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馥宁,周德铭
自1991 年中国与东盟启动对话进程开始,经贸领域合作成果颇丰,双边关系总体呈向上发展趋势。2020 年东盟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逆势上扬,总额达6846 亿美元,东盟跃升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但随着中美双边博弈的加剧,地区秩序不确定性的增加使东盟不得不思考如何平衡与两个大国之间的情感关系。由于美国一直在东盟地区拥有极大的话语权,部分东盟国家一直对中国近而不亲,形成“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现象。在中美博弈加剧的大背景下,深入分析美国因素影响下东盟实施的经贸战略,对我国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且紧迫的现实意义。
在定量分析国家情感倾向方面,李少军首次提出了“冲突—合作模型”,对中美情感关系进行量化,按照评估体系依据对国际关系的不同影响将中美互动的事件具体赋值,依据数值和图形变化分析中美情感指数[1]206。在李少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阎学通和周方银进一步确定了双边关系分值标准,对国家情感指数合理赋值[2]。杨攻研、刘洪钟扩展研究了国家情感关系对贸易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政治情感关系的恶化将显著降低中国与东亚国家间的贸易往来,但相关性并非一成不变[3]。范建亭和郭烨则进一步分别使用引力模型和面板校正误差模型,研究了国家高层会晤对中国与其周边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产生的影响[4-5]。
关于对冲策略及中国与东盟关系,王玉主和王栋提出对冲是大国快速发展背景下小国面对不确定性而采取的审慎策略[6-7]。对东盟来说,Alice 从对冲角度阐述东盟国家对中国发展意图存疑,因此求助于多边机制来抗衡中国的力量[8]。王翊臣进一步提出中国与东盟在合作过程中存在政治和经济要素分离的现象[9]。卢光盛、王子奇认为美国因素是导致东盟国家与中国面临政治互信不足的主要原因[10]。
学者们对国家情感倾向衡量及中国—东盟关系做了大量探索,但鲜有引入对冲策略于国家情感倾向的量化研究。本文基于相关文献并构造中国、美国和东盟的三边国家情感指数,研究三边国家情感倾向对中国向东盟出口的影响,并定量分析东盟国家在对华经贸合作上如何采取对冲策略及其时间变化趋势。
参考阎学通和周方银的观点,本文采用事件数据分析法,通过国家情感指数来定量衡量国家情感倾向[2]206。事件数据分析法诞生于19 世纪60 年代,是国际关系研究中行为主义的产物,代表模型有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国际关系数据发展”、马里兰大学的“全球事件数据系统”等。国家情感主要从三个方面影响贸易:第一,从国家视角来看,贸易对国家安全具有外部性,贸易限制是国家在冲突中表明坚决立场的高成本信号。第二,从微观决策者视角来看,国家作为国际间贸易决策的主体,也倾向在约束条件下将经济效用最大化,并会在衡量安全的前提下最小化贸易风险。第三,从第三国的视角分析,两国间的关系恶化不仅会影响双边贸易关系,同时也可能会对第三国的贸易产生影响。
为了应对中国迅速发展给东南亚地区秩序带来的不确定性,很多学者认为东盟国家采取了对冲策略。根据肯尼思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无政府世界中的国家在面临大国迅速发展时通常要在后起国和守成国之间做出选择。具体而言,对冲在国际关系中表现为小国以维持大国平衡关系为目标所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行为,小国致力在大国之间保持自己的中间立场并尽可能使自身具备政策选择的灵活性。就具体操作手段而言,对冲策略一是可以通过经贸合作层面深化双方经济依存度,二是可以通过外交层面来巩固双方友好关系,三是可以通过建立多边合作平台来谋求大国博弈的中心位置,四是可以通过在国际社会上对特定事件的态度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东南亚是国际贸易的交通要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美国在该地区的介入程度相当之深,由于东盟国家自身力量的不足,难以完全凭自身的意愿决定立场。因此在复杂的地缘政治斗争中,东盟国家普遍倾向采取大国平衡战略,这是在发现无法彻底根除大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后,所提出的主动发展与大国经济、政治关系并维持不同大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势力均衡,以实现区域内稳安全、促发展的战略。
