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风早期文艺观与藏原惟人革命文学理论的关系

陈朝辉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考证梅志记述胡风的一份材料，梳理出了胡风接受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一个特殊路径和脉络，进而再现了胡风批判性接受藏原惟人革命文学理论的全过程。尤其对胡风因何先接受了藏原惟人1931年前后推出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而后才去逆时针地认同藏原惟人1929年提出的“普罗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问题，予以了一次细致论证。

胡风在《文艺笔谈》序及《略谈我与外国文学》中说：“直到一九三一年遇到了几个给我以启蒙的艺术理论教育家的友人以前，我和文艺的交涉差不多只是限于满足自我的欲求，在文艺世界里发现自己，提高自己”①，“至于具体的思想，那是说不上的”。②梅志在《胡风传／日本求学》中也说：“当时（即1929年9月胡风刚到日本留学时——笔者按）的张光人在文学上还没有一定的主张”③，直到一九三一年前后，他的文艺观才开始形成。因为“在那年前后，《纳普》上发表了在地下的藏原惟人用‘古川庄一郎’的名字写的《关于艺术方法的感想》（以下简称《感想》——笔者按），解决了他的一些长期无法解决的理论问题，对他以后的写批评文章起了最初的推动作用。从具体作品的创作过程的批评方法和分析上，自以后取得了普罗现实主义的基本理论。他在给已回国的朱企霞的信中提及‘观念论的文学观对我失去了吸引’，这所谓‘观念论的文学观’主要就是指《苦闷的象征》和他早期追求的浪漫主义激情”④。

综合这几段引述材料，我们可知胡风与同时期日本文坛——尤其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关系，非常之密切。⑤且有两个细节值得我们留意：一是“一九三一年”这一时间点；二是藏原惟人这个人，尤其后者。因为胡风曾明言：“日本普罗文学给了我影响，特别是藏原惟人从政治道德上衡量作家对人物的态度这一点启发了我。”⑥可见藏原之于胡风的存在感是实质性的，举足轻重、不容忽视。

然而令笔者感到意外的是，在至今为止的胡风研究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一篇专题讨论胡风与藏原惟人关系的文章。连梅志的回忆文字也非常笼统，缺乏细节观照，如为什么“一九三一年前后”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会引起胡风的特别关注？为什么藏原的《感想》能给胡风带来那么大的冲击与启发？以至于摒弃了“观念论的文学观”转而去接受“普罗现实主义”？还有，“藏原惟人从政治道德上衡量作家对人物的态度”（照抄原文表述——笔者按）是一个什么态度？它为什么能够解决胡风长期无法解决的理论问题？这个“长期无法解决的理论问题”本身，又是一个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得以解决之后，胡风的文学活动表现出了哪些与以往不同的地方？等等。无疑，这些问题的答案会影响到我们对胡风早期文学观形成的具体过程及脉络的理解深度。所以本文接下来，就想沿着这些问题，对胡风与藏原的关系，做一点补充性思考。

一 是“古川庄一郎”还是“谷本清”

首先，我们来考证一个小问题。即梅志所说胡风是读了藏原用“古川庄一郎”的名字写的《感想》并借其解决了自己长期以来未能解决的理论问题之后，才取得了普罗现实主义的说法是否准确。笔者在核实相关原始材料时发现，这篇《感想》的署名不是“古川庄一郎”，而是“谷本清”。这一细节出入不知此前的研究者是否察觉。如已有察觉，只是觉得这不过是梅志记忆久远模糊导致的一个小笔误，无须小题大做，所以才没有予以深究，那笔者认为是大不应该的。因为这一小笔误很可能以不经意的方式向我们吐露了胡风接受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一个特殊路径。因为梅志本人是不通晓日语的，与日本文学界也几乎没有交往。所以梅志的这一错误信息，很可能就是来自胡风本人。也就是说，胡风本人当年也可能把“古川庄一郎”和“谷本清”这两个名字，误认为是两个人了。甚至让人怀疑一九三一年前后给胡风以启蒙的那几个艺术理论教育者中，藏原一个人就占了两个名额。因为据水野明善统计，自1929年12月藏原转入地下活动之后，曾用“佐藤耕一”的笔名发表过《纳普艺术家的新任务》（1930年4月）；用“古川庄一郎”的笔名发表过《普罗列塔利亚艺术运动的组织问题》（1931年6月）、《再论艺术运动的组织问题》（1931年8月）、《为了艺术理论的列宁主义的斗争》（1931年11月）；用“柴田和雄”的笔名发表过《为了能够正确理解农民文学》（1931年7月）；用“谷本清”的笔名发表过《关于艺术方法的感想》（1931年9月）；用“野崎雄三”的笔名发表过《无产劳动者与文化的问题》（1931年12月）等文章。⑦从数量上看，显而易见藏原用“古川庄一郎”的笔名发表的文章最多，用“谷本清”发表的文章，倒是只有这一篇《感想》。但据水野明善说，在当时的日本左翼文坛，《感想》的影响力最大，远超其他论文。想必正是这一反差导致胡风的记忆出现了混乱，而这一混乱导致的错误信息一旦进入对日本文坛更为生疏的梅志脑海，想要再改正它，就更困难了。笔者认为，这是梅志直至20世纪90年代还在“以讹传讹”的真正原因。

