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安 710119]
《千只鹤》中有关道德与伦理的线索直接反映出作者川端康成在战后的社会思考。频繁受到引用的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中说:“川端康成先生以卓越的艺术手法,表现了道德与伦理的文化意识。”这部小说自1949年5月至1952年10月在刊物上陆续地发表,并于1952年2月由筑摩书房出版单行本,此为前篇,而后篇则是指1953年4月起陆续发表的《波千鸟》。在此仅涉及前篇。
《千只鹤》中,主人公三谷菊治以父辈的众多关系构织成一种“可怕的循环怪圈”。他深陷于循环怪圈之中,苦苦挣扎,陷入无止境的痛苦与迷茫,最终呈现出一种精神虚无的特质。而菊治的精神虚无只是普遍谈及的川端康成物哀美学的必然呈现吗?
根据文学伦理学的观点,文学作品中的“一切问题都应纳入伦理和道德的范畴加以讨论”。评论所能做的,是“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进入文学的伦理环境或伦理语境中”。我们试图追溯川端康成当时的伦理现场与立场,并从文学伦理学出发解读《千只鹤》以及其中隐含的伦理思想,寻找菊治精神虚无产生的客观伦理原因,并解释这一现象与作者主动探索之间的联系。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也许会对于小说人物的精神困境得到新的诠释角度与结论。
聂珍钊先生在《文学伦理学》一书中提出伦理身份(ethical identity)、伦理禁忌(ethical taboo)与伦理困境(ethical predicament)等术语:“伦理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从来源上可以分为与生俱来的血亲伦理身份与后天获得的伦理身份,如丈夫与妻子之间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