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行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基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角度

高 茜 乔 涛

（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安徽合肥 230000）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其中对外贸易的增势尤为突出。特别是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外贸总额连年大幅增长，2019年的首次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2013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对外贸易大国。即使近年世界整体经济增长乏力，对外贸易增速放缓，中国依旧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及第二大进口国。同时，在出口货物“量”的连年增长的背后是出口货物“质”的逐步提升。如何实现对外贸易从数量驱动转变为质量驱动，即如何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推动中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本文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出口产品质量角度出发，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相关数据库，测算出2008—2017年中国各工业出口的单位产品质量及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并进行相关的实证研究。

综合来看，现有全球价值链的相关研究，主要侧重于关注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国内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对出口的影响，则主要集中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研究，较少涉及到出口产品的质量。[1-11]随着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程度的不断加深，探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生产体系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有着其独特的现实意义。

一、影响机制

全球价值链生产分工体系的一个显著特征，即在链状的生产网络中，各参与方基于自身的生产比较优势，或拥有低劳动力成本，或拥有高资源禀赋，或掌握前端科技，嵌入生产链条的不同位置，相互合作，进而完成最终产品的生产。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传统以技术含量较低的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模式使得其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位置相较于发达国家处于下游，存在着“低端锁定”现象，出口产品质量相对较低。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家不满足于只通过低端加工贸易来融入全球价值链生产网络。开始探究如何利用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生产网络的机会，借助于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同时结合自身低劳动力成本，高资源禀赋的生产优势，将两者有机结合以推动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进而破除“低端锁定”困局。对此，国内外相关学者的研究发现，融入全球价值链主要通过“进口中间品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三种机制来影响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进而影响出口产品质量。

(一)进口中间品效应。作为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中间品特别是高质量中间品的使用需求是十分巨大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受限于薄弱的工业基础和缺少尖端技术，国内高质量中间品存在“供不应求”的现象，进而推动着发展中国家在外贸市场增加高质量中间品的进口需求。由于进口的高质量中间品相较于本土中间品具有更高的技术水平，这种技术优势会在企业的最终产品中呈现出来，从而提升最终产品的质量。

（二）技术溢出效应。凭借在高新技术领域的优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占据着主导引领地位。但由于劳动力成本过高或低资源禀赋的限制，为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取更多的利益，需要借助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和资源禀赋方面的优势进行合作，包括但不限于转移产业线、培训人员、技术输出等。发展中国家在这些必不可少的合作中，通过学习，模仿，创新等方式来实现技术引进，获得技术溢出效应，推动着自身产出结构的升级。

（三）竞争效应。发展中国家出口企业在将自身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时，由于技术层面的差距，高技术型出口产品的核心竞争力相较于发达国家仍然较低，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市场竞争压力。为了能够占据市场，出口企业往往会增大自身的创新研发投入以提升出口产品质量，从而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获得生存和发展。

二、工具变量的建立及数据来源

（一）计量模型设定。

下标i，t分别表示行业，年份。e_vableit表示出口单位价值。Zit为控制变量集，下文具体解释说明。e_vableit-1表示i行业在t-1时期出口的单位价值。β0，εit表示常数项与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行业出口单位价值e_vableit。本文参考李坤望，王有鑫（2013）[12]的计算方法，令e_vableit=为i行业出口产品的总价值（单位：美元），TVij为i行业中j产品的出口总价值，Qij为j产品的出口数量（单位：kg）。为i行业中j产品的出口份额，为j产品的出口单位价值。工业各行业的出口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鉴于个别行业数据的缺失，为了最大程度上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在数据缺失的年份，我们用前后数年出口产品单位价值的加权平均值来计算缺失年份的出口单位价值，权数为各年的出口金额占总出口金额的比重。

2.核心解释变量：全球价值链参与度gvc_p。基于王直（2017）[13]的贸易分解模型，将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活动分解成基于前向链接的生产者分解模型和基于后向链接的消费者分解模型。

