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笔下的声景
——以《祝福》为例

张业松

内容提要：以往关于小说中的声音的讨论，通常是在“诗学”和叙述学的范畴内进行的。近年随着人文学科领域的“声音转向”，借鉴环境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的相关理论，推进对文学作品里的声音的研究，成为一时热潮。本文借助相关概念思路，以《祝福》为例研究鲁迅笔下的声景，通过解读祥林嫂所处的声学生态环境和其中的权力关系，认为作品对“祥林嫂的声音”的呈现体现了声景再造的可能性。祥林嫂的“开口说话”和“灵魂之问”，使得以鲁镇为代表的自古皆然的传统中国的声环境发生动荡，充满不详和不安的气息和噪声，不仅污染了原有声景构造中的声品质，甚至包含了相当程度的颠覆性，从而体现了鲁迅笔下的受苦人叙述的一般语法。

一 声景概念

以往关于小说中的声音的讨论，通常是在“诗学”和叙述学的范畴内进行的，如巴赫金的复调论、热奈特的叙述话语论等。而近年随着人文学科领域的所谓“声音转向”，有人借鉴环境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的相关理论，推进对文学作品里的声音的研究。本论以为其中一些概念和方法有助于加深对鲁迅作品的认识，遂起意做个尝试，以《祝福》为例，讨论一下鲁迅笔下的声景问题。

“声景”（Soundscape）概念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芬兰地理学家格拉诺（Granö，J. G.），他试图在地理研究中调用全面的感官，而尝试创造了新的术语。20世纪60年代，美国城市规划师索思沃思（Southworth，M.）在波士顿考察一个特殊区域内的盲人们如何使用声音来建立一种声音身份时，用“声景”来描述城市里使人与某个空间建立起关系的声音的属性。1969年加拿大作曲家谢弗（R. Murray Schafer）发起“世界声景工程”（World Soundscape Project），并为声景研究和实践提供了一套概念体系，如用“基调音”（keynote sounds）、“声信号”（signals）和“标志声”（soundmarks）来描述特定声景。随后，声景研究被应用于声音品质研究、生理声学和心理声学研究、建筑声学、环境、现代景观学和声学生态学等领域，涉及声学生态学、声学权力关系、噪声、声事件、声环境等。

相对于诗学或叙述学中对说话人和话语的研究，声景研究对于声环境中各种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的认识、利用和处理，对于小说这样的体现为封闭形态、具备内部声响微环境生态的对象来说，具有显而易见的借鉴意义。声景研究本质上正是一种整全环境下的声学生态学处理方案和策略，其所运用的方式方法移用于其他人文对象同样是有效的，在文学研究上，更有望成为挖掘小说、戏剧、诗歌等类文本的内部张力结构、作用机制和微环境构成等的利器。

借助这些概念来看《祝福》，可以看到，作品构造了一个以“祥林嫂”为中心的声景，其中具备特定的声学生态学和权力关系。作品中以“鲁镇”为中心的社会环境加诸于祥林嫂的“辱声”（名字、嫌弃、利诱），酝酿出特定的“声事件”，一方面制造了一个对祥林嫂来说极为恶质的声环境，将她压抑成为环境中的噪声，在残酷的系列暴力操作中（抓捕、逼嫁、戏弄）加以消音，淹没在作为环境主调的“祝福”之声中，成为这个环境的祭品；另一方面作品也呈现出，祥林嫂在上述压抑力量作用下以其“肉身”对身体暴力的反抗和“肉声”对声音暴力的反抗，使作品成为反抗“礼教”和声学权力的见证，体现了声景再造的可能性。作品所呈现的这种以声景的造型为支点、充满了规训与反规训、权力与反权力的内在紧张的结构，在鲁迅笔下的“受苦人叙述”中往往而见，如阿Q、闰土、孔乙己、爱姑等，值得重视和再思。

