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双元创新驱动机制
——基于高新技术企业的定性比较分析

吴建祖，华欣意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甘肃兰州 730099）

1 研究背景

研究表明，双元创新是企业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与提高竞争优势的有效方式［1-2］，它要求企业同时进行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其中，前者是探索新知识、开发新技能的一种突破式创新活动；后者是优化与改进已有产品的一种渐进式创新活动［3-4］。对企业来说，探索式与利用式创新都是必不可少的，兼顾这两种不同模式的创新活动并保持适当平衡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1］。但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作为连续统一体的两端，会争夺企业资源，导致企业分配资源时顾此失彼，不利于双元创新，陷入二者相悖的困境。企业如何权衡现有资源环境并有效开展双元创新？关于这一问题，学者们针对不同层面的不同要素做了大量深入研究。文献回顾发现，学者普遍提出企业双元创新驱动因素主要包括环境动荡性、市场竞争强度、政府补贴等外部因素，企业积累的资源、能力、结构、文化等企业层面因素，以及管理者的特征、经历、风险偏好等高管团队（TMT）层面因素［5-8］。

虽然现有关于企业双元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多是在各前因变量相互独立的前提下探究单个因变量对双元创新的主效应，很难清晰阐述3 个以上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研究逻辑较为局限。企业双元创新是多方面因素共同决定的具有复杂因果关系的行为，很难从单一方面给出合理解释。本研究引入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方法探究企业双元创新驱动因素的初衷，便是以整体视角分析不同内外部因素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定性比较分析是一种基于整体范式的集合论研究方法，已有研究表明，定性比较分析能够克服定性分析和定量研究的局限性，并不强调各变量的净效应，而且能够有效处理多个因素同时构成的构型［9-10］，与本研究主题吻合。鉴于此，本研究基于资源基础理论构建外部环境（市场竞争强度、政府补贴）、企业资源和能力（组织冗余、技术多元化）以及TMT（TMT 技术背景、TMT 政治关联）3 个层面6 个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影响企业双元创新的模型，探究企业实现双元创新的多条等效路径。

2 理论基础

March［4］基于组织学习视角将企业创新分为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探索式创新是一种根本性、脱离原有技术轨道的创新活动，具有高风险、投资回报周期长的特点；利用式创新是以现有技术为基础的再开发过程，具有确定性强、可预测性的特点。在创新驱动发展的现实情境下，企业要想保持可持续竞争优势，不但要具备核心技术，还要拥有未雨绸缪的前瞻性。资源基础理论认为，环境、资源和能力共同影响企业决策，双元创新需要企业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权衡并分配各项资源。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整合，本研究将双元创新的影响因素分为外部环境、企业资源和能力以及高管团队3 个层面。企业发展依托于外部环境、市场环境变化和政府宏观政策调控都会影响企业战略决策，双元创新首先应考虑市场和政府因素［5，11］；企业是双元创新的行为主体，其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是影响企业双元创新战略部署以及具体实施的关键因素［12］；TMT 是企业内部的核心群体，其自身能力与所掌握的资源会影响企业双元创新的战略制定和活动执行［2］。本研究构建的企业双元创新驱动机制模型如图1 所示。

图1 企业双元创新驱动机制模型

2.1 外部环境层面

外部环境变化是企业双元创新的动力之一［5］。资源基础理论认为资源是推动企业行为的重要动因，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市场配置与政府调控都对资源分配起重大作用［13］。一方面，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竞争会促使企业通过双元创新来维持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双元创新的外部性和不确定性容易导致市场失灵，此时，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可以通过资金补助或税收优惠等手段来激励企业双元创新［14］，有效缓解市场失灵问题。

