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照顾人※
——丁玲延安时期（1936—1941）对人与制度关系的探索

范 雪

内容提要：丁玲在延安的小说创作有一条贯穿性的问题线索，即社会制度与个人幸福的关系。丁玲最初把这个问题放在家庭里讨论，但家庭本身是问题重重的，家庭和家中人的双重改造是他们获得新生的前提。随后，在《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篇小说里，丁玲首次在家庭、农村和延安式社会的对比中，讨论了现代个人与体制的关系。《在医院中》和《三八节有感》则是丁玲进一步对体制中人如何安身立命的探索。

从1936年11月抵达保安到1941年春调任《解放日报》，丁玲在陕北最初的四五年里尝试了多种不同的工作，这些经历促生了她陕北十年前半段时间作品的面貌。如果说丁玲来陕北是要寻找全新的人生，而在经历了数年的边区生活后，她对陕北有了牵连感、归属感的话，那么我们需要在她的写作内外尝试去回答的问题可能就是：延安为什么是一个能够生成价值感的地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有一个建设“新社会”的愿景，这个“新社会”是以当时中国的现实，乃至世界上重要国家的制度与现状——中国传统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的模样、苏联的样子、落后国家的境况、面积大人口多的中国特征等——为前提的理想与实践。对于奔赴延安并成为共产党干部的丁玲来说，“新社会”的现实感不可能是缥缈虚置的：第一，这个话题在中共言论中屡被提及；第二，丁玲个人对中国的农村与现代都市有丰富的体验，她在去保安前的写作中已经展现了对社会制度的敏感和对当中人的命运的关心。这篇论文将以丁玲陕北十年前半段的小说为对象，通过细读，提出她的小说呈现的一条关键的话题线索。论文认为丁玲在文学作品中呈现出的世界是她对自己投奔延安的回答，也说出了她理解新社会的一条线索：谁能照顾人？与她这段时期广泛的游历一致，丁玲小说的根本关心不是知识分子与政权或农村之间的关系，而是对战争中中国人之命运的何去何从的牵挂，是在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非常现实和具体的变局中，去设想普通中国人生命和生活的安排。

小家庭能给人幸福吗

《东村事件》①是丁玲到延安后开始稳定小说创作的起点。从这篇小说到1939年的《新的信念》，丁玲连续在数篇小说里谈了一个问题：普通的小家庭能保障生活在当中的人的幸福吗？《东村事件》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反抗地主的故事，它的独特之处是情感是小说的核心，丁玲关心阶级暴动事件中的感性的运行。通读这篇小说，我们很容易发现丁玲使用了大量表现人物情感的词汇，比如恨、怨、难受、骇怕等，与之配合的是人物的心理活动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能看出，丁玲认为农民反抗要有完整的心理准备，也就是说农民需要能够从最本体的感觉生长出反抗地主的愿望，充分的情感是反抗的必要条件，也是暴力的正义根源。这样也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农民会产生反抗地主的情感？“恨”是《东村事件》的第一情感，小说全篇用到恨、怨恨、仇恨之类的词有十余处，但“恨”的起源并不直接针对地主，而是陈家积累多年的家庭氛围。小说的第一部分集中呈现了陈家的家庭气氛，这不是一个田园牧歌式的农村家庭，家庭内部关系恶劣。同时，这种恶劣不是阶级范畴能处理的，家里的情绪都围绕着家展开，而赵老爷对陈家的伤害进一步破坏了陈家的家庭关系：七七怨恨陈得禄，陈得禄也对自己的家庭极为厌烦。这些情节的关键是，地主对农村家庭伦常的破坏比强占生产资料和产品对每个人造成了更根本的毁灭。阶级革命的农民反抗是要夺回经济和政治权力，这方面在《东村事件》里很淡，陈得禄反抗地主的前景是重获七七，组成家庭并完善人生；更进一步的理想是两代人的家庭消除怨恨，实现美好生活的和睦。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丁玲此时应该是认为家庭与个人幸福是互相促成的关系，个人能够在家庭生活的范围里获得圆满。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它告诉我们丁玲关于伦常情感的立场。与现代文学最著名的“家”题材的作品——巴金的《家》不同，丁玲很少有冲动反出家庭。早期的莎菲和梦柯是已经出走家庭束缚的新女性，丁玲并没有愿望处理她们与家的冲突。《一九三〇年春上海》虽然写离家出走，但那是没有亲子关系的家庭，家是男女关系，基础是浪漫爱情和心灵匹合。事实上，在《东村事件》前后，解决恶劣的家庭氛围一直是丁玲小说的关心。写于1936年的《松子》与《东村事件》的前半部分很相似：穷人家里人们互相怨恨，进一步家破人亡。同年的小说《团聚》中，曾经离家出走的孩子们都回到了乡绅家庭，一家团聚。更明确的例子，是我们在后文要详细讨论的《新的信念》。对丁玲来说，矛盾怨恨丛生、分崩离析的家庭即使不是写作禁忌的话，也是极为负面的情境，她不可能像巴金那样把“进步”的发动机放置于家庭，特别是代际冲突之中。就丁玲的个人生活来说，我认为在经历着她和她母亲互相支持、体谅、帮助的关系时，即使是在小说这种虚构文体中，丁玲也未必愿意构造一种子女反叛家庭的“进步”逻辑，对她来说，真实体验到的应该是一种在肯定家庭结构基础上的，对家庭问题和家中个人幸福的关注。