二 叙述人的声音

“祝福”从字面上来说，指的是作品中赖以构造故事的鲁镇年末祭祀活动。这种活动作为一种乡俗，笼罩于一切人和事，也成为一切人事活动的最高主宰，无从逃避，无可违逆。如作品结尾所说：“我在蒙眬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①如此重大的笼罩性存在，将一切差异抹杀和掩盖，把所有噪音整合成最大因而反转成主调的噪声，给人以“懒散而且舒适”的“拥抱”，使一切含糊下去，仿佛万事皆可从头再来，唯有法则得以延续下去。这样的“祝福”，无论从实际形态还是象征意义上看，都是高度仪式化的，需要而且实行着献祭，在其中，实行者是一种身份和资格，也是分享活动成果、从中得益的一种凭据，倘若自外于或被排除在活动之外，自然也就无所容于这一象征秩序之中，成为“谬种”，不使流传了。作品开篇部分议论说：“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这一倒叙的对于作品主角祥林嫂的结局的感想，与结尾的造境结合起来，将作品在实际层面和象征层面的“祝福”的含义充分表征出来，除了实写鲁镇的“祝福”活动，毋宁更是要突出象征层面的祥林嫂之死的“祝福”意义。但那究竟是怎样的“祝福”呢？“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一面是“不生”，一面是“不见”，于己于人，竟都是差堪接受，可以使人“渐渐的舒畅起来”的事情吗？

《祝福》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属于一级经典，过往对它的解读也已经充分经典化，要想对之作出新的解读殊属不易。本文之作，亦非为翻空出奇，而毋宁更是为了读书献疑，尝试把自己在阅读理解过程中于原有的解读可能略有未合之处的一点感受更好地把握住，并讲述出来②。从过往的解读中我们熟知，祥林嫂一生悲苦，活着遭人厌弃，死了被骂谬种，可谓不幸之极。小说的叙述人“我”在鲁镇年复一年又一度的“祝福”的“一天音响”声中，将所见所闻的祥林嫂的生平事迹连成一片，讲述了她的故事，算是献给这位悲苦人的一曲挽歌。作品题名为《祝福》，其中最主要的应该是对祥林嫂的祝福，以及这种祝福与环境中正在进行的“祝福”的对照和映衬。相互映衬中，“近乎无事的悲剧”的残酷性得到了惊心动魄的呈现，作品的经典性由此确立。

上述解读尝试把握的是叙述人的声音。这个声音对祥林嫂充满了同情，当他以“我”的身份直接与祥林嫂对话时，甚至不乏怜悯。他在短时间的临场反应中处处为对方着想来考虑自己的回答，结果把自己搞得很忙，最后狼狈不堪。这种狼狈也正是我们过去从对这篇作品的解读中所认为的，知识分子面对底层民众的悲惨命运时的无力感。既同情，又无从给予帮助，更无力加以改变，甚至对她迫切希望得到答案的问题，都无法给出明确的回答，只能含含糊糊应付过去，然后通过事后的追怀，来给以“灵魂的慰藉”。在这种解读下，《祝福》被纳入了“五四退潮时期知识分子自我审视和批判”的主题，成为在鲁迅的“乡土”题材和“知识分子”题材作品系列中两立兼长的代表性作品。这样的解读，在祥林嫂一面引入了阶级论的视野，四老爷、四太太、婆婆、大伯乃至“我”，无疑都是上层压迫阶级，再加上各种帮忙帮闲，构成围困祥林嫂的网罗，将她做成“人肉的筵宴”③上的牺牲，活活地被“吃”掉；在“我”的一面，也被填充了阶级论视野下的社会历史内涵，“我”作为“知识阶级”的代表，被建构为“底层民众”的对立面，与民众的隔膜被视为知识分子脱离群众的自身缺陷的表征。这个思路延伸下去牵连甚广，尤其势必关联到对作者鲁迅的人生道路和思想状况的讨论，逸出文本微环境，也超出本文的任务范围。根本上，对于文学文本来说，无论是实际作者还是作为代言者的叙述人，相对于文本微环境来说都是超级主体，即使不曾完全凌驾于作品世界，而是以第一人称的限制视角混迹其间，也是某种超越性的异类存在。以叙述人为中心的讨论，不可避免地会导向作品外部社会历史分析，从而形成与文本内部分析完全不同的批评方案。对后者来说，作品所要处理的核心，其实仍在作品的主人公祥林嫂本身，需要追问的是她的生存和表现样态，她的内与外，她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做。这也正是我想暂且撇开“叙述人的声音”，集中讨论“祥林嫂的声音”的原因。

