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发展与区域竞争力生成：基于菲德两部门模型的分析

刘洪涛

(邵阳学院 湖南省民营经济研究基地， 湖南 邵阳 422000)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各省积极发展高技术产业，湖南省也不例外。虽然高技术产业在湖南地区“规模小、起点低”，但很快被打上了“步子快、后劲强”的鲜明印记。相关资料显示，2003年，湖南省高技术产业总产值仅为162.85亿元[1]。然而，对照2020年，仅上半年全省高技术产业实现的增加值就高达3 710.94亿元，同年，湖南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超过5亿元、超过20亿元、超过50亿元的企业分别有360家、73家和31家[2]。2018年，85.9%的湖南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经费来自高技术产业[3]。2019年，从高新技术领域构成看，全省新材料技术、先进制造业、电子信息技术、生物与新医药技术等八个高技术产业领域的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均突破千亿大关[4]。简而言之，多维度数据表明，湖南省的高技术产业有望成为创新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

但是，简单地认为可以在全省范围内全方位、无条件、无差别地推进高技术产业可能是不明智的：一方面，湖南既有具备先天地理位置优势的长株潭和湘南地区，又有自然资源丰富的洞庭湖和大湘西地区，各地区的优势不一样，所以不同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应制定“差异化”发展战略。另一方面，战略和方向的选择不仅关系到当前经济发展数字的大小，而且关系到未来区域竞争力的可持续性，甚至是湖南全局的发展前途和命运。

本文在菲德两部门模型(戴志敏、郑万腾，2016；华锐、庄子银，2018)[5-6]的理论基础上，结合问题特点和数据特征，设计了一个特殊的实证回归模型，用于定量分析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对湖南省区域竞争力的显性和隐性影响。本文研究了湖南及其境内民营经济高技术发展的概况，为今后湖南地区民营经济高技术发展的空间布局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一、文献综述

笔者对高技术产业主流文献进行梳理后发现，目前的文献更多地集中于高技术产业本身的创新效率度量和相关方面的研究[7-11]。但跳出高技术产业看待其发展，是全面了解高技术产业发展现状、提前进行合理规划布局的必由之路。正如王缉慈(2001)所指的那样，高技术产业对地方经济的溢出效应，理应有前向与后向之分[12]。然而，在历史上，相对于前向溢出效应，后向溢出效应更受重视：(1)国外视角：20世纪80年代中期欧基和库泊的问卷调查显示，绝大多数高技术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只将其产品的一小部分销往当地市场，这表明高技术企业与当地市场的前向联系并不紧密。(2)国内观点：陈光、杨红燕(2004)[13]与李秦阳(2005)[14]的发现与上述国外调查结论基本类似。

对高技术产业前向溢出效应的研究，特别是在全球化和国内大循环的宏大背景下，可能更具有研究价值，并且学界已经形成“高技术产业特定的产业特性决定了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式是形成具有较强地方植根性的产业集群”这种基本判断：(1)国外的研究，如Raab等人利用 DEA模型对2002年美国50个州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了研究，发现各州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与经济水平之间没有严格的正相关[10]。(2)国内的研究：陈光、杨红燕(2004)[13]、李秦阳(2005)[14]认为，当中小企业想要更好的发展环境时，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员；在追求长期利益回报时，不能忽视企业对产业体系的贡献；现代企业家应该把“产业群”和“供应链”的思想内化为企业的主动行为。张治河、丁华、孙丽杰等(2006)[15]认为，通过有效的产业创新体系，形成强大的地方产业集群，对高技术产业为地方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至关重要。这是因为一个有效的产业创新体系可以借助系统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将高科技产品融入当地市场，从而有效地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黄贤凤、武博、王建华(2013)[16]也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这一判断，即高技术产业处于技术前沿，能够创造一些发挥示范作用的关键共性技术，引领传统产业的发展方向。基于地理上的接近性，区域内企业最容易获得高技术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因此，区域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将带动区域内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

笔者认为，致力于高技术产业的前向溢出效应的研究应该成为一个新的学术方向，特别是对当前省级层面、面板数据和民营经济视角下的高技术产业和区域竞争力进行研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相反，对这方面研究的欠缺可能导致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被忽视：高技术产业对当地经济竞争力的确切影响如何？高技术产业能否实现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步？根据当地的禀赋条件，高技术产业应该如何提前进行科学与具有前瞻性的布局？

