心翼翼、委曲求全地，向对她有所要求的观众讲述那个有关自己贞洁与名节的“污点”往事。几十年间，文本内外，一个作家精神面貌的改变，以及这种改变所映射出的时代语境，令人唏嘘。

关于“孩子”一事，在《魍魉世界》里，丁玲写到尽管当时给国民党写了“条子”，但仍然未能如愿回乡奉母，而是与冯达一起被转移到莫干山。正是在莫干山，丁玲陷入了囚居期间最大的消沉：

在这里，白天我只能呆呆地坐在院子里，遥望那烟雾朦胧的远山和那由绿变黄的山谷，痴痴地追踪翱翔盘旋的苍鹰。许久许久，从被捕以来强忍着未曾流出的苦涩的泪水，常常潸然挂满一脸。……我一生的凄苦生涯，我的艰难困危的挣扎都一起涌上心头。我整天坐在这初冬的寂静的高山上，向往宇宙中的一切。万物皆自由，唯独我被困在这离地面一千公尺以上的山上……我要喊、要叫、要撞、要冲击！但又什么都不能，只能让泪水象涓涓的苦泉，一个劲地往下流，滴在衣襟上，滴入泥土里，到晚上就又把枕头、被头淋湿。

天气逐渐入冬转寒，环境的恶劣使得敏感的丁玲愈发脆弱与消沉，抵抗意志逐渐瓦解：

冯达曾是我的爱人，但近几个月来，我都把他当仇人似的看待。现在，我被隔离在这阴森的高山上，寒冷不仅冻硬了我日用的毛巾、手绢、杯里的茶水，也麻木了我的心灵。我实在需要一点热，哪怕一点点。一点点热就可以使我冻得发僵的脚暖和过来，一点点热，也可以把我冻得死去的心暖活过来。这时我根本没有什么爱、什么喜悦，我整个身心都快僵了，如果人世间还有一点点热，就让它把我暖过来吧。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到底也还是一个人，总还留有那么一点点人的自然而然有的求生的欲望。我在我的小宇宙里，一个冰冷的全无生机的小宇宙里，不得不用麻木了的、冻僵了的心，缓解了我对冯达的仇恨。在这山上，除了他还有什么人呢？而他这时只表现出对他自己的悔恨，对我的怜悯、同情。我只能责备我的心肠的确还不够硬，我居然能容忍我以前的丈夫，是应该恨之入骨的人所伸过来的手。谁知就由于我这一时的软弱，麻木，当时、以后竟长时期遭受某些人的指责与辱骂，因为我终于怀了一个孩子。

这一段，可以说是《魍魉世界》里丁玲最重要的解释，从中也可以看到丁玲作为一个女人最真实的存在。本来，基于冯达的沉默和其他旁证的缺失，这段经历，丁玲是有更委婉的阐释空间的，比如，她毕竟是一个女子，体力精力都拗不过冯达。但丁玲选择了在回忆中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不能超越本能。由此，丁玲发出了对党最凄惨的告白：“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到底也还是一个人，总还留有那么一点点人的自然而然有的求生的欲望。”党性和人性，一直以来都是容易引发争论的焦点，丁玲晚年的许多言论之所以受到非议，其实正是因为常常在发言中将党性绝对地置于人性之上，不容有任何余地。但事实总是说来容易躬行难，轮到自己，丁玲还是站回了人性的立场。我倒不以为这是丁玲的表里不一，因为事情往往就是如此矛盾却又如此真实，真诚与表演之间的界限，往往微妙而难辨，丁玲之所以“不简单”，其实也正在于此。

