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迁村庄新老社区差异化治理的逻辑与影响
——以豫西H村公共卫生治理为例

汤玉权，赵若男

一、问题的提出

“治理”一词被广泛应用于或公或私的个人和管理机构共同管理事务[1]。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治理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固定模式，而是根据治理区域的现实条件、治理环境的特点、治理群体的性质因时、因地、因人地调整变化，具有一定的权变性和特殊性。

治理的内容较为丰富，其中就包括了为扶贫而实施的易地搬迁后续治理问题。自20 世纪80年代起，我国便开始了诸如“三西移民”的移民搬迁试点，随后开启了长达30 年的有计划的移民搬迁工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对极少数生存和发展条件特别困难的村庄和农户，实行开发式移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坚持搬迁与脱贫“两手抓”，加快实施以建档立卡扶贫搬迁为主，避灾、生态等其他类型搬迁统筹推进的移民搬迁工程，我国的易地搬迁工作不断深化并渐趋成熟。与此同时，有关易地搬迁政策实施、移民的生计模式、社会适应和融合也逐渐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在大规模易地搬迁背景下，由于地方性共识冲突、移民群体的特质差异、搬迁实际操作的差异性以及问题暴露的过程性，易地搬迁的后续治理问题兼具整体层面的共性和相对微观层面的特殊性。

为深入了解易地搬迁后续治理的实际状况，笔者于2021 年1 月对家乡豫西H 村进行了田野调查。在调查中发现，H 村在2016 年因煤矿污染治理需要，让部分村民易地搬迁，使村庄近一半人口向本镇集镇地转移并建立了新社区，从而使H 村形成了新、老社区两个格局。但新老社区仍由一个村委会治理，在形式上呈现出“两村统治”的特点。然而，在村民活动空间已然分裂，相应的生产、社会活动、村庄人际关系也已发生改变的情况下，新老社区表面的统一治理能否真实全面地反映其治理的内在逻辑？对此，笔者结合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蔓延这一公共卫生危机中H 村的治理实践展开调查，发现H 村的新老社区在公共卫生治理中并不统一，甚至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理格局，表现出“差异化治理”的特征。同属一个村庄，本应在人员配备、物资调拨、方式方法等方面无差别地实施公共卫生治理，为何在实践中却呈现出“差异化治理”的特征？这一问题构成了本文研究的起点。

通过梳理有关易地搬迁研究的文献，发现目前的研究集中在移民社区以及移民群体的后续治理方面。虽有学者注意到搬迁移民群体与迁出村庄在政治参与、社会关系和社会文化层面存在断裂的问题[2]，也有学者关注到户籍所在地村级组织对于移民的管理力不从心的问题[3]，但总的来看，既有研究缺少易地搬迁后新老社区的治理比较研究，疏于探讨其背后的差异化逻辑。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理解农村治理不平衡的原因，为促进农村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参考。

二、H 村基本村情

H 村是河南省洛阳市M 县W 镇下辖的一个普通村庄，滨临黄河，以丘陵地势为主，耕地面积1400亩，人均耕地面积1.03亩。虽然耕地破碎，缺乏大规模作业的自然条件，但该村曾一度富有煤炭资源。长期的煤矿开采致使村庄原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部分区域存在土地塌陷的风险隐患，村民的生活环境和生命安全受到极大的破坏和威胁。因此，2015 年，在镇政府和村干部的协作下，确定了风险路段，划定了搬迁的范围，H 村煤矿污染易地搬迁工程开始稳步实施。搬迁村民在保留原有耕地、复垦宅基地基础上被集中安置。2016 年5 月，搬迁村民最终入住新社区，H 村易地搬迁工程结束。由于户籍、土地以及集体经济等相关利益存在耦合，村民达成了维持村庄整体性和共用同一套管理班子的共识，由此产生了新老社区分立却又统一管理的特殊情形。

H 村有8 个村民小组，共415 户村民，总人口1354 人，约370 人常年留村，村庄空心化趋势明显。村庄权威组织包括村党支部、村委会、村监委会，也就是村民口中的村“三委”。在村“三委”任职的村干部共6 名，年龄均在55 岁左右，最高学历为高中。6 名村干部中，有5 名居住在移民新社区，有1 名随子女常居毗邻县，致使原村庄（老村）内生政治精英严重缺失。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时，全村（包括新老社区）近60%的人口已流动到本县城居住，县域外流动人口则占近13%，村庄内部实际人数372 人（包括2 名原村庄返乡人员），其中新社区145 人，老社区 227 人。新老社区相距5 公里左右，各配备有1 个卫生室和1 名村医。笔者在家乡开展田野调查的过程中，采用走访观察、谈话交流以及与村主任、村委的非结构化面谈、打电话、发微信等方式持续深度交流，获得了大量资料。