1.情感数据来源及处理
通过使用GDELT 数据库,分析该数据库中每条舆情新闻事件的报道日期、事件主被动方等元素,利用线性链马尔可夫条件随机场(CRF)标记词性,根据主宾语确定事件的主动和被动国家,通过动词搭配确定事件的情感,根据CAMOE 事件分类标准给每个事件赋予情感值。该数据库对所有新闻资讯进行语料分析,并对新闻在-10 至+10 之间进行评分,-10 至0 代表该新闻的情感为负向,0 至+10 代表该新闻的情感为正向。通过分析该数据库新闻,本文采取准确度较高的负向情感值,并将负向情感值正向化,即所有负向情感指数+10,得到中国—东盟、美国—东盟及中美之间2011 年1 月至2020 年11 月的情感指数。
2.中国向东盟出口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研究的出口专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东南亚国家联盟的货物贸易出口,根据中国国家海关官方数据库得到中国向东盟十国的出口月度数据(不含港澳台),数据期限为2010 年1 月至2020 年11 月,计算2011 年1 月至2020 年11 月的中国向东盟出口月度同比变化率,作为衡量中国向东盟出口增速的度量指标。
1.PVAR 模型设定
本节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各个变量及其滞后项对其他变量的相互作用关系。将当期中国对东盟出口增速记为EXt,中美情感指数记为CHUt,中国—东盟情感指数记为CHAt,美国—东盟情感指数记为USAt,设定模型如下:
其中,i代表样本国家,t表示月度数据,j代表滞后期数,τj代表截距向量,αi为个体效应,βt为时间效应,εit代表随机扰动项。
2.时变参数模型设定
使用时变参数模型分析国家间情感指数对中国对东盟出口增速的影响,模型设定为:
将模型表示成状态空间形式,对模型进行线性化表示,原模型:
则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可以表示为状态空间形式:
本文将采用“前向滤波,后向抽样”的多步移动Gibbs 抽样方法对时变参数进行估计,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给定状态变量的初值Z0|0、初始条件方差、量测方程误差项方差初值以及转移方程误差项方差初值∑ε0,利用Kalman 滤波法,得到Zt|t和
第二步:给定Zt的先验分布和样本值,利用“反向抽样”方法得到Zt的抽样值;
第三步:将作为观测样本,通过后验分布得到对模型超参数2vσ和∑ε的Gibbs 抽样,其中。
1.检验结果
本文采取LLC 和IPS 进行单位根检验。从表1 可以看出,四个变量的统计值均显著,可判定为平稳序列。
表1 面板单位根检验
综合评估AIC、BIC 和HQIC 统计量,从表2得出滞后期数为5 期。
表2 滞后期数
2.实证结果及脉冲响应分析
表3 和表4 展示了中国向东盟出口和中国—东盟情感指数的完整PVAR 结果、中美情感指数和美国—东盟情感指数的显著结果。
表3 中国向东盟出口和中国—东盟情感指数PVAR 结果
表4 中美情感指数和美国—东盟情感指数的PVAR 显著结果
通过200 次蒙特卡洛模拟得到滞后5 期的脉冲响应图,其中横坐标s 代表冲击作用的时期数,纵轴表示被解释变量的变化,置信区间范围为95%。
(1)三边国家情感指数对中国向东盟出口增速的短期影响
由表3 可看出滞后5 期的中国—东盟情感指数对中国向东盟出口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中国与东盟的情感指数变高,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反而减少,这正是东盟国家实施对冲策略以维持大国平衡的结果。为降低选错边的风险,东盟以与一个大国的关系水平为标尺来调整与另一个大国的关系。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更积极主动地加强与东盟国家的联系。但随着中美关系的日益紧张,东盟国家的大国平衡策略受到空前挤压,为了使对冲得以实施,防止大国平衡策略被破坏,东盟既会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质疑,也不愿完全跟随美国的“印太战略”。因此在中国加大国际国内双循环、加深与东盟合作伙伴关系的背景下,东盟对中国出口市场反而变小,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减少。整体上,短期内中国—东盟情感指数对中国向东盟出口增速有较明显的负向影响,东盟对中国的经贸策略上存在明显的对冲现象。