但是，在《东村事件》中同样明显的是家庭本身是问题重重的，家庭对个人的照顾或成全有赖于改造家庭本身。丁玲在随后“西战团”的经验中发展了对这个问题的关心。1937年8月到1938年9月，丁玲带领从延安出发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历时一年深入战时的陕北和晋西。现代战争作为一个不可回避的公共事件对家庭的影响是丁玲在“西战团”期间的重要观察。《压碎的心》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压碎的心》②最初作为附录收在丁玲“西战团”期间的文集《一年》中，这个小说很可能基于她在战地旅程中的见闻而作。故事从男孩平平一家的逃难写起。平平的家庭是一个离别家乡／亲族的现代小家庭，这样的小家庭是晚清、“五四”到1930年代一直正确的“家”的模式，但在战争暴力的入侵下，这个家脆弱不堪，只能逃回大家族。但平平和大家族互相都是陌生的，家族这个在传统社会中有效的遮雨棚丧失了功能，当国家陷入战争时，小家庭几乎完全没有了依归。小说在这里触及了非常重要的家国话题，所谓有国才有家，是一种很现实的真实情景——在国家遭遇战争，主权与安全逐步丧失时，小家庭实际上是失去了最直接的保护者，赤裸裸地被抛进直面战争的境地。这更引发了情感上的危机，家长不再能保护平平，也得不到平平的尊重，也就是说作为小家庭结构中领导者的家长已经不成立了。与此同时，另一个家长填补了男孩的情感空缺，这就是军队（八路军）。这是一个反出家庭在国族中找到自我的故事，但小说并没有滑向平平出走参军，以“国”替换“家”，“五四”已经出走了一次的“家”不可能再分裂了。平平没有能够参军，他在大哭中感到妈妈“爱抚”的“可憎”，可是平静之后，“他忽然了解了妈妈，原谅她一切”。平平新生的是一种怎样的感情，小说没有详说，但关键的变化已经发生：平平的感情在维持不变的家庭结构中有了一次扬弃，“国”的意义和功能被纳入新的感情。在这个小说里，丁玲更加确认了家庭这种组织方式天然地存在问题，这不仅是其内部和睦与否，而是如果我们把家庭看作一个自然的基本单位的话，这个单位其实是极度脆弱的。问题的解决不是家庭成员要更加团结，丁玲认为家庭要向更大的空间敞开，刷新家庭情感的广度和厚度。

结束西战团的旅行后，丁玲到了马列学院学习，其间她创作了《泪眼模糊中之信念》（即《新的信念》）③。这是一篇相当有分量的小说，它把《压碎的心》所提出的家庭敞开的问题更推进了一步。与此同时，延安也出现了重要的关于新伦理的理论建设。