三、H 村新冠肺炎疫情差异化治理表现及逻辑

在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治理期间，河南省县、镇（区）、村三级卫生防护体系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M 县政府迅速成立县应急处置指挥部，发布党员干部全体停休、包村人员下沉宣传、落实疫情防控的紧急通知。而后W 镇立即召开专题会议，成立防控指挥部，将上级指示第一时间传递到村（社区），全面部署应急工作。因此，H 村的公共卫生治理是在县、镇政府统筹规划、村干部的组织领导下统一开展的。本文分别从纵向的组织开展、横向的管控措施、内外的管制基础，探究H 村新老社区新冠肺炎疫情治理的表现，并以此为基础探究其治理的内在逻辑。

1.纵向组织动员

在严峻的防疫形势下，“暂停各类活动，以疫情防控为中心任务，调动区域内所有可用资源，竭尽全力打赢防疫攻坚战”是W 镇政府的明确指示。H 村根据指示要求建立防疫领导小组，确定村支书为第一负责人，落实由驻村干部、村干部、村民小组组长、村医为主体的“四包一”制度。该制度的首要任务是摸底排查，统筹安排其他工作。

按照“以户籍底数为基准，逐户梳理家庭成员工作、学习和生活地点”的要求，H 村以村民小组为单元，首先开展摸底排查。H 村8 个村民小组组长原为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的队长，对所辖小组村民的家庭情况烂熟于心，并能够迅速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但H 村的排查工作要突破村民不同生活空间的限制，实际操作起来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一方面，移民新社区和老社区空间结构上存在差异：新社区由于集中安置，村民房屋统一规划、连片聚集、规模有限，有利于挨家挨户顺利地摸底排查；老社区则保留着原始的村落面貌，村民分散居住，覆盖面广，社群的离散性给逐户走访调查带来了困难[4]。另一方面，新老社区对风险的感知也存在差异：新社区按照每户至少1 人在镇、县、市务工的标准，其人员的流动范围相对要大；同时新社区的区位条件、村民的生活需要也决定了社区的开放度相对要高。老社区相对封闭，其安全防护的先天优势明显。鉴于此，新社区的风险客观上要高于老社区。在行政压力向基层转移的过程中，村民小组组长对新老社区采取了不同的防疫策略。新社区位于W 镇政府所在地，受行政部门控制监督的强度更高，传统权威促使村民小组长逐户走访调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村庄精英在行政压力下与政府达成共识，并将这种压力转变为治理效能。相较之下，老社区缺少核心人物的监督，村民小组长更多是基于个人经验以及村民的口耳相传，在必要时通过电话问询来完成基础信息的填报。乡土社会的人情法则在一定条件下抵消了部分行政约束力，以至于上述方式并不能保证信息的真实性，例如村民反映确实存在居住偏远的村民家中有湖北省旅居史的人员却没有上报的情况。

在摸底排查的同时，村“三委”同步开展其他准备工作。首先，村“三委”按照镇政府要求在镇主干道以及新社区入口设置防疫卡点，并动员党员和积极分子建立起义务值班队伍。针对老社区，在村庄治理主体多数时间不在场的情况下，基于“不出事”的避责逻辑，村委组织村民用土堆封死3 条与附近其他村庄互为连通的公路，只保留1 条自镇而起的主要通村公路连接新老社区。老社区入口设岗，由村内积极分子轮流值班。这种做法尽管出发点是好的，但非正式化的治理方式显示出不合法的一面[5]。其次，相关部门组织疫情募捐，党员干部发挥带头作用，村民纷纷响应，最终共筹得防疫资金13630 元，该资金除了用于村监委会疫情期间的财务支出，余款全部用于村“爱心林”建设。筹得口罩200 个均分给新老社区，优先保障值班岗哨人员的供给。但在人口基数相差悬殊的基础上，这种 “均分”的背后是资源的倾斜化分配。老社区总人数是新社区的两倍多，也就意味着老社区一半多的村民缺少防护用品。筹得消毒液50 斤用于保证值班岗哨消毒。老社区基于村民活动范围不固定、公共区域无法明确界定的原因，并未开展定点消毒。新社区人员密集且活动空间有限，因此能够对新社区的公用通道、小广场以及文化活动室集中消毒。H 村新老社区形态及具体防疫安排差异如表1 所示。

