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研究》批判与当代文学批评范式的建立※
——兼论李希凡的文学批评

内容提要：1954年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无疑带着特定时代共同的思想症候，表现出政治批判介入文艺批评的典型运动形态。这场运动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有着更大的构型作用和指向意义，所谓批评观念的时代转型和批评模式的全新建立，正在此间有效生成。因而将其作为当代文学批评建构过程中的特殊环节来深入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考察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范式的建立问题，无法绕过共和国初期发生的历次文艺批判运动。相对于文学创作而言，文学批评活动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更为紧密，甚至相互缠绕，并主要以运动的方式呈现批评的演进轨迹。发生在1954年的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无疑也带着特定时代共同的症候，表现出政治批判介入文艺批评的典型运动形态，其中也包括领袖的直接发动和运动，最后以政治性裁决告结。但值得重视的是，这场运动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而言，有着更大的构型作用和指向意义，所谓批评观念的时代转型和批评模式的建立，正在此间有效生成。因而将其作为当代文学批评建构过程中的特殊环节来深入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一

就时间进程而论，对当代文学批评的思想性规范是与新中国文学体制的建立同步开始的，第一次“文代会”之后，伴随着“初春时节”最早一批文学作品的出现，紧跟而来的文学批评在思想重心上的调整和创作方向上的引导已十分明显。萧也牧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发表于1950年，批评家提出的问题是：小说流露了“小资产阶级思想情绪”，表现出作家“玩弄人民的态度”和“新的低级趣味”，“已经被一部分人当作旗帜，用来拥护一些东西和反对一些东西了”。这种定性严重且步步升级的论断明显不再是单纯的文学批评，因为之前对《我们夫妇之间》有过相对公正的文学性讨论，作品得到过读者的好评，也被改编，搬上了银幕。严厉批评萧也牧的这几位批评家陈涌、冯雪峰和丁玲，以及发表这些批判文章的《人民日报》和《文艺报》，分明昭示着一种文艺体制的存在和权威话语的无可置喙。此前此后，同样因错误的创作倾向相继受到批判的小说还有方纪的《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秦兆阳的《改造》、白刃的《战斗到明天》、王林的《腹地》、碧野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等，以及电影《武训传》和《关连长》。其中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一场文艺批判运动。

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召开后大约一年，稍事消歇的当代文坛再起烽烟。由《红楼梦》研究而引发的文艺批判运动，同样是文学论争触碰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而酿出的政治性事件。但从文学批评的内部视角看，其最大的区别首先是遭遇了完全不同的批评对象。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表达的是学者的个人观点，而年轻的李希凡和蓝翎既以其研究成果为批评对象，就意味着要与体量庞大的“红学”传统开展对话，要重新面对《红楼梦》这座巍峨的文学大山，这显然与一般的创作时评不可同日而语。也就是说，这场文学批评及其演变而成的批判运动在其重要和复杂程度上，在其学术思想价值和深远的影响上，都超过了之前的历次批评活动和文艺批判运动。

当年被称作“小人物”的两位当事人李希凡和蓝翎，后来在各自的回忆中不约而同地表达了“掀起轩然大波”的“不可预料性”和他们“被卷入”运动时的忐忑心情。李希凡说：“我们写的两篇文章，主要是对当时古典文学研究现状不太满意，不同意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中的许多看法，试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古典文学作品，发表一下不同的意见，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想法。”蓝翎也说：“我和李希凡合写前两篇文章的初衷，本来只是为了表明和俞平伯先生不同的学术见解，并无别的意图。”彼时的两位青年人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不久，李希凡到中国人民大学上研究生，改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但依然不舍对文学评论的浓厚兴趣；蓝翎被分配到北京的一所工农速成中学当语文老师，正在为调动到更对口文学的专业岗位而努力读书写作。1954年初春的一天，二人见面聊起他们共同关心的评价中国古典小说的话题，对新近发表的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简论》均持有不同看法，于是决定合作撰写与俞平伯先生商榷的文章。时隔多年两人先后回忆往事，对当时起意合作的细节表述明显存有出入，但关于表达己见和寻求讨论的写作初衷应该是完全一致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在1954年第9期的《文史哲》发表后不久就引起文艺界高层领导的重视，其后文章在《文艺报》转载，8月已经投稿的另一篇《评〈红楼梦研究〉》也很快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版发表。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的文章被如此重用，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可以想见。直到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钟洛的《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错误观点的批判》，24日中国作协古典文学部召开《红楼梦》研究问题座谈会，拉开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大幕，他们才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从学术讨论转向政治批判，起决定作用的自然是10月16日毛泽东的那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但由于这封信并未公开发表而只在高层传达，所以李、蓝两位对此浑然不知。与此同时，他们在《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的引导下写了第三篇文章《走什么样的路》，发表在24日座谈会当天的《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由俞平伯引出了对胡适实用主义和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发表时经邓拓修改，上纲上线为“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反映”，学术思想的分歧旋即升格为政治立场的对抗，并迅速扩大到整个文化界，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重。直至11月胡风批判《文艺报》的两次发言引火烧身，1955年年初“批红”运动接近尾声，同时转场进入更大规模的“反胡风”政治运动之中。