改造家与解放的新伦理

《新的信念》讲述了被日本军队凌辱过的奶奶回到村子里，向家人、村民倾吐悲惨经历，在这个过程中，家庭内部的感情和关系发生了变化。仔细考虑，这个故事有一个关键的困难：奶奶要把强奸描述给孙女和村民，把人们受的凌辱告诉他们亲人，这是在试探家庭和熟人社会的习俗与情感底线。日军以席卷一切的暴力方式摧毁了日常的道德伦常，奶奶借着这种暴力冲刷家庭和村民的情感习惯。她从一开始的疯语到逐渐有意识地刺激听众，然后在游击队的小儿子处找到另一套语言——“枪杆子”成为对日军暴力的语言的复仇。当公家人、妇女会介入后，奶奶的语言已成为完整的、因果有序的向群众的宣传。奶奶的倾听者，孙女、媳妇、儿子、村民，也从最初的怕、嗔恨、发抖、疯狂，逐渐变成理解、支持她的讲述，并和她一起去向更多的人宣传。与《东村事件》一样，《新的信念》里的老百姓的觉醒一定是以他们能贴切体认的感觉为基础的，道理或来自外部的力量不提供最初的原动力，它们的作用是疏通情感流动的渠道和方向。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老百姓的情感主动发生了变化，小说的第五部分描述了这种情感转变：“过去一些家庭间常有的小冲突，现在没有了，并且在差不多的思想中建立了新的感情。一家人，倒有了从未有过的亲热和体贴。”能看到，家庭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家庭本身要被冲击，然后改造。《新的信念》中本已几乎丧失交流可能的一家人，在抗战这个公共事件中生长出了新的共同关怀与情感。

改造家庭或家庭需要向更大的公共空间敞开不是丁玲的独特发现，这在当时延安最高层的理论建设中被直接提了出来。1940年，一份重量级的刊物《中国文化》在延安创刊，创刊号上的首篇文章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和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这份文献把1937年后延安和中国的历史位置一举托了出来。以创刊号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历史感为轴，《中国文化》此后各期拓开了延安政治文化几乎所有的重要议题。《中国文化》在整体上也可看作以《新民主主义论》为核心建设新社会的总体方案，新的道德伦理就是整体方案的一环。《中国文化》上的新伦理建设主要来自陈伯达④。他对新社会理想家庭关系的设想跟丁玲基本是一样的：“共产主义者要创造普天下一种最合理的、亲爱的、完全新式的家庭生活，在那时，父母子女兄弟的关系将一定是最美满的。”⑤达成新伦理的进路同样是家庭要向公共敞开，但陈伯达的新伦理的核心是“阶级”。在他看来，伦理道德首先是权力关系，过去的道德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道德，只有当无产阶级获得对少数人的权力后，才可能有善的道德⑥。陈伯达为新社会伦理设计了三个标准：战斗、解放、劳动。这个标准的突出特征是不在意个人生活中最基本的关系：五伦。陈伯达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认为“五伦”在新社会也重要，但只讲“五伦”，就是束缚个人。他为儒家的“忠孝”“五伦”找了一个竞争者：墨家伦理，并把墨家的“兼爱”连同传统中广义的游侠（不一定来自墨家）命名为古代的“义”⑦。从“忠孝”到“义”、从“五伦”到“同志”，是人与人关系模式的变更，更是新的道德和伦理。

“同志”的新伦理问题是当时延安知识界的普遍关心⑧，丁玲和陈伯达是典型代表，但是尽管同样认为家庭需要被改造，他们的思路却有差异。丁玲在《新的信念》及之前的小说中，反复表露了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单位的想法，这个单位是天然、有机的，而不是一种类似于阶级、能够再做分解的单位。她致力于讨论的是一种情感更融洽的家庭能够成为让人过得更好的方案。不过，我们需要注意到，丁玲的上述讨论基本是在讲农村家庭，并不涉及延安的“公家人”的世界。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层次非常多的社会，农村和“公家人”的世界非常不同，这个差别意味着对于生活在较传统的结构中的农民来说，有一个近在眼前的“外面的世界”。也许正是这个“外面的世界”而不是家庭自身的一些特征，才是对以家庭为核心的解决方案的最大挑战。一直关心着改造家庭从而让人活得更好的丁玲，很快地在下一个小说中离开了之前的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思考模式。《我在霞村的时候》（以下简称《霞村》）堪称丁玲延安时期最重要的作品，在这篇小说里，丁玲要通过去延安的贞贞呈现个人直接面对陌生人的世界的场景。