2.1.1 市场竞争强度

市场竞争强度反映企业所在行业竞争的激烈程度，随着同行业竞争者数量增加而加剧［15］。市场通过竞争将资源配置给企业，给企业带来竞争压力的同时也提供了创新动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味规避风险盲目跟风只会丧失竞争优势、加大被市场淘汰的风险，所以，采取积极的策略防患于未然，不断优化核心技术与探索新研究领域是必要的。当市场竞争加剧时，探索式创新产生的新产品可以为企业带来长期竞争优势，保证其在现有市场脱颖而出或在新兴市场立足；利用式创新通过对已有技术或产品的优化，确保企业能在短期内产生合理的投资回报［5］。因而，市场竞争压力促使企业通过双元创新获得足够的市场份额，双元创新带来的差异化战略也确保企业有足够底气与市场竞争抗衡。

2.1.2 政府补贴

政府补贴是指政府为激励企业创造性活动而给予的无偿资金支持。目前关于政府补贴的效用仍存争议：一方面，政府补贴可以弥补“市场失灵”，降低研发成本，同时释放出企业发展利好的信号，带动企业投入更多组织层面的创新资源，产生杠杆效应；另一方面，政府补贴也会产生挤出效应，通过抬高市场上研发要素价格，挤出一部分企业的研发活动［16］。对于得到政府补贴的企业而言，政府补贴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的投资风险不同，企业需要权衡来确保政府补贴得到有效利用。政府补贴可以加快利用式创新的速度，助力创新项目快速应用于市场，有利于企业短期绩效的提高；探索式创新的高风险和不确定性等特征导致企业与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增大外部融资难度［17］，政府补贴可以降低探索式创新研发成本、帮助企业吸引更多外部融资。因而，政府补贴通过不同的方式促进企业双元创新。

2.2 企业资源和能力层面

外部因素从宏观层面解释了双元创新的系统性趋势，但无法解释企业间的异质性，企业的资源、能力、结构等都会影响双元创新［5］。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充足的资源可以避免两类创新活动争夺资源的情形，强化企业风险承担能力［18］；成熟的技术基础能提高企业内部知识的转化效率［19］，是双元创新顺利实施的保障。因而，本研究选择组织冗余和技术多元化作为企业层面的影响因素。

2.2.1 组织冗余

组织冗余是指企业所拥有的资源与维持现状所需资源之间的差异，或企业中未被利用的闲置资源，反映了企业资源的宽裕程度。创新活动具有连续性和退出成本高的特点，若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持，就会出现正在进行的创新项目因为资源短缺而搁置或不同创新活动争夺资源的情形，给企业带来损失［20］。因而，当企业拥有较多冗余资源时，较为宽松的内部资源环境会强化企业风险承担能力，是双元创新活动顺利实施的基础［5,18］。资源基础理论认为，组织冗余可以为双元创新提供资源保障，有利于两类创新活动的共存和互补［21］。利用式创新的目标是改进已有产品，快速提升短期绩效，组织冗余能为其提供充足的资源准备；探索式创新追求通过技术变革来获得长期利益，新知识与新思想的运用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组织冗余可以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组织冗余使企业具备更好的资源驾驭能力，提高双元创新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2.2.2 技术多元化

技术多元化是指企业技术能力的多元化程度［22］，即企业在保持核心技术优势的前提下，为增强技术能力或扩展技术种类而延伸至其他领域［23］。技术多元化既可以提升企业内部知识的转化效率［19］，帮助企业快速应对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并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也能够拓展企业的知识宽度，防止产生思维定势，促进企业技术变革。高度多元化的技术知识是企业双元创新的基石。探索式创新过程中存在大量未知风险和不确定性，技术多元化为新产品的产生提供了强有力的知识保障；利用式创新是通过对现有技术的优化来满足客户或市场需求，技术多元化为技术改良提供了条件，便于企业通过对已有知识的调用和组合实现渐进式的创新成果。技术多元化是企业拓展创新宽度和探索创新深度的基础，有利于推进双元创新。

2.3 高管团队层面

TMT 是企业内部的核心群体，在双元创新的活动制定和具体执行中起着关键作用［2］。高层梯队理论认为，TMT 特征可以反映其行为偏好和价值取向，进而影响企业的战略决策［24］，如双元创新战略等。一般而言，TMT 成员所掌握的技术和资源很有可能左右其决策选择，是影响管理者制定决策的两个重要因素。所以，本研究选取TMT 的技术背景和政治关联作为TMT 层面的驱动因素。