幸好，梅志的记忆是否准确以及为什么会出现错误不是本文要重点讨论的问题，我们只需知道这一错误很可能来自胡风本人就够了。因为由此我们就可以推导出当年的胡风至少认真地阅读过藏原用“古川庄一郎”和“谷本清”的笔名发表过的文章。且如其本人所讲，这些文章还使他摒弃了“观念论的文学观”转而去接受了“普罗现实主义”，更帮他解决了一些长期无法解决的理论问题。这就是说，我们只要把藏原此一阶段发表的文章的内容梳理清楚，就能大致推导出胡风当年遇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问题，以及“藏原惟人从政治道德上衡量作家对人物的态度”又是一个什么“态度”了。

二 关于藏原惟人及其《关于艺术方法的感想》

鉴于篇幅所限，笔者对藏原的其他文章不做展开论述。作为切入点，只想对这篇《感想》做一些具体、细致的分析，毕竟它给胡风带来的冲击和启发最大。

《感想》篇幅较长，分为“前篇”和“后篇”两部分，先后发表于1931年9月和10月。与同年发表的《普罗列塔利亚艺术运动的组织问题》（6月）、《为了能够正确理解农民文学》（7月）、《再论艺术运动的组织问题》（8月）、《为了在艺术理论中展开列宁主义的斗争》（11月）、《无产劳动者与文化的问题》（12月）及前一年发表的《有关现代文学的备忘录》（1930年4月）、《艺术社会学的方法论》（1930年6月）、《艺术大众化的问题》（1930年6月）等文章，一脉相承，构成了藏原1930年前后最为核心的革命文学论内核。其主要议题，都与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方法、方向及选题选材有关。但从发表的时间顺序来看，《感想》处在这些文章链条的中间位置，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所以其地位尤为重要。只是时隔近九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想再来精读这篇文章时，如不做一些场景的复原和梳理，可能不太容易理解和把握该文的文学史意义。所以在进入具体问题的讨论之前，笔者想先简单地回顾一下1930年前后藏原的一些重要艺术主张和思想观点，以便后续讨论。

在《论〈毁灭〉从翻译到重译》⑧中，笔者曾对藏原的革命文学论做过一次较为详细的介绍。为了避免重复，本文就不再占用太多篇幅来重新展现藏原与日本无产阶级文坛的关系，只做一个简单概括：自1926年10月，藏原从苏维埃留学回国之后，通过一系列的理论论争和文学社团的重组工作，逐渐把当时占据日本左翼文坛主导地位的青野季吉及其倡导的“目的意识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清除干净，又通过翻译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把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带上“普罗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进而推出了德永直《没有太阳的街》、小林多喜二《蟹工船》《不在地主》《工厂细胞》等优秀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其本人也借此而获得了极高文坛地位，成为名副其实的日本左翼文坛的领军人物，直至1932年4月4日被捕入狱。不过在1930年前后，由于他倡导的“普罗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太过强调作家的“无目的性”，主张“现实就是现实，不应附加任何主观的东西，应采用毫无主观粉饰的描写态度”⑨，所以导致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愈来愈专注于日常生活细节，甚至以开拓“题材的多样性”为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爱情题材小说的大量涌现。这让藏原深感不安，且觉得自己对此负有责任，因为在《〈毁灭〉译后记中》，他曾赞扬这部小说的创作手法，说过这样的话：