换一种角度再考察，围绕《红楼梦》和红学研究而起的这场批判运动，其实一直有学术本体的讨论贯穿其中，因为牵涉《红楼梦》这部经典名著，更因为追根溯源到了所谓统治中国学术界三十年的“胡适思想”，即便毛泽东是从政治领袖的高度介入并引领着运动的走向，也并没有完全抛开“学术思想”而空谈政治，或者正是深知“学术思想”渊源有自而“积重难返”，才如此重视学术论争，警惕其中的原则性错误和方向性危害。相较于之前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虽然同样始于学术争鸣而终于政治判决，但无论学术含量还是政治意义，后者都明显超过了前者。毛泽东在时隔四年后写《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时，仍然对批判《武训传》运动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有所不满。除了时间短和外部响应不力外，通过一部内容单薄且明显带有政策宣传意图的电影，来承载有关意识形态是非问题的重大讨论，承载体本身似有力所不逮，其结果停留在“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政治批判层面，思想讨论并无深入和展开。而这次则不同，由《红楼梦研究》引起的思想批判一下触及问题的根本，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表示：“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因此也就可以理解，毛泽东发动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却并没有特别针对当事人俞平伯，而是更重视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体系的批判，他甚至在信的结尾处补充了这样一句：“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俞平伯，使他在当时和其后免受更严酷的政治冲击。当时还是两位年轻学生的蓝翎和李希凡，他们敢于挑战学术权威、红学家俞平伯，正合毛泽东的心意。倘若是同样资历而不同观点的另一个学术权威来发难，可能不会有这样的效果，这也是毛泽东强调“小人物”的用意所在，批判的目标不单是某个权威，而是一个旧的学术群体、旧的学术思想体系，换句话说，是新桃换旧符的宏大思路下策划的一场思想批判运动。所以，李、蓝二位的走红，可谓“生而逢时”，因文学爱好和学术热情写出两篇文章，是偶然；而为特定时代和政治运动所选择，则是必然。

学术思想上正本清源的同时，在批判运动引发出的“《文艺报》事件”中，包括冯雪峰和周扬在内的文艺界高层领导，自我检讨后更坚定地统一在无产阶级文艺战线上，此举自上而下影响深远，尤其在随之而来的“反胡风”运动中，形成主流力量完全压倒“小集团”的批判阵势，导致更加简单粗暴地用政治清算解决文艺思想的争端。所以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此次运动是将学术争鸣混淆于政治批判的一个重要转折，此后再难见到相对单纯的文学批评和文艺思想争鸣了。正因如此，探究当代文学批评与政治运动之间的特殊建构关系时，1954年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当是一个最佳入口和典型案例。

