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晓十：二重赋格般的音乐人生

杜晓十教授（以下简称为“先生”）是我硕士、博士就读期间的授业导师。六年多的耳濡目染，毕业后的探讨切磋，使我们之间建立了既是师生之情，又为忘年之交的深厚情谊。

先生为人谦和、实心做事。他曾多次感慨，“自己人生经历平凡、忙忙碌碌，虽多方涉足，却并无多少建树”。而当我认真审视他的音乐人生时，却蓦然发现，如果把先生两段大的时间跨越即高校教研和音乐出版作为他音乐人生蓝图的话，则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为中国音乐教育事业和音乐出版事业所作的努力和贡献。如果套用音乐作品结构来诠释的话，用“二重赋格般的音乐人生”来描述是相当妥帖的。

2004年杜教授与恩师姚思源先生在兰州

在音乐作品中，“二重赋格”是指由两个赋格主题构成的赋格结构。这两个主题既可以同时呈示、发展，也可以各自单独呈示（形成呈示部1和呈示部2）、单独发展（形成展开部1和展开部2），最后综合再现。

如果将先生从毕业留校到调离高校这一段看作是第一赋格主题的呈示和发展，主题是教学与科研，固定对题是教育管理与学科建设;那么，从进入出版社到退休则可以看作是第二赋格主题的呈示和发展，主题是文献出版，固定对题是出版研究与学术翻译。而用先生的话说，最后几年的成果，恰恰是数十年来人生追求的总结和升华，这就成了第一、第二主题的浓缩再现。这个具有象征意味的二重赋格般的人生结构，生成出先生独特的人生内涵，也升华出其独特的人生之美。

一、第一赋格结构

（一）第一赋格主题——教学与研究

先生197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后更名为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并留校任教，后考取了和声与和声教学研究硕士研究生并获硕士学位。无论是做助教还是做研究生，著名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姚思源教授一直都是他的导师。姚思源先生的学识、修养和做学问的精神，对国民音乐教育和高等音乐教育的认知，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先生一生的学术追求。1995-1996年，先生曾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访学。此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系统了解和研究美国高校作曲理论相关课程的教学理念、教学结构、教学方法、教材设置等方面，这为他后来的教学管理工作和翻译引进工作打下了基础。

在先生看来，要搞好教学，除了钻研教材，重要的是要把教学与研究当作同等重要的事情来做。

《和声学》是先生教授最多的课程。在和声教学领域，他始终认为，和声绝不能仅仅是一门只学知识和规则的课程，绝不能只满足于纸上谈兵，而必须与作品分析与听觉训练结合起来。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先生就在《和声教学中的听觉培养》（《中国音乐学》，1991年4月）一文中提出了在和声教学中应该特别强化培养和声听觉的观点，强调通过实际作品分析以及键盘和声练习等方法，把听觉培养纳入和声教学的教学目的之中。为了实践这一观点，他专门翻译了美国和声教材《键盘和声及听觉训练》（[美]斯坦利·沙姆威著，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年2月）一书，这是国内较早专门涉及和声听觉训练的专著。关于和声教学的理念，比较集中地反映在由他主编的教育部高教司组织的教材《和声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一书之中。由于多方面的約束，该教程虽并未完全摆脱传统和声教学的套路，但其中已闪现出不少很有新意的引导学生参与实践的教学思路。在和声学本体领域，他在《对我国音乐创作中和声民族风格发展的回顾与思考》（《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5月）一文中探讨了中国音乐创作中和声的发展进程，并特别指出，我国和声发展的历史证明，以西方科学的和声理论为基础，将中国民族音乐特色与西方音乐创作的技法相结合，应是中国音乐创作中和声运用的正确道路。

“西方20世纪音乐”是首都师范大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设的课程，先生正是这一课程的最早的授课教师。在乐谱和音响匮乏且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先生除潜心收集资料、扩充教学内容外，也特别注重学科的研究。在他编译的《西方20世纪音乐的继承与发展》（《云南艺术学院学报》，1999年2月-2000年1月连载）中，从宏观上概述了西方现代音乐的发生、发展和进行趋势。在《西方20世纪音乐的理性与非理想思维》（《文艺研究》，1999年增刊）一文中，他从哲学的角度，以序列音乐和偶然音乐为切入口，分析了西方现代音乐的思维轨迹和思维特征。

