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五四乡土小说中的“鲁迅基因”

摘要：五四乡土小说家们在精神导师鲁迅的启示下，对他们曾经生活的故乡进行了重新审视，开辟出了乡土小说的新天地。这批寓居北京的乡土作家无论在书写内容、思想内蕴抑或文学气质上，都与鲁迅有着相似之处。具体体现为：具有地域特色的乡土文化;刻画了乡土世界冷漠麻木的“看客”;抨击了迷信愚昧的乡土习俗观念。但这批五四乡土小说家在创作中也展示了与鲁迅小说的不同之处，他们涉及的农村题材更广，挖掘更深入，具体有两点：（一）对农村女性悲剧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二）深入表达了对故土的复杂情感。

关键词：乡土小说;五四文学;鲁迅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6-0148-03

引言

乡土小说，即描写中国农村生活、文化习俗的小说，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受五四新思潮影响的一批作家远离故土，寓居于北京、上海，师承鲁迅现实主义的笔法来描写自己曾经生活过的故土，再现乡村原生态的风土人情。他们秉持着“为人生”的目的，以审视和反思的眼光重新看待古老农村的生活习俗，揭示批判农村的封建思想和陋习带给人的巨大伤痛以及在此种落后封闭的环境下造就的农村人畸形病态的心理，展现出底层农民充满血泪的贫苦生活。代表作家有蹇先艾、王鲁彦、台静农、许杰和彭家煌等。20世纪正值中国社会急剧变迁的时期，接受了新思想熏陶的知识青年们出走故乡，拥有了现代知识人的思想意识后，他们用批判审视的目光对故乡进行了“再认识”，将中国几千年以来文化创作中从未成为真正主角的农民和农村置于文学创作的中心地带，使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人在“人”的意义上获得了解放。面对忧患中的国家，拥有救国救民思想的新式知识分子们以文学的方式去关注乡村，思考着“乡土”对于国家、民族的关键性意义[1]。

一、乡土作家与鲁迅的交流

鲁迅先生有着长达14年的北京居住经历。1912—1926年，北京就是他文化创作的大本营，《呐喊》《彷徨》即在此时此地创作。他组织成立了未名社等文学社团，编辑了《语丝》《莽原》等刊物。1920年起，在北京大学兼课，与进步青年学生们的接触更加密切。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对封建旧文化进行了强烈抨击。接受了新思想熏陶的鲁迅出走故土，却也对故乡怀有眷恋和思念，在其所写的《故乡》《社戏》《五猖会》等作品中都流露出对童年故乡美好生活的怀念。但他作为启蒙者，能够脱离缠绵的思乡情绪转而用冷峻深刻的眼光来看待陈旧封闭的乡村文化，沉痛地批判它的愚昧陈腐，旨在唤醒麻木的底层农民，构建新的乡村故土。他的这种思想无疑会影响到许多青年学生，催生新的文学创作潮流，五四乡土小说便是其中之一。

五四乡土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蹇先艾，少年时期去往北京求学，15岁时通过考试成功被北师大附中錄取。到北京后的第四年，在新思潮的推动下，他和同学一起创立了新文学社团。1926年，他加入文学研究会。在他的创作之路上，鲁迅无疑是启明灯一般的存在。蹇先艾自己回忆说，《呐喊》刚刚出版时，他就将其读了两遍，之后又读了小说集《彷徨》。他说：“我读鲁迅的小说时，如获至宝。鲁迅的作品给我的启发更大，我师承他也更多一些。”蹇先艾的两篇代表作《到家》和《水葬》得到了鲁迅的肯定，随后鲁迅将这两篇小说纳入他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2]。

王鲁彦，五四时期出走故土、来到北京的新式知识分子。初来北京时在工读互助团学习，之后去到北京大学旁听课程。在北大，他接触到了鲁迅讲授的“中国小说史”课程，这为他和鲁迅的结识奠定了基础。1925年5月14日，鲁彦第一次拜访了鲁迅，从此二人成为挚交。此后王鲁彦时常到鲁迅家作客。他的创作离不开鲁迅的栽培和影响。为了谋生，王鲁彦不得不辗转各地，但始终以书信的方式和鲁迅进行思想交流。他曾经收到鲁迅亲自赠予的礼物——鲁迅所作的《呐喊》和鲁迅所译的《苦闷的象征》。王鲁彦所译的作品《敏捷的译者》受到鲁迅的肯定，鲁迅还为这本书撰写了“附记”，并在文中称其为“吾家彦弟”。王鲁彦夫人覃英是二人深厚友谊的见证者，从她口中可知，鲁彦将鲁迅当作自己人生的启蒙导师，对鲁迅十分敬重和崇拜。受到鲁迅思想和创作方法影响的王鲁彦所作的作品无疑会带有“鲁迅基因”[3]。

许钦文，1922年来到北京，在此期间认识《晨报副刊》的编辑孙伏园，1923—1925年多次在《晨报副刊》发表作品。由于孙伏园和鲁迅的深厚情谊，在孙伏园的引荐下，许钦文结识了他一直以来钦佩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对许钦文也是持赞赏和认可的态度。许无疑也受到了鲁迅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拿鲁迅的小说《幸福的家庭》的“拟许钦文”的副标题为证，二人之间必定存在交流[4]。