这部小说能够在文学史上得到非常高的评价，是因为这部小说对作品中的人物——即便是代表革命人形象的游击队员，也不会把他们描写成像故事中的英雄人物或是离奇的怪人一般。也不会把他们都描写成红一色的斗士——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现实中的人物。（中略）如对矿工莫罗兹卡这个人物的塑造，虽然也展示出了他想努力成为一名忠实的、遵守纪律的革命战士的一面，同时也写了他偷吃农民瓜果的情景，以及在战斗中酗酒的场面（中略）还有对莫罗兹卡的妻子瓦丽亚的描写也很犀利。既展现了他对革命忠诚的一面，也描写了她在医院与密契克发生男女关系的事实。这与以往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清一色把革命人物描写成“高大全”的形象截然不同。（中略）真正描写了革命大众的形象。而且还为我们解决了如何处理革命典型人物的塑造与个性化描述之间存在的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的问题。⑩

无疑，这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界后来涌现出很多爱情题材的小说有很大关系。如片冈铁兵《爱情的问题》、德永直《超过“赤色之恋”》、江马修《清子的经历》、吉村浩太郎《无产者之路》、贵司山治《钢铁一般的恋情》、立野信之《四日间》等，均属该系列的作品。而在藏原看来，这种为了追求无产阶级文学的多样性和大众化而有意无意地去忽视革命文学的思想性和宣传性的做法，是本末倒置的，对解决所谓文学“题材的单一化”问题也无济于事。因为一味地罗列创作题材而不做理论挖掘和分析，那么可拿来作为创作题材的材料岂止一个爱情主题，用藏原的话说，什么“卫生小说”“生儿育女小说”等都可以拿来创作。毕竟题材本身并没有对错和好坏或是积极与不积极之分，它只是一个抽象的存在物。“如不经作家的打磨与加工，它既不革命也不反革命。”⑪而且“即便以无产者的‘先锋活动’做题材去创作了，也要看你是站在资本家的观点上去写还是站在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去写。若再做细致追问，还要看你是否把这些无产者的‘先锋’描写成了一个个完全脱离社会实际和大众生活的英雄了，因为其结果完全不同。相反，一些看上去似乎和阶级斗争无关的题材，只要你描写的得当，也能发挥出积极的作用”。⑫所以在《感想》中藏原反复强调，一定要把“写什么”和“怎么写”结合起来，不能把这两个问题分开来讨论。只单纯地、一味地去扩大取材范围，其实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和深化并无益处，甚至适得其反。如小林多喜二的《独房》，其初衷虽是为了实现“作品的多样化”，并试图通过真实的描写“作为普通人斗士”的一面，继而展示出主人公“生活中率真”的形象，但其结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人物的塑造和描写反而脱离了革命斗争的实际，连小说主人公是从事什么工作的，被捕的原因是什么等都没交代清楚。某些情景的描写甚至让人觉得这位主人公对监狱的生活似乎颇为享受，不懂其创作目的到底是什么。所以尽管这部小说发表后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和夸奖，但藏原认为，这一趋势大不可取。如不予以及时的批判和警戒，很有可能让无产阶级文学堕落到小资产阶级文学上去。所以藏原说：“如果我们的‘作品的多样化’努力（中略）所带来的结果是这种‘爱情小说’或是类似《独房》的作品大量问世，那我决然反对这种‘作品的多样化’和‘主题的强化’。”⑬

那么藏原觉得，这个“怎么写”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在《感想》中，他给出了答案，即采用“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具体地讲就是无论什么题材，爱情婚姻的也好，革命斗争的也罢，关键是要描写出这些事物内在的必然逻辑关系，揭示出人物性格和命运的交错与时代——尤其是与社会现实的阶级关系。因为“无论什么人，身上都有生物学‘方面’的东西和社会学‘方面’的东西。除却社会性的生活，人身上还有性欲和食欲等属‘纯生理性’的东西。所以我们描写人物时归根结底是要描写他们社会性的一面，不是食欲、性欲等。退一步讲，即便描写性欲和食欲等‘人类的情感’，也不能把它视为是一个一般性的存在来对待。而是将其放到整个社会的阶级关系中去观察，从阶级的观点去描写才可以。如我们在小说中描写结婚时就不能仅从男女生理上的相结合角度去写，而是将其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倘若不然我们很难把结婚这个主题描写出来。毕竟男人和女人生理意义上的结婚千年以前和现在并无二致。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也大致相同。所以用一句哲学性的语言来说，就是我们的创作必须要把生理学性的要因在社会性的要因中扬弃掉才可以”⑭。