二

对20世纪50年代文学批评问题的讨论，离不开其特定的社会环境，亦即中国文学批评再出发的时代背景。毋庸置疑，在此之前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思潮犹如千帆竞逐归入新航，置身其中的文学批评，在理论本体的历史流变与社会政治的扭结错动中，无论观念与范式都竭力顺应着左翼文学的潮流走势。以李希凡、蓝翎为代表的新生力量，正是左翼文学传统之树上冒出的嫩绿新芽，而又遇到适合的气候和土壤，这就使他们个人的文学批评行为与所处公共空间有着天然的默契，或者共生关系。李希凡和蓝翎都在回忆录中细述过他们求学和成长的经历，李希凡先参军入伍，在革命熔炉里经受磨炼，随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有机会上大学中文系，和从高中考入大学的蓝翎成为同学。从先期的华东大学到合并后的山东大学，接受了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和文学专业训练，他们是在人生观和文学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和服膺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李希凡曾说，“对俞平伯先生以至胡适的红学观点和古典文学见解有不同的看法，在我来说，是从上大学时就开始了”，“我们是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而我自己又早在1947年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我的姐夫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我曾在他家寄居两年，一面帮助他写作，一面在山东大学旁听”。原生性的政治立场和理论底色决定了他们在最初尝试文学批评时，即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美学为指导思想和评判标准，直至走上文学批评的道路而未有丝毫动摇。而他们的大学老师，则多是跨时代进入新中国高校的老派知识分子，师生之间不待说知识学养差别很大，学术思想从根本上说分属新旧不同的体系路向。蓝翎在他的回忆中写道，在华东大学社会科学院学了整整一年马列主义，合并到山东大学后，一部分学员“自以为参加革命早，政治觉悟高，有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不仅看不起原山东大学的学生，甚至对一些老师也欠尊重，认为他们是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思想观点和作风陈旧”。李希凡讲得更为具体：“当时，全国解放不久，党的威信很高，很多老师在政治上虽然倾向进步，拥护共产党，但学术思想上，恐怕是资产阶级的影响比较多，特别是古典文学的教学中，胡适的影响还不小。课程内容，总是讲考证多，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作品内容，引导学生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倾向，以及分析作品的艺术成就比较少。可以说，真正能说出《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成就的，几乎没有。这使我们很不满意。”李希凡曾在1952年的教学改革中写过小字报提意见，“认为我们的文学史教学中，不少是胡适观点”。所以1949年以后有关《红楼梦》研究的争论，首先源自不同的文学观念。无论创作或批评乃至学术研究，文学观起着支配和导向作用，而形成于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观，会因其差异而导致不同的文学批评标准，从而引发思想冲突。

迄今为止的相关研究已经表明，俞平伯和李、蓝在《红楼梦》研究中的思想论争，代表着“考证派红学”与“社会学红学”的主要学术分歧。俞平伯作为深受胡适思想方法影响的“新红学派”代表人物，他的《红楼梦研究》承续了胡适的实用主义研究方法，以“作者”和“本子”为出发点，在《红楼梦》作者和版本的考证方面做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工作。而李、蓝的《红楼梦》研究紧扣在这部文学巨著通过贾氏家族衰败所反映的封建社会走向崩溃的历史内容，揭示出作品蕴含的巨大社会意义，因此被命名为“社会学红学”的新流派。放到一个生态正常的学术环境中，双方的互补和互动，会更有利于探讨的全面和深化从而推进学术研究的良性发展。而且，从论争初期的情况看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李、蓝在他们著名的“评红”文章中，对俞平伯“辩伪”与“存真”的工作有一定程度的肯定，同时也有透露俞平伯研究中“进步”的地方。他们说：“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简论》，就红楼梦的‘传统性’‘独创性’和著书情况作了全面的分析和介绍。其中某些见解和方法，较之他的《红楼梦研究》一书跨进了一步，但评价红楼梦的基本观点仍旧是前书的继续和发挥。”“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研究》中对旧红学家进行了批判，在《红楼梦简论》中也曾对近年来把红楼梦完全看成作者家事的新考证学派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自然都有一定的价值。”实际上，俞平伯在1949年以后的研究在考证学的基础上已经有了自觉的拓展，他把《红楼梦》这部小说放在审美的层面上进行观照，探究《红楼梦》的艺术成就和美学价值。即便如此，思想冲突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如果我们暂且抛开外在的政治推力不说，而“考证学”的功过是非显然也不是问题的关键，那么，两代红学家文艺思想的根本分歧，或许恰恰还是要回到《红楼梦》，在他们各自的作品研读与参差互见的思想艺术阐发中去探寻究竟。

