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发“心声”、沟通痛感与召唤主体
——鲁迅文学魅力一议

汪卫东 沈 杰

内容提要：文学对于鲁迅是参与现代转型的行动，留日时期，基于“立人”思路，形成以“心声”为基础的新文学观与语言观，隐默十年后，基于绝望的体验，“心声”诉求沉潜为对痛感的传达。抒发“心声”与沟通痛感，激活精神主体，鲁迅文学在本质上成为召唤主体的文学。

一 “心声”诉求与新文学想象

《〈呐喊〉自序》在叙述“幻灯片事件”后，略为交代了“弃医从文”的思路：

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壮，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①

这里的交代显然是不够深入的，鲁迅的简化，与写《〈呐喊〉自序》时重新陷入新的精神危机有关，文学救亡行动已遭遇两次危机②，当年的想象已不堪回首。

其实，“弃医从文”的思路，就在后来的五篇文言论文中。

《人之历史》梳理西方进化论学说的历史，追问人类“超越群动”背后的“进化之能”，《科学史教篇》溯源西方科学发展的历史，彰显“科学”背后超越“实利”的“神思”与“圣觉”，《文化偏至论》追溯十九世纪西方“物质”与“众数”文明的由来，揭示文明的精神本质，推举二十世纪末“新神思宗”之文明趋向，提出“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立人”方案。鲁迅将中国摆脱危机的出路，诉诸国人精神的现代转型，五篇论文探讨的，就是现代转型的精神原动力问题，并将对精神动力的寻找，诉诸原创的生命力本身。痛感于精神委顿、沉溺私欲的国民精神现状，鲁迅意欲通过对十九世纪初“摩罗诗力”和十九世纪末“新神思宗”的引介，激发国人生命与精神的振发。

进入《摩罗诗力说》，鲁迅对“精神”的求索，转向“诗”，《破恶声论》则批判“恶声”，呼唤“白心”，两篇文章皆力举“心声”，其以“心声”为基础的语言观与文学观开始正式提出。

《破恶声论》开篇慨叹中国的“寂漠之境”：“本根剥丧，神气旁皇，华国将自槁于子孙之攻伐，而举天下无违言，寂漠为政，天地闭矣。狂蛊中于人心，妄行者日昌炽，进毒操刀，若惟恐宗邦之不蚤崩裂，而举天下无违言，寂漠为政，天地闭矣。”③“而今之中国，则正一寂漠境哉。”④吊诡的是，鲁迅又说：“今之中国，其正一扰攘世哉！”⑤

既为“扰攘”之世，为何又倍感“寂漠”？是因为“狂蛊中于人心，妄行者日昌炽，进毒操刀，若惟恐宗邦之不蚤崩裂，而举天下无违言”⑥，“世之言何言，人之事何事乎。心声也，内曜也，不可见也”⑦。“寂漠”，不是因为无声，嘈杂的声音到处都是，只是“莫能闻渊深之心声”，无“心”之“声”，不仅不能驱赶寂寞，而且徒增“扰攘”，比无声更寂寞。

鲁迅遂寄望于“心声”与“内曜”：“吾未绝大冀于方来，则思聆知者之心声而相观其内曜。内曜者，破黮暗者也；心声者，离伪诈者也。”⑧“吾愿先闻其白心”！⑨

在文明史梳理中，鲁迅将文明与文化的本质归结为“精神”，“心声”发源于精神，是精神的外显，因而，“心声”的有无，就与文明命运及国族存亡攸关。《摩罗诗力说》开篇言及文明古国的衰落与“心声”消失的关系：“人有读古国文化史者，循代而下，至于卷末，必凄以有所觉，如脱春温而入于秋肃”⑩，声音的消失，为古国衰落的表征，“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⑪。鲁迅甚至直接将“心声”与邦国的存系直接关联：“英人加勒尔（Th.carlyle）曰，得昭明之声，洋洋乎歌心意而生者，为国民之首义。意太利分崩矣，然实一统也，彼生但丁（Dante Alighieri），彼有意语。大俄罗斯之札尔，有兵刃炮火，政治之上，能辖大区，行大业。然奈何无声？中或有大物，而其为大也喑。（中略）迨兵刃炮火，无不腐蚀，而但丁之声依然。有但丁者统一，而无声兆之俄人，终支离而已。”⑫而鲁迅所揪心的中国的现状则是：“本根剥丧，神气旁皇”⑬，“黄神啸吟，种性放失”⑭，因为“诗人绝迹”⑮，“心声内曜，两不可期”⑯，“口舌一结，众语俱沦”⑰。