在此之外，这段辩白另一个强烈的特征，就在于丁玲的性别意识。尽管丁玲晚年真诚地希望作为共产主义战士被人铭记，一旦她拿起笔书写回忆，她就又回到了“莎菲”那种具有强烈性别特征的形象里。在最后的自白中，丁玲完全站在了一个女人的立场上，她会脆弱、会消沉。不能抵抗温暖和关心，以致犯了“错误”。但她依然真诚地向心爱的党表白，承认了事实，也显示了心志，至于爱之怜之，还是摧之辱之，都任凭发落。这种姿态实在令人动容。一方面是作为党员向党组织交代；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一名女子在晚年，向爱人请求最后的爱怜。如此，才有了《魍魉世界》里低徊幽怨的语调、纠结委屈的苦情，才使得关于半个世纪前的往事的诉说，有了仿佛就在昨日的样子。这一刻，时间和空间的尺度，在心理距离上被无限压缩，这不是记忆能够达到的功效，只能是情感。

丁玲逝世后，李锐在悼文中写道：“这个通知（指中央《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引者按）经过一年多的调查落实，几次慎重讨论，最后由中央批准。通知高度评价了她为党做的工作，赞扬她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是的，比起她半个多世纪对党的执着的爱，即使她有过什么过失，又何足计较呢。”这其中的重点，自然是“半个多世纪对党的执着的爱”，党还是理解了丁玲，从一个党员的角度，也从一个女性的角度。针对李锐的评语，解志熙谈道，“这话很值得玩味——从丁玲大半生忍辱负重、矢志不移的表现来说，‘通知’对她的高度肯定和赞扬，她是当之无愧的；而所谓‘比起她半个多世纪对党的执着的爱，即使她有过什么过失，又何足计较呢’，则含蓄地暗示出中共一向特别严格的组织纪律原则在新形势下与时俱进的宽容，因此给予丁玲老人一个迟到的肯定和宽解，让这位老党员从此安心安度晚年，这于理于情都是应该的。是的，就丁玲与现代中国革命的复杂关系而论，这委实是极为严肃也极耐人寻味的事”。

在《魍魉世界》之后，丁玲还有当被视为“遗作”的《死之歌》，由丁玲在医院病床上口述，陈明整理。在《死之歌》里，丁玲再一次追述了自己所受的革命启蒙和拥有的革命信仰，以童年丧父的恐怖经历开始，至南京囚居三年不死而终，最后的归结，则指向《魍魉世界》，希望读者能够通过这部回忆录，理解她的心路历程。《魍魉世界》是历史问题悬而未决时向组织发出的深情表白，《死之歌》则是表白得到了组织肯定后，丁玲在更为广大的意义上，向全部读者及整个历史发表的自述。如果说《魍魉世界》中尚且还有些权宜和苦衷，笔法不得不曲折隐微，那么到了《死之歌》，文辞应该因为更大的自由而有所改变。可事实却是，《魍魉世界》中蕴含的悖论，在《死之歌》中更加症候性地凸显了出来。正如符杰祥指出的，《死之歌》显示出丁玲晚年思想对革命“忠贞的悖论”，即“丁玲文学与人生世界中的烈女/烈士认知”，“其所诉求的忠贞气节”与传统女德、革命政治、性别政治之间，存在着“相纠缠的压抑、变形、扭曲、扬弃等系列问题”。

《死之歌》讲述的是丁玲如何经由革命的召唤与锻炼，从而超克对于死亡的恐惧的过程。丁玲最初的经验，就是看到了封建制度下“贞洁”对女性的压迫，由此发生了革命启蒙的信念。然而在丁玲后来的叙述中，却把本来是同情对象的“节妇”和“忠臣”并举，由此建构了具有批判免疫力的“忠臣烈女”，本该作为控诉对象的“节烈”，在丁玲那里最终又神奇地获得了新女性政治正确的赋权。这种，“对忠贞观的认知悖论，在某种程度上也隐含着丁玲自己也无法索解的历史悲剧”。

三 极限与日常——丁玲形象建构的内在冲突

丁玲怀着“向死而生”的心情来书写自己的南京回忆，却最终“置之死地而后生”。肉体毫发无伤的同时，却留下精神上无尽的折磨。正如前文分析的，尽管初衷在于辩诬和澄清历史，但事实上《魍魉世界》的文本却是在文学维度上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表白。经由这场回忆，丁玲不仅重整与外部的关系，同时也要再一次自我发现与自我认识。丁玲向党表白了自己的炽热情感，同时也形构了自己的性格画像，一个复杂的自己，既坚强又脆弱，既消沉却又怀揣希望，种种矛盾的特质，混杂地出现在一个人身上。相较其他老作家在回忆中试图建构的“完整”形象，《魍魉世界》里的丁玲无疑是分裂的，但相较逻辑上的完满，难道不是现实中的不完满才更接近所谓的“真实”？