1950年代是中国学术思想面临的又一次新旧交替的时代，在文学批评领域，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和历史的”文学批评价值观全面确立的时代。作为衡量文艺作品最高标准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从1920年代开始与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相遇合，此后持续成为左翼文学批评的指导思想。其中历史社会与审美追求两方面的考察和阐发虽然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也随着人们对文学功能诉求的变化而发生着程度不等的倾斜。当代文学批评从20世纪上半叶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历史景深中走来，经由毛泽东《讲话》思想的推动，文学批评凸显社会政治功利目的遂成为必然走势。1950年代初，俞平伯自觉调整自己的学术思路，不能说没有受到学术风气新变的影响，但也还是在自己的学术体系内部的微调，是根植于考证派红学的美学阐发。而年轻的李希凡和蓝翎们起步于社会学批评，其批评观念与生俱来地以文学的社会政治内容为首要，他们年轻但他们走得更远。如果以“美学的和历史的”标准来衡量，新老两代红学研究者的视野中都有《红楼梦》的审美内涵存在，但各自的审美标准却有很大的差异，这种更属于批评本体层面的思想分歧，往往亘在双方思想论争的深部，非外力所能轻易化解。

《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和《评〈红楼梦研究〉》中，李、蓝笔下的关键词始终是“现实主义”，他们以“现实主义”为问题中心，致力于《红楼梦》社会典型意义的分析，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倾向，通过“典型环境里的典型性格”，论证文学形象内涵的社会政治意义。俞平伯的红学研究中没有出现过“现实主义”这个概念，但他从考据出发对《红楼梦》诸多思想艺术上的看法，却时有暗合“现实主义”之处。比如在真实性和倾向性问题上，俞平伯认为《红楼梦》是“现实的”、“理想的”和“批判的”三种成分的互相纠缠和统一，“虽虚，并非空中楼阁；虽实，亦不可认为本传年表。虽褒，他几时当真歌颂；虽贬，他何尝无情暴露”，“可见作者的态度，相当地客观，也很公平的。他自然不曾背叛他所属的阶级，却已能够脱离了阶级的偏向，批判虽然不够，却已有了初步的尝试”。他甚至曾拿出“镜子说”来讨论曹雪芹叙事的客观性，他说“作者的态度只是一面镜子，到了面前便须臾毕露无可逃避了”，感叹曹雪芹是“好公平一面镜子啊”！在典型人物形象塑造上，俞平伯说《红楼梦》“虽有真人做模型，经过作者文学的手腕修饰以后，却已大大改变了原有的面貌”，“书中人物的现实性是限制的”。他反对《红楼梦》“处处有褒贬”的观点，认为“作者对于十二钗，是爱而知其恶的”，作者充分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多面立体性，而非理想化的“全才”。“这些人，若大若小，男男女女。生旦净末丑角色各异，却大伙儿都在表演这整出的戏叫《红楼梦》”。如此等等，正道出《红楼梦》出色的现实主义特征。俞平伯有一句自认为“诡辩”的话，他说：“红楼梦正因为它太现实了，才写得这样太不现实的啊。”“诡辩”中潜含着他对现实主义创作“虚实”关系的辩证理解和精准把握。1949年以后俞平伯著述中的《红楼梦》人物论和风格论，都是基于“文学的眼光”来解读和评论《红楼梦》的，他曾说批评是带有偏好和主观性的，即所谓“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强调个人的“趣味”，虽说因此与哲学上的唯心论和实用主义挂了钩，实际而言，他操持的是纯粹美学批评的标准。相对于社会学批评，美学批评少有定格和成规，它随艺术的流动性和人们欣赏趣味的不同而富于变化，但作为艺术历史积淀的共同美，无形中也制约着人们的审美判断。真正意义上的“美学的和历史的”文学批评，应该是反对离开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反对文学艺术对社会政治机械和教条地附庸。俞平伯所代表的文学审美观和批评观，既融合传统的“义理”、“考辩”和“美感”、“趣味”为一体，也不排斥文学的社会性指向，正对时代涌动中的工具化文学观和庸俗社会学批评观有积极的矫正作用，只遗憾当时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同样，对李、蓝的文学批评，也不能因其引发政治运动而一言蔽之，简单判断。他们在青年时代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教育，不仅有较为坚实的文艺理论功底，而且在文学批评上有浓厚的兴趣。李希凡最早评论的古典小说是《水浒传》，他回忆说自己在阅读小说和学习马列思想的过程中，“渐渐地也能从艺术感受中形成自己的一些看法，但这些看法，却总是和以前或当时某些研究它们的著作对不上茬”。这里说的“对不上茬”指的是研究《水浒传》的考据性文字，其后李希凡的第一篇谈论《水浒传》的文章，就带有“论辩中思考”的特点。1954年触发李、蓝批评《红楼梦》的是中山公园报刊栏里一篇关于曹雪芹生卒年的考据文章，李希凡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红楼梦》是多么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啊！学者们怎么总是在这些问题上钻牛角尖呢？”写作动议依然来自对琐碎考据学的不满，依然在论辩中进行思考，不同的是这次论辩的对象是俞平伯。在李、蓝的现实主义理论视域中，既有真实性、典型性等基本审美元素，更有阶级性、政治性、人民性等重要思想原则，他们的文学批评重在探讨作品的社会政治内容，他们将《红楼梦》的审美问题纳入对小说真实性的判断和思想性的分析之中，而非孤立地评判作品的美学成就。确切地说，他们是站在无产阶级文学的立场上，坚守着革命文学观念中的现实主义。年轻的李、蓝以自己所理解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标准对《红楼梦》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其突破的意义在于打破新红学定于一尊的局面，推动红学研究由考证与索引转向对其深刻社会历史内容的探讨。