“心声”的论述直接与前述《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和《文化偏至论》中对“能”“神思”“精神”和“个人”的追索相通，鲁迅强调：“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⑱“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⑲“人各有己”的“己”，是作为“个”的精神主体，这是现代转型的精神基础，“心声”即是发自“己”的声音。

鲁迅对“心声”的强调让我们想到古语“言为心声”。发于口的语言，与被视为精神之所的“心”直接相关，真正的“言”，来自“心”，有言有声，说明“心”——精神的存在与强盛，“寂漠”之为可怕，就在于“声”的消失意味着“心”的消失，即使众说纷纭，如果不是“声发自心”，终究还不是“心声”之“言”。

由此，我们可以钩稽出鲁迅早期思想中的语言观与文学观：“兴国”—“立人”—“己”—“心声”—“诗”（文学），救亡与“兴国”，必先“立人”，“立人”就是形成“己”，有了精神主体，必然发为“心声”，而“心声”最为洋溢者，则为“诗人”之“诗”——文学。“声”基于“心”，有“心”必发为“声”。

1920年代末，鲁迅在《无声的中国》的演讲中依然呼吁：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⑳

“言为心声”的语言观，成为鲁迅文学观的基础。《摩罗诗力说》通过否定法探寻“文章”的价值，在“不用之用”的逻辑中追问文学之“用”，最后落实为“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㉑。在鲁迅那里，“文学”与“史乘”“格言”“工商”“卒业之券”等知识性、实用性话语不同，它能透过确定性话语揭示存在的真理，激发人的“神思”，在这个意义上，与“心”直接相通的语言（“声”），本质上就是“文学”，言为“心声”，亦即“文学”。“神思”是形成精神主体的基础，鲁迅的新文学想象，直通作为自我存在的精神主体。

二 痛感的沟通

隐默十年后，鲁迅几乎不再提“心声”，而“痛苦”成为其阐述文学作品时经常用到的关键词。他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说：

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㉒

1920年代后期的《小杂感》中写道：

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㉓

1930年代还强调自己写小说的动机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㉔

在某种程度上说，疼痛是个人性的，虽然极为痛切，但“只有我知道我是否真的疼：别人只能推测”㉕，别人在理性上再认同疼痛的伤害，也无法与你感同身受。在鲁迅看来，旧中国积压的“痛苦”太多了，人们或者沉默，或者遗忘，或者麻木，长此以往，不仅不能感受到别人的痛苦，只关心一己悲欢，而且自己的痛苦也渐渐适应与忘却，群体沦为冷漠无声的“沙聚之邦”。打破这一寂寞之境的契机，就在于恢复最起码的痛感，表达自身的痛苦。鲁迅意识到文学表达痛苦的功能，只有文学才能抵达并可能传达私人的痛感。

由精神性的“心声”下降为肉身性的“痛苦”，是对自我与现实的进一步觉察，伴随着曲折的心路历程。“心声”表述，具有年轻时代积极、乐观和理想的色彩，青年周树人不是没有“痛苦”，家道中落、祖父系狱、父亲病故、婚姻不幸等，早年一系列创伤经历将他从传统中国人故有的生活世界撕裂开来，“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㉖，其中含有多少屈辱、辛酸与绝望！青年周树人不言疼痛，应与日本时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年轻心态有关，后来直陈“痛苦”，是因为有两次绝望中新的创伤与挣扎。

日本时期的“心声”，本来也与早年“痛苦”经历隐隐相通，但年轻人的激情与希望，将“心声”对接超常性的“天才”与“神思”，掩盖了“痛苦”的底色。由“心声”转换为“痛苦”背后，是对自我与现实的确认，“我并非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㉗的自觉，将高亢的精神打回积压的痛苦，十年隐默中对现实危机的洞察，更将超越性的想象拉向坚硬的现实。