如果将这些《感想》的核心议题和主张归纳起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该文“后篇”副标题旁边的那几句提纲：“通过阶级性的分析、描写出真实的人物、对日常生活的记录予以艺术性的概括。”⑮倘若再用文中的一句术语概括，那就是用“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去创作、去描写，重点揭示人与社会的阶级关系。且藏原认为，只要作家站在这样一个阶级立场上去创作，那么有关题材的问题就不会成为问题了。因为即便是写有关家庭和恋爱主题的作品，只要把它放到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去看，将其视为阶级斗争的一环来写，那么描写就不会落入肤浅、日常、脱离真实生活的爱情情节中而不能自拔。当然也须注意不能让这一创作方法把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活动拉入僵硬的、格式化的老套子中去。更要警惕把革命英雄人物或先锋无产阶级者描写成不食人间烟火、失真了的人物形象。如贵司山治笔下几十个小时不睡觉依然能活跃在一线，甚至具有了某种神奇力量，运用离奇古怪的方法轻松自在地应对各种危机而毫无畏惧的英雄人物。这样的英雄人物只能在封建讲谈小说或传奇功夫剧中存在，无产阶级文学不需要这种脱离现实的人物。因为他们对组织大众参与革命运动毫无裨益，甚至会误导群众，搅乱先锋无产者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极不可取。

那么，如当年藏原把法捷耶夫的《毁灭》树为“普罗亚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典范之作那样，这一“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是否也有一个可称之为自己典范的作品呢？答案是：有的。就是藏原在《感想》中重点提到的须井一的小说《棉花》。因为该小说在对底层无产者悲苦生活的描写中并没有塑造一个整日忙于政治斗争而几乎不劳动、革命能力又超强的英雄人物。相反，作者立足于农民的真实劳动场景，把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富有真情实感地展现出来了。尤为难得的是，作者在“这么短小的一个场景中，没用任何‘阶级性的’语言就把劳动与剥削的阶级关系立体地描绘了出来”。⑯且从具体场景的描述中，我们还能看出作者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仅就这一点，藏原认为就比其他同时期无产阶级文学作品成功得多。所以他希望其他无产阶级文学者对自己笔下的人物也应抱持这种态度，真实地反映出农民或革命人的生活场景，立足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和政治学的立场，客观地阐释出底层劳苦大众悲苦的生活与地主阶层剥削的关系，从而推动社会革命运动的发展。可以说，这一主张和态度是《感想》的中心议题和主旨思想。

那么胡风是如何理解和接受以及消化这些观点的呢？下面我们就把考察的视线，拉回到胡风的身上来。

三 青年胡风的文学与革命

概观中国近代史，有些时间点极具特殊历史意义。如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95年的《马关条约》，从1900年的“八国联军”进京到1912年的辛亥革命结束，可以说，在这些时间点上发生的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曾搅动过中国的国家命运。国运如此，遑论个人。胡风就出生在八国联军进京签订《辛丑条约》翌年的湖北省蕲春县，而10岁的胡风走进村办蒙学堂开始他的求学之路时，正是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成立之年。只是我们须留意的是，社会上风风火火的新风潮并未即刻改变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如胡风在蒙学堂接受的课业，依旧是《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直至1918年转入蕲州官立高等小学后又（1921）考入武昌启黄中学之后，才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化。而此时给他最大影响的，又恰是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回来的鲁迅。这些历史的巧合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客观环境，无疑都在无形中影响了青年胡风的自我探寻与成长之路。在有意无意间将他推进了一个文学与革命相互纠葛的历史旋涡中。因为只需翻看《胡风生平年表》我们即可知，胡风在12岁时就已经因“听讲《三国》戏文及民间传说等，对文学的喜爱油然而生”了，且“开始做‘不讲规矩的’文言文”。19岁时更是“受《湖畔》诗集和冰心小诗等的影响，开始学写白话小诗”。但在1920年，即胡风18岁时，又因“参加了纪念五四运动一周年的爱国学生游行”而受到过一次学校的除名威胁，可见文学青年胡风对社会政治运动也极为关注。事实上，他1923年3月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题目就叫《两个分工会的代表》，是一篇“反映工人的斗争情况和对工人运动的认识”的作品。自此以后，可以说文学与革命便成了青年胡风生命中的两条主线。如1923年21岁的胡风就一面与友人创办《新蕲春》杂志，一面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时，还写过一首《死去的太阳》的小诗，对这位革命先驱者表达了悼念。还有，1926年爆发“三一八”惨案时他也写过一首《致死者》，足见革命是胡风文学的灵魂与来源，而文学也是他进行革命的方式与方法。其实，这也是很多革命文学者们共同的特征。只是文学与革命的这一互为表里的关系，似乎使得青年胡风颇为纠葛，时而想全身心投身革命，时而又想回归文学重建自己的人生坐标。如1926年11月，当“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由亲共的左派及共产党员（如董必武、李汉俊、邓初民等）组成，蕲春县党部则由省党部直接领导”时，应革命之需，他便毅然放弃了清华大学英文系的学籍，回到故乡去参加“对地方反动势力的斗争”。但在“四一二”白色恐怖愈来愈惨烈，他本人也曾被控制过一次人身自由之后，1928年夏又“离开江西，在庐山牯岭闲住约三个月。想写长篇小说”⑰了，但遗憾的是这部长篇小说未能完成。不过同年秋天胡风倒是写了一篇自传体的短篇小说《三年》，从中可窥得一些他当年的矛盾心情。