对现实主义原则理解上的歧异，是这场文艺运动不可忽视的一个内部原因。说俞平伯的文艺观与现实主义有相通之处，显然多指表现在艺术思维和创作方法上的现实主义；而李、蓝文章集中论证的则是作为世界观和认识论的现实主义，既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也以意识形态属性为其中应有之义。在李、蓝看来，俞平伯的文学研究“离开了明确的阶级观点”，也就是“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不但否认红楼梦鲜明的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因此，“从文学批评的观点上说，俞平伯先生的见解就是反现实主义的主观主义的立场”。论争双方的文学观各有渊源且根深蒂固，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结尾处虽然加上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来分析批判它”，“考证研究的工作都配合着这总目的来活动”的“光明尾巴”，但并没有改变其评红的基本思路。接受批判之后俞平伯从此停步红学研究，可视为一种沉默的自守。李、蓝两位则沿着社会学批评的方向乘风破浪一路向前，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们对陷入运动之后的战斗式批判有过各自的反思，特别是针对1973年对《红楼梦评论集》的修订，检讨其为迎合政治需求增加了“大批判式的上纲上线，变成了政治批判，和旧作的精神不大一致了”。但总体而观，对《红楼梦》基本的学术观点并没有大的改变。李希凡借评红一炮走红，由此走进更广阔的当代文学批评领域中，成长为新中国文坛上颇负盛名的青年评论家，其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指导下的社会学批评实践活动一直持续到八九十年代。他在晚年的回忆录《回眸往事》中依然清楚地表明自己的批评立场，“我还是要重复一句鲁迅的话，我们当时遵的是‘革命的将令’，批判胡适的观点，却是我们自己的”，“从我自己的思想来说，我对当时四部古典小说的研究现状，都有不同的看法。这可能是我们的不自量力，但是，无论是胡适还是俞平伯先生，在我至今看来，他们的解释，就是唯心主义的”。坚决反对把自己的文章完全推给当时政治路线斗争的“遵命”。这场文艺运动旷日持久的影响和争端的余音未了，说明其中文学与政治之间的深度纠缠，非简单判断所能厘清，由此窥见中国当代文学和社会政治的复杂关系。

