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伦理视域下的鲁迅思想与文学※

张景兰

内容提要：鲁迅思想与文学的“政治性”更多地表现为对现实政治的道德评判与情感态度，属于政治伦理范畴。他早期的“人／奴隶”“官／民”的思考范式中已经隐含了对民权主义的认同，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发展为更加鲜明的民众主体的政治价值伦理。毕生致力于思想启蒙和文化改造的目标以及现实政治的血腥“游戏”，使得鲁迅既从书斋生活逐渐走向社会实际，又始终以文学、文化的方式置身于社会政治场域，以左翼“文化政治”的姿态与左翼政党文化人既合作又独立。以民众为主体的政治价值伦理、反强权暴力的现实政治伦理和左翼“文化政治”的自我政治定位，构成了鲁迅独特的“政治性”。

一 从民权主义到民众主体——鲁迅的政治价值伦理

鲁迅是一个爱国者，而且与晚清以降的政治大事件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东京参加光复会、在绍兴宣传辛亥革命、在北京政府教育部任职而谴责执政府的暴力、在广州追随国民革命又与“革命党”（国民党）决裂、在上海与共产党人合作对抗国民党的统治，等等，其一生的“政治行为”是始终而清晰的。然而，以往对鲁迅的政治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他1927年之后的政治“向左转”的阐释与评价，对其早期思想中的政治维度缺少关注。比如，鲁迅早期的“立人”思想一直在文化启蒙的方向上被阐述，其“政治学”维度却很少被揭示。其实，其“首在立人”与“奴隶／人”的思考范式，已经显示了鲁迅前期思想中隐含的政治伦理性。“人”区别于“奴隶”的根本在于有无平等权利和独立思想，没有平等权利的人是“奴隶”，属于政治伦理的判断，没有独立思想的是“奴才”，则是文化伦理上的判断。因此，鲁迅“奴隶／人”的思想图式中已初步蕴含了对统治与被统治的政治制度的否定，对以平等权利为基础的政治伦理的诉求。

鲁迅一生以批判性、战斗性著称，极少肯定与赞扬政治运动和政治人物，但他多次对辛亥革命领袖、民国缔造者孙中山表达敬意和怀念。早在1902年鲁迅初到日本留学的时候，他就参加过欢迎孙中山的一次集会，听过孙的演讲。①孙中山逝世后，他在《战士和苍蝇》（1925）、《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1926）、《中山大学开学致语》（1927）等文章和讲话中多次表达对孙中山的赞誉。1926年3月10日，鲁迅应国民党北方机关刊物《国民新报》之邀，为《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写下了《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一文，对孙中山给予了高度评价。

鲁迅对孙中山的评价首先是对其创立民国的历史贡献和不断革命的执着精神的赞誉，在逻辑上还应包括对其主要政治思想的认同。孙中山的政治纲领“三民主义”以及实现国富民强、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与鲁迅早年的“人国”理想有着内在的契合。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的鲁迅，他不甚在意孙中山的“民族”和“民生”，他一生关注国人的思想解放，着力批判等级压迫的制度和精神奴役的文化，因而“民权”的有无与实现程度成为他对各个时期当权者的情感好恶与政治立场的伦理基石。孙中山主张“民权主义”，提出主权在民，“革命以民权为目的”，这些与鲁迅的“人国”理想正相一致。前期鲁迅在文化伦理上确立了个人主义（“立人”），也在政治伦理上认同了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人国”）。

鲁迅在“五四”时期的小说和杂文着力批判封建礼教对国民特别是农民、妇女和孩子等弱势者的压迫与戕害，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则更多地抨击封建专制和等级制度对民众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夺和文化愚弄。早在鲁迅留日时期，他通过对俄罗斯文学的阅读就获得了对压迫与被压迫的社会制度不合理的思想认识，这使得他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判断更加深刻。在《灯下漫笔》一文中，他不仅批判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封建等级制度和文化，而且揭露现实社会中巨大的贫富差距。④如果说这些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文字中表现出的民权意识还比较笼统，那么，随着孙中山“三民主义”发展为“三大政策”，“民权主义”明确解释为“扶助农工”，加上国民革命时期鲁迅接触到的共产党人的政治思想，鲁迅的民权观逐步发展为更加鲜明的民众主体观。1926年11月27日，他在集美大学发表题为《聪明人不能做事，世界是属于傻子的》的演讲中就明确地指出：“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推动，由傻子去创造，最后是属于傻子的。这些傻子，就是群众，就是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中所要扶助的农民和工人。”⑥（——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以上列举的鲁迅文字，以往一般被认为是其处于政治转换期（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个性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表达，其实，从政治伦理的角度看，鲁迅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转换和“飞跃”，从他对孙中山民权主义的逻辑认同到对其“三大政策”中农民和工人为创造历史的主人（“傻子”）的明确肯定，可以看到其政治伦理在现实政治变化中的内在生长。因此，20世纪20年代末，鲁迅从最初寄予希望的国民党转向了其对立面共产党，由早期的民权思想、下者本位到更加明确地站在被压迫的底层民众一边，从民权主义到民众主体，体现了其政治价值伦理的内在精神一致性，而民众、大众、无产阶级等也就成为鲁迅后期杂文中的政治话语关键词。