表1 新老社区形态及防疫安排对比

2.横向管控协调

2020 年2 月8 日，M 县政府发布禁行通知。农村县、镇、村三级防疫卡点网开始发挥作用，层层限行，限制人员流动。疫情风险的扩大化所释放的危险信号不仅会加剧民众的恐惧感，也使农村基层迅速达成封闭式治理的共识[6]。H 村按照风险最小化原则进入了完全封闭状态：值班岗哨严格把控，劝返来往车辆；由村民小组组长通知外迁村民停止返乡，禁止新老社区村民外出。在将外来风险降低到最小范围的基础上，村庄治理也逐渐转向维护村庄内部的和谐稳定。

首先，村“三委”协作组织建立起一套可操作的值班制度：将防疫领导小组进一步扩展为防疫工作小组，将岗哨人员纳入工作班子。根据两地值班人员的换岗情况以及村委数量，防疫工作小组划分为5 组，轮流排班。每组由村“三委”成员、镇（街道）防疫卡点人员、新社区值班人员和老社区值班人员组成。指定村“三委”成员为组长即值班当天的主要负责人，汇总当日各村民小组组长的上报信息，于当日下午5 点上交镇政府；记录值班人员的消毒工作并负责紧急状况的组织应对。从调查情况来看，老社区只有一个村“三委”成员且不驻村，参与卡点值班的实际只有两名积极分子；而新社区村“三委”成员有5 人，两个岗哨值班人员有10 人。这种换班不换岗的制度，实质是遵循属地管理的默认原则。新社区和老社区在值班队伍的建设上存在明显的人员差异。在新社区可调动人力资源较多的情况下，老社区有限参与治理的人员则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总体承担更多的任务。老社区积极分子在明确感知到不公平时出现了两种行为结果：第一，消极行为。即积极分子怠工甚至罢工，在值班期间串门、完成例行事务后直接回家，或者确认没有督察人员时不到岗。这种情况造成了治理的形式主义。第二，过激行为。即积极分子对村委处事不明、置老社区于不顾的做法有很多抱怨。这种情况造成了治理的过度刚性以及干群关系的恶化。治理主体空间上的结构失衡伴随不合理的权责分工，引起治理成效上的差异。

其次，解决村民的生活难题。个体的注意力是有限的，且个体一次只能将有限的注意力集中在有限的事物上，注意力的“聚焦”同时造成了“注意力忽视”（attentional neglect），即由于某些问题吸引了个体的注意力，从而导致他们忽视了别的问题[7]。由于新老社区都隶属同一个村委会，村干部的注意力应共同作用于新老社区两个治理场域。但在实际上，新社区作为村委的所在地且位于政治中心地带，其信息将会优先被村委注意到并积极应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对老社区的注意力并对其延后治理，造成“治理空隙”。易地搬迁后，新社区村民处于人地分离的状态，社区缺乏维持耕作必要的土地资源。搬迁村民与原有的生计模式基本脱节，其日常生活资料的获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一旦实施封闭式管理，新社区居民无法外出购买物资，将会面临严重的生活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村“三委”及时联系协调，运送新鲜蔬菜等日常生活用品至社区门口，方便村民自行购买，保障新社区治理的服务性、便民性。老社区虽没有相同的待遇，但并不影响村民的生活：一方面，农业种植保证了富足的粮食储备；另一方面，村民可以利用庭院以及周围空间种植蔬菜和养殖家畜[8]48-49。因此老社区村民能够在完全封闭的状态下实现一定时期的自给自足。然而对于老社区两名县城返乡人员来说却并非如此，他们几乎没有维持长期生活的必要物资，只能依靠村民救济渡过难关。空间距离的分隔使村干部在信息获取及处理上存在滞后性，直到封闭管理期即将结束才核实完返乡人员的境况。

