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家龙
(1.天津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天津 300387;2.天津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天津 300387)
人类的个体特征和社会特征受到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地理环境差异会影响到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法,进而影响一个地区的民风民俗和文化特征。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长期交互,就会形成自身的独特风格,从而对人才的成长和集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1]。
事实上,人才存在着空间集聚的现象,古今中外大多如是。我国人才地理分布经历了“黄河流域时代”和“长江流域时代”两大历史时期。唐宋两代时北方籍状元占优,南宋和南宋以后则集中在长江流域各省[2]。元明清时发生了明显的逆转,南方状元的数量占有了绝对优势,江苏苏州和浙江杭州、绍兴等地成为状元的主要“产地”[3-4]。从国外来看,诺贝尔奖得主主要来自经济发达的北方(半球)国家,集中在欧洲和北美洲[5]。美国的人才分布与经济地理间也存在着紧密联系,一些地区经济发达、人才富集,而另一些地区经济平平、人才匮乏[6]。
这是因为,人才的空间分布遵从经济理性,受到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城市化等因素的显著影响[7]。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虹吸作用明显,高端人才大多向东部沿海流动。东南部地区初步形成了人才环流,同时吸引了大量的“孔雀”东南飞,造成中西部和东北部出现了严重的人才逆差困境[8]。自然地理环境的优劣会影响人才数量的多寡[1]。因此,院士出生地或籍贯集聚分布在经济条件良好、文化底蕴深厚的东部沿海地区[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