2.3.1 TMT 技术背景

技术背景是TMT 的重要特征之一。技术人员在双元创新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5］。若处于决策地位的TMT 具有相关技术背景，熟悉企业所涉及的技术领域及发展动向，则会对研发过程给予更多关注，减少创新阻力。TMT 是否具有技术背景，对研发决策和资源配置都起着关键作用。双元创新过程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具有技术背景的TMT 了解研发活动的重要性，可以合理分配企业资源，促进研发效率［26］。一方面，具有技术背景的TMT 无形中营造出积极创新的企业氛围，可以鼓舞研发创新活动，加快产品改进或优化的速度［27］，进而实现利用式创新；另一方面，TMT 成员具有技术背景，更能察觉市场对技术的需求，在技术革新方面具有前瞻性，会为新产品开发配置更多资源，推动企业探索式创新。TMT 技术背景对两类创新活动具有不同的促进作用，有利于企业双元创新。

2.3.2 TMT 政治关联

双元创新需要大量外部资源的支持，TMT 的社会关系网络是获取外部资源的主要方式之一［28-29］。政治关联是TMT 社会关系的一种，可以帮助企业争取到更多的外部资源。中国的制度环境决定了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主导地位，其在多数情况下都是资源的分配者［30］，因而对企业而言，若TMT 成员与政府有关联，就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资金或技术支持，帮助企业更好地平衡利用式与探索式创新。首先，企业在制定双元创新决策时需要收集多样化信息，以便于掌握最新技术动向，而政治关联有助于企业快速获取有效的创新政策、掌握市场发展动向，便于企业有针对性地制定双元创新战略；其次，创新活动需要大量资金支撑，TMT 成员可以通过其政治关联帮助企业争取到政府补贴，避免因资源短缺阻碍某一类创新活动的实施。TMT 政治关联是企业所拥有的一种关键资源，可以帮助企业减少双元创新过程中的阻力。

3 研究设计

3.1 案例选择和数据收集

高新技术企业是科技发展的中坚力量，相较于一般企业创新积极性更高，在研发创新方面具有代表性，因而，本研究选取A 股中隶属于高新技术企业的上市公司为初始案例。通过借鉴国家实施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2016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目录》等政策文件，确定高新技术企业行业代码。为保证案例数据的有效性，对初始案例进行如下筛选：（1）考虑到本文对双元创新的研究是以专利为基础，因此剔除2018 年专利数为零的企业；（2）QCA 并非大样本研究，对缺失数据的特殊处理会影响结果的准确性，因此剔除所有存在数据缺失的企业。另外，由于原因对结果产生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前因变量的数据选取2017 年的。最终保留32 家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研究案例（以下简称“样本”），共涉及10 个行业。

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CSMAR 数据库、中国专利数据库。其中，组织冗余、政府补贴、竞争强度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根据企业财务报表披露的相关数据计算而来；TMT 技术背景和TMT政治关联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经过笔者手工整理计算得出；技术多元化以及双元创新数据来源于中国专利数据库，通过对企业专利整理分类并辅以相关计算得出。

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来检验各前因条件及其交互作用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探究驱动企业双元创新的不同构型。QCA 是一种介于定量分析和定性比较之间的研究方法，以布尔逻辑和集合论为基石，探究多个前因条件如何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结果，体现殊途同归的结果等效性［10，31］，满足双元创新驱动机制的研究。具体来说，选择fsQCA 方法主要有如下几点原因：

第一，QCA 可以应对前因条件的复杂性［31］。不同于回归分析方法强调单个变量的净效应，QCA以构型理论为基础，可以有效处理多个前因条件之间的复杂交互［10］。

第二，QCA 聚焦于前因条件与结果之间的因果非对称性，可以处理不对称的因果关系（即，当未必成立），通过分析哪些因素是结果（双元创新）的充分或必要条件，判定条件和结果之间的非对称关系［31-32］。