鲁迅的民众主体的政治伦理与弱者本位、下者本位的文化伦理是相辅相成的。1927年2月19日他在香港青年会的演讲《老调子已经唱完》中说：

……一般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们，却决不肯以民众为主体……中国的文化，我可是实在不知道好在那里。所谓文化之类，和现在的民众有甚么关系，甚么益处呢？近来外国人也时常说，中国人礼仪好，中国人肴馔好。中国人也附和着。但这些事和民众有甚么关系？车夫先就没有钱来做礼服，南北的大多数的农民最好的食物是杂粮。有什么关系？⑦（着重号均为引者所加）

可见，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以民众为主体”“和民众有甚么关系”成了鲁迅思考政治和文化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与胡适倡导的自由、民主、宽容等政治伦理和精英主义思想立场不同，鲁迅的文字表达中充满了官与民、阔人与穷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对比和对立思维。对于鲁迅，“民权”是政治合法性和道德性的基石，它天然对抗等级制度和等级意识，始终关注下层人的命运（与“奴隶”相反）和精神（与“奴性”相反），始终站在被压迫的底层民众立场，致力于把民众“从政治的客体变成政治的主体”⑧，呼唤青年打破“暂时坐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历史循环，进而创造“第三样时代”。他的文学写作也由思想启蒙逐步转向政治启蒙，在大革命的浪潮中提出“中国现代社会的情况，只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⑨民众主体的文化立场和政治立场正是鲁迅与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合作结盟的伦理基础，也是他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许多同样对现实状况不满的文学、政治团体，如“新月派”“京派”“海派”“自由人”“第三种人”等的根本所在。

其实，早在1940年，聂绀弩就在《鲁迅——思想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倡导者》一文中非常明确地指出：“鲁迅先生根本思想就是人的觉醒……民权的觉醒。”⑪在鲁迅的思想图式中，从民权主义到民众主体，从早年的“人国”理想到后期的无阶级社会理想，体现了其政治伦理的一致性。因此，在1927年以后的政治分化中，他选择了代表底层民众利益的左翼政治立场，这是他的政治伦理和文化伦理的内在发展，而非“转向”。

二 反强权暴力——鲁迅“向左转”的现实政治伦理

为人熟知的是，留日时期的鲁迅秘密加入光复会，并接受过类似于徐锡麟、秋瑾式的暗杀任务，但因他提出“如果我死了母亲怎么办”的疑虑而被取消可能成为英雄或烈士的行动计划。辛亥之后，鲁迅在民国政府教育部任职长达14年，虽然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性和启蒙性文学作品，但并未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那样介入政治活动。而且，面对20世纪20年代中期风起云涌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他也并不热心，反而对其中的“英勇”行为表现出保留和劝止的态度。如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6月，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抗议殖民统治和刽子手，声援、祭奠惨案中的牺牲者。在抗议活动中，有一些激愤的人还当场切断手指头写下血书。对此，鲁迅在《忽然想到·十一》里写道：“又是砍下指头，又是当场晕倒。断指是极小部分的自杀，晕倒是极暂时中的死亡。我希望这样的教育不普及；从此以后，不再有这样的现象。”⑫

文中主要不是指斥殖民者的屠杀罪行，而是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国内统治者的同样罪行，这一方面体现了鲁迅特有的、一贯的国民性批判和自省式爱国的思维方式，同时也可以理解为对国内外一切统治者的暴力行为的揭露和批判。他后来也多次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例如：“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⑭

鲁迅与政权当局的正面交锋开始于1925年“女师大风潮”，特别是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其主要原因在于他对段祺瑞执政府的强权和暴力的不满与愤怒。从1923年10月起，他开始兼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讲师，对学生不满于校方的家长式管理和教育部的蛮横毁校而进行的抗争行为，他和许多有正义感的教师一样持同情和支持态度，因此还曾一度受到教育部的撤职。尤其是以刘和珍为代表的爱国学生因和平请愿而遭到执政府卫队的开枪屠杀，突破了他的情感与道德底线，因此，他写下了《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空谈》等许多批判当局政治暴力的文字。与朱自清、周作人、林语堂等当时写的同样表达对执政府暴行不满和义愤的文章相比，鲁迅对屠杀者及其帮凶指名道姓，直截了当，表达得激愤更加强烈，持续时间更加长久。