三 词与物

在《祝福》中，“祥林嫂”首先是作为一个词汇，在双重的意义上被讲／表述。在故事所讲述的情境中，作为活动于“典型环境”中的一个“典型人物”，以“祥林嫂”的名字被表述、识别和定位／性。在其周边人物的认知中，“祥林嫂”标志着一种（已经确定的）社会身份、（逐渐显现的）人物个性和（最终成就的）性格命运。当“祥林嫂”最初在环境中出现时，“祥林嫂”可能只是一个尝试性的命名，随着她在环境中的活动，“祥林嫂”最终固着为一种个性和命运。这种叫作“祥林嫂”的性格和命运除了能够为“典型环境”之内的人们所识别，还能够为“典型环境”之外的我们所认知，得益于《祝福》对她的故事的讲述和我们的阅读。当我们在阅读中通过名字抵达命运，自以为已经洞察相关真相的时候，诸多信息可能已经被抹杀和忽视。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对词汇和词汇所表征的实体的混同。词汇模拟实体，实体演绎词汇，二者相辅相成，或相仇相残。然而终究，实体所发出的声音需要借助词汇才能被听见。作为词汇的“祥林嫂”与作为肉身的“祥林嫂”究竟具有怎样不同的色彩、被编织进怎样的句子、表征了怎样的语法、在发出怎样的声音，并非不值得再思。本论尝试通过细读文本，探查词汇环绕肉身的生成、嵌入、凸显、跳荡、突破乃至爆发的诸情形，意图更好地把握鲁迅语法，仔细捕捉和聆听词汇所发出的声音。

“祥林嫂”首先是一个词，其次是这个词所命名和指称的物，一个活人。《祝福》这篇作品所讲述的，是词对物的占有、捆绑、束缚、勒索和残杀。过去的解读把它阐释为控诉压迫的故事，所谓政权、神权、父权、夫权的四条绳索的“吃人”案例。这是没错的。作为活人的祥林嫂的确是在这种词对物的占有下被绞杀了，作品写出了这一过程的平凡和因其平凡而惊悚之处，揭示出“近乎无事的悲剧”，正是其经典性所在。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除了“词”的声响，作品里明显还有“物”的声音，后者被或不被听见，同样构成理解作品的很重要的方面。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词对于物的占有和物对于词的复权相反相成，共同拓展着作品的意义空间。我们说鲁迅的作品富于内涵，一个方面正是基于对鲁迅作品并非讲述单面故事的认知。当然我不是想说《祝福》除了讲述一个压迫的故事之外，还讲述了一个反抗的故事，做简单的翻案文章，而是想要借助对词与物二元多向互动的探讨，来尝试理解鲁迅语法的复杂性。

所谓“祥林嫂的声音”，大致是两个层面：一是词的声音，词所讲述、表征、占有和建立的东西；二是物的声音，物所发出、捍卫、主张和追求的东西。过去的分析或较多侧重前者，而后者也是应该作出更充分的分析的。