“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㉘在写作《呐喊》之前，鲁迅正处在S会馆的绝望中，弃医从文的挫折，结合回国后对政局世象的洞察，绝望中的隐默延续了十年。隐默中的鲁迅，试图用遗忘来麻木自己：“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㉙当“金心异”到来时，鲁迅以“铁屋子”比喻拒绝：“从昏睡进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么？”㉚“铁屋子”中的人，一是指未来的读者，因为“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㉛。同时也是夫子自道：校古碑，抄古书，“回到古代”，“沉入国民”，我不就是正在“铁屋子”中努力忘却“痛苦”的人？你何必又要来唤醒我的“痛苦”？

鲁迅后来终于答应重新开口，既已开口，就是选择不再忘却，开始表达别人的和自己的“痛苦”，《〈呐喊〉自序》告诉我们写作《呐喊》的缘由：“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㉜，“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㉝。在“铁屋子”一样的所在，如果不是被动的愚昧麻木，或者主动选择遗忘，那么就要自觉并且表达“痛苦”，沟通相互的痛感。

旧中国弱者的痛苦及其痛苦的难以表达，是《呐喊》的核心。《狂人日记》揭示“吃人”与“被吃”的旧中国封建文化的密码，弱者“痛苦”的根源在这一“吃人”生态中得到了空前深切的揭示。在具体的展示中，弱者的“痛苦”被放置在无法表达的幕景下。孔乙己的潦倒，在“小伙计”漠然的叙述视角和围观者鉴赏的眼光中展开；“人血馒头”的线索下，是革命者牺牲的精神价值被民众肉身性的愚妄所蚕食的秘密；单四嫂子的揪心与失子的巨大痛苦，被放在乡下“粗笨”女人难以表达的内心与旁观者的冷漠中；N的乖张与奇谈怪论底下，是多少绝望与苦痛的沉积？当少年闰土几十年后出现在“我”面前时，已经被无言的“痛苦”压垮，“先前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很深的皱纹”㉞，“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㉟，闰土踌躇之后的一声“老爷”，提示了我们之间业已存在的隔膜，“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㊱。《故乡》由此发出对下一代人的“希望”：“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雎。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㊲《彷徨》的第一篇《祝福》，写了一个旧中国最底层妇女的悲剧，这篇小说的伟大，不仅在于如此体贴地关注一个最底层妇女的命运，而且更在于，小说试图揭示这个沉默的底层人内心深处无法理解且无可告诉的精神痛苦。

如果说前者无法表达自身的痛苦，那么，阿Q则是一个痛感极为迟钝并主动选择遗忘痛苦的典型。“我们都不大有记性。这也无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㊳阿Q，也是这样一种“适者”，作为未庄最底层的人，其“痛苦”无疑与单四嫂子、闰土们同样深重，然而，对于自己的“痛苦”，阿Q选择主动的遗忘，让自己能够苟活下去，其遗忘机制就是“精神胜利法”。

阿Q的“痛苦”，首先来自“自尊”的受挫，本来是带有精神性的，所谓“精神胜利法”，就是摆脱这一“痛苦”的“精神”策略——自尊自大、自慰自欺和向更弱者转嫁自己的痛苦，但是，阿Q精神性的“痛苦”，却在“精神胜利法”中丧失了精神性，因为“精神胜利法”恰恰转移、麻木和终止了其对痛苦的感受。

因而，阿Q几乎丧失了正常的感受痛苦的精神机制，只剩下肉身性的刺激反应。好不容易赢钱却被人抢了，还狠挨了别人的拳脚，这时小说写道：“身上有几处很似乎有些痛”㊴，“他这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㊵向吴妈求爱而被秀才打竹杠，“拍的正打在指节上，这可很有些痛”㊶。阿Q残留的痛感是肉体性的和点状的，无法成为自我的有机组成部分。

“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㊷阿Q对待肉体性痛感的方式就是忘却。被假洋鬼子打了，“幸而拍拍的响了之后，于是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些，而且‘忘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也发生了效力，他慢慢的走，将到酒店门口，早已有些高兴了”㊸。