3.内外的治理基础

新社区位于镇政府所在地，特殊的区位条件使行政介入更加频繁，治理面临更直接有效的监督和控制。在开展疫情防控应急准备工作的首周内，县委书记、政协副主席、政法委书记等领导先后赴镇视察，村干部协同参与治理。在压力型体制下，横幅、标语、大喇叭以及卡点、隔离和各种表单等硬性要求成为新社区治理主体的工作重点。同时，镇巡逻队加入疫情防控宣传队伍并巡回监督新社区聚集活动及卡点隔离情况。在已有处罚先例的情况下，新社区村民基于对防疫制度的理性认识以及在多方力量的管制下，能够恪守规则，居家隔离。对于老社区而言，驻村干部视察频率相对较低，行政力量的介入有限；村内无自治基础，镇自治组织更难以触及；村庄精英基本脱离原有的生活场域，干群关系“悬浮”。但是，传统权威的影响力仍然能够起到有效监督作用，且村干部个人的领导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村民遵循制度的结果。调查显示，H 村的村支书有数十年的治理经验，强势的处事作风使其在村民中具有相当大的话语权。新冠肺炎疫情治理过程中，老社区也发生了一起由病犬引发的黑热病公共卫生事件。在村支书“现有犬只全部捕杀，村内往后禁止养狗”的强硬态度下，村民即便多有非议，但实际多配合服从。在乡土社会秩序主导的村落，村庄核心人物通过自身权威影响村民的行为选择，引导基层治理的发展方向。但这种权威的辐射范围受载体行动轨迹的影响，其作用力显著受到时空限制。在有效监督主体无能为力的情况下，老社区村民仍然选择照常开展社交活动，不受防疫规则的影响。

H 村曾长期处于无外力介入的封闭状态，然而易地搬迁的实施打破了村庄的“无事件情境”[9]。村民共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逐渐改变，村庄共同体也在悄然瓦解。新社区村民在搬迁初期面临社会适应困境。在镇政府和村“三委”的帮助下，首先通过就近务工、安排公益岗位、产业扶贫车间等形式帮助新社区居民实现家门口的就业增收，通过经济融入引导村民的社会融入。同时，村“三委”不断开展以新社区为中心的村风建设：通过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组织微信募捐活动帮助患病村民，树立社区互助理念；建立包括家风家训馆、党建长廊等在内的村级文化活动中心，为社区村民宣传家风、党风。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凝聚了社区村民的共识，而且形成了良好的干群关系，使得村庄精英的工作开展具备良好的群众基础。新社区村民共同经历了搬迁重建的重大事件，在实践演练中构建新的社区文化和集体认同意识，形成基于地缘的社区共同体。因此，在面对突发事件时，新社区能够显示出较好的动员效果，展现出较强的对外行动力。与此相反，受易地搬迁影响，老社区的治理秩序面临困境：伴随着村庄人口不断外流，村民小组作为核心家庭之外的统一行动单位后继无力，易地搬迁进一步造成村庄共同体的解体以及村庄原生精英的转场。在双层行动逻辑瓦解、村庄核心人物缺失、社群高度离散的情况下，村民行动多表现为无组织、无力量的涣散状态。老社区村民迫切需要能够代表其利益的内生精英引导超家庭行动与认同单位的重塑[10]，恢复正常的社会治理秩序。然而，村民与村委时有摩擦（如村民与村委就办公地点落在新社区还是老社区的博弈就是典型表现），干群关系也渐趋紧张，村民与村干部陷入信任缺失的恶性循环中。因此，老社区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出现了双重矛盾：一方面，村民没有自发组织开展集体行动的社会基础，只能被动地接受现有村庄精英的到场组织；另一方面，村民对于现有村庄精英的信任缺失使各方参与治理的积极性有限。可见，新老社区的社会基础特性是其治理差异生成的深层原因。

四、差异化治理的现实影响

本文通过分析实际案例发现，差异化治理具有两面性：理论上，差异化治理能够符合特殊时期、不同对象的多重需要，并能促进治理主体的素质能力提升；但在实践中，差异化治理往往失范，导致不公平的倾斜治理甚至治理盲区。据此，本文进一步分析差异化治理具体的现实影响。