“极限”与“日常”，我以为可能是理解《魍魉世界》中丁玲形象的突破点所在，正是在这样的视野下，政治上忠诚—背叛的二元对立的框架，被转换成了革命者自身内部的对抗斗争，即革命者如何平衡短暂却激情的极限状态与漫长而世俗的日常状态。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不得不先荡笔出去，从新时期丁玲批沈从文的一桩文坛公案谈起。1980年3月，丁玲在《诗刊》发表《也频与革命》，与多年的老友沈从文公开决裂，这一行为的导火索，就是沈从文将近半个世纪前的旧作《记丁玲》。《记丁玲》是1933年丁玲被捕、被害的谣言讹传之后，同乡好友沈从文为了营救和纪念丁玲所写的一个小册子，1934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结集出版。满怀着敬意、爱怜和惋惜的心情，沈从文追忆了对丁玲的印象，并给予了她极高的评价。然而就是这样一篇陈年旧文，却在半个世纪后引得丁玲勃然大怒，与沈从文公开翻脸。关于丁、沈的交恶，学界已多有论述，笔者以为其中《丁玲传》给出了最好的答案。按照王增如、李向东的说法，丁玲怒斥沈从文，是因为“不好说出口的理由”，沈从文《记丁玲》里写了丁玲真正忌讳的人——冯达，而且把他们的关系写得“十分细腻”。

冯达的出现正好是在胡也频遇难之后，那时的丁玲正处于人生的低潮。胡也频以自己强烈的热情唤醒了丁玲的爱情和革命潜质，也因他的去世，使得丁玲被唤醒的激情失去了寄托。此种情形下，丁玲需要从一种高强度的极限精神状态，向平稳的日常生活回归，而冯达恰好是合适的人选。沈从文写道，冯达“是有着一个女性型模的青年。脸色白皙，衣帽整洁，缺少广东人的火气，却不缺少受过相当绅士教育的谨饬。躯干适中，不爱放口说谈，办事时见得大有条理，爱人时则显得忠厚无二”，并且“为人‘稳重可靠’……可以称为‘一个妇人合用的丈夫’”。

冯达这种温和稳重的品性，正是适用于当时的丁玲的，“一个年已二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又恰当这种年龄，失去了她生活中的伴侣，生命所需要的，原就是那么种温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1932年夏天，沈从文和丁玲在她被捕前最后一次见面，见到丁玲变成“一个胖胖的女人，穿了一件淡蓝薄洋纱的长袍，一双黄色方头皮鞋，在门边向我瞅着。如非预先约好，我真想不起就是她。若这人在大街粗粗的一眼瞥过，我是不会认识的。我们还只分手一年，好像变得已太多了”。可见日常生活层面，冯达把丁玲照顾得很好。丁玲也说，“你如今见我那么胖，便应当‘放心’了”。

与此同时，沈从文也洞察了冯达的“温和平稳”，以及安定的现实生活可能带给丁玲的影响，他曾经想写信给丁玲，警告她这种“倏然而来的爱情”，或许是“一种有意作成的陷阱”，因为“温室实在不是这个湖南女子应住的地方”。不想沈从文一语成谶，冯达的爱情后来果然成了丁玲的人生陷阱。

对于沈从文的分析，《丁玲传》的作者认为，“沈从文不仅准确地看透冯达，而且深入到丁玲内心，窥探到她对冯、胡两个性格迥异男人的比较”，“他（即沈从文）真是最理解丁玲与胡也频感情的一个人”。丁玲对《记丁玲》一文做出了上百处的红批，且语多激愤，但是对于有关冯达这一段，丁玲却没有一句批语，这实在耐人寻味。