图1 脉冲响应图
由表4 可看出,短期内贸易出口对中国—东盟情感指数、美国—东盟情感指数均无显著的影响,但出口在滞后5 期上对中美情感指数产生了显著影响,中国对东盟经贸合作的稳步推进,是应对美国对华经济贸易打压的有效手段,同时挤占了美国在东盟地区的话语权与主导权。因此,中国对东盟出口的增加在长期内会对中美情感指数产生负向影响,但从表3 所示中国对东盟出口的影响因素来看,中美情感指数对中国向东盟出口增速并无显著影响。
从脉冲响应图来看,就中国向东盟出口增速而言,短期内当受到中美情感指数的冲击时,其在初期表现作用为正值,随后这种效应逐渐削弱,至第3 期转为负值,出现负向作用,6 期以后逐渐收敛趋近于0。由此可见,中美情感指数对中国向东盟出口增速的初期影响较显著,当中国刚可以与美国抗衡时,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态度会较大影响中国向东盟出口;而当抗衡持续一段时间后,东盟已经历不断调整最优对华政策及贸易合作巩固阶段,中美情感指数对其的冲击影响逐渐减弱。
(2)中美及美国—东盟情感指数对中国—东盟情感指数的短期影响
从脉冲响应图来看,施加中美情感指数的冲击后,短期内中国—东盟情感指数在当期增幅明显;结合美国—东盟情感指数的变化趋势来看,中国—东盟情感指数的增幅大于美国—东盟情感指数的增幅,且反应更为灵敏。这表明在中美两国的大国博弈中,东盟的对华策略在短期内受美国影响较为明显,当中美两国双边关系向好发展时,东盟能够更加大胆地与中国发展双边关系,且这种发展需求较为强烈,表现为与中美关系同步进行。但同样应该看到,美国—东盟情感指数从第1 期之后开始出现明显增幅,这是由东盟的大国平衡和对冲策略所导致的,在中美之间,东盟必须与双方保持同等亲密度,才能更好地保持自身的中立位置。
1.东盟整体分析
(1)模型超参数估计结果
利用基于贝叶斯估计的Gibbs 抽样方法,得到时变参数模型中超参数估计如表5 所示,超参数的先验分布为参数为(25,0.5)的逆伽马分布。
表5 模型超参数估计结果
(2)时变参数估计结果
中国对东盟出口受三边情感指数影响的时变参数结果如图2—图4 所示。
1)中国—东盟情感指数系数对中国向东盟出口的长期影响
如图2 所示,就东盟整体而言,中国对东盟出口增速与中国—东盟情感指数负相关,双边情感指数越高,中国对东盟出口增速越慢。2010 年至2012 年,中国—东盟情感指数的绝对值下降,说明其对中国向东盟出口增速的负向影响有所减小,东盟在平衡中美博弈时对中国采取对冲策略的力度有所减弱。2012 年至2016 年,中国—东盟情感指数的绝对值总体持续上升,其对中国向东盟出口增速的负向影响有所增强。对比中国—东盟情感指数发现其短期内趋势相同,在长期则完全相反,这是因为在短期内中国与东盟的情感越好,东盟在贸易上针对中国会较少采取对冲策略;但在长期,随着中国—东盟情感指数持续上升,东盟会相应加大力度针对中国采取对冲策略,如图2 表现出所采取对冲策略力度增强的现象。
图2 中国—东盟情感指数系数
2)美国—东盟情感指数系数对中国向东盟出口的长期影响
由图3 可看出中国对东盟出口增速与美国—东盟双边情感指数正相关,双边情感指数越高,中国对东盟出口增速越快。2010 年至2012 年,美国—东盟情感指数总体处于上升趋势,东盟对中国采取对冲策略力度有所减弱。2012 年至2016 年,美国—东盟情感指数总体下降。2016年以后,美国—东盟情感指数呈曲折上升趋势。同样对比中国—东盟情感指数,发现其短期趋势相同,长期则完全相反,因为在短期内中国与东盟的情感关系越好,东盟在贸易上基于美国—东盟情感指数针对中国所采取的对冲策略力度会有所减弱。但在长期,随着中国—东盟情感指数持续向好发展,东盟努力维持的平衡关系会被打破,东盟会相应调整自身针对中国采取对冲策略的力度,如图3 表现出所采取对冲策略力度增强的现象。
图3 美国—东盟情感指数系数
3)中美情感指数系数对中国向东盟出口的长期影响
如图4 所示,中美情感指数与中国对东盟出口增速正相关,中美情感指数越高,中国对东盟出口增速越快。美国在东盟地区有很强的影响力,中国对东盟出口受中美地缘政治竞争因素影响很大。但长期来看,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趋于下降,中美两国的博弈关系对中国—东盟之间经贸往来的影响减小。
图4 中美情感指数系数
2.时变参数估计结果分国别对比分析
通过分析国家情感指数对中国向东盟出口的长期时变影响,可以看出东盟国家对中国在经贸关系上是否采取了对冲策略,根据时变参数结果分为四类:中立国家、对冲平衡国家、对冲偏中国家和对冲偏美国家。具体时变参数如图5 所示,时变参数均值如表6 所示。