（一）建设性影响

1.突发事件的针对性治理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11]。新冠肺炎疫情就是典型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突发事件的治理强调及时性和有效性。治理资源的多寡和质量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治理目标能否如期实现[12]。传统农村社会资源匮乏的状况因资源下乡有所改善，但农村发展不充分是一个长期状态，资源相对不足仍然是现阶段农村的主要特征。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2010—2020 年，农村人口减少了近1.64 亿人，全国流动人口增加近1.54 亿人[13]。农村劳动力作为最庞大的流动群体，其流动状况呈现出空间上的广泛性和时间上的非长期性。当前，农村人力资源短缺的现状和外出务工人群返乡的风险性制约着突发事件治理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社区的地理条件、区位特点、功能定位以及人员的流动状况成为风险衡量的重要因素，使各区域突发事件的危急程度各不相同。风险评估的结果成为农村有限治理资源配置的主要依据。针对风险人群及社区重点治理，同时不忽略相对低风险人群及社区的安全防范。因地制宜、灵活应对、兼顾效率和有效的差异化治理是突破资源限制的现实选择，同时也是集中力量精准处置疫情等突发事件的必要措施。

H 村通过对党员干部、村庄精英的高效政治动员以及对村庄经济能人、积极分子和村民的广泛动员，弥补了资源短缺的客观状况。此外，H村还根据新老社区不同的现实情况采取针对性的治理措施，集中资源重点满足问题突出的新社区治理需求，同时确保社区的安全稳定，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差异化治理在提高效率方面的积极作用。

2.治理能力的审视与再造

根据2019 年6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乡村治理要在2035 年实现基本现代化[14]。复杂的农村情况要求基层治理人员必须深入实际、因地制宜地解决问题。因此这一阶段性目标的具体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以内嵌于村庄的原生精英为代表的基层治理主体。

目前农村社会正处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持续转型期，乡土社会秩序瓦解程度整体呈现出非均衡特征。农村社会形态总体的多元化与个别的突变性要求基层治理主体兼顾纵向和横向群众利益诉求的差异性，这对村干部的治理能力是极大的考验。简约化的治理模式与变迁中的现实基础不相匹配、理性的治理规则与传统的乡土社会的错位是目前村干部治理能力无法适应社会转型的两种表现[15][16]。有限化、老龄化、经验化的村干部队伍，在体力、素质和数量上无法满足高强度的治理需要，在能力素质上则无法适应现代化数字治理要求，这在H 村公共卫生差异化治理过程中充分暴露出来，并得到村“三委”内部的承认以及镇政府的关注。而后，在新社区原有村干部尽数保留的基础上，老社区产生了3名内生权力代表，且镇政府指定老社区1 名本科学历青年作为派遣委员参与村庄治理，即通过换届选举使两地村委在数量上实现了基本平衡，这为村委班子注入了新鲜血液，为差异化治理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在实践演练的反复作用下，基层治理主体主动或被动地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通过基层民主选举制度以及政府的资源输送更新流动村干部，最终实现村委班子整体能力再造的目标。

（二）破坏性影响

1.治理倾斜造成发展不平衡

自农业税费制取消后，农村治理资源主要依赖于政府自上而下的输送。在晋升锦标赛和政治淘汰赛的共同作用下，各级政府的治理运行往往产生目标置换。行政发包制下，“责任—任务”机制贯穿行政层级运作始终，基层政府“能小事多”，繁重的治理任务超出了其治理能力负荷。受乡政村治模式的客观影响，村干部沦为基层政府实际的下属人员渐趋行政化，基层政府通过行政控制和资源分配影响乡村治理发展方向，以重点满足短期内可实现且成效突出的选择性目标需要[17]。资源的分配集中投放于基础相对较好的社区，忽略了非重点村落的治理需要，由此拉开发展差距[18]。治理倾斜必然伴随着“马太效应”所造成的社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和村庄内部的社会分层，使得基层的治理矛盾更加尖锐。正如H 村村庄精英长期以移民新社区为中心开展治理活动，基础设施建设相较于老社区更为健全，新老社区村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村民基于直观的对比差距产生的不公感成为老社区村民与村干部屡有摩擦的原因之一，村民对于自身利益维护的需求更加迫切。村庄发展的不平衡使村民对于村干部的评价呈两极分化的特点，在村庄政治上集中表现为新老社区两大阵营对立博弈。

2.治理盲区潜在的风险隐患

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入推进平安乡村建设[19]，其中治理盲区是当前乡村治理存在的重大风险点，对乡村的和谐稳定产生极大威胁。非公平的倾斜治理将会选择性地忽视非重点治理场域的信息传递，使其在时空范围上治理缺位。以湖北农村为中心的第二次疫情暴发就是典型的治理盲区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尚未完全瓦解的乡土社会秩序决定了传统人情礼法具有相当大的作用发挥空间，然而有效治理的目标达成需要国家规范化的正式控制与乡村非规则性的文化网络之间的调适性联结。人情礼法与理性规则形成共鸣将推动生产力发展，提升治理效能，若两者相冲突就会产生结构性内耗。