台静农，1922年去往北京，成为北大的一名旁听生。两年后，他从北大国学门研究所肄业，开启了他半工半读的人生经历。1925年4月27日，台静农和鲁迅在友人的引荐之下初次见面，二人一见如故，结下深厚情谊。1925—1936年间，两人保持着密切的书信联系。台静农写给鲁迅的信有74封，鲁迅写给台静农的信有69封（收录于鲁迅书信集）。1925年8月30日，在台静农和鲁迅以及其他人的组织下，文学社团未名社成立。台静农是这一文学团体的重要成员。有评论家认为他的小说“从内容到风格，皆师法鲁迅”[5]。

彭家煌，文学研究会成员，作为受到“五四”思想潮流影响的新知识分子，鲁迅思想无疑在他心中扎下了深根。1923年，深受鲁迅思想熏陶的他将鲁迅新出版的《呐喊》集送给女友做赠礼。1925年，他成为了《小说月报》刊物的助编，这时候的《小说月报》恰好出版了鲁迅《彷徨》集中的部分作品。这无疑给二人的进一步交流接触提供了机会。鲁迅给萧三的信中把彭家煌称为同一战线上的战友，他写到：“彭家煌（已病故）是我们这边的。”虽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二者之间的沟通交流，但被鲁迅称为战友的彭家煌，必然会从鲁迅作品中汲取创作养料来进行文学创作[6]。

综上可知，在当时同处于北京的乡土作家与鲁迅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为讨论二者文学创作的相似性提供了史料基础。

二、乡土小说与鲁迅创作的相同之处

得益于与鲁迅密切的交流和联络，这批寓居北京的乡土作家无论在书写内容、思想内蕴抑或文学气质上，都与鲁迅有着相似之处。

（一）具有地域特色的乡土文化

鲁迅《阿Q正传》《祝福》里独特的“未庄——鲁镇文化”;蹇先艾《水葬》里的“桐村文化”;许钦文《鼻涕阿二》里的“松村文化”;许杰《惨雾》里的“玉湖村文化”。生活在未庄的阿Q，仿佛天然就懂得尊卑贵贱的社会秩序，被比他地位高、力量强的人欺侮压迫，同时欺侮压迫比他弱小的人。不论年少时的闰土和鲁迅有着多么深厚的情谊，中年再见时的一声“老爷”打破了鲁迅对童年美好记忆的幻想，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等级秩序是未庄——鲁镇文化的核心。生活在此环境下的人们无不坚守着这枷锁，同时又被这枷锁压迫着。闰土，正是在社会各方势力的压迫下过着贫苦艰难的生活;住在未庄土谷祠的阿Q，靠辛苦劳作给人打短工维持生计，还要被赵太爷残忍地剥削和欺压。蹇先艾《水葬》写到所谓的“桐村文化”，实为可怕的吃人制度，偷窃就要被判处死刑，投入水中。所有人对这种“古已有之”的惨无人道的规则习以为常，贫苦的骆毛在生存的重担下偷窃未成，却要付出生命的代价。《鼻涕阿二》里的松村文化，重男轻女，恶意地摧残正值芳龄的菊花，被人取绰号“鼻涕阿二”。菊花被家人肆意地奴隶使唤，长大后做了姨太太的她将这种特性继承下来，肆意欺压侍女海棠;海棠逆来顺受，遭遇不公待遇也不去反抗和斗争;“玉湖村文化”是中国古老农村的“家族集体”观念。在这种“集体荣誉”观的影响下，两个村的人们为了一片可供开发的沙渚，凶残地互相械斗，最终造成两败俱伤的悲惨下场。这种落后愚昧的宗族集体观念、礼教观念对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许多村民被迫牺牲和奉献自我却无力反抗。在这种狂热的意识煽动下，两个村的许多青年都沦为牺牲品。

（二）刻画了乡土世界冷漠麻木的“看客”

这些“看客”把别人的痛苦作为自己取乐的来源。《阿Q正传》里，未庄大部分人都肆无忌惮地欺凌卑贱的阿Q，阿Q又反过来欺凌比他弱小的小D和小尼姑，所有人对弱者都是冷漠戏谑的态度;阿Q被杀头时，街上挤满了看“杀头”的民众，甚至期待着奔赴死亡的人能唱几句戏来供他们取乐;《药》里看杀头的人仿佛一只只被捏着颈项向上提而伸长了脖子的鸭。蹇先艾的《水葬》中骆毛被处以死刑时，村人们纷纷去看“热闹”，男女老少，甚至还有“尖着嗓子骂人且笑得合不拢嘴”的小孩子们。台静农《新坟》里一群不怀好意的看客故意打趣疯了的四太太来供他们取乐，人性的冷漠自私体现得淋漓尽致。