第三，QCA 方法对样本量要求不高。研究案例数为32 家企业，对定性分析而言案例数过多，但又不满足量化研究的大样本要求。作为定性比较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产物，QCA 突破样本量限制，不需要大样本来保证结果的无偏性［32］，也无需对跨层条件做特殊处理，正适合双元创新的研究。另外，选择fsQCA 作为具体的研究方法，因为它同时拥有定性和定量属性，相较于其他QCA 方法（如csQCA和mvQCA）而言更具优势，更能说明前因条件在程度或水平上的变化。

3.3 测量和校准

fsQCA 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将模糊集视为一个连续变量，校准后用其来指代集合的隶属程度。这种隶属关系通过理论知识和实际经验设定“完全不隶属”“转折点”和“完全隶属”3 个定性的门槛值，但在实际校准过程中不是所有变量都有可供参考的校准标准。对缺乏参照标准的因素，为避免人为校准的主观性，参考Garcia-castro 等［33］的做法，分别用其在10、50、90 分位数的值当作相对应“完全不隶属”“转折点”“完全隶属”的门槛值。如下便是各条件的具体测量方法与校准标准（见表1）：

（1）市场竞争强度（MC）。借鉴以往研究，采用反映行业集中度的HHI 指数来衡量市场竞争强度［34］，计算公式为：其中，Xi为行业内企业i的年度营业额。HHI 指数反映了行业的竞争情况，HHI 指数越小，说明该行业竞争越激烈；反之亦然。以HHI 指数的中位数0.022为基准，将样本企业行业分为高竞争和低竞争行业，若某行业HHI 指数小于0.022，则为高竞争行业，赋值为1；若某行业的HHI 指数大于0.022，则为低竞争行业，赋值为0。

（2）政府补贴（GS）。考虑到各企业规模不同，其获得政府补助的额度也会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利用政府补助与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政府补贴，以避免由企业本身引起的系统误差［35］。在校准时，选取样本企业获得政府补贴的相应百分比作为各门槛值。

（3）组织冗余（OR）。利用流动比率，即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率来衡量组织冗余［36］。流动比率表示企业中不受其他因素约束的冗余资源。一般而言，流动比率越高，就意味着企业拥有越多可以用于满足即时需求的灵活资源［37］。在校准时，选取样本企业组织冗余的相应百分比作为各门槛值。

（4）技术多元化（TD）。参照张庆垒等［7］和Guan 等［38］的方法，通过企业申请专利种类来衡量技术多元化程度。由于中国采用IPC 方法来区分不同专利所属领域，以IPC 主分类号的前4 位为基础区分类别，具体采用Herfindahl-Hirschman指数来计算企业技术多元化程度，计算公式为：。其中：TD 为企业技术多元化；n为专利的IPC 号；为第i种类别的专利数占企业当年申请专利总数的比例。在校准时，选取样本企业技术多元化的相应百分比作为各门槛值。

（5）TMT 技术背景（TB）。通过TMT 中有相关领域技术背景的成员占总人数的比例来衡量TMT技术背景。其中，确定技术背景的标准为：一是接受过技术领域专业知识的高等教育；二是有相关职业背景，即曾在相关行业的研发设计岗位或高校专业任职。在校准时，选取样本企业TMT 技术背景的相应百分比作为各门槛值。

（6）TMT 政治关联（PC）。用赋值法来衡量TMT 政治关联。将TMT 成员中有在国家、省级、市级、县（区）以及乡镇担任政府部门行政职务的企业分别赋值为5、4、3、2、1，当TMT 中没有人在政府部门任职则对该企业赋值为0；若企业存在两名及以上TMT 成员在政府部门任职，则以所任职务最高行政级别为准。在校准时，将“5”设定为完全隶属成员，“3”为转折点，“0”为完全不隶属成员。