谁能照顾人

在《霞村》里，贞贞的慰安妇遭遇是牵连起小说所有情节的关键。她的这个身份也是学者感兴趣的，贞贞由此被解读为各种宏大话语和意识形态交战的场所，充满暴露霸权的潜能⑨。这种处理看上去解构了稳固的革命神话，揭示了统治的压抑机制，但解构性的翻转无法解释小说构造的贞贞的处境和出路。在当时，有类似贞贞遭遇的女性在当时可能不少，萧军日记里就记录过相当类同的⑩。丁玲大概也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遂写出了《霞村》。从关于战时慰安妇的历史研究中，我们能看到丁玲创造的霞村故事有许多有本可依的可靠情节。比如，的确有慰安妇和贞贞一样在慰安所里会了一些日语，极少数与日本人有交流。慰安妇患病更是普遍，主要是性病和妇科疾病，症状多如贞贞表现出的发烧和肚子疼。另外，中国籍慰安妇传递情报的问题不只在丁玲和萧军笔下出现了，当时的侵华日军特别意识到对中国女性要防谍，因此，严格限制中国籍慰安妇的行动自由，并禁止在慰安所中使用日语之外的语言⑪。但是如果把《霞村》与我们通过历史研究得到的情况对比，不难察觉当中的若干差异，我认为这些差异可能正是丁玲构造这篇小说的用心。

我们现在通过历史调查和口述资料所能知道的慰安妇的情况其实颇为复杂。⑫对读《霞村》和这类材料，丁玲写的慰安妇故事纯净了许多。首先，小说没有描写村庄与日本军队的关系，更没有涉及两者在慰安妇问题上的灰色地带；其次，贞贞在慰安所的情况只是通过她对“我”的讲述略有描写，这些描写非常克制，而在历史类材料里我们能看到大量关于这方面的对日军的控诉，这也是慰安妇最根本的屈辱和痛苦；最后，丁玲对贞贞的形象、气质和她的未来的呈现，绝对优于普遍的慰安妇的情况。在写《霞村》的时刻，丁玲掌握的慰安妇的样本数、对慰安妇各式遭遇的了解，很可能不如我们现在通过历史材料所知道的多。也许这是《霞村》故事更纯净的原因，但纯净并不意味着我们比丁玲更了解她的时代和她看到的人与事。与众多慰安妇研究再现的图景相比，《霞村》的显著特点是一个有明显方向而非止于披露的故事：在贞贞是她要去延安，在“我”是极力褒扬贞贞的人格。丁玲高度认可这两个方向的汇合，也就是小说结尾暗示的贞贞去延安，而这可能正是她对慰安妇，乃至抗战中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最根本的一个态度，也是即使有着后见之明的我们仍很难看清的那个时代面对的急迫问题。