（三）抨击了迷信愚昧的乡土习俗观念

鲁迅的《长明灯》写到屯上的居民要出行就必须查黄历看是否吉利，还要走喜神方迎吉利。除此之外，屯里的居民认为：长明灯的熄灭会带来恐怖的后果，所有村民都会变成泥鳅。《祝福》里写到鲁镇年终举行的迎接福神的隆重庆典，杀鸡宰羊，并不允许女人和不祥之人——两次守寡的祥林嫂参加。王鲁彦在《菊英的出嫁》里写到菊英染了白喉，母亲却因为惧怕西医的“开刀”而放弃西医治疗，采取中医疗法和求神拜佛来为女儿医治，导致了菊英的死亡。《新坟》里四太太一家悲剧的原因被村民认为是“坟地不好”的缘故。《鼻涕阿二》中菊花——鼻涕阿二的丈夫死亡被其母认为是前世的冤家寻来和元帅菩萨发威的缘故，又被村民认为是心不诚，被菩萨惩罚的原因。鼻涕阿二生了重病，周围的人和阿二本人不是想着医治，而是念叨着阴间的事情和操办后事的迷信习俗。

三、乡土小说与鲁迅创作的不同之处

师承鲁迅的同时，五四乡土小说家的创作也有不同于鲁迅之处，他们涉及的农村题材更广，挖掘更深入，但有的作家对故土的批判不如鲁迅那般纯粹。

（一）对农村女性悲剧更为深入的探讨

许多作品写到了农村各种婚俗制度和女性所受到的迫害。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写到了农村铺张愚昧的冥婚制度，菊英的母亲辛苦劳作，只为给去世10年的女儿菊英配个“冥夫”，在良辰吉日举行盛大隆重的婚礼。台静农的《拜堂》写到汪二续娶守寡的大嫂的拜堂仪式;《赌徒吉顺》写到了典妻制度，封建社会下的女性竟可以被当作商品一样用来抵债。彭家煌《活鬼》里写到“香火”的封建伦理观念对女性的物化，女性成为男子传宗接代、宣泄淫欲的工具。彭家煌的《怂恿》里，政屏娘子作为闹剧的牺牲品，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缺乏女性应有的反抗和独立意识，面对政屏愚蠢而无理的想法，她虽不愿，却没有选择反抗，而是听从，混乱中盛老汉占了便宜。奉行“贤德”和“出嫁从夫”准则的她在孤立无援之中选择了上吊。死后的政屏娘子还要被“上下通气”地占便宜。农村的陋习和封建社会礼教对女子的迫害可见一斑。《赌徒吉顺》里被丈夫买卖而作为抵债的吉顺妻子，含辛茹苦、任劳任怨地抚养孩子们，却沦为丈夫金钱欲望的牺牲物。

《赌徒吉顺》里的吉顺，面对县城的灯红酒绿迷失了自我，沉浸在赌博挥霍的快感中无法自拔。王鲁彦《黄金》写到陈四桥的人们在金钱物欲的熏染下的势利，史伯伯家里“阔”的时候，陈四桥的人们对史伯伯一家毕恭毕敬。史伯伯没有收到儿子寄来的钱，生活拮据之时便受到陈四桥人们的侮辱排挤;史伯伯在这样的环境中也形成了极度好面子的心理，不论如何拮据，总要对外维持自家的体面，即使家中还有精致的屋子器具和十几亩的田地，但为了维持“阔”的脸面，是不能拿去变卖的。在崇尚金钱物质的环境下，人们的心理都发生了扭曲。

（二）深入表达对故土的复杂情感

尽管生活过的故土愚昧而沉重，但有的乡土作家仍旧难以割舍那份乡愁，无法像鲁迅那样持一种纯粹的、冷峻尖刻的批判眼光。许钦文《父亲的花园》深刻地表达了对过往的美好家庭生活的怀念，父亲花园的凋零正是农村文明日益衰败消亡的写照，从而抒发了他浓浓的乡愁。又如鲁迅所说：“《水葬》对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蹇先艾也在自己的作《朝雾》的序中说：“借以纪念从此阔别的可爱的童年。”王鲁彦作品《菊英的出嫁》同样深含着一个母亲对去世女儿的辛酸的思念，彰显了母爱的深沉。

结语

五四乡土小说家们在精神导师鲁迅的启示下，开辟出了乡土小说的新天地，对他们曾經生活的故乡进行了重新审视，在鲁迅创作的基础上，对乡土小说题材有所发展，增加了这一题材的厚度和丰富性。在促进乡村文明开化、解放农民思想方面无疑具有深刻的启蒙作用。作为五四文学，五四乡土小说承担着反封建和思想启蒙的任务，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

参考文献：

[1]陈继会，等.中国乡土小说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12.

[2]王卫英.蹇先艾乡土小说创作史论[J].新文学史料，2005（2）.

[3]杨剑龙.论鲁迅的影响和王鲁彦的小说创作[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4（5）.

[4]蔡一平.回忆许钦文老师[J].新文学史料，2007（2）.

[5]秦贤次.台静农先生的文学书艺历程[J].新文学史料，1991（2）.

[6]王吉鹏，孙晶.鲁迅对彭家煌的影响探析[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7（6）.

作者简介：张若男（1999—），女，汉族，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人，单位为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董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