（7）通过对不同专利所属类型的划分，以企业当年申请的专利类型总数来衡量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以IPC 号的前4 位为基本类别、以5 年为过渡期来确定一项专利的类型。若企业申请的某项专利在之前5 年内出现过相同的专利分类号，则将该项专利记为利用式创新；若企业申请的专利类别在之前5 年内未出现过相同的专利分类号，则将其记为探索式创新。

（8）双元创新（AI）。借鉴陈建勋等［2］的方法，采用有机平衡观来衡量企业双元创新程度。利用公式来测量利用式创新与探索式创新的相对平衡度。其中：x为探索式创新的专利数；y为利用式创新的专利数。当x=y时，平衡度的值为1，意味着企业此时双元创新能力最强；当两者不平衡，即|x—y|>0 时，差值越接近于0 表示企业双元创新能力越弱。选取样本企业双元创新的相应百分比作为各门槛值。

表1 样本各前因条件和结果的校准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实证结果

（1）必要条件检验。首先对单个前因条件（包括其非集）是否为双元创新的必要条件进行检验。若某个前因条件总是存在于结果发生的情况下，那么该条件就是结果出现的必要条件［39］。在fsQCA研究中，用一致性衡量必要条件，若一致性水平大于0.9，则认为该条件是结果的必要条件［10］。使用fsQCA3.0 软件分析的双元创新必要条件检验结果见表2 所示，可知各前因条件的一致性水平都在0.9 以下，都不能单独构成样本企业双元创新的必要条件。

表2 样本企业双元创新的必要条件分析

（2）条件构型的充分性分析。接下来通过组态分析探究多个前因条件构型引致结果产生的充分性，识别前因条件构型［40］。在模糊集中，确定案例频数阈值与模糊子集一致性是很重要的一步，它决定了案例与构型是否隶属于结果出现的前因组合。频数阈值的设定需要以样本规模为依据，本研究的案例数量属于中小样本研究，频数阈值为1 即可。在设定一致性时，为降低潜在的矛盾组态，结合研究具体情况并参考已有研究，将一致性阈值设为0.8［12，41］，将不一致性的比例减少(proportional reduction in inconsistency，PRI)设为0.7［42］。由此得到企业双元创新的初始前因条件构型，即复杂解。在设定简单类反事实前因条件时，考虑到已有研究并没有针对本研究的这6 个前因条件与企业双元创新的关系给出一致结论或明确的理论支撑，因此本研究在给出中间解的步骤中选择“存在或缺席”，并没有对这6 个前因条件在何种状态下会导致企业双元创新作出具体预设。经过反事实分析后得到简约解和中间解，若某个前因条件同时出现在简约解和中间解中，则记为核心条件；若仅出现在中间解中，则记为辅助条件［41］。遵循已有研究，本研究分析时以中间解为主、简约解为辅，企业双元创新的构型分析结果如表3 所示。

表3 样本企业双元创新的构型分析

在构型分析中，一致性和覆盖率是判断不同前因条件构型与结果之间关系的重要指标。由表3 可知，总体解的一致性大于阈值0.8，满足一致性条件，单个构型解的一致性水平也均大于0.8，可构成样本企业双元创新的充分条件。研究发现a、b1、b2和c这4 种导致企业双元创新的构型，可以视其为企业双元创新的充分条件组合，证明了构型视角殊途同归的特点。从各构型本身来看，构型a 是在市场竞争强度、TMT 政治关联存在，其他均缺席的情况下成立；构型b1、b2的简约解相同，都是以市场竞争强度和政府补助为核心条件，但二者的辅助条件不同；构型c是在政府补助、技术多元化存在，组织冗余、TMT 技术背景和TMT 政治关联均缺席的情况下成立的。

4.2 企业双元创新驱动机制分析

fsQCA 是以构型视角研究企业双元创新驱动机制，前因条件之间关系相对复杂。根据不同构型所包含的核心条件与其背后的解释逻辑，本研究将驱动企业双元创新的4 种前因构型归纳概括为3 种不同的企业双元创新驱动机制模式，通过对这3 种模式的诠释以及结合典型案例的分析，提炼出相应的结论。