二、模型推导及数据来源

(一)模型推导

菲德模型主要用于分析一个国家的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出口部门的溢出效应表现为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菲德将社会生产分为出口和非出口两个部门，以考察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的溢出效应，同时比较两个部门的边际生产力差异。本文试图将高技术产业对非高技术产业的溢出效应类比于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的影响，因此尝试将整个社会经济部门划分为高技术和非高技术部门。根据生产函数的原理，可以得到两个部门的生产方程如下：

N=F(Kn,Ln,H)

(1)

H=G(Kh,Lh)

(2)

其中，H表示高技术部门产出；N表示非高技术部门产出；Kn、Kh分别表示投入这两部门的资本量；Lh、Ln分别表示投入这两部门的劳动。其中方程(2)表示高技术部门产出H会影响非高技术部门的产出N。令Y表示总产出，K表示投入总资本量，L表示投入总劳动力，则可得如下表达式：

K=Kh+Kn

(3)

L=Lh+Ln

(4)

Y=H+N

(5)

同时，可以用δ来表示两个部门之间生产率上的差异，表达形式如下：

(GK/FK)=(GL/FL)=1+δ

(6)

其中，GK、GL表示方程中高技术部门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FK、FL表示方程中非高技术部门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如果δ为正值，表示高技术部门相对边际要素生产率要高于非高技术部门。由式(1)—(6)，可以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7)

由于式(7)的参数γ表示高技术部门的外溢效应和两部门要素边际生产率差异之和。为了分别估计出它们的取值效益，可以顺延菲德模型的设计理念，即假设高技术部门对非高技术部门的产出弹性不变：

N=F(Kn,Ln,H)=Hθψ(Kn,Ln)

(8)

(8)式中θ的就是外溢效应的参数：

∂N/∂H≡FH=θ(N/H)

(9)

不难理解如下变换:

θ(N/H)=θ(Y/H-1)

(10)

经过式(10)的转换及改写后，可以将(7)式变换为：

(11)

式(11)揭示出，高技术产业所引发的区域竞争力，不仅包括高技术产业部门的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而且也应考虑高技术产业部门的发展对非高技术产业部门的溢出效应，从而给本文带来许多启示。但值得注意的是，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对研究可行性的思考，本文在借鉴“高科技产业发展具有多元效应”经验的同时，在后续研究中对实证取向进行了调整，最终将回归模型设置如下：

Yi,j=β1·Ki,j+β2·Li,j+β3·Hi,j+β4·Hi,j/Yi,j+λi+τj+εi,j

(12)

式(12)中的β3考察了高技术产业部门的发展对区域竞争力的直接影响，后续简称直接效应；β4考察了高技术产业部门与GDP发展的同步性对区域竞争力的间接影响，后续简称同步效应。此外，式中的λ指代市区固定效应，而τ指代年份固定效应，ε指代随机误差效应。本文的指标具体设定情况如下：Y为被解释变量，指代地区经济产出，选取GDP这一指标来表示。控制变量部分，K表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代表资本部分的投入；L表示劳动方面的投入，选取年末从业人数来表示。解释变量部分，H的选取是关键，根据相关文献的经验，高技术产出可以利用区域历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来表示。

(二)数据来源

一是《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但该年鉴只收录了省级及以上级别的数据。二是《湖南统计年鉴》，其载有市州一级的高科技产业增加值数据，但没有这部分私营经济的分录。因此，本文的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是在参考《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的基础上，对《湖南统计年鉴》的市州级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数据和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进行加权转换的结果。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仅选取2012年至2018年的数据作为最终样本。此外，为了达到在湖南四大城市群进行横向比较的目的，本文在开发城市的面板数据样本时还进行了分层处理。具体包括长株潭城市群(长沙、株洲、湘潭)、洞庭湖城市群(常德、岳阳、益阳)、大湘西城市群(张家界、吉首、怀化、邵阳、娄底)、湘南城市群(衡阳、郴州、永州)中的13个城市。由于吉首的数据严重缺失，所以为了研究的严谨性，没有将其纳入本文的研究范围。

三、湖南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特征

湖南省民营经济具有良好的增长态势，这在时间和空间层面同时得到确认。而基于地域特色的差异化发展将是下一步需采取的策略，这对湖南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图1显示，湖南省和辖区内四个主要经济体的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发展总体趋势在样本期间趋于正向。此外，上升趋势在这一时期的早期很明显，并在2013年出现迸发状态。尽管在这一时期的后期出现了缓慢增长的迹象，但在2017年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拐点。