那么，先从一九二六年谈起。

和你们的生活恰恰相反：你们是在血泊里挣扎，在火焰似的空气里干着工作，那时我还是住在古梦沉沉的北京，在北京西郊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安静而又高兴的大学里做着学生。

但是，革命军和疾风一样地打到武汉以后，连正在做着梦的北京也被震动了，大学里一般少爷哥儿们的殿上都似乎有什么在跳动，真像古人所说的，“山雨欲来风满楼”。

是的，青年们的心都被激动了。在茫然希冀着什么的，在幽然想沉入一种什么古旧的梦里的，在徨然不安，仇恨着什么而又没有实实在在地感到什么是他所仇恨的，……都被激动了。被激动了，他们的身子渐渐地没有了从前那么沉重。

在远远的南方，有什么在蓬蓬地涨起，有什么在遥遥地招手，有什么在热热地嘘咈，那嘘咈的气息已拂到了我们的脸上。……

（中略）

双十节前一天的早上，接到了南方友人发给我的一个电报，要我即刻南下。（中略）接着了电报当然是一喜，可是嘛？随后就踌躇不决起来了：走呢？不走呢？一面想到正在一天一天沉入的弥尔顿莎士比亚等，和只要一年多就可得到的文学士，一面又想到对于刻板似的生活所感到的彻骨的倦怠，和南方正在耀耀的生活和世界。走呢？不走呢？无力地踌躇起来了。⑱

但最后，即在10月11日晚，胡风到底还是“带了两件简便的行李，搭京奉火车到了天津，由海道翩然‘南下’了”⑲。只是到了革命之地后才发现，现实的革命景象远非他所想象。甚至革命带来的后果还直接波及了他的家人，因为他“家中的财产是被‘暴动’得干干净净，七十多岁的老父亲睡在一个亲戚家里恹恹等死”⑳了。于是“入秋以来我的心境益发凄凉”“不禁想到了两年前由北京回来溯江而上的情形；现在的自然依旧和那时的一样变换常新，奇玮美丽，但那时所有的蓬蓬勃勃的心境，那时所有的对于新的世界的向往心和追求的热望呢？”“依着船栏想到这种种，我是深切地感到了人世的苍苍了！”㉑当然，如去细致观察我们还可知，令胡风感到如此失落的原因不单是大革命退潮期的社会暗淡气氛，也与他在文学创作方面未能有所作为有关。毕竟包括那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在内，作为革命文学的初探之作，《两个分工会的代表》和《三年》都还称不上是成功之作，至少未能得到文坛的足够重视。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是限于满足自我的欲求，在文艺世界里发现自己，提高自己”（前出）了而已。使他感到尤为困惑的是，无论革命还是文学，其尝试均以失败告终的原因到底在哪里，他至今都还没有想清楚。直至1929年9月带着这些“长期无法解决的理论问题”（前出），负笈东瀛，出国留学。