Va′表示国内直接增加值；

V_GVC_S表示中间出口中所体现的国内增加值，直接进口国将其用于生产在国内消耗的产品；

V_GVC_C表示中间出口中，被进口国用来生产出口产品中所体现的国内增加值。

Y′表示最终产出；

Y_GVC_S表示直接从国外进口并用于国内消费产品中所体现的外国增加值；

Y_GVC_C表示进口国中通过第三国的间接贸易，用于生产最终产品中所体现的返回国内或来源于国外的增加值。

由此可得：Gvc_p= Gvc_p_b+ Gvc_p_f。

3.控制变量。以企业研发强度即R＆D经费与销售产值的比重（R＆D_s）作为衡量企业创新投入的指标。企业主要通过加大内部创新投入和吸收外部先进技术两种方式来推动自身的技术进步，其中内部创新投入力度主要通过R&D经费支出来展现出来，但单纯以R&D经费支出作为企业创新投入指标又会忽视企业规模上的差异，为了消除这种弊端，我们选择以R&D经费与销售产值的比重作为衡量企业创新投入的指标。

以新产品销售收入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N_psi）作为衡量企业产出结构优化的替代指标。作为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什么因素纳入产出优化分析中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现有文献主要从经济增长，绿色发展，创新产出等角度来切入衡量产出结构优化程度，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以新产品销售收入与主营业务收入比重来作为产出结构优化的替代指标。

以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Profit_m）作为企业盈利能力指标。作为评价企业经营效益的主要指标，主营业务利润率不仅能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由于理性的消费者不会去购买价格昂贵而品质低劣的产品，因此其更能体现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以人均产出（Per_i）作为产出水平的替代指标。

（三）模型内生性处理。对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生产体系的行业而言，融入全球价值链有利于提升出口产品质量。但不可忽视的一个现象即由于行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也必然会使得其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进一步加深，这种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可能会使得我们的实证结果存在误差。一般而言，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我们通常选取一个与主要解释变量即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相关但与被解释变量即出口产品质量无关的变量进行回归。但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解释变量相关的变量与出口产品质量的扰动项也具有一定的相关度，本文选取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来进行回归检验。

本文选取的数据属于动态面板数据，在实际操作中，主要有差分gmm方法与系统gmm两种估计方法。鉴于样本数据比较充足，我们选择利用系统gmm方法来进行回归。

（四）数据来源。出口产品质量数据由2008-2017年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中数据计算所得，选择SITC Rev.3三位码数据，将其归整为26个工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数据由WIOD数据库及UIBE_GVC数据库计算整理所得；R＆D支出，新产品销售收入，主营业务收入数据由2008-2017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所得。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基于所建立的计量模型，分析测定各变量对行业出口质量的影响。首先进行混合OLS回归，并使用稳健标准误作为一个参照系。

（一）基本回归结果。

表2 基本回归结果

基于计量模型实证结果，以模型5为例，具体分析各变量对行业出口质量的影响：

1.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出口产品单位价值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gvc_p每提升一个单位，出口单位价值将提升0.1128个单位，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掌握着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为了保证自己的核心利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层面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封锁，因此发展中国家想直接引进高新技术，尤其是直接以技术转让的方式引进变得尤为困难。但占据全球价值链有利地位的发达国家限于高劳动力成本或低生产要素禀赋的限制，又不得不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国家开展合作，使得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外资、“以市场换技术”战略来获取。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网络中也获得了直接与外国高新技术企业交流的机会，即获得“技术溢出”效应，推动了自身的技术升级与发展。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遭受的市场竞争压力必定要高于进口国本土企业，为了能在市场竞争环境中生存下去，出口企业也会加大自主创新投入来提升技术水平，进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2.企业的研发强度(R＆D_s)对行业出口产品质量有着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其每提升一个单位，出口产品单位价值将提升2.4173个单位，并且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相较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表现更为显著。这是由于研发强度的增减趋势所代表的是企业对技术创新的重视和投入程度。作为技术进步、生产结构升级的重要渠道，企业提高研发强度不仅有利于消除原有生产结构的弊端，更容易形成“人才集聚”效应。近年来，以华为公司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公司R&D经费支出比例逐年增长，华为2019年研发支出已达千亿人民币，这也吸引着一批又一批高科技人才加入。“人才集聚”使得华为公司产品结构升级的速度进一步加快，进而推动了出口产品质量的迅速提高，2020年华为公司已成为仅次于于三星公司的世界第二大智能手机供应厂商。