（1）市场-非市场因素互补型。这一模式的前因构型为（MC*～GS*～OR*～TD*～TB*PR），是在市场竞争强度与TMT 政治关联存在，其他条件均缺席时成立的，将其命名为市场-非市场因素互补型。在该模式中，市场竞争强度和政治关联是企业双元创新的主要推动力。其中，市场竞争为外部环境层面的影响因素，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给企业带来压力的同时也提供双元创新动力。但仅凭借市场的外部激励作用不足以支撑企业双元创新，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双元创新还需要一定的资源基础。在中国情境下，新兴市场的制度环境和战略要素尚不完善，政府仍掌握着一部分关乎企业生存和发展所需资源的分配权，企业与政府建立良好关系、获得政府支持，对其生存和发展有重要意义［30，43］。TMT 作为企业举足轻重的人力资源，其政治关联是企业的“天然”优势。一方面，TMT 政治关联可以帮助企业更容易获取资源支持、掌握创新政策［44］；另一方面，与政府的关联性可以帮助企业在申请银行贷款、政府补助等方面减少阻力。在这种模式下，市场和非市场因素可以形成有效互补。

QCA 方法研究可以聚焦到案例本身对构型进行因果解释［31］。该模式的典型案例是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其主营业务为胶用炭黑等煤焦油加工业务，属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该行业在化学工业中占主导地位，行业内企业数量庞大，市场竞争激烈，但行业本身的技术创新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亟需通过双元创新来缩小差距；另外，该公司主营业务的原材料是原油，此类稀缺资源均由政府配置，基于政治关联的寻租活动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稀缺资源。对这类企业而言，尽管资源和技术都相对有限，但激烈的市场竞争与政府关联也会促使其开展双元创新。据此，提出以下结论：在资源和技术有限的情况下，市场-非市场因素的结合会驱动企业双元创新。

（2）内外部资源联合型。这一模式包含两个前因构型（b1和b2），核心条件为市场竞争强度和政府补贴。其中，b1（MC*GS*OR*TB*～PR）的辅助条件为组织冗余、TMT 技术背景存在，TMT 政治关联缺席；b2（MC*GS*OR*TD*～PR）的辅助条件为组织冗余、技术多元化存在，TMT 政治关联缺席。在这种模式下，企业既有外部市场激励、政府补贴帮扶，又有自身的资源和能力支撑其实施双元创新，因而将其命名为内外部资源联合型。“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企业双元创新而言，资源是前提保障，技术是核心优势。当企业资金充裕，又有技术加持时，就会有足够的底气来维持双元创新，在科研创新方面的风险承担能力也要高于行业内其他企业［18-19］。此时，市场竞争强度的外部推动更是会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在构型b1和b2中，TMT 政治关联均缺席，说明对这类企业而言，尽管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只要企业本身拥有充足的资源和技术优势，完全能够自给自足，依靠自身实力实现双元创新。

该模式的典型案例为恒瑞药业，这是一家以科技创新为特色的医药健康企业，其每年用于技术研发的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的10%以上［45］，被誉为国内医药界的创新药“一哥”。在中国大多数医药企业都致力于研发仿制药时，恒瑞药业主动“跳出舒适圈”，带头创新，不拘泥于已有技术，积极研发新药产品，利用式创新与探索式创新齐头并进。医药行业的龙头企业尚且如此，面对激烈的外部竞争，其他企业更应意识到双元创新的重要性。因而，针对内外部资源联合型，提出以下结论：在市场竞争的作用下，内外部资源支持和企业技术是企业开展双元创新的有力保障。