四 发现藏原惟人、认同唯物辩证法的创作论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胡风留学日本的这个时间点，即“1929年9月”，正是藏原引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走向“普罗现实主义”并得到极高文坛地位的时期。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当胡风踏上那条开往日本的客船的那一刻，这两个同龄人的际遇便几乎成了一个历史的必然。只是遗憾的是胡风留学日本之前因为没有学过日语，所以到了日本之后并未能即刻进入日本文坛，中间大约有一年的时间。而待到他能读懂日文并开始同步接受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时，如前所述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界的热点已经从“普罗现实主义”进入1930年末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了。且因这一创作方法所探讨的有关无产阶级文学应该“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正中了胡风留学日本的“下怀”。所以在1931年前后，胡风便对藏原的《感想》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而对此前同由藏原倡导的“普罗现实主义”却几无关心。于是对“在文学上还没有一定的主张”（前出）的胡风，这几位在“一九三一年遇到的几个艺术理论教育的友人”，便深刻地影响了他。尤其藏原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方法、选题选材方式及事关主题积极性的问题，仅就议题本身，就能对当年的胡风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事实上，在胡风的文艺评论文章中我们会经常看到藏原的影子。如1933年4月胡风在《现代文化》杂志上发表的题为《现阶段上的文艺批评之几个紧要问题》，与藏原1928年8月发表的《芸術運動当面の緊急問題》（即《当前艺术运动的紧要问题》——笔者译），仅从题目上，就能看出有几分神似。当然，胡风对藏原的共鸣与接受并未停留在评论文章的体例、视角等外在形式上，在一些核心立场上他们也多有互相借鉴。如前文中所述藏原在《感想》中为了解决“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而提出“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时，胡风在《现阶段上的文艺批评之几个紧要问题》中，也对这一“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给予了详细讨论，下面仅举一例：

我们的作家须努力作政治的自我教育，换言之，对于现阶段的历史动向——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底实践课题，须有唯物论辩证法的把握。为达到这一目的，对于作家底实践生活，须不断予以注意。苏联普罗作家联盟曾有过“用前卫底眼去看”的口号，但我们得知道，如果自己不是前卫，是没有法子用前卫底眼去看的。认识的问题绝对不能离开实践而解决。于此，近年来被提出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问题，每一个作家都有精力地注意之必要，因为辩证法本身就是要求实践的。㉒

不仅这一“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藏原针对这一创作方法提出的作家要基于阶级的立场来塑造人物形象的主张，也多被胡风接受和采纳。如胡风曾批评丁玲的《田家冲》时就说过如下一段话：

这篇小说是以农民运动为题材的。但作者却没有把握到农民革命问题的本质：封建势力下农民底奴隶地位，军阀豪绅统治所加到农民身上的痛苦，资本主义一般恐慌下的殖民地农业恐慌对于农民生活的恶化，自一九二五年以来农村革命运动的发展情势，都市工人运动对于农村斗争的影响（工人阶级之领导作用），以及农村斗争中的主要成分佃农雇农对于富农小地主（大地主自不待言）的矛盾关系……作者不能从这些具体认识上来分析农民底生活，从农民日常生活基础上具象地来画出农民斗争底展开；而把农民参加斗争的过程放在一个城里地主小姐影响之下，有意无意地用力描写性的吸引力之关系，忘掉了农民生活底悲惨而积极地夸张自然美和家庭爱，使这作品里充满了“牧歌”的空气。我们得指明，这样“多么好的一个桃源仙境”，在焦头烂额的现实中国农民（至少是佃农雇农）生活中，是并不存在的，农民生活中的自然美和家庭爱，早被压迫和痛苦褪成了灰白色呢。作者对于农村的现实情况显然是歪曲了，所以，虽然以作者那样优秀的才能，结果却不能免于失败。㉓