3.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N_psi）与出口产品质量呈现显著的正相关。N_psi每增长一个单位，出口产品单位价值提升0.0273个单位。这是由于新产品是企业创新成果的体现，N_psi的增长代表着产品结构的优化。但由于中国传统出口以加工贸易为主，这种相对“新产品”与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品相比仍有着不容忽视的差距，因此其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

4.作为衡量企业盈利能力的主营业务利润率（profit_m）对行业出口产品质量有着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其每提升一个单位，出口产品单位价值提升0.0928个单位。主营业务利润率的提升或体现在质量提升，或体现在成本下降两个方面，但都是出口国生产结构升级的表现，这种升级整体上提高了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地位。

5.人均产出（Per_i）与出口产品质量正相关但不显著。

6.单位出口价值的一介滞后项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整，说明产品质量的连续性及连贯性较强，技术创新及进步不仅仅影响当期的出口产品质量，同时也明显影响着未来出口产品质量的持续提升。

（二）系统gmm回归分析。由于出口产品的单位价值存在着动态变化，意味着若只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分析，很大可能会导致回归结果出现偏差，进而得到错误的结论。因此，本文采用系统gmm动态面板回归方法对模型进行新一论实证。由于各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有高有低，将其细分为高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行业。同时按行业技术将其划分为高技术型行业和低技术型行业，其中低技术型行业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和非劳动密集型行业。具体结果如表3，模型6为高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行业,模型7为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行业。模型8-10分别为高技术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与非劳动密集型行业。

表3 系统GMM回归结果

基于系统gmm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与混合OLS回归结果相比，各变量对出口产品单位质量影响系数的符号没有变化，但系数绝对值及部分控制变量回归结果的显著性有些许不同。但gvc_p对出口产品质量仍然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结果较为稳健。

基于模型6，7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高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行业的gvc_p相较于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gvc_p更能显著提升出口产品质量。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与欧盟，美国签署一系列符合双方利益的经贸协定，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伴之而来的便是各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的进一步提升。对于高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行业而言，由于其在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处于领先地位，是国际市场的行业先行者，相较于低参与度行业，面临着更大的国际市场竞争压力，其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每一次提升，都意味着该行业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和质量的进一步升级。

从模型8-10可以看出，高技术型行业相较于低技术型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更能推动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这是因为高技术型企业与其他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有着更加便利的技术交流渠道，随着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提升，行业出口产品的市场更加广阔，同时由于高技术型行业之间的差异性较大，出口到国际市场的高技术产品面临的市场竞争相较于低技术型产业更加严峻。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出口企业便有着迫切提高产品质量的动机；而对于低技术型行业来说，由于行业差异性较小，出口企业更偏向于通过价格优势来取得市场份额，对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需求并不十分迫切，因此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也相对较低。

四、结论和建议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以劳动密集型和低端加工业为主的出口模式已不再适应中国的资源禀赋现状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本文以2008-2017年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和UIBE_GVC数据库为基础，探究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内在动力。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能显著提升出口产品质量，高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行业和高技术型行业表现更为明显；企业加大自主创新投入和优化产出结构也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也有着正向的推动作用。

实证结果对我国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增强出口竞争力具有重要启示，有利于推动中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

（一）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利用发展国内大循环的契机，优化制造业产业链，通过技术创新改善传统产业的高消耗、低附加值等问题，消除传统产出结构中要素配置扭曲的弊端，提高全产业链供给质量。

（二）鼓励出口企业主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对于高技术型企业需要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注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获得更多的“技术溢出”效应，推动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的前向嵌入。

（三）借助于国内巨大的潜在市场以及消费升级趋势，培育优势行业的需求条件；完善要素市场，通过职业培训等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素质，优化要素市场结构；完善国内高新区、产业开发区功能，推动产业聚集，培育企业集群，形成产业竞争优势，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