（3）技术能力主导型。这一模式的构型为（GS*～OR*TD*～TB*～PR），是在政府补贴、技术多元化存在，组织冗余、TMT 技术背景、TMT 政治关联均缺席的情况下成立的。在该模式中，政府补助与企业自身的技术多元化是企业实现双元创新主导作用，故将这一模式命名为技术能力主导型。在这种模式下，企业虽然缺乏外部市场环境的激励以及自身冗余资源的支持，但技术能力突出，政府补贴一方面可以弥补企业资金不足的窘境，加大企业的创新投入，另一方面可以向外传递企业发展利好的信号，减少道德风险问题，帮助企业吸引更多外部融资［8］。该模式下的外部市场环境相对稳定，企业也没有充足的冗余资源用于科研创新，在双元创新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更多的阻力；尽管在驱动条件方面存在诸多不足，多元化的技术基础可以使企业在申请政府补贴时更具竞争力。技术是高新技术企业的核心，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技术，在高科技行业，技术更新换代速度飞快，所以更应该权衡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做到“两手抓”：一方面，注重对异质性知识的探索，将研发技术扩展到非核心领域，增加创新产品的多样化［25］；另一方面，深入挖掘核心技术领域，在已有的技术水平上寻求新的突破，将创新产品发展得更专业化。因而，对该模式下的企业而言，即使缺乏其他条件的支撑，也应该注重对技术的强化和拓展。

该模式的典型案例是方大特钢科技有限公司。回顾其发展历程，从2008 年基础差、底子薄、负债累累的“老大难”企业到如今跻身行业第一方阵，离不开企业的不断创新。另外，政府补助也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减少企业创新阻力，有助于企业重振旗鼓。该公司在科研创新方面一直秉承大胆创新、勇于开拓的精神，为企业的创新发展和专利申请奠定良好的技术基础。针对技术能力主导型模式，提出以下结论：当市场竞争环境相对稳定时，政府补助与企业技术多元化有利于企业开展双元创新。

4.3 稳健性检验

QCA 研究在结果分析中某些构型的观察案例较少，甚至会出现没有符合条件的案例而需要通过反事实分析来辨别构型的情况［31］，导致QCA 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受到质疑。为提高结果的可信度，进行稳健性检验是很有必要的。参照以往研究，本研究采用改变测量方法与调整一致性阈值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1）改变测量方法。为了避免测量方法不同而导致结果不稳健，改用虚拟变量设置前因条件TMT政治关联：若某企业有TMT 成员现在或曾经在中央、省级、市级、县（区）级以及乡镇担任政府部门行政职务，用1 表示；若没有，则用0 表示。在校准时，将TMT 政治关联视为一个二分条件，有政治关联的赋值为1，没有政治关联的赋值为0；在构型分析中，频数阈值和一致性阈值不变。结果如表4 所示，与之前的结果相比，总体解的一致性由0.941 调整至0.952，总体解的覆盖率由0.452 降低至0.422，单个构型解的一致性水平都在0.8 以上，可以形成企业双元创新的充分条件。从构型之间的集合关系来看，表4 包含5 种构型，其中构型a1*和b*与表3 中构型a和b1所包含的条件完全相同；构型a2*、a3*的核心条件与表3 中a的核心条件相同，辅助条件略有差异；构型c*是表3 中构型c的子集，二者解释机制完全相同。在拟合参数方面，各构型的一致性和覆盖率都有所调整，但对研究结论并无影响。总体来说，改变TMT 政治关联的测量方式之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表4 改变测量方式下样本企业双元创新的构型分析

（2）调整一致性阈值。将一致性水平由0.8 调整至0.85，频数阈值不变，再次进行构型分析。在给出中间解的步骤中依然选择“存在或缺席”，得到的结果如表5 所示。较于表3 的结果，总体的一致性和覆盖率都发生了微小变化：总体解的一致性从0.941 提高至0.960，覆盖率降低至0.411。从构型之间的集合关系来看，表5 中的构型a**、b1**和b2**与表3 中的构型a、b1和b2所包含的条件完全相同；构型c**是表3 中构型c的子集。所以，提高一致性阈值之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表5 调整一致性阈值下样本企业双元创新的构型分析