这与藏原在《感想》中评论中野重治的小说《开垦》和金亲清的小说《干旱》的方式方法甚至口吻都非常相似。现抄录一段如下：

这篇小说直到第［四］节，没有一个农民登场。作为一篇描写农民的小说，居然没有农民出场，也是一件怪事。（中略）与此相对，从那位可怜的校长到政府小公务员、再到因从政府那里搞不到钱而发愁的小无赖、还有到处流窜的小混混们，却被描写的栩栩如生。（中略）第［五］节之后，总算写了第一个农民。但依然没有写地主与小作坊、富农与贫农间的阶级矛盾。而是将村子里“新开荒”的农民和“老户”农民之间的对立关系，作为了焦点。且没有把他们之间的对立关系之所以出现的阶级原因揭示出来。（中略）此外，出场人物除了地主都是“贫农和小作坊”。农民之间也没有任何差别。（中略）日本的农民是世界上受剥削最深、劳动时间最长、从早到晚地劳动、不劳动就无法生存的人们。而在我们的作家笔下，农民们几乎不下田间劳动，连描写劳动场景的笔墨都很少。㉔

两相对照，胡风与藏原在文艺批评的视角和立场上，是多有相似的，且如前文所述，不仅在内容、立场和态度上，在一些细节文字的应用和评论语气的拿捏上，二者也多有神似。如藏原在评论中野重治时说：“这部小说何以归于失败了呢？要说是因为作者没有才能，那当然是最直截了当的回答了。但这答案没有说到关键的点子上。（中略）我认为，这些普罗文学作品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站在阶级的立场上去具体分析农民的生活。”㉕而胡风在评论张天翼的小说《从空虚到充实》时也说过：“何以我们的作家会如此歪曲现实呢？认识不够当然是一个直截了当的回答。但这答案是不充分的，我们要更进一步地指明：根本的原因，作者没有把创作活动和阶级实践任务相结合。”㉖这种从整体到细节的两相神似，足以证明在胡风的文艺批评中藏原的特殊位置和不可替代性。且行文至此，我们也就明白了藏原为胡风解决的那个“长期未能解决的理论问题”具体指的是什么了，即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应基于阶级史观、真实地描写出劳苦大众和先锋人物形象。换句话说，就是要站在唯物辩证法的立场上去真实地揭示出革命文学作品中人物与社会阶级的关系，让读者大众看到其内在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本文开篇处胡风所说“藏原惟人从政治道德上衡量作家对人物的态度”，所指的应该也是这个内容。

此外，如上所述，作为当时最符合这一标准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藏原热情地推举过井须一的小说《棉花》。翻阅《胡风全集》可以发现，胡风自称一生中翻译的“唯一的日本普罗作品”㉗，正是这部《棉花》，并高度评价它说：“作品充满了人情味，那是困苦的农民一家的相依为命的痛苦的感情。可怜的大女儿为了解救家庭的痛苦，被迫牺牲了爱情，终于在苦痛中死去了。做弟弟的长大了，有了参加共产主义斗争的觉悟和决心，斗争中，被捕服刑，刑满后再见到可怜的母亲，但还是再投入地下斗争，连残年的母亲也都鼓励儿子重上前线”㉘了。可见胡风也把这篇小说看作“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法”的代表作了。这也再次证明，胡风对藏原的接受是全方位和立体的，藏原的影响力和存在感，非同一般。

小结

行文至此，本文基本回应了开篇处提出的那一连串追问。对藏原革命文学论之于胡风的意义，也做了一个细致的梳理和思考。不过在文章的最后，笔者想就梅志的证言：“藏原惟人用‘古川庄一郎’的名字写的《关于艺术方法的感想》，解决了他的一些长期无法解决的理论问题，对他以后的写批评文章起了最初的推动作用。从具体作品的创作过程的批评方法和分析上，自以后取得了普罗现实主义的基本理论”，再做一点延伸性讨论。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胡风通过对藏原《感想》的共鸣，收获的是“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而非“普罗现实主义的基本理论”。也就是说，梅志的这一段记述，不符合这两个创作理论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坛出现的顺序，即胡风是读了藏原写的《感想》后取得了普罗现实主义基本理论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时间顺序的。但是，一方面，胡风在日本留学期间对藏原《感想》产生过共鸣；另一方面，约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胡风摆脱了来自《感想》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转而接受了藏原在1929年提倡的“普罗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是一个事实。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解读胡风的这一逆时针接受的过程及发生这一逆时针接受现象的原因。