沈从文的洞见正在于此：伴随着胡也频的去世以及与冯雪峰情感关系的破裂，丁玲在低落的情绪里接受了冯达，也从激昂热烈的“革命”状态逐渐回归安稳静好的现实日常。丁玲并不是职业革命家，一开始走上革命道路与其说是受到革命理念的召唤，毋宁说是受到了身边异性的直接影响。胡也频和冯雪峰都是性格火热而倔强的共产党员，丁玲对于革命的具体感知，也正来自他们两位。那么，当身边人由胡也频、冯雪峰这样“如火如荼”、具有“情人”品格的革命者，变成了冯达这样一个稳重平和的“合用的丈夫”，对于丁玲的改变也就可想而知。

尽管有批《记丁玲》的公案在前，几年后丁玲写作《魍魉世界》，有关冯达的描述与评价，以及自己如何与冯达结合的逻辑，却与沈从文所述几乎如出一辙。在丁玲笔下，“（冯达）这是一个陌生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冯达周到而稳重，有自己的收入，不卑不亢，总是默默照顾丁玲，同时也对丁玲的事业提供帮助，“他常常来看我，讲一点他知道的国际国内新闻给我听。因为我平日很少注意这些事，听到时觉得新鲜。有时他陪我去看水灾后逃离灾区的难民，他为通讯社采访消息；我也得到一点素材，就写进小说里去”。丁玲觉得，“我没有感到有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他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就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于是两人就同居在一起了。

即便后来被国民党软禁，冯达依然对丁玲保持着很好的耐心与爱怜，尝试安抚和照顾丁玲，“并且在看得到的地方，他的确没有供出别的同志的地址，也没有写自首书”。按照丁玲的描写，一开始冯达也曾协助丁玲逃跑，可惜未果；后来丁玲尝试上吊自杀，冯达“坐在院子里的台阶上哭泣”，见丁玲“蹬踢得厉害，动静很大”，冯达“不忍心”丁玲受苦，将她救了下来。后来先往莫干山，再到南京苜蓿园，冯达始终怀着愧疚的态度，努力照顾丁玲。李美皆分析两人关系时，讲到“冯达让丁玲无法拒绝的，就是细雨一样温润的关怀。这就是丁玲的软肋。她后来在软禁中再次接受冯达，也与这个软肋有关。女人就是这样的动物，她们的柔软决定了她们的脆弱，万水千山走过，也难保不为一掬温情陷落。”

在书写冯达这一点上，《魍魉世界》在文本自身内部，又出现了无法弥合的龃龉：一方面，丁玲要反复强调自己在紧急状态中，对党的信仰和忠诚，以及对国民党的极端仇恨和拒斥；另一方面，丁玲又选择承认自己接受了冯达的安抚与照顾，在心理上依然给冯达留出回旋的余地，以至于仍然保持了亲密的关系并且还生下了一个孩子。“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这是丁玲对当时自己心理状态的解释。丁玲自己或许并没有意识到，南京软禁最大的挑战，并不是要对抗国民党，而是要对抗自己，对抗自己性格中“吃软不吃硬”的弱点，对抗自己在日常生活里可能的沉沦，对抗自己的孤寂难耐和冯达的温柔深情。

革命意味着激扬澎湃，可以在一瞬间点燃人所有的幻想与期待，但这种激昂的极限状态并不能持续太久，总是需要不断被点亮、不断被激发。在革命高潮落下的更为漫长的日常角落里，丁玲也同样需要温和平稳的岁月静好，前者张扬灵魂，后者安置肉身。冯达扮演的，恰恰是这样的一个安置肉身的角色。于是，《魍魉世界》里的斗争，是革命者与反动派的敌我斗争，更是革命者的自我斗争，自己的灵魂如何战胜自己的肉体的斗争，极限状态如何长久维持从而超克日常生活里可能的沉落。在这本回忆录中，丁玲越是在文本的一个侧面强调灵魂上理想的彻底的纯洁与忠诚，文本另一个侧面所体现的现实的物质的肉身的需要，就越发凸显出丁玲的分裂和焦虑。文本内部存在的这种不完整与不完满，恰恰构成了丁玲作为一个女性革命作家的症候性。