图5 东盟国家时变参数
表6 国家情感指数系数对中国向东盟出口的影响(时变参数均值)
1)中立国家
中立国家包括文莱、柬埔寨、泰国。中国对文莱出口增速受三边情感指数影响的波动性较大,说明文莱在中美博弈中采取的对冲策略并不平稳,文莱对中美在东盟竞争关系中的态度较为摇摆。相反,柬埔寨和泰国的系数较为稳定,两国采取的大国平衡策略较为平稳。中立国家的中国—东盟情感指数为正,即其与中国的情感越好,则中国对其的出口越多;反之与美国情感则成反比。
2)对冲平衡国家
经贸上的对冲平衡国家,即在中美大国博弈中,会通过经贸手段努力保持与中美两国双方的关系同等程度亲近,表现为当与中国的情感指数越高时,中国对该国的出口增速反而越慢,包括印尼、菲律宾和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情感指数较稳定,印尼则波动较大。中国向对冲平衡国家的出口与中国—东盟情感指数成反比,与美国—东盟情感指数成正比。马来西亚对中国的对冲性最强,菲律宾其次,印尼最弱。马来西亚的中国—东盟情感指数为-4.4934,绝对值远高于菲律宾和印尼两国,说明对相同的中国—东盟情感的增强,中国对马来西亚的出口增速降低最快。
3)对冲偏中国家
老挝、缅甸与越南在经贸关系上属于对冲偏中国家,三边情感系数无明显波动,采取大国平衡策略较稳定。老挝与缅甸经济体量小且与中国无领土方面冲突。尽管越南在外交或国际重大事件方面与中国存在一定分歧,但在经贸合作层面依然保持较稳定的偏中策略,尤其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时越南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对外构建和平可持续发展的伙伴关系,积极建立与中国的跨境疫情防控协调机制,加强口岸通关便利化、保持货物正常通关,在推进区域互联互通方面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关系也在不断稳步提升。
4)对冲偏美国家
新加坡属于对冲偏美国家,情感指数上下波动较大。新加坡扼守马六甲海峡、坐拥天然良港,在大力发展转口贸易的基础上衍生出金融等高端行业。随着中国与中南半岛的联系日益紧密和跨国洲际铁路与港口的陆续建成,马六甲海峡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将大幅下降。一旦其交通枢纽地位被削弱,新加坡赖以生存的航运、港口、金融等支柱产业都会随之大幅萎缩。中国对东南亚贸易秩序的主导会严重动摇新加坡的航运中心地位,因此新加坡会更偏向由美国主导的海洋秩序。
中国的快速发展对东南亚地区秩序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对于东盟国家来说,中美博弈是影响未来地区秩序走向的关键因素,如何选定策略、站位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也是东盟各国所面临的难题。中美任何一方的过度主导都将引起地区秩序的不稳定性,因此东盟国家选取了对冲作为减少风险和扩大战略空间的保险策略。印尼和新加坡此类威胁认知高、相对能力高的国家,对冲强度较高;威胁认知高、相对能力低如菲律宾等国家,其对冲形态也较为严重;而威胁认知低、相对能力低的国家如老挝、文莱其对冲形态则更趋于温和。东盟在对中经贸往来上整体采取的是对冲策略,虽然中美博弈导致东盟国家的战略摇摆性有所增加,但根据平滑系数得出美国因素对中国向东盟出口的影响在长期来看有所降低。东盟十国的情况较为复杂,因此中国在实施东盟经贸战略时不能一概而论。
鉴于此,中国应考虑采取以下措施以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双边经贸合作。首先,对于对冲偏中国家来说,中国应继续巩固双边友好国家关系,加强经贸合作的规模与水平,共建开放包容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其次,对于中立国家来说,应加强中国的正面舆论影响,提升双方政治互信度,降低东盟国家选边站的压力,谋求共发展、求稳定的共识。再次,对于对冲力度强的国家来说,“中国威胁论”仍占据一定的市场,在南海等敏感问题领域进展缓慢,民间对华认知差距较大。对此中国应着重改善国家舆情形象,着手建立相关法律体系与政策框架,关注双方安全、信任等问题,缩小合作鸿沟,平衡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继续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主导的对华平台。在处理地区问题时,坚持平等参与、协商对话等原则,建立双边对话机制,加强民间交往,共建与东盟国家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