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密集型企业跨国并购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基于中国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杜晓荣，赵嘉雯，新 夫

（1.河海大学商学院，江苏南京 211100；2.江苏省“世界水谷”与生态文明协同创作中心，江苏南京 211100）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飞跃式的发展。发展之初，中国凭借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吸引了大量外资，成为全球“加工厂”，带动国内经济迅速增长。然而，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攀升，环境污染的加剧，传统的制造业已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国也意识到，创新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2012 年党的十八大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指出“必须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带动全面创新，以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创新活力，以高效率的创新体系支撑高水平的创新型国家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根本转换”。2017 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在这些政策的引导下，中国的专利数量有爆发性增长，2017 年中国受理了138 万件专利申请，是美国受理申请量的两倍多（数据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但是专利数量的爆发并不代表着专利质量的提升。2018 年我国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分别为139.38 万件、206.39 万件以及68.91万件（数据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申请量落后于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创新发展的质量并不算高。

跨国并购是并购方吸收被并购方先进技术的一种有效手段。21 世纪之后，我国很多企业为了寻求技术的创新与突破，选择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去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引进高科技人才。国务院在2014年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该意见指出，要“加强产业政策引导”“引导企业开展跨国并购”。然而，并购方能否有效吸收被并购方的知识，完成知识迁移，促进本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尚无定论。尤其是技术密集型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引领者，他们的产品更新换代速度较快，为了扩大市场份额，他们的产品需要不断推陈出新，因此他们创新压力较大，更加重视创新绩效的提升。然后前人对技术密集型企业展开的相关研究非常少，因此有必要验证跨国并购对技术密集型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同时，前人研究没有区分不同的专利类型，不利于区分创新产出质量。因此，本文将区分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三种专利产出类型，分别去检验跨国并购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验证技术密集型企业跨国并购是否促进高质量专利产出，为政府和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言献策。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及本文的创新点；第三部分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四部分为研究设计；第五部分为实证结果与分析；第六部分为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 文献综述及本文创新点

跨国并购对公司发展有重要影响，国外已有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研究。Kogu 等［1］以日本对美国的直接对外投资为例，研究发现日本的直接对外投资是为了获得美国本土的技术优势。Keller［2］通过对瑞典的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加速新技术从国外流入本国。Pradhan 等［3］以印度汽车业为研究对象，结果显示OFDI 是提升印度汽车企业研发绩效的重要决定因素。Guan J C 等［4］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企业的创新活动不能仅仅通过从国外采购关键设备和仪器来得到实质性的提升。Ornaghi C［5］研究发现，并购后企业的创新表现变差了。

我国学者就上市公司跨国并购绩效也进行了不少的研究。学者们首先从跨国并购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出发。闫大颖［6］立足制度约束视角，认为被并购方国家制度约束越小，并购方跨国并购绩效越好。刘彦［7］研究发现，跨国并购对当年的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第二年第三年会出现绩效下滑。章丽群等［8］用事件研究法，研究发现跨国并购并不能显著提高财富绩效。

随着对创新绩效的关注度提高，学者们从跨国并购的动机入手，将跨国并购绩效研究由财务绩效转向创新绩效。朱治理等［9］基于知识基础理论，研究发现跨国并购对并购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负作用。高厚斌［10］研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跨国并购，验证了跨国并购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张雨等［11］以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海外并购能够显著地提高企业创新绩效，还能促进工业生产率的提升。

关于企业跨国并购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国外学者通过对不同国家不同样本的研究，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国内学者也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而且没有以技术密集型企业为样本展开研究。由于技术资源是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关键性资源，该类企业的跨国并购大多是技术导向型，非常有必要就该类企业进行跨国并购是否提高其创新绩效进行实证研究。此外，专利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三种类型，而前人在衡量创新产出时，没有区分专利类型。而三类专利中价值最高的是发明专利，跨国并购是否提高发明专利这种高质量专利产出，有待研究。因此本文将区分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三种专利产出类型，分别去检验跨国并购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可以较为细致地反映出跨国并购对不同类型创新产出的作用，为政府和企业提升创新发展质量提供更为丰富的经验证据。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技术密集型企业跨国并购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美国学者提出企业资源观。该理念的核心在于，如果企业想要获得超额报酬，就必须拥有不同于其他企业的独特资源。Barney［12］是企业资源观的集大成者，他在1991 年提出，企业独特资源必须拥有四个特征：有价值的，稀缺的，难以复制的，难以替代的。这四个特征被后来的学者们称为“VRIN”。