四 祥林嫂的声音

整体上《祝福》呈现的是一个嘈杂的声音环境，其中主导性的声音无疑是鲁四老爷的斥骂“可见是一个谬种！”和四太太的禁令“你放着罢，祥林嫂！”是这些声音主宰了祥林嫂的命运。此外还有很多帮忙和帮闲的声音，装点了鲁镇和周边世界的太平。祥林嫂当然也应该是一个声部，或者说本该是最主要的声部。但实际上，无论是从我们作为个体读者的感受，还是从社会整体的接受情况来看，“祥林嫂的声音”留给我们的印象，却并不是清晰明确的，而是有点一言难尽之感。这种感觉最主要的来源有二。一是作品开篇她与我偶遇时对“我”的三个提问，让人觉得首先是很诡异，其次是很莫名，神神叨叨一通问答进行下来，让读者和叙述人一样发蒙，搞不清她的重点到底在哪里。二是她重回鲁镇之后不断念叨“我们的阿毛”和“我真傻，真的”，最终惹人厌烦，以至于到今天，“祥林嫂”这个名字，几乎被当成了“无意义的重复唠叨”和“令人讨厌的反复卖惨”的代名词。这两个印象无疑都是歪曲的，偏离了并且有违于作品语境。何以如此，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对作品的整体声音环境的把握，更缺乏对祥林嫂的声音的重视，以至于无形中参与了声音环境对个体声音的压抑。

接下来让我们具体看一看祥林嫂在作品中的“声音处境”和她在处境中的发声状况。首先，祥林嫂在作品中的总体声音处境是弱势的，处于被命名和被定义的状况。“祥林嫂”这个名字是初来鲁镇时人们给她的称呼，这个称呼与她本来的状况无关，而是来自她的社会身份，具体说是来自她的第一任丈夫祥林。这意味着她是没有独立的社会身份的，更谈不上独立人格，即使丈夫已死，在“习俗”认定中也是从属于丈夫的。这个“习俗”就是“女子三从四德”中的“既嫁从夫”。在实际生活中，这个“习俗”的力量看似很弱，甚至不乏善意和温情，其实却是对女性身份和人格的捆绑，包含了深重的压迫。当她再来鲁镇，人们仍叫她祥林嫂时，表面上看似乎体现一种善意，可以理解为大家不愿触及她丧夫丧子的痛苦，实际上却是在用来自她第一任丈夫的称呼，提醒她犯下了再嫁的过失，违背了“烈女不嫁二夫”的贞洁观念。所以“祥林嫂”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名字，而是捆绑这个女性一生的枷锁。作品后半部分将祥林嫂推向死路的“捐门槛”情节，其实正是根源于这重枷锁。

其次，除有限的外貌和动作描写外，作品中祥林嫂的生命存在，更多是以言语和声音的形式呈现的，但是，她所发出的声音大多是被压抑和被扭曲的。

祥林嫂第一次出场，本是能做的女人，依靠单纯的体力劳动，她可以获得身心平衡，那时“她不很爱说话”但“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尽管辛苦，“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第二次来鲁镇，由于被认为“不干不净”，她由第一次出场时忙碌的人变成了几乎无事可做的人。无事可做，意味着内心的苦楚无法通过劳动排遣，祥林嫂由不说话的人变成了不停说话的人，说话成了她自我排遣和自我救治的唯一渠道。

我们看到，这种作为肉身生命层次上的直接表达的“祥林嫂的声音”，有反抗的叫喊和咒骂，也有苦楚的絮说和自白。按作品中的故事发生的时间顺序，祥林嫂第一次开口，是在鲁镇码头被劫持时的叫喊，接下去是反抗再嫁时的叫骂。这些声音都来自转述，即使被人听到，也只是表征了她反抗的失败。她第一次直接被听见的诉说，是以自责“我真傻，真的”开头的对自己家庭生活和伤痛的长篇讲述。这一篇讲述，使得“祥林嫂”成为中国语言中一个带贬义的专有名词，用来指称那种喋喋不休重复讲述自己的悲惨故事以博取同情的人。这是不幸之上的不幸，是来自作品的整体声音环境的施加于祥林嫂的二次伤害，如果我们在“阅读环境”中不加以反省，等于是让祥林嫂在这个“压迫结构”里沉沦得更深。