《霞村》出场的人物共有十三位，这些人按身份可以分成两类：村民和公家人。村民又能分成两种：一是普通村民；二是贞贞的家人。普通村民闲话贞贞，“我”对他们极不信任，讨厌他们。贞贞的家庭关系则与陈伯达描述的封建家庭亲子欠债的模式相仿：情感的逻辑是“孝”，这是贞贞父母的观念，也是整个村子对贞贞一家的要求。公家人的状态由三个人物来呈现：阿桂、马同志和夏大宝。他们都是农民干部，比起农民，小说更在意讨论他们对贞贞的态度。阿桂的情感逻辑是贞贞“可怜”，她认为女人遭遇到这些挫折后应该表现出痛不欲生才合理，而自己激烈的悲伤就是对贞贞的关心。阿桂对包括贞贞在内的村民已经有了居高临下的指教的感觉，“我”对此敏感且反感。另一位马同志是青年农民干部，他把贞贞看作“材料”，是“我”的写作材料，也是英雄典型的材料。“我”用“实在变得很快”来形容这样的青年，又说自己已经“失去追求了解他们的热心”，批评意思很明显了。夏大宝较为特殊，他是贞贞恋人，为人有责任感，在“我”看来是个合格的恋人。“我”一度认为男女之爱是必需的，这能让贞贞回暖，但在小说的后半部分，“我”与夏大宝交谈了几句后否定了这个看法。这个否定与夏大宝的为人无关，只是一个恋人是无能力拯救贞贞的。与这些人比，贞贞的形象非常高贵。这个高贵来自丁玲对人的一种看法，以及她所认可的文学应该写出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贞贞与丁玲之前创作的许多女性一脉相承。从最初不愿做填房，跟父母赌气跑去天主堂要出家，到回来霞村后的一系列言行，贞贞的情感特征是“硬”。“硬”解除了女性与柔弱伤感、情绪化的常识联系，这由阿桂、刘大妈等其他女性扮演，贞贞显示的是坚强的理智状态。正是这样的贞贞不想再留在农村，想去延安，而在小说里，家庭、爱情、村庄和公家人也的确不适合也无能力照顾贞贞的命运。流淌于故事中的多种多样的对待贞贞的态度里，只有“我”和她分享着应该去延安的共识。

至此，小说发展到了“延安”这个关节。贞贞去延安，是要治病。“病”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霞村》也常被讨论在内，但在《霞村》中，“治病”实比“病”的隐喻更加重要，也正是在“治病”中我们需要重新评估延安的意义。首先，在当时陕北的环境里，就人道和医疗技术而言，去延安治病根本不是需要解释的问题⑬。在《霞村》里，“治病”的关键也不是丁玲想做政治影射，而是去延安治病是正确的态度，并非其他的同情、伤感、鄙视、自我怜悯之类。其次，是延安体制的意义。《霞村》故事发生在小村庄里，看似环境单一，但贞贞的世界却不限于此。《霞村》的话里话外有两个外面的世界：一是日本军营；二是延安。与尽是熟人的霞村比，这两个地方有共同点：贞贞以独立女性个体的身份与陌生人结成新的人际关系。贞贞羡慕日本女人会写字、有照片、能写肉麻的话，事实上，在她眼里会写字的“我”和日本女人差不多，都是受了现代教养的女性。正是生了这般向往的贞贞已无法被农村容纳。贞贞看到的延安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我觉得活在不认识的人面前，忙忙碌碌的，比活在家里，比活在有亲人的地方好些”；延安也含着她对新的社会分工和人际关系的向往：“听说那里是大地方，学校多，什么人都可以学习的。”或许有着贞贞式情感和心智的现代女性只能在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中生活，而这在小说中就是延安。更重要的是，延安有挽救个人命运的力量。《霞村》故事里贞贞为延安卧底的情节常受诟病，但从贞贞情感的逻辑来看，这未必成立。《霞村》故事的起点是战争降临、贞贞被日本军人强奸并掳走，这是小说里包括延安在内的任何一个角色无法改变的：一个普通的中国村姑瞬间遭遇了大历史。在此基础上，她成为卧底，带着任务被派进日本军营。从贞贞对“我”的吐露看，她给延安做卧底有自愿的成分，贞贞还特地向“我”讲了一段带病送情报的事，作为值得一说的经历。而后延安要接她去治病，贞贞想“治了总好些”，“人还是得找活路”，对去延安抱有憧憬。如何理解这个经历的逻辑？小说里有一句能够作解的话：“总之，（我）是一个不干净的人，既然已经有了缺憾，就不想再有福气。”“缺憾”发生在战争降临个人生活的瞬间，贞贞的命运在那个时刻进入苦难。延安在一定程度上许诺了贞贞一个可以依赖的力量，这个力量不会给她情感压力，却能给她“工作”的感觉和“治病”的未来。延安与丁玲此前经历的北京、上海等现代都市不同，20世纪30年代丁玲的写作表现出碎片化的都市生活和个体内心的焦虑，走向革命正是要抵御这种状态⑭。在延安，丁玲更加熟悉了农村和革命集体的生活，也许在她想法里已经区分了农村的熟人社会、现代都市市民社会和延安式的社会。在延安，学校、部队、机关等集体单位是组成社会的模块，延安要贞贞去“治病”“进学校”，实际上是把她纳入集体，而体制将真正照顾起贞贞的人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霞村》是丁玲同时也是抗战期间延安的文化产品中，关于个人与理想制度之关系的一次深刻的呈现。