图1 湖南省及四大地区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发展曲面图

图2显示，相对而言，湖南辖区13个城市中，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长沙优势明显，但在2017年之后，也出现了向下迹象。整个样本期间，持续保持上升态势的只有邵阳和湘潭两市。

图2 湖南省及13市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发展柱形图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1汇报了计量模型的基准回归结果。第(1)列至第(3)列分别用时间固定效应、个体固定效应以及双向固定效应的方式考察了高技术产业部门的发展对区域竞争力的直接效应以及高技术产业部门与GDP发展的同步性引起的同步效应问题。在加入控制变量以及实现固定效应的方向的切换后，第(1)列至第(3)列的各项数据并未出现明显变化，换句话说，无论是系数值还是系数方向均保持高度的一致，这从侧面反映出本文的结果相对稳健。同时，还可观察到，可决系数的变化是从左到右逐渐增大，综合考量后，笔者认为，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模式更适用于本文的实证分析需要，因此，后续部分的研究做同样的处理，不再赘述。

表1 基准回归分析结果

分析第(3)列的结果发现，高技术产业部门的发展对区域竞争力的直接效应与高技术产业部门与GDP发展的同步性引致的同步效应之间并非具有同步性，而是出现了明显的分异。具体而言，高技术产业部门的发展对区域竞争力的直接效应呈现为显著正向性；与此同时，高技术产业部门与GDP发展的同步性导致的同步效应呈现为显著负向性。换言之，在考虑时间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并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每提高1个百分点，区域GDP会上升0.277个百分点，而且这种结果在1%的水平上显著。与此类似，在考虑时间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并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高技术产业部门与GDP发展的同步性每提高1个百分点，区域GDP会下降0.134个百分点，而且这种结果同样在1%的水平上显著。总之，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在研究湖南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部门发展对区域经济竞争力的作用时，需要用到辩证的观点：一方面，高技术产业发展具有正向直接效应；另一方面，高技术产业发展对湖南区域竞争力具有负向同步效应。

(二)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的同步效应

我们得出的基本结论是：2012—2018年间，湖南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发展对区域竞争力的影响并非全是积极推动，同样不容忽视的是，还存在潜在的负面抑制作用。基于这一点，我们需要继续关注两个维度的问题：(1)如果同步效应得到控制，直接效应被放入观测空间，将产生怎样的结果？(2)如果控制了直接效应，把同步效应放到空间分析的框架中去，结果会如何？正确认识这两个问题，对于进一步认识湖南高技术产业发展产生的局部效益具有重要意义。接下来，本文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空间虚拟变量的分组方式。

表2报告了空间层次导向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式的计量模型的回归结果。第1列至第5列分别考察了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的同步效应在湖南省、长株潭地区、洞庭湖地区、湘南地区和大湘西地区的表现。不难发现，各列直接效应系数部分均为显著正向状态，表明不仅湖南，而且其辖区内的四个地区，高技术产业对区域经济竞争力都具有正向影响。换言之，几乎对整个湖南地区来说，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部门的增长将日益成为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新驱动因素。而且，回归结果十分稳健，进一步说，自觉地大力发展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将有助于持续提高湖南的经济竞争力。然而不同地区的直接效应并不相同，除了湖南整体的同步效应是负面的之外，包括长株潭在内的四个地区的表现各不相同。简单地说，只有长株潭地区和湘南地区维持了与湖南全境基本一致的结论，而洞庭湖和大湘西地区并不相同。由小到大进行同步效应结果排序，依次是长株潭地区、湘南地区、大湘西地区和洞庭湖地区。换句话说，长株潭地区和洞庭湖地区处于整个队列的两个极端，而湘南地区和大湘西地区则处于中间位置。这值得深思：因为结合全域的区域经济竞争实力排名，长株潭地区和洞庭湖地区分别在整个湖南排名第一和第二，那为什么他们的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部门的同步效应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一个合理的解释是，虽然长株潭地区在2019年营商环境测试评估中的表现略胜一筹，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洞庭湖地区发展迅速，并越来越注重民营经济发展。与长株潭地区相比，洞庭湖地区的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与当地GDP之间的同步关系可能更健康和持久。此外，湘南地区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如何助推民营经济与地区GDP的共进问题。大湘西地区的同步效应表现不俗，但如何保持现有姿势，并因地制宜地进一步提升当地民营经济的整体实力是当前的要务。控制变量还显示，湖南辖区内四个地区的投资对区域 GDP发展的影响也是显著为正，然而劳动却无一例外地与湖南整个地区的表现背道而驰。这进一步传递了这样的信息，要想改变现有局面，更合理的状态应该是助推所有地区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的同步影响显著为正向，而不是目前这种含混状态。换句话说，湖南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在同步效应的提质方面还存在巨大发展空间。