基于企业资源观，技术密集型企业拥有进行跨国并购的动机。企业想要保持持续的竞争力，需要一些有价值的、稀缺的、难以复制的、难以替代的关键性资源，而先进的技术往往是技术密集型企业不断追求和必不可少的关键性资源。现如今，世界联系愈发紧密，创新活动不再是“闭门造车”，企业只依赖于自身的研发难以在技术革新上形成突破性进展。因此，当企业通过自身的研发很难获取该领域的关键技术，或者耗费的时间成本过多时，很可能会采用跨国并购的方式去寻求外部的知识基础，获取关键性资源。

技术密集型企业可以通过跨国并购，形成协同效应，促进自身创新绩效的提升。跨国并购之后，并购方要去整合被并购方的资源，这种资源可能是市场资源、技术资源、人力资源等，整合并不是只为了把原本两个公司放在一起由一方控制，而是为了优势互补，形成协同效应，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对于技术密集型企业来说，该类企业的跨国并购主要追求的是技术资源，因此并购后需要发挥技术资源上的协同效应，而这类协同效应主要是通过知识迁移来形成的。知识迁移是知识从一方迁移到另一方的过程，跨国并购中的知识迁移有两个过程：传输和吸收。在跨国并购交易双方完成并购时，知识便完成了传输的过程，即从被并购方传输到并购方。但是想要形成协同效应，并购方还需吸收知识，内化为自身创新的推动力，以此来持续提升创新产出［13］。当知识迁移的两个过程都完成后，并购方打破原本自主研发的局限性，吸收新的技术资源，学习新的研究方法，最终产生协同效应，提高创新绩效。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1：技术密集型企业跨国并购能够提高其创新绩效。

2.2 基于专利产出类型的技术密集型企业跨国并购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创新绩效衡量指标常见有新产品销售收入与销售总收入的比值、托宾Q 值、专利产出等。本文选择基于专利产出类型去衡量创新绩效，并且研究企业跨国并购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因为专利能够最直接反映企业创新成果，而且专利受国家法律保护，一经授权其他企业不能再次申请［14］。

专利产出类型分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这三类专利的开发成本和经济价值不一样，发明专利最高，实用新型专利次之，外观设计最低［15］。对于技术密集型企业来说，跨国并购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并购方既然想通过这一方式获取关键性资源，提高自身创新绩效，那价值较高的技术资源自然是并购方试图学习和吸收的重点资源［16］。因此，从企业的战略目标角度来说，跨国并购应当显著提高发明专利这样的高质量专利的产出。

另一方面，从知识吸收的角度来看，企业已有的知识基础会影响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17］，从而影响并购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从目前来看，我国虽为专利大国，却并非创新大国。尽管在政府政策的鼓励下，专利数量显著上升，相比于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在创新发展上已取得巨大的进步，但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企业或许能够接收被并购方企业传输过来的先进技术，但是可能缺少足够的知识基础去吸收被合并方的先进专利技术。并且，相比于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发明专利开发周期长，技术价值高，对并购方已有知识基础的要求较高，因此更加难以被企业学习吸收。如果并购方只能完成知识迁移中的传输过程，而不能完成吸收过程的话，那么跨国并购无法促进并购方高质量专利的持续产出。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竞争性假设2：

H2a：在三类专利产出类型中，技术密集型企业跨国并购对发明专利产出的促进作用是最大的。

H2b：在三类专利产出类型中，技术密集型企业跨国并购对发明专利产出的促进作用不是最大的。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鲁桐等［18］以证监会行业分类为基础，对行业的要素密集情况进行聚类分析，最终将所有行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三类。其中，通过计算研发支出比重（研发支出/应付职工薪酬）区分研发支出在生产要素中的重要性，再采用离差平方和法进行分类，选出了九类行业（医药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它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其他制造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作为技术密集型行业。

本文借鉴鲁桐和党印的研究成果，以这九类行业为基础，为排除2008 年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选择中国A 股上市公司2013 年至2017 年中发生跨国并购的技术密集型上市公司为样本。

在选取样本的过程中，本文遵循下面的几项条件：（1）并购方是中国沪深A 股上市公司，被并购方是非中国企业；（2）剔除被并购企业在开曼群岛等避税地的并购交易；（3）在一年内企业发生多起并购的，选规模较大的一次；（4）剔除ST 或者ST*的企业。具体筛选过程如表1 所示。

表1 样本筛选表

经过筛选，符合本文要求的一共有332 个样本，具体行业分布如表2 所示。

表2 样本描述

从表中可以看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样本量最多。其他制造业以及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并未找到符合要求的跨国并购样本。

本文的样本筛选为手动筛选，通过查询技术密集型企业上市公司2013 年到2017 年的公告得到。除此之外，因变量与控制变量的数据全部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收集整理完数据后，本文使用Stata15.0 进行数据分析。

3.2 研究模型设计

考虑到企业跨国并购后从创新投入到专利产出具有一定的时滞性，企业并购当年的专利申请量并不能够适当地反映跨国并购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此本文将自变量滞后一期进行OLS 回归。

