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服务研究的现状、热点与趋势
——基于CiteSpace可视化视角

周恩毅 王海娜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西安710055)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了“到2035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的主要目标。一方面道出了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相对落后的现实，另一方面体现了新形势下对农村公共服务的发展要求。无论从城乡的协调发展、从我国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还是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来看，改变农村公共服务的现状都是大势所趋。

学术界关于农村公共服务的研究不可悉数，但往往是传统意义上的内容综述和定性分析，无法准确捕捉该领域的研究现状，本文借助知识图谱可视化视角，全面回视学术界对于农村公共服务的研究历程，梳理该领域的研究脉络。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数据

本文以中国知网的期刊数据库(CNKI)为源数据库，通过高级检索，将主题设置为“农村公共服务”，考虑到文献的相关性和权威性，期刊来源类别选定为“CSSCI”“核心期刊”和“CSCD”，检索年限设定为CNKI建库至2020年5月15日，共检索出1 410篇相关文献。为提高研究样本的信效度，剔除政府文件、要闻、会议通知、会议讲话、期刊征稿、无作者条目等无效文献后，共得到有效文献1 359篇，文献起止时间为1992—2020年。

1.2 研究方法

本文将检索到的中文文献题录以CNKI中的“Refworks”格式导出，导出的信息包括题目、作者、研究机构、期刊、关键词、发表年份等。将题录导入CiteSpace中，以其内置Data Import/Export功能进行格式转化，以“download_***.txt”命名。确定关键词、作者、机构3个主要维度，通过对CiteSpace软件进行参数设置，可以得到相应的可视化知识图谱，从而对当前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前沿有大致的把握。

2 农村公共服务研究领域时间与空间分布

2.1 载文量分析

对有效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我国农村公共服务领域论文发表数量的变化趋势(见图1)。

图1 农村公共服务研究发文量的年度趋势图

根据图1发文量的变化情况，将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研究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低潮徘徊期(1992—2002年)，年度发文量均不足10篇，研究主体和重视程度显然不够；第二阶段为摸索壮大期(2003—2005年)，相关研究成果稍有所增进，但总数仍然比较少，研究居于平缓进步时段；第三阶段为急剧发展期(2006—2014年)，研究成果自2006年起爆发式增长，2010年发表量达到124篇的峰值；第四个阶段为成熟稳定期(2015年至今)，发文量平稳波动并呈现缓慢下滑的趋势，图1中2020年的发文数量截至2020年5月15日。

2.2 作者共现分析

将文献数据导入CiteSpace软件中，设置时间分段(time slicing)为1992—2020年，节点类型(node types)为作者(author)，阈值(top N per slice)=40，修剪(pruning)=无。通过软件运行得到作者合作可视化图谱(见图2)。

图2中，网络密度(Density)为0.011 8，Density<0.02，说明整个网络比较稀疏，该领域团队合作较少，作者合作关系不强，交流不紧密。

图2 发文作者共现图谱

图3 发文机构共现图谱

2.3 机构共现分析

在CiteSpace软件中，节点类型(Node Types)选择机构(Institution)，其他参数设置与作者共现分析保持一致。通过软件综合分析，得到机构合作网络可视化图谱(见图3)。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农村公共服务领域的研究机构众多，高等院校是其主要组成部分和支撑力量。其中，华中师范大学的发文量最多(75篇)，其次是华中科技大学(22篇)、北京大学(21篇)、湖南农业大学(21篇)、华中农业大学(20篇)等，其中也包含了各研究机构的研究中心或者学院。同样根据普赖斯公式测算，得出本研究核心机构为发文6篇以上的机构，可见对于农村公共服务领域的研究机构较集中，而且研究时间比较长，更有利于对这一研究主题的跟进和深度挖掘。但图3网络密度(Density)为0.004 3，远小于0.02，说明农村公共服务研究力量比较分散，大部分学者依然处于独立研究状态，团队间的合作关系较弱。

3 农村公共服务研究热点分析

3.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利用CiteSpace进行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时，节点类型(Node Types)选择关键词(Keyword)，修剪(pruning)=pathfinder+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其他参数保持不变，得到我国农村公共服务领域文献的关键词共现网络,见图4。进一步对词频和中介中心性分别排名在前20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见表1。关键词能够体现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与研究方向，中介中心性能够反映节点在网络中的重要程度。

图4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表1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领域高频关键词与高中介中心度关键词对比

从图4和表1可知，出现频次最高的3个节点是“农村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和“农村”，这与检索主题是“农村公共服务”有关，作为该领域的标志性词汇，出现次数不会低。此外，出现频次位居前列的关键词有“新农村建设”“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农村体育”“城乡一体化”“均等化”“乡村振兴”“公共卫生服务”“满意度”等，是农村公共服务的研究热点。“农村体育”“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村广播电视”作为中介中心性较高的关键词，表明我国农村公共服务领域研究集中于这些主题。从表1可以看出，高频关键词和高中介中心性关键词重叠程度较高，表明我国农村公共服务领域研究形成了较明显的热点。