表2 地区高技术产业产出占GDP比重回归分析结果

(三)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的直接效应

基于上述经验，表3呈现了带有空间导向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式的计量模型的回归结果。第1列至第5列分别考察了湖南省、长株潭地区、洞庭湖地区、湘南地区和大湘西地区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对区域经济竞争力的直接影响。在此之前，我们不难看出，各列同步效应的系数部分均为负值或接近负值，这说明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与地区GDP发展的同步性不仅对湖南整体，而且对湖南省所辖的四个地区的区域经济竞争力都有负面影响。换句话说，湖南几乎所有地区的同步化效应都不乐观。这与上述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再次证明了本文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表3 地区高技术产业增长率回归分析结果

我们进一步发现，即使是直接效应也在不同的空间结果中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首先体现在系数的方向性上，区域系数要么显著为正，要么显著为负，而有的系数尽管是正数，却不显著。其次，为了便于比较，笔者将系数进行排序，结果从大到小依次是长株潭地区、洞庭湖地区、大湘西地区和湘南地区。这一发现蕴含新信息：(1)除了长株潭地区的直接影响与湖南整体保持一致外，其他地区各不相同。当然，抛开显著性不谈，湖南所辖的四个地区在直接效应上表现得比同步效应更一致，即倾向于主张民营经济高技术发展对区域经济竞争力影响的直接积极性。结合上文的图1和图2，不难看出，作为湖南经济的领头雁，长株潭地区在民营经济中的高技术产业引领能力值得肯定。(2)在同步效应呈现出明显的负值后，湘南地区在直接效应上再次呈现出负值，这清楚地表明，湘南地区民营经济高技术发展在区域竞争力的直接效应和同步效应上都未处于有利位置。换言之，湘南地区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战略值得后续深入研究。(3)洞庭湖地区和大湘西地区在同步效应和直接效应方面的表现高度相似，即两个地区都有正的同步效应和直接效应，尽管都不显著。换句话说，与其他两个地区相比，洞庭湖区和大湘西地区的民营经济高技术发展对区域经济竞争力有直接效应和同步效应的双重积极影响。这不难理解，因为与其他两个地区的地理优势相比，这两个地区的自然资源具有显著优势。此外，如果站在“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高度，就不难理解为何要不再“以GDP增长率论英雄”，而是要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来推动区域经济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总而言之，我们要注意：(1)尽管长株潭地区是湖南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但其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发展对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影响却是复杂的，即显著正向直接效应与显著负向的同步效应并存。(2)虽然湘南地区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但就目前而言，其民营经济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方向和既有态势并不理想，即显著负面的直接效应和显著负面的同步效应皆存在数据支撑。(3)目前唯一能同时收获直接效应和同步效应双赢局面的地区只有洞庭湖地区和大湘西地区。不过，两地区之间也有明显差别，即洞庭湖区的同步效应较好，而大湘西地区的直接效应更佳。洞庭湖地区现代经济体系建设得更出众，而大湘西地区在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方面有广大的发展空间。

五、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湖南省高技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应以助推其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前提，具体建议如下：首先，关注“直接效应”：充分认识高新技术产业“点对点”“点对面”的综合辐射能力，为民营经济高技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其次，重视“同步效应”：各地应立足自身优劣势分析，结合本地实际与湖南已经成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省份的重大历史机遇，相机而行，顺势而动，科学论证，不断建设以地方优势产业为“先导”的高技术产业体系。最后，强化“平台意识”：“三高四新”战略中的“四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作为、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彰显新担当、奋力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湖南新篇章)道路，绝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单纯地增加对高技术产业的资金和人员投入的老路，目前更需要在有意识地关注科技前沿的同时，积极发掘和诠释属于湖南的特色和优势，同时重视在高科技产业发展中所蕴含的民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