为了验证假设1，即检验技术密集型企业跨国并购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本文建立的模型如下所示。

为了验证假设2，即检验技术密集型企业跨国并购是否对发明专利产出作用最大，本文建立的模型如下所示。

3.3 变量定义

3.3.1 因变量

对于创新绩效的衡量，有总资产净利率、新产品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专利申请数和专利授权数等。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比重会受企业宣传营销活动的影响，总资产净利率难以直接测度企业当年创新产出情况，而相比于专利授权量，本文考虑专利申请量没有申请到授权过程中的时滞，更能直接反应出企业当年得到创新绩效，借鉴曾德明等［19］、李梅等［20］、张凤兵等［21］，选专利申请量作为创新绩效的衡量指标。

此外，本文还将专利细分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进一步探讨跨国并购对不同类型专利的影响作用。考虑到因变量为计数变量，且离散程度较高，因此本文将所有因变量除以100。

3.3.2 自变量

对于自变量的确定，本文取“0-1”虚拟变量，即企业完成跨国并购当年取“1”，其他年份取“0”［22-24］。在确定企业当年发生跨国时，本文会剔除一些可能会影响检验结果的异常值，如企业当年有退市警告，被并购方所在地是避税地等。

3.3.3 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已有研究［25-26］，选取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资产负债率（Lev）、政府补贴（Sub）、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情况（Both）、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Rd）作为控制变量，并加入虚拟变量年份（Year）来控制时间固定效应。

本文的变量如表3 所示。

表3 变量定义及说明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采用描述性分析对模型涉及的各个变量进行初步分析，结果如表4 所示。专利申请总量的最小值是1，最大值是20 107，这表明不同技术密集型企业之间专利申请量差距很大。从不同专利类型来看，发明专利平均值为186.4，实用新型专利平均值为130.3，外观设计专利平均值为22.46。这表明，总体来说，进行跨国并购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发明专利较多，创新绩效较好，符合技术密集型企业的特征。在控制变量中，企业年龄的平均值为15.93，将近16年，最大值甚至达到36 年，这表明本文选取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大多较为成熟，这符合上市公司的生命周期特征。

表4 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4 （续）

4.2 相关性分析

本文用相关性分析检验解释变量是否有共线性，结果如表5 所示。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基本上不超过0.5，表明本文所有模型中涉及的解释变量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不会因为这个原因对接下来的回归分析造成影响。此外，大部分变量相关系数显著，是否进行跨国并购与专利产出的相关系数为正，符合本文预期。表中大部分控制变量与专利产出的相关性系数符号也符合本文预期。

表5 变量相关性分析

4.3 回归结果分析

技术密集型企业跨国并购对创新绩效影响的回归结果如表6 所示。其中，第（1）列是专利申请总量（Pat）回归结果，第（2）列是发明专利申请量（Pat1）回归结果，第（3）列是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Pat2）回归结果，第（4）列是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Pat3）回归结果。

从表中可以看出，专利申请总量的自变量系数为3.226，在10%水平上显著，表明技术密集型企业跨国并购能够提高其创新绩效，验证了假设1。由此可见，从专利产出总量来看，中国的技术密集型企业进行跨国并购之后能够完成知识的传输和吸收，总体上形成完整的知识迁移过程，从而提高并购企业的创新绩效。此外，由回归结果可知，政府补助对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表明政府的补助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则对创新绩效显著负相关，表明企业年龄越大，创新活力越低，企业规模越大，整合难度越大，越不利于提高企业创新绩效。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793，说明该模型的拟合度较好，线性关系成立。

在区分专利产出类型进行比较时，跨国并购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影响都在10%水平上显著，对外观设计专利的影响不显著。然而，发明专利的回归系数为1.260，实用新型专利的回归系数为1.838，发明专利系数小于实用新型专利的系数，这表明技术密集型企业跨国并购对并购方实用新型专利的产出促进作用最大，对高质量的发明专利产出促进作用反而不是最大的，验证了假设2b。

由此可见，国内技术密集型企业通过跨国并购，尽管能够实现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相关技术资源的传输与吸收，完成知识迁移过程，促进创新绩效的提高，但是对不同技术资源的促进程度是不一样的。由于我国现阶段的知识基础还相对较弱，在跨国并购过程中，并购方对于实用新型专利这类技术价值和吸收难度较低的技术资源有较好的吸收能力，对发明专利这种高价值技术资源的吸收能力相对较弱，具体表现为跨国并购对发明专利的促进作用小于实用新型专利。因此，国内企业完成跨国并购仅仅是第一步，并购完成后的知识吸收和整合可能更为重要。毕竟，创新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跨国并购带来的不应当仅仅是已有的专利，只有将创新资源整合为并购方自身创新的推动力，才能最终实现创新的持续发展。