阿Q向吴妈求爱，被对方认为性骚扰而大哭大闹，秀才的“大竹杠又向他劈下来了。阿Q两手去抱头，拍的正打在指节上，这可很有些痛”㊹。但是接着，奇妙的一幕发生了：

阿Q奔入舂米场，一个人站着，还觉得指头痛，还记得“忘八蛋”，因为这话是未庄的乡下人从来不用，专是见过官府的阔人用的，所以格外怕，而印象也格外深。但这时，他那“女……”的思想却也没有了。而且打骂之后，似乎一件事也已经收束，倒反觉得一无挂碍似的，便动手去舂米。舂了一会，他热起来了，又歇了手脱衣服。

脱下衣服的时候，他听得外面很热闹，阿Q生平本来最爱看热闹，便即寻声走出去了。寻声渐渐的寻到赵太爷的内院里，虽然在黄昏中，却辨得出许多人，赵府一家连两日不吃饭的太太也在内，还有间壁的邹七嫂，真正本家的赵白眼，赵司晨。

少奶奶正拖着吴妈走出下房来，一面说：

“你到外面来，……不要躲在自己房里想……”

“谁不知道你正经，……短见是万万寻不得的。”邹七嫂也从旁说。

吴妈只是哭，夹些话，却不甚听得分明。

阿Q想：“哼，有趣，这小孤孀不知道闹着什么玩意儿了？”他想打听，走近赵司晨的身边。这时他猛然间看见赵大爷向他奔来，而且手里捏着一支大竹杠。他看见这一支大竹杠，便猛然间悟到自己曾经被打，和这一场热闹似乎有点相关。他翻身便走，想逃回舂米场，不图这支竹杠阻了他的去路，于是他又翻身便走，自然而然的走出后门，不多工夫，已在土谷祠内了。㊺阿Q竟然将刚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将自己当作没有干系的局外人，坦然加入围观的行列！

阿Q精神性痛感的出现，可惜已是在其临刑的最后时刻：

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支持到未庄；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近不远的跟他走。㊻

这一直入心髓的恐惧，是其唯一一次源自自身生命的切身感受。阿Q的一生谈不上生命的觉悟，但如果问：在小说中，阿Q离生命自觉最近的可能性瞬间在哪里？那么，答案只能是临刑之前的恐惧，因为它是自身痛感的极为稀缺的一次恢复，对于阿Q来说，麻木的打破与痛感的恢复，才有通向生命觉悟的可能。然而，阿Q生平第一次可能性的瞬间，发生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这种可能性随着肉体的消灭而失去了。

阿Q“痛苦”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其自身“痛感”的消失，而且还在于，小说暗示了，阿Q在终极意义上也无法自知自身的“痛苦”。

小说第一章“序”，以诙谐之笔漫谈为阿Q作传之难：一是找不到“传”的名目；二是甚至连传主的姓名、籍贯都不可考。这一难题不仅仅是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的问题，而且在于，在固有的封建文化命名系统中，阿Q的存在无法被表述出来，因为他不属于这个命名系统。这样，阿Q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就被置换为本质上的阿Q与固有符号系统的关系。

虽然固有符号系统将阿Q排除在外，但阿Q还是想回到这个系统中，他很有“圣经贤传”的思想，并以此定位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小说在第一章“序”、第二章“优胜纪略”和第三章“续优胜纪略”——主要写“精神胜利法”后，第四章“恋爱的悲剧”写阿Q的“色”，第五章“生计问题”和第六章“从中兴到末路”写他的“食”，所谓“食色，性也”，意在展示阿Q生存的两大基本欲望，但值得一问的是，本来“食”比“色”更为根本，为何在叙事顺序中将“色”放在“食”之前？除了小说叙事的逻辑性要求之外，是否存在更有意味的答案呢？

这个答案，就在阿Q的想象中：

他想：不错，应该有一个女人，断子绝孙便没有人供一碗饭，……应该有一个女人。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若敖之鬼馁而”，也是一件人生的大哀，所以他那思想，其实是样样合于圣经贤传的，只可惜后来有些“不能收其放心”了。