祥林嫂的讲述，并非只是诉苦而已。仔细体会，她的絮说中有对儿子阿毛的无限怜爱，和对与阿毛及第二任丈夫的共同生活的留恋和回味。然而，在听众的反应中，阿毛越是乖巧可爱、这段生活越是值得留恋，结局就越是显得悲惨。人们从祥林嫂的悲惨中，收获的是对自己的“正常”生活的庆幸和满足感，满足得越快，失去兴趣也越快。祥林嫂想要寻求的，和听众赖以满足的永远处于错位，祥林嫂的诉苦由此陷入恶性循环。听众很快从赶来听热闹转而为避之唯恐不及，而祥林嫂的悲哀除了满足看客之外其实从未得到消除或缓解。

关于“诉苦—享受”的辩证，后来当代文学中有更多的拓展。张炜《九月寓言》中批斗大会上歌唱一般的诉苦场景令人印象深刻。

祥林嫂开口说话的第一阶段，始于对人们的脸色和言语冷淡的全然不顾，收视反听，不顾一切地说（“她全不理会那些事，只是直着眼睛，和大家讲她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终结于因人们的不友好反应而来的对人群的主动拒绝（“她单是一瞥他们，并不回答一句话”）。由此关闭了与鲁镇沟通的大门。

第二阶段，在无处诉说的痛苦和无事可做的状况下以自言自语（必须说、只能说，因为无法做、无可做）开始的发声，使祥林嫂被“善女人”柳妈引向了与鬼和地狱世界的沟通。这项沟通是“用行动说话”，以劳作换取身份，捐门槛以求赎身。对她来说，劳作是容易的事，所以这项沟通进展得很顺，不料却是陷阱，将她推上了绝路。

祥林嫂在捐完门槛之后一度“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然而到了冬至祭祖时节，却被鲁四太太的一句“你放着罢，祥林嫂！”重击：“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只是失神的站着”，从此一蹶不振。作品是这样描写受到致命打击后的祥林嫂的：

这一回她的变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

以往的解读强调这意味着祥林嫂被彻底摧毁，人生希望完全毁灭，从此虽生犹死，只是行尸走肉，消极等待某一天连肉身也被彻底吞噬，成为“礼教吃人”的又一典型。这是对的，但也不能算是事情的全部。祥林嫂的世界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复杂一些，小说的故事线并非终止于此。此后的祥林嫂，还有新的、不可忽视的人世遭际，在其中，她还将拼尽余力，孤注一掷。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遇到的是第三个层次即“魂灵”层次上的“祥林嫂的声音”，其中有抗辩和执拗，也有不屈和顽强，是值得认真倾听的。

五 鲁迅语法

“捐门槛”之事，对祥林嫂而言并不仅仅是单纯的逃避，或者说即使是逃避，真正的恐怖也不是被“锯开来”本身的痛楚，而是被“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展开“祥林嫂的精神分析”。“分”不仅是被分开，更是对身体的完整性的破坏。被分开的身体可能各有祸福，一般而言可能也不成什么问题，但在祥林嫂这里，却意味着人间耻辱的继续，以及自我主宰和选择权的继续缺失。无论死后下地狱还是上天堂，只要神灵不灭，就是再世为人，理该有不同于今生的命运和可能。所以，避免被“分”，保全身体的完整性，对于祥林嫂来说，实在是求生意志的体现，最低限度也是要为自己的未来保留几分可能性。至于最高，则应是可能条件下的人生（鬼生）之幸福了。周作人说：“虽然，我不信人死为鬼，却相信鬼后有人，我不懂什么是二气之良能，但鬼为生人喜惧愿望之投影则当不谬也。”④用在这里显然也是适合的。知堂又说：“以生前的感觉推想死后况味，正亦人情之常，出于自然者也。常人更执着于生存，对于自己及所亲之翳然而灭，不能信亦不愿信其灭也，故种种设想，以为必继续存在，其存在之状况则因人民地方以至各自的好恶而稍稍殊异，无所作为而自然流露，我们听人说鬼实即等于听其谈心矣。”⑤常人如此，英雄又何尝不然？我们熟知的现代史上的烈士名篇，林觉民氏就义前《与妻书》中不亦有言：“吾今与汝无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依旁汝也，汝不必以无侣悲。”⑥