三

李希凡与蓝翎在合写两篇著名文章和一部《红楼梦评论集》之后逐渐分道扬镳。李希凡全身心投入他所热爱的古今文学评论中，也留下了更多思考文学批评观念和方法的文字，其中常常提到文学“兴趣”对他的重要作用。大学毕业后李希凡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读哲学专业，他表示有些苦恼，觉得自己的抽象思维不够好，“可一碰到文学问题，兴趣就勃然而生，抽象的思辨，总不如艺术感受中引起的审美思考更能激发我的想象力”。以他在当代文学批评领域的活跃姿态和所取得的批评成就，没有人质疑他的艺术感觉和审美能力。李希凡作为当代著名红学家和文学评论家的整体形象中，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深谙艺术规律是一体两面，规定着他的学术走向及其文学批评面貌。李希凡早年开始就非常喜欢明清小说，他一直非常自信的个人艺术趣味，与他著文批判俞平伯从“趣味”出发的观点之间，究竟有无契合又存有多大差异？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联系李希凡曾经谈过的毛泽东与《红楼梦》的话题，可以帮助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他说：“我们当年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一文里写过这样一句话：‘《红楼梦》是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毛主席看到后，加了密密的圈点。我想毛主席说他读《红楼梦》是把它当作历史来读，意思就是通过它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状况。”“恩格斯不是还说过，他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难道因为他们是从这方面的‘视角’来看待文学作品的，就断定他们忽视审美，不懂艺术？”以毛泽东“广博精深的艺术造诣”，“他能幼稚到连文艺与历史的区别都分不清吗”？李希凡通过这番论辩强调社会学批评的合法性地位，他认同“把《红楼梦》当历史读，这是读小说的一个重要视角，一个高明的视角，马克思主义者读《红楼梦》这样的小说，尤其不能忽视这个视角”。既为一种“视角”，就意味着也宽容其他“视角”的合法性存在。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自然不会以个人的爱好简单地去看待文艺问题，他有他政治家特殊的角度，但众所周知毛泽东喜爱《红楼梦》同样带着浓重的个人趣味，所谓“历史的”考察和“美学的”鉴赏均在领袖的视野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评红运动发生之前，毛泽东作为《红楼梦》爱好者已经注意到了俞平伯的红学研究，乃至有所赞赏。《红楼梦研究》出版后俞平伯补当政协委员和运动后评为中国社科院一级研究员，据说都与高层的特殊关照有关。有研究显示：“对于这场运动中出现的偏差，毛泽东是有所察觉的，他曾表示，将来要替胡适恢复名誉。为什么当时不能恢复呢？显然是因为，对于胡适的批判，本有出自政治斗争的策略考虑的意味，即是说，是从思想观念上为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服务的需要。”由此可知，审美趣味、历史性解读和打开政治批判的“缺口”三者之间，既有复杂微妙的联系，又在不同情境中需要区别对待。就对《红楼梦》的审美趣味而言，李希凡、俞平伯乃至毛泽东在同样是《红楼梦》爱好者的身份下，有着美感上的交集响应，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拨开外围的重大政治诉求回到文学思潮本身，围绕《红楼梦》研究所发生的思想争鸣，也透露出另一种信息，那就是1950年代初期的文学批评与学术研究，依然潜含着思想的丰富性和话语的多样性。李、蓝是新生力量的代表，他们的新学顺应着正在展开的时代思想潮流，俞平伯代表的旧学并存其中，他的学术见解虽显得不合时宜，但他的红学研究成果能在此时发表和出版，李、蓝最初的论辩笔锋尖锐却还是在学术争鸣的范围内，乃至在1954年11月5日中宣部文艺处召开的内部会议上，林默涵说：“俞平伯可以不作检讨，要坚持他的思想也有他的自由，不能就因此给他减薪或把他扣起来。”都说明战争消歇后的1950年代初期的文化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如果把这场运动中的思想论争和政治批判分开来看，前者属于多种思想可能性的较量，而之后则因外力施压使思想强制归一。

李希凡从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起步，批评视野逐渐放大到现当代文学批评中，这是他源于初心的自觉追求，也是特定时代的洪波巨流推助使然。从他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学术发展轨迹看，面对古典文学遗产和当代创作现象，始终走在社会学批评的思想价值系统中。由于《红楼梦》研究造成的巨大影响，不但规定了李希凡一生的批评路向，也使他的社会学批评在当时具有相当程度的示范性效应，在今后的学术史研究中也有标本式的考察价值。