体制中人的“理智”

就在《霞村》发表当年的年末，丁玲的另一篇小说《在医院中》问世了⑮，这个小说似乎是贞贞去延安后的挫败体验。过去的研究大多将之解读为知识分子和革命的矛盾⑯。这种说法构造出的陆萍和医院的二元对立，看上去很符合故事情节。但是，应该注意到陆萍是体制中人，并将继续在体制里，她其实是矛盾体中的一部分。医院的环境和工作是陆萍努力与失望的来源，或者说，医院的种种问题正是因为陆萍身在其中才对她有重大意义。因此，在小说的逻辑中，真正的问题也许不是陆萍与医院的冲突，丁玲素来关心的“谁能照顾人”的主题在这里转化为体制中的个人如何在他的具体环境里安身立命。

丁玲喜欢“有热情的、有血肉的，有快乐、有忧愁、又有明朗的性格的人”⑰，贞贞是这样的人，陆萍也是。丁玲笔下的陆萍是一个会失落、有恍惚的人，有时候也会冒出一些存在主义式的虚无。但陆萍本质上是一个有能力制造和焕发热情的人，生命力是她的性格的主音。当然，与贞贞不同，陆萍的“开朗”有时显得是刻意为之。比如说她“不管遇着怎样的环境，她都好好的替它做一个宽容的恰当的解释”；硬是被组织安排到医院时，她“打扫了心情，用愉快的调子去迎接该到来的生活”。这种性格贯穿整篇小说，它是陆萍的本能，更是她排解眼前困难并与之相处的方法。尽管这篇小说的结尾是丁玲仓促写就的⑱，跟前文有些脱节，但陆萍靠着这样的性格重新振作的情节仍在情理之中。然而，仅仅保持热情是不够的。与贞贞不同，陆萍是一名在基层工作的干部。从离开世俗都市到质疑家庭，从不看好传统农村社会到进入体制社会，丁玲始终关心个人在不同的社会组织结构中的安身立命与自我发展。《在医院中》借陆萍两个朋友之口直接说明了新社会对新的个人品质的要求：“热情没有通过理智便没有价值。”我想这才是这篇小说的目标，它讨论的是体制内工作者应有的状态。

由此观之，这所医院的情况并不那么匪夷所思。陆萍的性格和读者对她的好感不是自在自为的，而有其独特的来历：上海、知识、年轻、自恃聪明。但是，不是所有人能有这样的来历，也不可能冀求团体中的人都有共同的教养都能自恃聪明地处世。小说最后一部分有一段陆萍受教育的话：“你说院长不好，可是你知道他过去是什么人，是不识字的庄稼人呀！现在总算不错了吧。指导员不过是个看牛娃娃，他在军队里长大的，他能懂得多少？是的，他们都不行，要换人；换谁，我告诉你，他们上边的人也就是这一套。你的知识比他们强，你比他们更能负责，可是油盐柴米，全是事务，你能做么？”这段话道出了基层工作的现实：各种来历不同的人、许多事务性的工作、复杂的现实、做事、策略……即使是现在，地方基层岗位所面对的世界也是极其复杂的，有着反复和难以改变之处。基层环境也许永恒的有这样的特征，而且总是事务性的，这就是丁玲后来说的“客观”。陆萍和其他在此环境中的体制中人需要培养起在现实工作中安身立命的能力和精神，这也正是丁玲写这篇小说的一个初衷：感情要在“理智之下滤过”，变得“比较现实和坚强”⑲。