对于非关键性治理场域，治理主体往往采取简单的治理措施，以迅速解决突出矛盾。在某些情况下，其决策的科学性和合法性经不起推敲，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是现代化治理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例如禁止老社区村民养狗明显违背了多数村民的意愿。此外，治理主体的选择性缺位意味着基层治理不能深入一线，未能全面掌握基层群众的思想动向和行动轨迹，难以准确把握基层自治的发展方向。治理盲区在缺少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容易偏离正确轨道，一旦失控就可能发生群体性事件。H 村就曾出现过小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加速了干群关系的恶化。可见，治理盲区的客观存在，需要基层治理向全面化、系统化、法治化方向发展。

五、讨论：差异化治理的生成框架和价值

本文以H 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案例，系统分析了其公共卫生治理过程，发现村庄不同社区间存在“差异化治理”现象，这种差异化治理是在易地搬迁后经过长期各自发展而逐渐显露的，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进一步作用下呈现逐渐稳固的趋势。据此，本文最终以“空间—活动—关系”框架具体阐述差异化治理的生成条件及其价值。

（一）生成条件：“空间—活动—关系”多维变化

1.空间分裂

“细胞分裂”的过程是乡土社会无法避免的[20]。在户籍、土地、社会关系保留原有状态的基础上，建设移民新社区的安置模式实质是村庄整体在空间上的分裂扩张。移民新社区在村庄固有的空间之外重新建构，实现了村庄规模在地理空间上的进一步扩大。村庄社区规模、房屋构造、基础设施的具体特征与区位条件密切相关。村庄老社区在漫长的自发演变中合并、融合多个自然村，村民以家庭为单位分散居住，在村落边界持续扩张过程中整体格局呈现出地缘辽阔、人口稀疏的特点；房屋建造以扁平式的庭院模式为主要特征，居住空间横向面积宽阔，以满足小农经济和庭院经济的便利性生产需要；文体公共设施建设在容易被“看到”的通村公路边，脱离了村民日常活动半径，公共设施表现出配置不完善、利用不充分的特点。新社区处于土地资源高度饱和的镇中心地带，政府对土地、财政、管理成本综合衡量后[21]，缩短单位家庭间物理距离，统筹规划连片安置，实现新社区规模的有效压缩和人口的集聚。房屋构造兼顾实用性和美观性，向立体化的楼房发展，居住空间呈现出纵向面积的延伸[22]，尽可能在占用有限土地指标的同时满足居住需求。以H 村的移民社区为例，按照每户170平方米的标准，统一规划两层小楼，其居住空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并未被压缩，相反实现了空间横向和纵向上的优化配置和利用。文体公共设施的配置参照城镇标准，配置水平相对较高，公共设施的配置在有限的空间内与村民的活动需要相契合。宜居的社区环境成为打造区域内典范性移民社区的基础。

2.活动分化

人类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空间是人类实践得以展开的前提与载体[23]。在空间分裂的背景下，社群的活动形式也产生了分化。老社区村民的物质资料获取与土地紧密结合，生产活动的开展并不需要与外界物质信息的频繁交流；老社区村民通过农业生产获得的物资一部分可以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剩余的物资可以通过市场出售实现家庭资本的积累，可见，老社区村民与市场之间的互动模式具备单向交换的特征；局限于熟人社会的性质，老社区村民的社交圈子长期固化，人情往来相对有限；老社区村民的娱乐活动与生产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是重合的，村民个体的精细化劳动具备艺术性、娱乐性色彩，而非单纯的生产活动，这在老龄村民中表现得更为明显[8]50-53。相较之下，新社区村民在人—地分离的状态下，丧失了自给自足的基础，生产方式以非农为主[24]。伴随着生计模式由务农向务工的转变，基层市场社会体系与新社区村民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新社区村民既需要通过市场获得劳动报酬，又需要通过市场交换获得生活资料；在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重塑的过程中，新社区村民面临着社区内部熟人社会与社区外部陌生人社会转换的不同情境；新社区村民可以充分利用社区广场、戏台、图书馆、家风宣传馆、镇区公园、景点以及市场，获得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体验。