对于国民党，鲁迅的态度有一个变化过程，其主要原因在于国民党的血腥暴力行为。1925年8月，国民党左派在北京创办机关报《国民新报》，鲁迅还应邀成为副刊的特约撰稿人，并且撰文称赞孙中山是一个“永远的革命者”，号召人们“一同努力于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然而，1927年年初，当他怀着个人的情感希望和对革命政治的“幻梦”到了广州，不久就得到“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⑯的认识，后来更目睹了国民党更加残酷的血腥暴力，从而与新晋的南京国民党政权完全决裂。对于广州的经历，他表达为“被血吓得目瞪口呆”⑰，震惊于他们“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的杀戮⑱。

因此，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政治选择，当权者的政治暴力是他与段祺瑞执政府特别是国民党政府决裂的直接原因，也是他愿意与被围剿的共产党及其他反对当权者的左翼政治和文化力量联合的直接原因。竹内好在分析鲁迅早年弃医从文的原因时认为：“他并不是抱着要靠文学来拯救同胞的精神贫困这种冠冕堂皇的愿望离开仙台的，我想，他恐怕是咀嚼着屈辱离开仙台的”⑳，这一解读可谓独具慧心，它在鲁迅《呐喊·自序》的相关自述基础上补充还原了鲁迅做出弃医从文的理性选择前的主观情绪体验和内在心理机制，这恰恰抓住了鲁迅的文学家气质。与此相似，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政治选择也是基于一个文学知识分子的情感经验和心理机制，他的政治“向左转”与其说是基于政治理念，不如说是他对强权暴力的强烈的情感反应与道德选择。

相应地，20世纪30年代，鲁迅的文学创作也由前期的以小说、散文为主转变为以批判性、战斗性的杂文为主，杂文内容则由前期的文化批判变为更多的政治批判。而且，鲁迅的许多杂文对于国民党当局的行为往往不是对事实本身的理性分析与是非评判，而是对这个暴力起家的政权发射的思想“炮弹”。后来，柔石、殷夫等左翼文学青年的被秘密杀害、挚友瞿秋白的被捕与被杀、自由同盟运动中的同道杨杏佛的被暗杀，等等，更加坚定了他对当权者“时日曷丧”的仇恨态度，催生了他大量的能“寸铁杀敌”的政治和文艺批判文章。

正是在强权暴力一次比一次更血腥的现实面前，鲁迅深切感受到以往思想启蒙的局限乃至无用，痛感国民党的暴力比起旧军阀政权有过之而无不及，并在与共产党人的接触和对苏俄的了解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思想，在白色恐怖的现实政治环境下毅然选择了代表底层民众的利益、处于弱势的共产党一边，政治伦理的民权主义与“官／民”思维逐步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思维与无产阶级革命。因此，他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文学组织“左联”，支持左翼青年作家倡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与共产党人冯雪峰、瞿秋白等成为挚友，会见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陈赓、李立三，公开表达对共产党人的支持、对托派人物拉拢的拒绝，参与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三 左翼“文化政治”——鲁迅的自我政治定位

如前所述，鲁迅一生与晚清以降风云变幻的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文学创作并非“为艺术而艺术”，而是要“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㉑。因此，他始终关注现实的政权和政党组织，对他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之后，面对以胡适为代表的主张青年“踱进研究室”“整理国故”等新复古论调，鲁迅一方面继续“五四”思想启蒙和文化批判，另一方面主张青年要关注和投入社会实际生活。他在《青年必读书》等相关文章中表达的看似偏激的思想主张，其真正的意义不在于引导青年多读外国书、少读或不读中国书，而在于提醒青年不要钻进书堆里读死书、死读书，而应投入社会实际生活中，有所作为。1927年6月，鲁迅在《莽原》半月刊上发表日本评论家鹤见佑辅的一篇题为《书斋生活与其危险》的译文，其中说道：“书斋生活要有和实生活，实世间相接触的努力”；他还在“译者附记”中感慨自己因提醒青年不要和社会实际生活脱离而遭受“思想过激”的批评㉒。这一时期，鲁迅自己也正是从书斋生活逐渐走向社会实际，他的与北洋政府对垒、奔赴国民革命策源地广州、与共产党人联合起来对抗国民党政权等，就是具体行动，虽然主要还是以文学为阵地，但更多的是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反映与“介入”。