丁玲是一个对物质生活有要求的作家，衣食住行的日常细节描写，是丁玲写作的自然与自觉。一直以来的革命文学书写，都注重于宏大叙事与鲜明主题，更有“三突出”的创作原则，但丁玲笔下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吃什么、穿什么，是始终不变的角色。丁玲自己的独立生活能力不强，甚至可以说是差劲，不会做饭，没有经营的头脑，体力劳动更不拿手，但丁玲对生活的品质却有要求。在《魍魉世界》里，丁玲同样记述了大量生活的细节，见什么人穿什么衣服、饭菜是否可口、提供的香烟是不是好烟等，于是我们看到丁玲写出很多看似违和实则入理的细节：国民党对丁玲进行轮番的“神经战”的紧要关头，丁玲却清点钱包让看守去帮忙买板鸭吃，“好大一盆……大家都吃得很香”，“早晨，又要他们帮我买咸鸭蛋或者松花蛋，或者好点的咸菜”。

按照常理，丁玲是绝不该写这些的，但正如李美皆讲道，“（食衣住行）这是生活的天经地义自然而然的内容，写出来也是天经地义自然而然的。这些东西，她是信笔写出来的，如果刻意不让她去写，可能会破坏她浑然天成近乎本能的写作心态和状态，使她不知如何去写了”。笔者深以为然。正因如此，《魍魉世界》的文本，就呈现了无法调和的矛盾。在文本自然生成的层面，丁玲无法回避自己也是一个有着弱点和软肋的普通人，只是一个作家、一个女人，并非一个久经考验的职业革命家；但在文本刻意指向的层面，丁玲却要强调自己彻底的忠贞、不屈和坚韧。于是，自觉不自觉间，《魍魉世界》成为丁玲的复杂与“不简单”的最突出的写照。

饶有意味的是，在许多回忆文章中都曾谈到丁玲关于杨绛的臧否。丁玲在盘点“反动”作品时，着重点出了杨绛的《干校六记》。其中道理，丁玲没有说明，不过翻阅《干校六记》，杨绛在最后写道：“改造十多年，再加上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不激愤也不低落，杨绛只是平淡地承认了自己无法超克肉身的本能。杨绛和丁玲自然南辕北辙，但最后却面临同样的问题：人性就在那里，“割尾巴”式的知识分子的改造可能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

其实，有尾巴如何，没有尾巴又如何，一个有瑕疵的人，一个有弱点的人，难道就失去了表白的资格，就失去了获得爱的可能吗？抑或，当这种关系从人与人之间，转到人与组织之间，就必然没有了任何回转的余地？至少在丁玲这里，借助李锐的政治智慧，这些矛盾最终还是达成了和解。但丁玲在文本书写中突出的龃龉和挣扎，也是无疑的。

结 语

让我们把时光倒回1936年的冬天，终于逃出国民党樊篱的丁玲，几经周折，来到她所心心念念的革命圣地保安。在专门为这位名作家举行的欢迎茶话会上，毛泽东亲切握着她的手，欢迎这第一位到达的名作家，“我读过你的几篇作品，很欣赏你的文笔，特别是你那篇《不是情书》写得很好……”那是丁玲意气风发的高光时刻，也是与革命相遇的甜蜜瞬间。只不过，当年意气风发的“文小姐”，大概是不会想到，自己从此展开的这场与“革命”旷日持久的爱恋，日后竟会如此曲折回荡，相爱相杀、至死方休。

半个世纪光阴流转，事实沧海桑田。早年写给冯雪峰的“不是情书”，晚年的《魍魉世界》却是向革命最后的表白。在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的回忆里，丁玲不再是指点江山、争强好胜乃至偏执傲慢的“马列主义老太太”，反而像是“莎菲”再现，又变回缠绵悱恻、令人动容的小儿女。阅读这少女般的倾诉，怀想着丁玲一生的波折，革命的动人与悲壮，也不过如此了。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