3.关系裂变

传统农民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依据，社会关系的强弱按照“家庭—亲族—村庄”依次向外推移。村庄的分裂使村民的关系圈层进一步衍生为“家庭—亲族—社区—村庄”，关系圈层的更新意味着村民需要重新审视自己人与外人的边界划分[25]。关系的维持需要往来交流和实践演练，在空间距离拉大以及生产活动毫无交集的情况下，村民彼此的关系排序呈现向后推移的发展趋势。

伴随着空间变化，易地搬迁的潜在利益所得是家庭财富差距社会分化的关键性影响因素。H村移民在统一规划原则下，按照每平方米700 元的房屋建造补贴标准，户均补贴达到12 万元。移民在短时间内实现家庭财富的爆发式积累，家庭资本积累平均水平不同所导致的社会分层使村民之间有了无形的隔膜。

在地缘与血缘高度嵌合的情况下，村庄内部存在小亲族之间错综复杂的网络关系。作为社会人的村干部，其角色既是村庄的核心人物，也是亲族内部的长老。规则与礼法相互嵌合能够使治理从制度层面上升到意识层面，但由于空间距离的分割进一步削弱了老社区村民对村干部行为的监督抗衡作用，容易滋生权力寻租和公权私用等失格行为。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在新社区已然建立完备的办公场所设施的情况下，老社区村民集体与村干部就办公地点发生激烈冲突，群体性事件最终以治理主体的妥协而告终。因此村干部往返两地开展工作，但这种流于形式的坐班制度最终被时空限制所消解，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的矛盾继续恶化。

（二）价值剖析：治理的多重困境

1.治理成本增加——资源投入有限

物理空间的分裂直接导致治理区域的扩大，标志着治理成本的增加。社区与区域政治中心距离的远近反映“国家—社会”的强弱关系，新社区与基层政府空间距离的缩短使其受正式权力的辐射渗透度更高。在掺杂了政绩因素和“面子”因素的治理逻辑下，区域内标杆社区的基础设施水平成为基层政府加大资源投入、打造示范性宜居典范的参考标准，而地理位置不宜被“看到”的非重点社区存在形式主义现象。

2.利益诉求差异——治理目标僵化

空间分裂连带着村民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发生分化。经济模式的不同决定了意识领域的差异，在活动分化的背后是治理对象潜在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改变。不同主体阶段性利益诉求并不一致，这直接影响着其对治理活动满意度的评判结果。政治锦标赛下目标的置换使治理结果与治理需求不相匹配。悬浮型政府不能深入掌握基层情况，村干部过分追求规范化的任务完成，模糊了其作为群众利益代言人的初衷。国家与社会单向的沟通模式，可能导致上层政治结构与底层社会结构的疏离[26]。无法灵活解决民生问题，仅依靠自上而下的资源输送，缺少发展的创新意识和内生动力，导致基层治理陷入内卷。

3.治理对象参与——治理共识破碎

“社会互动是由一定的时间——空间结构下的社会实践构成的，空间形塑了社会互动亦为社会互动所再生产”[27]。社区共同体受空间分裂过程中潜在的利益因素和活动分化过程中的社会因素影响而逐渐瓦解，以地缘为特征的社区共同体概念空间渐趋成型。乡土社会简单化治理逻辑与城市精细化的治理目标决定了以礼法人情、差序格局为主要特征的乡土文化与规则法治、协调合作的城市文化之间的差异[28]。由于社区文化的差异，无形的社区边界基于个体的自我感知而生成。具有象征意义的深层次共同空间的瓦解使开展统一的治理活动丧失了精神基础。治理对象思想观念更新水平的不同决定了其对治理规则的理解以及制度遵循程度的不同，治理共识的缺乏意味着群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受限，甚至干扰统一的治理活动，难以达成预期治理目标。

六、结语

本文以H 村的公共卫生治理为视窗，系统分析了在易地搬迁所造成空间分裂、活动分化、关系裂变的背景下，新旧社区差异化的治理逻辑及其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易地搬迁持续推进的宏观背景下，基层治理高度重视新社区，使村民在某些方面得到潜在的治理资源；但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于老社区的治理，使其因缺少治理资源而容易伴生尖锐的社会矛盾。长此以往，“马太效应”将使发展不平衡程度持续加大。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尤为必要。为了避免乡村内部由于“差异化治理”而带来新的不平衡，客观上需要基层治理多方主体的协调配合，在尊重差异、消灭差距的逻辑下开展系统治理，从而推进乡村平衡发展，助力实现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