表6 技术密集型企业跨国并购对创新绩效影响滞后一期回归结果

4.4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前文的研究结果是否稳定，本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由于模型自变量为是否跨国并购，没有替代变量，因此本文替换了因变量，将专利申请量（Pat）替换为专利授权量（Patent），然后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7 所示。从表7 可以看出，自变量系数为1.218，在10%水平上显著，表明技术密集型企业跨国并购对总体创新绩效提升的作用是较为持续稳健的，符合假设1。实用新型专利的回归系数为1.108，在10%水平上显著，发明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回归系数较小且不显著，这表明技术密集型企业跨国并购对实用新型专利的促进作用是最大的，符合假设2b，与前文的结果一致。这表明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比较可靠。

表7 改变专利产出度量方式并滞后一期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表7 （续）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结论

创新发展对国家对企业都很重要。从宏观来看，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依靠的是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从微观来看，企业想要保持可持续的竞争力，就需要将产品不断推陈出新，满足市场需求。为此，我国很多技术密集型企业试图通过跨国并购提高企业创新绩效，但是技术密集型企业跨国并购是否能够真正提高其创新绩效尚未形成定论。本文从理论上分析出技术密集型企业跨国并购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并提出相应的假设。接着本文通过搜集数据，建立模型来进行实证研究，检验假设是否成立。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最终得到如下的三个结论：

（1）技术密集型企业跨国并购对创新绩效有促进作用。从专利产出的视角来看，技术密集型企业的跨国并购能够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提高自身的专利产出。对于技术密集型企业来说，持续的创新产出是企业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因此大部分技术密集型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战略目标是进行技术吸收，提高创新绩效。并且，跨国并购使得并购方不必囿于自身知识基础的局限性，也能引进很多国外的技术人才，有利于并购方打破技术壁垒，获取新的关键技术资源，在创新发展上取得质的突破。

（2）我国技术密集型企业的跨国并购对高质量技术资源的吸收能力较弱。跨国并购对实用新型专利的促进作用超过了发明专利，这样的结果表明，我国技术密集型上市公司跨国并购对高质量专利的促进作用并不是最大的，国内目前较弱的知识基础使得并购方对高质量技术资源的吸收能力不够强，并购方很难将先进技术内化为自身创新推动力，很难持续促进高质量专利产出。

（3）政府补助对于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创新绩效具有激励和促进作用。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加入了政府补助作为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在所有的模型检验中，政府补助都能显著提高企业创新绩效。我国目前实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国家对高科技企业有很多政府补助，并且有些补助是针对高技术人才和创新活动等实行的专门补助，这样的政策对于企业的创新活动起到了极大的激励作用，尤其是对于技术密集型企业，他们的创新绩效会因此有较大的跃升。

5.2 建议

基于本文已有的研究结果和得出的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国内技术密集型企业应创造条件通过跨国并购来提高创新绩效。本文研究结果显示，技术密集型企业的跨国并购能够有效提高创新绩效，而这正是很多技术密集型企业追求的。因此，当企业通过自身努力很难取得技术上的突破，或者某领域的关键技术不为国内企业所拥有时，不妨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积极创造条件，实施跨国并购战略来促进企业的创新产出，提高创新绩效。毕竟，某些核心技术的技术壁垒较高，仅凭国内企业自行研究可能耗费很长的时间花费很多的财力物力也难以出成果，而跨国并购是打通这一技术壁垒的好方法。

（2）国内技术密集型企业需加强跨国并购后的学习与吸收。近年来我国专利产出在质量与总量的发展是显示出两极分化的趋势，虽然总量来看提高较为明显，然而专利质量的短板仍然十分明显。显然，并购方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的跨国并购，不只是试图取得已有的技术资源，而是希望借此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推动创新绩效的持续提高。因此，技术密集型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获取被并购方的技术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企业要加强对新技术的吸收学习，转化为自身创新的推动力，完成知识转移的过程，形成协同效应，以此来增加高质量专利产出。另一方面，企业自身知识基础的提高也有利于企业对其他技术资源的吸收，形成一个企业创新产出的良性循环。

（3）政府应继续对企业创新加以补贴。创新活动通常是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并且在研发过程中失败的可能性如影随形，很多规模较小的企业很可能因为资金需求过大或者为了规避研发失败的风险而选择减少创新活动。如果企业仅依靠一些风险投资基金，很可能因为对方较低的失败容忍度而丧失资金来源。因此，政府补助的发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研发过程中的资金压力，减小研发失败对企业造成的损失，鼓励企业加大科研领域的投入。此外，一些针对研发活动的专项政府补助更是可以有针对性地提高企业的研发和创新活力，最终提高创新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