阿Q之陷入“恋爱”，揪过小尼姑的“滑腻”感——自然原欲——固然是一个驱动，但其“无师自通”的“样样合于圣经贤传”的思想是更主要的原因——恋爱的目的是与“孝”相关的传宗接代，阿Q的“恋爱”更源于道德文化的驱动，与其“自尊”需求密切相关，阿Q最关注的是，能否在这个命名秩序中获得承认。因而，阿Q的“色”，在固有的意义系统中，就比“食”重要得多。

连最基本生存条件都不具备的阿Q，却自觉以封建等级文化的命名系统规范自身，他不断地将自身的真实放到那个本与他无关的符号系统中，陷入一种失语状态。失去语言的阿Q，只能由别人表达，“奴隶性”，这是当阿Q不自觉地要下跪时，“长衫人物”对他的鄙夷的评价。给阿Q作传的“我”，虽然好不容易从小说里找到“正传”的名目，但值得一问的是，“我”真的能传达出阿Q的痛苦吗？

因而阿Q的悲剧，不仅在于物质的贫困和精神的匮乏，而且更在于其痛苦是无法自知和表达的。

如果《呐喊》是为了发掘和沟通他者的痛苦，那么，《彷徨》《野草》则是处理自身的痛苦。

《彷徨》《两地书》尤其是《野草》，是试图处理自身“痛苦”的书写，《两地书》中，面对许广平第一封来信所言的“痛苦”，鲁迅深有同感，竟不顾掩饰，一吐为快：

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睡熟之际。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痛苦，中国的老法子是“骄傲”与“玩世不恭”，我觉得我自己就有这毛病，不大好。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那里，这一节只好交白卷了。㊼

且深有体会地说：

人若一经走出麻木境界，便即增加苦痛，而且无法可想……。㊽

1923年，鲁迅又一次陷入沉默㊾，这一年7月，周氏兄弟失和，这一事件发生在《新青年》解体之后，几乎抽走鲁迅人生意义的最后寄托，该年的沉默，可能是第二次绝望的标志。1924年2月，鲁迅打破沉默，开始写《彷徨》，9月，又进入《野草》《彷徨》，尤其是《野草》的写作，记录了鲁迅走出第二次绝望的惊心动魄的内心挣扎与搏斗的过程。

如果说《呐喊》是“为他人”的，是为了面对与表达别人的痛苦，那么，《彷徨》与《野草》则是“为自己”的，是为了处理自身的痛苦。《彷徨》中的主干作品如《在酒楼上》《孤独者》与《伤逝》等，存在一种“梦魇”模式，即作者将自己悲剧人生最坏的可能性写了下来，并开始向旧我告别。在《野草》中，鲁迅以新的文体形式突入内心的更深层，对缠绕自身、积重难返的所有矛盾进行彻底清理，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绝，试图作出最终的抉择。鲁迅将生存的悖论彻底打开，推向生与死的最后决战，终于穿透死亡，获得新生，完成了对自我与时代的双重发现。可以说，《野草》就是鲁迅第二次绝望时期冲决绝望的过程，是一次生命的行动。

《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都是失败潦倒的新派知识分子，他们曾经“走异路，逃异地”，现在都回乡了，回乡，没有“衣锦”，而是在失败之后。纬甫的回乡，是遵从母亲的意愿，为小兄弟迁坟，顺带给邻家姑娘顺姑带朵剪绒花，但是，这在纬甫看来“无聊”的小事，也无聊地没有办成，纬甫言述中透露的失败之后的无聊感，令人担心，同时一个问题也就出现：既然可能是最后的回乡之旅来自母亲的指令，那么，如果这个“母亲”不在了，他的命运会怎样？这一问题的答案，就在一年零八个月之后的《孤独者》中，虽然人物、故事都不一样，但在内在脉络中，《孤独者》其实是《在酒楼上》的“姊妹篇”，魏连殳的回乡，是为世上最后的亲人祖母送葬，连殳在送葬完毕之后突然爆发的大哭，既是为祖母，也是为了自己，他后来即对我别有意味地说：“我的祖母就是。我虽然没有分得她的血液，却也许会继承她的运命。然而这也没有什么要紧，我早已豫先一起哭过了……。”㊿祖母死后，连殳已决然在内心中悄悄启动了自己的死亡程序！