李、蓝与胡适派学术思想的论战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年钟洛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错误观点的批判》有一著名论断：“这两篇文章，是三十多年来向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胡适之派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反击的第一枪，可贵的第一枪。”“第一枪”这个提法曾让两位年轻作者感到震惊和不知所措。历史走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李希凡自己也表示：“从红学本身的发展来看，可以说，从1954年有了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红楼梦》的新的开端。”除了推动红学研究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发展，也带来《红楼梦》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包括普及性阅读效应。另一方面，也因为《红楼梦》这部经典文本的大力印证，使得社会学批评成为一种流行模式推广开来，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的既定范式。从胡适、俞平伯到李希凡和蓝翎，在中国社会新的历史转型中发生的这场红学论争，意味着中国学术生态场的又一次改变和藉此完成的又一次代际交替。

转型和交替过程中的动态特征，突出表现在文学批评、学术研究与政治意识形态更紧密的结合。回到运动当中再看，李希凡和蓝翎发表的第三篇文章《走什么样的路》是为了配合公开批判俞平伯和胡适思想，由邓拓授意而起草的战斗性文章，其中被邓拓加上的“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过渡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反映”一句话，直接将这场论争提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如蓝翎后来所说：“这篇文章的发表，在我们合作的道路上标志着一个明显的转折。”即由表达个人对“有关问题的一些见解，对事不对人”，转入“自觉地以战斗者的政治姿态出现”的政治斗争。此时的李、蓝也不再简单地代表个人，站在他们背后的是强大的政治权威力量。此后他们的批判文章，以及1957年《红楼梦评论集》的初版，到1963年的修订再版和1973年的第三版，逐次上纲上线增强“战斗性”，及至演变为大批判话语模式。从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和唯心观出发，陷入另一种政治实用主义和唯意志论，可见政治干扰学术走至极端的荒谬性。

而在李希凡的当代文学批评生涯中，我们则可以读出文学批评与政治话语更为深层的同构关系。强调以革命伦理为首要的真善美的高度统一，是社会学批评家的一贯主张，在李希凡的文学批评中表现得也极为典型。他对新中国“十七年”小说思想艺术成就的探讨，都是本着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和典型性原则，同时也在小说的美学风格上给予自己的评判。很有意思的是，李希凡一如既往地热衷于论辩式批评，譬如针对郭开对《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形象的否定，他从林道静个性化的人生道路和性格的丰富变化来肯定人物的典型性，反对文学批评“把复杂的生活简单化”，反对“离开人物的性格而以抽象的概念来附会”，认为“一切企图用简单的社会科学概念来代替艺术分析、用阶级成分的划分来取消艺术形象丰富内容的做法，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毫无共同之处”。他在文章结尾处明确提出：“我们必须反对文艺批评中的庸俗机械论的有害倾向，因为他既无益于帮助读者分析理解作品，也无益于帮助作者认识自己创作中的缺陷，而只能造成文艺批评上的‘惊人的混乱’。”针对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改编电影过程中为了突出主题而“拔高”人物形象的现象，李希凡认为“这种离开原作基础的改编，结果是完全取消了作品原有的主题思想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为了“‘提高主题思想’的‘要求’，斧凿了原作中人物形象的精神世界、感情世界的丰富面貌，因而也就大大削弱了那种激荡人心的艺术力量”，“这样做，只会使主题思想脱离艺术形象的血肉，不是在提高它，而是在毁坏它”。他坚持主张批评要从作品的实际出发，譬如英雄形象梁生宝，就是放在合作化运动初级阶段互助组的特定环境中塑造的，“恰恰正是这所谓‘密云不雨’的典型环境的描绘，强化了此时此境中梁生宝英雄形象的性格力量，使他焕发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型农民的精神光彩。它虽然只适合于《创业史》艺术形象的内容，但你不能不承认，在这里革命理想的熔铸，是渗透在《创业史》作者的特有的艺术风格里，渗透在《创业史》情节的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的独创性的表现里，它不同于朱老忠，也不同于杨子荣”。他从梁生宝“朴实的行动和朴实的内心生活”里看到这个农民英雄形象的生动感人，从作家“特有的艺术风格里”肯定《创业史》的成就，认为对英雄典型的塑造，也“有着广阔的自由的创造天地”。这些看法与当时流行的对人物形象的概念化模式化批评相比，既见分歧又明显更胜一筹，从中看出李希凡敏锐的美感判断力和他在社会学批评中对艺术独创性价值的应有坚持。