对外人来说，“那两个死鬼的男人”可能没什么区别，对祥林嫂来说，感受和意义或大为不同。须知，她是在含羞带笑地重温与“第二个男人”的温暖生活时，被提醒“落了一件大罪名”的。意思是，她对“我们的阿毛”和她的“他”的伤悼和怀念，是有罪的。她需要赎买的“罪”，是对这种温暖生活的留恋乃至贪念。所以，柳妈的话带给她的“恐怖”和“苦恼”，与其说是对再嫁的惩罚，不如说是对留恋和记忆哪一部分生活的选择和自主权。对她来说，“捐门槛”与其说是对惩罚的逃避，不如说是对生存权的捍卫，包含了相当程度上的主动改变命运的努力。错误道路上的满怀热望的努力，正是人间悲剧赖以产生的条件，然而悲剧的结局并不意味着诚实的努力毫无意义。“善女人”柳妈提供的“捐门槛”的理由是“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作品对祥林嫂听了劝告之后的反应的描写非常耐人寻味：“她当时并不回答什么话，但大约非常苦闷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两眼上便都围着大黑圈。早饭之后，她便到镇的西头的土地庙里去求捐门槛，庙祝起初执意不允许，直到她急得流泪，才勉强答应了。”结合前引她在事后从鲁四太太的态度受到致命打击的结果来看，祥林嫂经过一夜的煎熬，最终以坚决的态度奉行，应该并不只是简单接受了柳妈的建议，而是在这里面寄托了更多的愿望和心思。这些愿望和心思寄托于在生的“这一世”和死后的“下一世”两个层面，既是为人生的努力，也是为“阴司”的筹划。在前者，结果很快揭晓，可以说她恐怕是寄托了不当预期，捐了门槛之后仍不能参与祭祖活动，意味着“替身”并不能洗刷她“这一世”的污点身份。这样看来，“礼教”确实在“吃人”，把活人逼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但“这一世”的希望彻底破灭，是否意味着“下一世”也同样无望呢？我想，对于祥林嫂，这起码仍是一个答案有待揭晓的指望。

从为“下一世”筹划来考虑，“捐门槛”是为了避免死后被“分身”，从而保全身体的完整性。这对于祥林嫂来说，与其说是为了逃避被“锯开来”的痛楚，不如说是来自两方面的心理需求：一方面避免一部分身体在阴间继续受苦；另一方面希望保全完整的身体去迎受另一种生活。柳妈“诡秘”的谈话带给她“恐怖”和“苦闷”，意思是“恐怖”带来“苦闷”，而“苦闷”中孕育着新的想象。简言之，短暂温暖生活的回忆，已经是祥林嫂无法失去的最后的生之依据，她要积极自救。我们看到，在这种自救中，她停止了诉苦和絮叨，再次像初来鲁镇时那样，“整日紧闭了嘴唇……默默的跑街，扫地，洗菜，淘米”。这时的祥林嫂是沉默的，对于鲁镇人的嘲笑和戏弄，“她大约从他们的笑容和声调上，也知道是在嘲笑她，所以总是瞪着眼睛，不说一句话，后来连头也不回了”。在这沉默中，有顽强的心声在支撑着她。鲁迅说，他的写作，是要“画出这样的沉默的国民的魂灵”⑦，从这里，我们读到的正是这样的“沉默的国民的魂灵”之一面。这一面最终在祥林嫂与“我”邂逅的“灵魂之问”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这里我们需要引入原文来感受一下那种挣扎的顽强和力量：