5 研究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双元创新是企业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采取的创新形式，其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因果交互过程，需要企业内外部资源的相互配合；双元创新的形成机制难以从片面解释，任何一个前因条件既不能单独构成企业双元创新的必要条件，也不能成为导致企业双元创新的充分条件。本研究以一个整体视角从外部环境、企业资源与能力、TMT 等3 个层面出发，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分析市场竞争强度、政府补助、组织冗余、技术多元化、TMT 技术背景、TMT 政治关联等6 个前因条件相互交互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发现4 条促进企业双元创新的路径，分别对应不同的典型案例，具体概括为3 种模式：市场-非市场因素互补型、内外部资源联合型、技术能力主导型。具体的研究结论为：

（1）市场竞争是激励企业双元创新的关键因素。在市场-非市场因素互补型模式中，市场竞争强度、TMT 政治关联是关键因素。可见，即便是在技术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市场压力也会激励高新技术企业双元创新。

（2）内外部资源联合是企业双元创新的理想条件。对大企业而言，市场竞争、内外资金和核心技术是其技术创新底气，但双元创新的长期投入会增加企业创新投入、提高风险成本，因此，为提高企业创新绩效，政府补贴的支持对企业双元创新显得尤为重要。

（3）技术多元化是推动企业双元创新的主导条件。技术是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高新技术企业若具备雄厚的技术基础，就容易获得政府补贴以及外部融资等资金支持，从而有助于开展双元创新。

（4）政府补贴和TMT政治关联具有“互斥”效应。在本研究的4 个构型中，政府补助和TMT 政治关联未同时存在于某个构型中，企业政治关联降低了政府补贴的使用效率，说明政治关联容易导致企业依赖政企关系产生寻租行为，从而不重视加强自身能力建设，造成政府补贴等优惠政策的低效。

5.2 实践启示

本研究对双元创新研究领域、企业和政府都有一定的启示：

（1）较早地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引入双元创新的研究当中，以全局视角探究不同内外部因素如何相互结合驱动企业双元创新。对于双元创新研究领域而言，研究者不应拘泥于定量分析，仅以加入中介或调节为手段研究双元创新的影响因素。众所周知，企业所处的现实环境复杂多变，无论是政策变更、市场竞争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还是企业自身内部变革、突发事件干扰都会成为左右企业战略决策的重要因素，因此若研究中将较多的影响因素加以控制，结论的准确性就会大打折扣。定性比较分析可以很好地应对前因复杂性，给较为全面地研究企业双元创新提供了新思路。另外，通过对各构型进行分析，基于其所对应的案例提出不同命题，对企业的理论指导更加聚焦，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具体情况，通过不同的路径实现双元创新。

（2）对于企业而言，首先，管理者必须意识到双元创新的重要性，企业应该根据所处市场环境的激烈程度、行业特征以及组织自身条件制定相应的双元创新战略。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高新技术企业如果只是一味地盲目跟风，模仿行业内其他企业的创新产品，会让自己陷入一种被动的发展状态，长久下去就会失去主动创新的勇气，变得越来越固步自封；同时，企业也需要意识到双元创新的重要性，不能只专注于单一技术领域，要勇于探索新的技术领域，扩展企业的科研领域，防止出现技术锁定效应。企业需要发展并维持双元创新，避免技术掉队情况，在优化核心技术的同时，通过新技术的产生来确保企业在未来发展中立于不败之地。

（3）对于政府而言，要提高政府补贴的使用效率并充分发挥引导作用。研究发现，对中国高新技术企业而言，TMT 政治关联和政府补贴在促进企业双元创新方面具有明显的替代作用，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可能更倾向于通过寻租方式获得政府配置的相关资源。为提高政府补贴的作用，政府应该严格监督企业对各项补助的支出情况，企业也应该主动详细披露对补助的使用情况，让政府的各项补助都能够做到透明化；同时，政府在发放补贴时也应该详细了解企业的创新战略，引导企业进行创新活动。另外，政府应该保持零容忍的反腐态势，防止企业利用政治关系套取稀缺资源，杜绝寻租行为，确保政府补贴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