吕纬甫和魏连殳，都是痛苦至极又不再想表达痛苦的人，小说对主人公压抑于内心的痛苦，表现得尤为深切。《孤独者》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连殳，”我很觉得悲凉，却强装着微笑，说，“我以为你太自寻苦恼了。你看得人间太坏……。”

他冷冷的笑了一笑。

“我的话还没有完哩。你对于我们，偶尔来访问你的我们，也以为因为闲着无事，所以来你这里，将你当作消遣的资料的罢？”

“并不。但有时也这样想。或者寻些谈资。”

“那你可错误了。人们其实并不这样。你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你应该将世间看得光明些。”我叹息着说。

“也许如此罢。但是，你说：那丝是怎么来的？”[51]

连殳的孤独，是痛苦之“茧”造成的，连殳的反问，直指痛苦之“茧”的源头。小说中展现的连殳的来信，在空前复杂的死亡逻辑中，让这颗痛苦的心灵乍现峥嵘，但最终，大良祖母的世俗话语为他盖棺定论，就像连殳遗体穿着的不妥帖的军衣。

在《野草》中，鲁迅以直抵死亡的方式，将自身的所有矛盾打开，从而进入自己最深层的痛苦。《复仇》（其二），堪称鲁迅“痛苦”言说的经典文本。

《复仇》（其二）借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经典事件，极写先驱者对庸众的绝望。该篇对事件过程的描述严格遵守原典（《马可福音》），同时又进行了出色的改写，将宗教经典中缺席的心理过程展现出来，叙述的中心放到了耶稣的内心感受中，展现了一个肉体凡胎的耶稣：对于钉杀他的以色列人，怀有深深的悲悯，但又交织着强烈的仇恨，存有报复的冲动。耶稣临刑前拒绝喝用没药调和的麻醉酒，其目的是“要分明的玩味以色列人怎样对付他们的神之子，而且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52]，保持敏锐的痛感，感受最丰富的痛苦。

通过对细部的具体展示，耶稣被钉的过程被残酷地拉长，钉子打进肉体“丁丁地响”，“针尖从掌心穿透”，竟然具体到“钉碎了一块骨，痛楚也透到心髓中”[53]。“而且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的复杂情感，在这里与被钉时的痛苦感受交糅到一起，汇合成空前复杂的相互纠缠：“可悯的人们阿，使他痛得柔和”“可咒诅的人们阿，这使他痛得舒服”[54]，构成了一种悖论式的感受。

通过叙述的改造，宗教典籍中客观记载的一次事件，在这里被转换为一个心理事件，行刑的过程，展现为耶稣感受的过程，耶稣的痛苦，成为叙述的焦点，肉体的痛苦转化为难以言传的精神痛苦。

“复仇”没有获得成功，耶稣不仅被钉杀，而且被上帝抛弃，彻底陷入绝望之中。复仇者的复仇，发生于被钉十字架后，只能在心理上想象性地完成。这揭示出，面对庸众，启蒙者唯一可能获得的，只能是丰富的痛苦。

鲁迅以文学为参与中国现代转型的独立行动，并在这一过程中，以文学的方式，展现了个人丰富而深刻的痛苦，在某种意义上说，鲁迅文学，是承受和展现中国艰难现代转型的痛苦“肉身”。

20世纪40年代，正在痛苦中的竹内好以写遗书的心情写作《鲁迅》，对鲁迅文字所传达的“痛苦”有异常敏锐的把捉：

他的痛苦之深，以至于深到无法把对象世界构筑到小说和批评当中。《热风》、《华盖集》以下的接连出版的杂感集，便是这痛苦的产物。……他为表白痛苦而寻求论争的对手。写小说是出于痛苦，论争也是出于痛苦。小说里吐不尽的苦，便在论争里寻找倾吐的地方。[55]

三 结语：召唤主体的文学

由求索“心声”到沟通“痛苦”，可以看到，鲁迅之垂青“文学”，是发现了文学的独特功能：只有文学，能够传达别种话语方式所不能传达的我们的“渊深之心声”和切己的“痛苦”。最急迫的“心声”，源于所感受的“痛苦”，“痛苦”并不可怕，只要保持本有的痛感，将它抒发和传达出来，让疼痛能够相互沟通，就还有希望，但如果遗忘和麻木，则“痛苦”永无消除的可能。