“你回来了？”她先这样问。

“是的。”

“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她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

我万料不到她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诧异的站着。

“就是——”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盯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我在极短期的踌躇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

“也许有罢，——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的说。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阿！地狱？”我很吃惊，只得支吾着，“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唉唉，见面不见面呢？……”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蹰，什么计画，都挡不住三句问，我即刻胆怯起来了，便想全翻过先前的话来，“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我乘她不再紧接的问，迈开步便走，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里很觉得不安逸。自己想，我这答话怕于她有些危险。她大约因为在别人的祝福时候，感到自身的寂寞了，然而会不会含有别的什么意思的呢？——或者是有了什么豫感了？倘有别的意思，又因此发生别的事，则我的答话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

从原文可以看出，祥林嫂的“灵魂之问”并非一时兴起，而可以说是琢磨已久，深思熟虑。三问环环相扣，间不容发，对于没有思想准备的被问者确实是攻势凌厉，难于招架。三问的核心是最后一问：“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这是向识文断字又见多识广的“外面来的人”就不可知又难以揣测的“鬼生”世界发出的希望之问。她在连串的提问中显得意气勃发，思虑周密，完全不像是失魂落魄之人，而有点类似于回光返照，可以看作她拼尽最后的生命向人世发出的呼喊。

关于祥林嫂对“我”的最后追问，从“我”或是从祥林嫂的角度解析，历来有不同的论述。从“我”的角度，如前所述，通常被认为是指向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和批判主题，认为在“我”对祥林嫂的回答中所体现的吞吐、含混和思想上的犹疑，是知识阶级自身不成熟的表现，面对祥林嫂这样的底层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和求助束手无策。这当然不算无的放矢，但仔细推敲，可能也并不能说是这段对话所呈现的全部真相。在“我”对祥林嫂的回答和相应思想活动中，所体现的“为对方考虑的多虑”，并非在这里才偶然一见，而或可说是作者鲁迅一贯的思维方式和习惯的体现。同样是小说，《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面对青年是否应该剪发的问题时的考虑，可算是这里的“我”的同类，而这位小说中的N先生的表现，明显有着作者自己的经历的影子。辛亥革命前夕鲁迅在绍兴中学做学监时，曾阻止学生的剪辫风潮。据他1934年的回忆，当时的情形是：“他们就举出代表来诘问道：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答复是：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学生是向来没有一个说我‘里通外国’的，但从这时起，却给了我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看不起了。‘言行一致’，当然是很有价值的……但他们却不知道他们一剪辫子，价值就会集中在脑袋上。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是秋瑾小姐就义之处，他们常走，然而忘却了。”⑧这些例子里面的所谓“多虑”，不是说真的想多了，多余，而是指设身处地综合考虑多方因素，充分为对方着想。作为一种伦理态度，遇事为对方着想当然是一种美德，但如果它不是偶一为之，而是反复出现，就应视为一种思维方式或习惯，其特征值得充分注意。面临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时，首先是要将问题情境化，避免抽象看待；其次要充分估量问题的复杂性，而非以不变应万变，拿绝对原则应对丰富多态。应该说，正是这种看待和考虑问题的复杂思维，赋予了鲁迅及其作品更为丰富的内涵，使我们从他笔下看到和想到了更多的东西。具体到“我”与祥林嫂的对话来看，“我”为祥林嫂着想的内容，已被充分描写出来，不难理解。需要考虑的，“我”的这些考虑投射于祥林嫂，究竟能起到怎样的作用，与她有怎样的关系？

从祥林嫂的角度考虑，“我”的模糊回答，或许恰恰给了她最后的微茫希望，可以算是在漫天大雪寒气逼人的世界中对末路之人的最后“祝福”。对鲁镇来说，减少了一位“谬种”，社会秩序得以维护，一切如旧，永在“祝福”。而且“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对于享受了人间祭品和香火，醉醺醺地在空中蹒跚的“天地圣众”来说，祥林嫂在祝福时节“及时”死去，何尝不是一种用于“祝福”的祭品？这样看来，“祝福”这个篇名，实际有三重含义，分别存在和作用于不同对象间的施受关系：一是“我”对祥林嫂；二是祥林嫂之死对鲁镇；三是鲁镇对天地圣众。