首先，我们须承认，胡风之所以能够走出“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束缚，应是缘于他的勤于思考与不断学习。即在研读藏原论著的同时，他一直在向藏原理论的来源地——苏联普罗文学探源。所以他才有可能发现“当时支配苏联文学的是‘拉普’，而它的理论是庸俗社会学（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后来苏联清算了它，我也花了两三年的时间才摆脱它”。㉙但仅凭这一点，我们还不能完全理解胡风文艺理论内在的认知改变进程。因为纵观中日两国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发展及流变的过程，即可知它很少有理论焦点逆向回溯的现象。所以使胡风能够从1931年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逆向回溯到1929年的“普罗现实主义的基本理论”上去，一定还有其他外部力量。笔者认为，这个外部力量很可能来自鲁迅。

在《论〈毁灭〉从翻译到重译——再谈鲁迅与藏原惟人》中，笔者曾详细地阐述过1929年4月藏原从俄国把法捷耶夫的《毁灭》翻译到日本，继其后鲁迅很快又从藏原那里把《毁灭》重译到中国的过程，且论证了鲁迅与藏原对《毁灭》创作方法的评价是多有一致的。同时得知鲁迅对后来给胡风带来极大影响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几无兴趣的事实。而我们知道，胡风1933年4月被日本警察驱逐出境之后，就到了上海在“左联”工作，先后任过宣传部长和书记，开始与鲁迅保持密切的往来关系。那么作为藏原在中国的两位译介者，不难想象他们一定在一起讨论过有关藏原的翻译问题。㉚所以笔者认为，胡风之所以能够从1931年前后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逆时针回归到藏原1929年提倡的“普罗现实主义”，应与鲁迅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只是遗憾的是，本文限于篇幅，有关鲁迅、藏原、胡风三者的关系，只能有待别稿再续了。

注释：

①胡风《文艺笔谈·序》，写于1936年3月30日。本文转引自《胡风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页。本文如无特殊注释，来自胡风文章的引用均出自该版《胡风全集》，下文只标注卷数及页码。其他信息从略。

②⑥㉗㉘㉙胡风：《略谈我与外国文学》，写于1984年1月14日。引自《胡风全集》第7卷，第241、263、261、261、263页。

③梅志：《胡风传：日本求学》，《书城》1994年5月。

④梅志：《胡风传：日本求学（三）》，《书城》1994年7月。

⑤胡风在《我的小传》（1981年1月）中说：“1929年秋到日本东京。（中略）虽然进了庆应大学英文科，但主要精力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和普罗文学运动的学习和革命活动，参加了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新艺术学研究会，与日本普罗作家江口涣、小林多喜二、普罗诗人等发生了友谊交往。在普罗刊物《艺术学研究》和《普罗文学讲座》上介绍过中国革命文学的情况。参加了日本反战同盟和日本共产党。”（《胡风全集》第7卷，第207～208页）可见胡风与日本无产阶级文坛的交往十分密切。

⑦参考水野明善《解题》，《藏原惟人评论集》第2卷，新日本出版社，第533页。另，本文所引藏原文章，如无特殊标注，均以该版《藏原惟人评论集》为准。下文只标注卷数和页码。其他信息从略。

⑧陈朝辉：《论〈毁灭〉从翻译到重译——再谈鲁迅与藏原惟人》，《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12月。

⑨藏原惟人：［プロレタリア・レアリズムへの道］，《藏原惟人评论集》第1卷，第146页。

⑩此三处译文转引自《论〈毁灭〉从翻译到重译——再谈鲁迅与藏原惟人》，第58～59页。

⑪⑫⑬⑭⑮⑯藏原惟人：［芸術的方法についての感想］，《藏原惟人评论集》第2卷，第187、182、193～197、194、220、234页。

⑰此段有关胡风年谱的引用均来自《胡风全集》第10卷所收录《胡风生平年表》，第560页。

⑱⑲⑳㉑胡风：《三年》，《胡风全集》第5卷，第29、29、35、39页。

㉒㉓《胡风全集・补遗》，第111、111～112页。注：引文中的下点和旧通用字，均遵照原文抄录。未作修改。

㉔㉕《藏原惟人评论集》第2巻，第223～227、222～223页。

㉖胡风：《现阶段上的文艺批评之几个紧要问题》，第113～114页。

㉚胡风与鲁迅的几封通信（如1935年5月17日及1935年6月28日的信件），我们可以得知胡风与鲁迅经常就外国文学的翻译问题交换意见。在书信中况且如此，想必在面谈时会有更多更广更深入的沟通。尤其作为藏原惟人的两位译介者，对藏原倡导的两个文学创作方法——“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法”和“普罗现实主义的创作论”，一定有过具体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