但鲁迅之为鲁迅，就在于他既在民众主体的政治价值伦理和反强权暴政的现实政治伦理前提下，与反抗统治当局的共产党人知识分子、进步文学青年联合作战，又在个性思想和行为方式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始终以“文艺运动”——创作、翻译、办刊物、提倡新兴木刻等为自己的阵地，将文化批评和政治批判融入文学艺术中，以文艺（文化）的形式来传达思想感情，影响社会人心，是不同于左翼政党的政治文化的左翼文化政治。这种自我政治定位既源于他最初的、一贯的以文艺改造社会的启蒙主义思想，也是他在目睹和经受了太多的政治暴力后得到的教训和“世故”。鲁迅对任何政权、党派、主义可以说并不抱有多大希望，也不主张为某种政治激情而轻易牺牲个人。他主张对于旧势力和不合理的权力统治要进行“壕堑战”，而不是赤膊上阵。在“三·一八”惨案后，他更是深切地表达了对青年不要轻易牺牲的希望。

因为他的固守文艺（文化）“根据地”，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无法接受任何团体组织的统一意志和策略变化，他与左联党团知识分子在对国民党当局及其他政治文化团体的作战与论争中既联合又独立，与后期领导人周扬的党棍作风更是格格不入，乃至分道扬镳。如果从政治形态来分析，大体可以说：左联党团领导人从政党政治的具体目标出发，以具体的政治目的和效果为中心，重宣传而轻创作，是为政治而文学、由政治而文化，可称之为左翼“政治文化”；而鲁迅则是以文学的方式向社会政治、文化发声，注重文学创作的规律性和主体性，是由文学、文化而政治，可称之为左翼“文化政治”。左翼“政治文化”注重文学的政治工具性，强调文学作品的政治宣传效应，要求作家服从政党政治的统一意志，排斥个人意志和主体精神；而左翼“文化政治”则是以知识分子的道德立场和自由意志为前提，遵循自己的真实生活经验，以自成一体的文学世界来传达真实的思想情感和独立的政治立场。

最能体现左翼“文化政治”和左翼“政治文化”的严重分歧的是1936年左联内部发生的徐懋庸事件。简单地说，就是徐懋庸在1936年8月1日写给鲁迅的信里，批评鲁迅支持胡风等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危害联合战线的”，从而引发鲁迅晚年的长篇雄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其中典型地体现了“政治文化”逻辑下的统一意志与“文化政治”逻辑下的主体独立的尖锐矛盾。撇开事件的来龙去脉和鲁迅文章的内容不谈，先看徐懋庸后来的解释：“我的办事也有一个态度，就是总求和政治的意义相配合。……我只有一个想法，关于路线政策问题，总是共产党员比较明白。鲁迅不是党员，而周扬却是的。因此，我要跟党走，总得基本上相信周扬他们所说的。”㉕在周扬、徐懋庸等体现的“政治文化”逻辑中，其政治信仰最高体现和依托的党（抽象）是至高无上、不容怀疑的，而个体因为与这一信仰的具体位格（上级党组织和领导人）保持一致、融为一体，也获取了它（他）的真理性和权威性；同时，“听将令”是成员必须遵守的铁律，对于一切不服从组织及具体执行者的行为和个人则给以政治污名化和人身打击。而在鲁迅的“文化政治”逻辑中，革命既是对缺乏正当性的政权当局的反抗和革命，也是对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包括革命者自身的主体精神的现代变革，文化主体、革命主体也须进行现代化改造和革新。在这一思维逻辑下，鲁迅以彻底的思想革命和独立的文化姿态，严厉批判某些左联领导者的“奴隶总管”作风，指出“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自然，战线是会成立的，不过，这吓成的战线，作不得战”。㉖而且，周扬等为配合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而将左联自动解散、提出“国防文学”时，鲁迅则对左联的无声无息的解散极为痛心，并在冯雪峰和胡风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文学”这一口号中加上“大众”的字眼，力图保留左翼文化的政治伦理性，并最终与“左得可怕”的周扬们分道扬镳。

注释：

①朱正：《一个人的呐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41页。

②鲁迅：《坟》，《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页。

③鲁迅：《鲁迅的声音》，珠海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

④鲁迅：《集外集拾遗》，《鲁迅全集》第7卷，第325～328页。

⑤［日］伊藤虎丸：《鲁迅和日本人》，李冬木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页。

⑥⑫鲁迅：《而已集》，《鲁迅全集》第3卷，第432、463页。

⑦聂绀弩：《鲁迅——思想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倡导者》，《中苏文化》第7卷第5期，1940年10月25日。

⑧鲁迅：《华盖集》，《鲁迅全集》第3卷，第94页。

⑨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全集》第6卷，第583页。

⑩⑪鲁迅：《三闲集》，《鲁迅全集》第4卷，第33、4页。

⑬［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7页。

⑭鲁迅：《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10卷，第501页。

⑮鲁迅：《译文序跋集》，《鲁迅全集》第10卷，第271页。

⑯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9页。

⑰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全集》第6卷，第526页。另：这里的“战线”是指1936年6月周扬等响应上级党组织精神而成立的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