六 结语

祥林嫂的声音，最终落实到祥林嫂这个活死鬼追问“不生”的世界的“灵魂”的声音，而这个声音又最终落实为家人重聚的念想。这样一种从反抗的叫喊和咒骂，到苦楚的絮说和自白，再到灵魂的挣扎与追索的层层推进的声事件的构造，使得以鲁镇为代表的自古皆然的传统中国的声环境发生动荡，充满不祥和不安的气息和噪声，从而污染了原有声景构造中的声品质，“谬种”流荡起来。所以在鲁迅笔下，祥林嫂除了是一个走投无路的“无聊生者”、“吃人”环境的无辜牺牲者外，也是这个环境的腐蚀者，她的执拗而顽强的“灵魂”追问，甚至包含了相当程度的颠覆性。以《祝福》为代表，鲁迅笔下的“受苦人叙述”因而在似乎消极的“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意思”⑨之外，似乎还包含着另一重更积极的意义。这意义即在“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不生不见，不再一起做生活，转而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别样的生活，这不正是鲁迅文学的“基调音”和“标志声”吗？由此，祥林嫂的“末路想象”实在别有意境，值得好好再思重品。在她最后的念想中，谁才是她的家人？第一个家强加给她一个被迫携带终身的名字，像一套紧身衣将她紧紧束缚，剥夺了她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是耻辱的烙印。第二个家才使她得到些许人伦之乐，得享人世的温暖。因此，祥林嫂在最后的提问中所说的“家人”，不会是她作为童养媳时那个早死的“丈夫”，而确定就是和她有过温暖的共同生活、散发着真实热力的第二任丈夫和他们共同孕育的阿毛。可以说，祥林嫂最终并不是死于恐惧和绝望中，相反，她大概是怀着对于“死后的幸福”的微茫希望而活在人世末路上的。而这样的“末路想象”和对“末路中的希望”的书写，也正是鲁迅文学中令人着迷的部分，蕴含着相当程度的复杂性，体现出“鲁迅语法”的独特性。众所周知，这一“鲁迅语法”最终凝练为“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⑩的哲学形态，而这种哲思也成为“鲁迅思想”的核心命题之一。

在鲁迅笔下，《药》《明天》《祝福》都是末路想象的典型文本，乃至《狂人日记》《阿Q正传》《孤独者》等，也都是末路传奇。由此接通鲁迅文学中另一类“死后”想象，即丸尾常喜先生曾出色研究的地狱与鬼的世界⑪，是另一个令人着迷的议题，只能寄望于日后有机会加以处理了。

注释：

①鲁迅：《彷徨·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下引《祝福》文本同，不另注。

②本文初稿曾于2016年4月28—29日在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语言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2016年9月29—30日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跨语际对话：文艺评论国际论坛”、2018年6月9日在深圳大学第三届“鲁迅研究青年工作坊”学术研讨会、2020年9月25、26日“鲁迅研究月刊40周年”学术研讨会等提交讨论，得到藤井省三、吴俊、黄维樑、李林荣、曹清华、张克、彭小燕、刘春勇、赵学勇、黄乔生等的提问和评论，谨此致谢。

③鲁迅：《坟·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8页。

④⑤周作人：《鬼的生长》，《夜读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165页。

⑥《林觉民家书·二》，张天化编：《血花集》，民智书局1929年版，第59～60页。

⑦鲁迅：《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4页。

⑧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页。

⑨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页。

⑩鲁迅：《野草·希望》，《鲁迅全集》第2卷，第182页；又见《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8页。

⑪参见［日］丸尾常喜《“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秦弓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