惟忧世上苦人多，可以说，鲁迅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表达与沟通自己和别人的痛苦，最终则是为了消灭与减轻人世间不必要的痛苦。

在日本时期的发言中，鲁迅所忧心的，是旧中国的精神危机，一是民众沉溺私欲：“人人之心，无不泐二大字曰实利，不获则劳，既获便睡。纵有激响，何能撄之？夫心不受撄，非槁死则缩朒耳，而况实利之念，复煔煔热于中，且其为利，又至陋劣不足道，则驯至卑懦俭啬，退让畏葸，无古民之朴野，有末世之浇漓”[56]，“创痛少去，即复营营于治生，活身是图，不恤污下”[57]，“劳劳独躯壳之事是图，而精神日就于荒落”[58]。二是“诗人绝迹”[59]“众语俱沦”[60]，“恶声”“扰攘”，“伪士”横行，“心声内曜，两不可期”[61]，形成“扰攘”而“寂漠”的精神局面。

鲁迅寄望于“独具我见”的“精神界战士”[62]发出“心声”，《摩罗诗力说》大力推举“摩罗诗人”，他们“心声洋溢”而能发出“心声”，从而激活人人心中本有之“诗”：“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63]希望“诗人”“为沉痛著大之声，撄其后人，使之兴起”[64]，“使即于诚善美伟强力敢为之域”[65]。

终其一生，鲁迅以富含渊深“心声”和切己“痛苦”的文字，召唤读者本然具有的内在“诗”“心”，吸引着那些具有痛感并直面自己痛苦的读者，读其作品，我们总是能被其“心声”的真诚与“痛苦”的真切所吸引，由此激活潜在的精神主体，鲁迅文学，诚然是召唤主体的文学。

注释：

①㉙㉚㉜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7、418、419、419、415页。

②笔者认为，鲁迅的文学行动遭遇过两次危机，一是日本时期“弃医从文”计划的挫折，第二次是在以1923年为中心的“彷徨”时期。

③④⑤⑥⑦⑧⑨⑬⑭⑯⑱⑲[61]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4、25、23、25、23、27、23、26、26、24、25、26页。

⑩⑪⑫⑮⑰㉑[56][57][58][59][60][62][63][64][65]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63、64、65、65、71、69、69、100、65、65、99～100、68、69、69页。

⑳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㉒鲁迅：《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序传略》，《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1页。

㉓鲁迅：《而已集·小杂感》，《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1页。

㉔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2页。

㉕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35页。

㉖㉗鲁迅：《朝花夕拾·琐记》，《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页。

㉘㉛㊷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159、162页。

㉞㉟㊱㊲鲁迅：《呐喊·故乡》，《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1、483、484、484页。

㊳鲁迅：《华盖集·导师》，《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56页。

㊴㊵㊶㊸㊹㊺㊻鲁迅：《呐喊·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3、493、501、497、501、501～502、526页。

㊼鲁迅：《两地书·二》，《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㊽鲁迅：《两地书·六》，《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㊾现在所能见到的作品，是收入《鲁迅全集》中的《关于〈小说世界〉》（1月11日）、《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1月13日）、《“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该文发表于1923年9月14日的《晨报副刊》，署名“雪之”）和《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1923年11月）四篇，并撰《明以来小说年表》（据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手稿现存，未印），前二者是两篇声明性质的短文，后二者是学术性质的。此外还有致周建人、许寿裳、蔡元培、孙伏园、胡适、马幼渔、钱稻孙、李茂如、孙福熙几位熟人的信（1981年版《鲁迅全集》收入致许寿裳、蔡元培、孙伏园的四封信）。以上所列诸篇，除《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皆为其生平所未亲自收集者。在翻译上，该年5月之前还翻译了爱罗先珂的三篇作品。除此之外，鲁迅还对将于该年12月及次年6月由北京新潮社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册进行了编订。创作类的写作则完全停止。

㊿[51]鲁迅：《彷徨·孤独者》，《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6、96页。

[52][53][54]鲁迅：《野草·复仇（其二）》，《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174、174页。

[55]［日］竹内好：《鲁迅》，孙歌编，李冬木等译《近代的超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