《在医院中》完稿时，丁玲已经到《解放日报》工作了。不到四个月后，她发表了杂文《三八节有感》。因篇幅原因，本文无法展开对《三八节有感》的考察，但作为这篇论文的结尾，我想指出《三八节有感》仍然有一个讨论体制中人的“理性”的核心命题。丁玲为延安的妇女干部提出了用“理性”去规划说话、决断、工作、读书、性、感情的方案，“理性”被认为是干部应该具备的品质。干部之“理性”与《在医院中》提出的客观之中主观的“理智”，是一回事。它们背后更大的命题是，20世纪的中国在传统社会组织方式之外新生了许多别的关系模式，比如学校、公司、市民社会以及政党。在这个大环境里，丁玲提出的“理性”“理智”等问题，带着20世纪中国革命特别是共产革命中“组织”问题的背景。同时，这也是丁玲在自己的一系列真实经历中的求解过程，她对延安的体制的接受不是空降式的，而是对中国现代变局中个人命运探索的一个顶点。我认为，这也是她在日后的艰难中对共产党的态度并无动摇的原因。更为特别的是，对丁玲来说，体制中个人的“理性”“理智”是新社会中具体做事的干部应当发展出的能力。这并非一种孤立的个人品质，而关系着体制中人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让“热情”（本能的或有意为之的）能够安顿。可以说，丁玲对“个人”与“组织”关系的关怀带有浓郁的伦理取向，所谓“理性”“理智”既关系着干部自身的成立，也是新政权、新社会在最具体层面上运行的基础。

结语

人间的伦理与人间的制度有莫大的关系。丁玲在进入中共体制内工作和生活了数年后，洞察到了什么，是这篇论文关心的。家庭是丁玲首先观察到的组织形式。她似乎感到家庭有天然弱点，家庭和家中人的完满需要通过家庭空间向更大的世界敞开来实现。与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治理相似，丁玲不可能随意取消家庭的基本组织作用，但的确也有另一种更理念化的新伦理被提出来，这就是陈伯达的新伦理思想。丁玲能够洞悉这种理想，她在自己的经历中也获得了明确的对农村社会、现代都市和延安单位三类不同制度的体感与认识，也正是这三个方面共同构造了《霞村》里，延安对贞贞最体贴的照顾。我认为，这也是丁玲对她所经历和观察到的几种组织形式之优劣的一个清晰表达，延安代表的是未来的方向。但丁玲的探讨不止于此。在随后的《在医院中》和《三八节有感》里，丁玲讨论了体制中人安身立命的问题，她的讨论一方面是现代中国“个人”与“组织”关系之话题脉络的一环，另一方面也携带着独特的伦理关怀来理解新政权以及它的干部。

注释：

①丁玲：《东村事件》，《解放》周刊1937年第1卷第5—9期。

②丁玲：《压碎的心》，《一年》，生活书店1939年版，第148～158页。

③《泪眼模糊中之信念》，《文艺战线》1939年第1卷4号。

④这些文章主要有《关于“孝”》《新道德观》《吃人的妖怪》《反对新形式的旧礼教》。

⑤陈伯达：《关于“孝”》，《中国文化》第2卷第2期，1940年10月25日。

⑥陈伯达：《新道德观》，《中国文化》第2卷第4期，1940年12月25日。

⑦陈伯达：《新道德观》《关于“孝”》。

⑧黄锐杰：《“同志”的“修养”——延安时期革命青年的伦理选择》，《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5期。

⑨比如王德威《做了女人真倒霉？——丁玲的“霞村”经验》，《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2～178页。

⑩《萧军全集》第18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79页。

⑪陈丽菲：《日军慰安妇制度批判》，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1页。

⑫参见［日］石田米子、内田知行主编《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尚未结束》，赵金贵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0～65页。

⑬参见王云周《抗战时期根据地的疫病流行与群众医疗卫生工作的展开》，《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1期。

⑭Tang Xiaobing,“Shanghai, Spring: Engendering the Revolutionary Body”, inChinese Modern:The Heroic and the Quotidia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90-130.

⑮丁玲：《在医院中时》，《谷雨》1941年创刊号。

⑯黄子平：《病的隐喻与文学生产——丁玲的〈在医院中〉及其他》，载《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3页。贺桂梅：《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从丁玲个案看延安另类实践中的身份政治》，《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3期。

⑰在《霞村》里，丁玲借“我”之口坦陈了这一点。

⑱⑲丁玲：《关于〈在医院中〉》，《书城》200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