3.2 关键词聚类分析

3.2.1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问题。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对于我国农村民生领域的欠账太多，农村公共服务供需失衡问题突出。杨振杰等认为，长此以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单一，无法充分发挥市场竞争与社会监督作用，且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忽略了民众自身的需求偏好，导致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下[1]。朱松梅等认为，家长式的供给模式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以供给方的意愿当作决策依据，难以反映农村居民的实际需求，从而降低了服务品质[2]。还有学者认为，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直接影响着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水平,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政权的末梢，财政收入无法支撑公共服务支出，需严重依赖中央或上级的财政支持，所以很难实现对农民需求的满足。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对策。吴业苗提出“一主多元”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由于政府或市场为主体的供给体制，都会产生失灵问题，所以应该加快构建以政府为主，社会组织、企业和农户自主供给为补充的多元供给形式[3]。贺雪峰等研究认为，基层政府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统一格局的结构，必然要进行相应的体制改革，对农村事务治理模式进行重构，从而形成多元化供给主体的模式[4]。有学者谈到，财力与事权相匹配是基层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保障。张新文等提出建构以法治做基础，德治做辅助的保障机制，进而形成有效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体系[5]。

3.2.2 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城乡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原因。正如王晓慧所言，造成城乡发展不均衡，城乡公共服务水平差距的根本原因是城乡“二元”分割的治理结构[6]。城乡公共服务不均等的现状违背了公平、公正的社会原则。孙晓莉等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工业带动的不平衡发展形成了以城市为导向的公共服务不平衡的供给方式，导致我国的城乡公共服务严重非均等化[7]。更有学者认为，GDP增长趋向是影响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原因，经济发展水平是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故地方政府将重点放在公共服务的经济效益上却忽视了其社会效益，而造成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缺乏明显效果。

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对策。有学者认为，在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应当以循序渐进、精准服务的方式推进。有学者以罗尔斯的正义三要素为奠基，分析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价值要求和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构建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程度评价模型，包括对政策环境公平、供给水平发展、人民满意度进行评价，这一评价方法推动了高质量的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8]。

3.2.3 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

对于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居民对不同类型公共服务满意度之间的差异和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等方面。范静波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农村地区对基本民生与社会管理、社会保障与就业的满意度高于城市，而城市地区对公共设施与文化类的满意度比农村高,故政府应为不同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公共服务[9]。王雪平以河南省为例做实证研究，发现年龄、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与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之间均为负相关关系，其中文化程度高低是影响居民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主要因素。研究中还发现河南省农村交通和通讯设施是农村中最为短缺的，其次是医疗保健以及文化娱乐教育服务，因此作者从公共财政支出的视角提出，政府应当做好财政资金的优化配置，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10]。

3.2.4 农村公共服务类型

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保护公民的文化权益，满足公民的文化需求，践行其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路径[11]。闫小斌等认为，农村文化服务基本上是供给驱动模式为主导，这种服务模式暴露出供求错位、供求脱节、设施使用效率低、文化断裂与传承问题等[12]。有学者认为，应将需求导向治理理念引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实践，是破解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碎片化的基本条件[13]。此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不仅需要将具有城市文化特色的图书馆、文化站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带入农村，更需要以农村自有的文化资源为奠基，尽可能让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与时俱进且有地方特色。

公共卫生服务保障人民群众健康，给予人民群众实在的获得感。“健康中国”战略中指出“力求到2020年，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然而，于勇等认为，我国农村地区人口众多且较为分散，增加了公共卫生服务覆盖的难度，因此需要在服务的方式、方法上勇于创新，实现公共卫生服务的可及性[14]。

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和居民的体质健康逐渐受到政府的重视，并且以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确保群众体育事业的顺利发展。胡庆山等研究表明，对于农村公共体育服务建设而言，体制问题是关键,当下应该正视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体制的弊端问题，完善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管理机构设置，保障基层政府机构设置科学合理，并明确政府管理职能，制定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标准[15]。有学者认为，政府在没有广泛调查居民体育需要的基础上盲目供给，加之农村村委会在这方面管理经验不足、重视程度不够，导致设施闲置，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

4 研究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第一，我国农村公共服务领域大致经历了1992—2002年的低潮徘徊期，2003—2007年的摸索壮大期，2008—2014年的急剧发展期，2015年至今的成熟稳定期。从文献数量和时间的变化可以发现，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的研究在经过不断地发展与深化的阶段后，研究成果发展蓬勃，质量上更加求精。

第二，从作者和研究机构图谱及数据的分析发现，该领域还未形成明显的核心作者群，研究力量布局也主要分散在各高等院校。本研究中核心作者占比为4.8%，其中除了吴春梅学者发文量为17篇外，其余差距不大，而研究机构的重镇主要在华中师范大学，且研究机构间没有明显的合作关系，整体呈现碎片化的格局，缺乏一定的学术交流和强有力的研究平台。

第三，农村公共服务的研究热点包括“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农村公共服务类型”等。公众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升级促进着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也推动着该领域研究主题的更迭。

4.2 研究展望

第一，重视核心力量领衔。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作者间以及机构间合作关系较弱，大部分仍处于独立研究的状态，长此以往对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研究的长久发展是不利的。我国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作为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必须加强团队建设，激发学术共同体的研究使命，努力提高科研竞争力和影响力，形成更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不断为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的发展贡献力量。

第二，注重定量与定性混合研究。当前，关于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的研究主要基于定性方法，定量研究较少。传统的定性研究难以全面概括某一研究领域的全貌，而单纯采用文献计量工具分析难以洞悉具体的观点。未来应该结合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保障研究的客观性和全面性。

第三，探索农村公共服务创新发展模式。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且2019年中央文件《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指出，在本世纪中叶，要全面建成数字乡村，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说明我国农村的发展进入全新的时代，也意味着农村公共服务的进步也迎来了新的历史性契机，将助力农村公共服务领域的研究走上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