而同样是批评家李希凡，也曾经对当时的青年作家王蒙创作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并在评论界对小说“一片震耳欲聋的颂扬的声音中”，发出了另一种辩驳的声音。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于1956年9月号的《人民文学》，是在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的背景下，勇敢“干预生活”、揭示现实生活“阴暗面”的小说。李希凡虽然也看到了小说反映生活的“一定的真实性”，看到“刘世吾的性格的创造上，确实是给人们展开了一幅复杂的生活画面”，但涉及产生人物性格的“典型环境”时，李希凡则不能认同作家“把我们党的工作、党内斗争生活，描写成一片黑暗、庸俗的景象，从艺术和政治的效果看，他已经超出了批评的范围，而形成了夸大和歪曲”。当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和观念中的政治倾向性发生冲突对撞的时候，李希凡批评标准的重心很自然地移到了后者，他对小说“政治效果”的考虑压倒了对小说的审美判断。李希凡特别引用了毛泽东的名言作为论据的这篇批评文章，却没有得到领袖的再次认可，反而受到了毛泽东的点名批评。李希凡后来反思道，“这篇小说在当时社会形势下的出现，还是有现实意义，也是有战斗性的，但是，那时文艺界在‘左’的思潮影响下，有些人还很难接受这样的作品，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反映了我思想上的教条主义，还不能适应当时‘百花齐放’的文艺环境”。可见在李希凡的文学批评中，政治标准居于首位并稳定地内化于他的批评观念之中，当外在社会政治指向发生突变时，他其实是无法快速感应和调整自己的批评方向的。类似的情形也曾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在文学借助社会变革的力量摆脱政治重负转向关注人和人的丰富情感世界时，李希凡对应运而生的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及其肯定批评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论辩的主要焦点是造成爱情婚姻悲剧的社会原因、亦即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精神枷锁”之说能否成立；而对作品的正反不同评价其实也反映了作家和批评家“爱情观”的差异。李希凡对陷于个人“小小悲欢”的爱情呼唤“大惑不解”，他不希望批评家“陪伴作家沉陷在‘悲剧人物’的感情里，共同‘呼唤’那不该呼唤的东西，迷失了革命的道德、革命的情谊”！坚守文学批评中的革命伦理价值，非常稳定地贯穿在李希凡一生的批评话语中。

文学不是一般的意识形态，社会学批评维度和单一狭隘的庸俗社会学批评之间，既没有严格的界限存在，也非笼统的文学内外部关系可以解释清楚。李希凡作为当代批评家的典型案例，他半个多世纪的文学批评活动构建出相对稳定自足的批评话语体系，但也有不同思想侧面的呈现及其相互间冲突的发生，投射着社会学批评范式自身不同因素之间的力量制衡，从中看到当代文学批评观念和批评实践发展变化的复杂样态。

迄今红学界基本的共识是：“以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取得正统地位为标志，1954年也就成为《红楼梦》研究史上的重要分水岭。”进一步而言，评红运动也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分水岭”，其巨大和深刻的影响绵延至今。李希凡作为运动的当事人之一和代表社会学批评的文学批评家，于2018年11月28日91岁高龄谢世，事件的现场随着老人的离去倏然坠入历史的深部，这就意味着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研究者的心理上，更加拉开了学术观照的距离。再次反观历史，对事件本身和相关人物功过是非的评价或许也很重要，而更大的价值和意义则在于：是否由此带来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新的更准确的总体把握，以及是否获得对未来文学批评建构与发展的新的更深刻的启示。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