电脑音乐也是先生较早在学校开设的课程，这也是他后来涉足音乐科技领域的开端。在理论研究方面，他发表的《电脑音乐在音乐教育中的应用》（1997年9月《音乐周报》三期连载），《多媒体技术应用于音乐教育的分析与构想》（《人民音乐》，1999年第5期），《理性与情感的碰撞，科学与音乐的对接——首都师范大学“音乐与科学高层论坛”述评》（《人民音乐》，2002年第12期）等文章，介绍和探讨了将电脑音乐引入高校教学，探索将音乐科技与音乐教育创造性融合在一起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此外，他还主持了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多媒体电脑在音乐教育中的开发与应用》（1997-2000年）、北京市教委教改课题《多媒体技术在音乐基本理论课程中的应用》（1998-2001年）等课题，将理论研究与实际操作结合在了一起。

先生人生中的“高光”领域是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作为他的硕士和博士生，我有着更深刻的体验和感受。正如先生做学术研究的叙述方式，他喜欢层层设问，层层剥离，深入浅出，特别不喜欢那种故作深沉的晦涩文字，喜欢用简洁的文字将激情藏于背后，这也正是他培养研究生所遵循的原则。

在具体的培养观念和培养方式上，先生根据每个学生的个性以及学术基础来设定学生的培养方向，调动学生的学术热情，激励学生建立献身学术的学术理想，帮助学生建立属于自己的学术格局。先生采用“圈养”和“放养”同时进行的培养方式。硕士研究生开始阶段，为了打好学术基本功、建立正确的学术观，先生多采用较为严格的“圈养”方式，强调学术规范，引导学生阅读经典理论文本和作品文献，以建立良好的“学品”。学位论文选题时，先生也多采用这种较为严厉的“圈养”方式，严格要求学生对自己所选择的论题进行严谨论证，不能抱有任何侥幸心理，不夸大自我也不贬低他人，客观有序地进行研究。“放养”方式是建立在“圈养”基础之上的，当建立学术规范，塑造学术论题，如何具体完成学术命题，则约定时间交稿。期间出现的任何问题，学生尽量自己想办法解决，如果解决不了，才与导师讨论共同解决。

2005 年杜教授访问俄罗斯格涅辛音乐学院

先生特别喜欢讨论式教学，面对具体学术问题，先生几乎很少正面回答，而總是通过师生之间你来我往式的“交谈”或“辩论”来引导学生进入情境之中。当问题通过抽丝剥茧般的学术辩驳而逐渐变得澄明的时候，学生往往能够获得从思维到精神的整体提升。在分析实践中，他特别强调不能仅聚焦于技术而遗忘了技术得以生成的精神因素和历史因素。他鼓励学生在作曲家思维结构之外寻找一种新的解读方式，从而拓展对作品的理解。在要求学生作品分析后，先生并不刻意去追问具体的技术手法，虽然他很重视创作细节的精妙之处，但更愿意通过技术去解读作曲家创作思维以及支撑思维背后的社会、历史、哲学因素。这种分析思路可能受到丹纳美学观念的影响吧。

在先生看来，分析作品，实际上是作曲家和分析者之间的一种心理“对决”（不仅仅只是简单沟通）。分析者在作曲家建构的意境中体验作曲家的生命，同时，也在体验自己的生命。这两种不同的生命有着自然的矛盾，而克服矛盾最为简洁的方式，就是心平气和地接受对方，在具体可感的艺术人生中，融合各自的叙述结构。一些难以解释的艺术现象、艺术作品中一些突如其来的材料，需要分析者另辟蹊径，运用多重角度去解读。这是高人之间的一种精神“对决”，分析者应努力寻找自己与作曲家之间的精神感应，去努力打开复杂难解的对象世界。先生常告诫学生要结合现实、结合个人独特的禀赋来开创属于自己的研究型道路。

如今，先生培养的门生中，如吴春福、徐璐、王雨桑、黄志鹏、郑刚、纪德刚、周杏等等也已经成为音乐学界的知名学者和教授。仅就培养后学这一点来看，先生对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贡献。

（二）第一赋格固定对题——教育管理与学科建设

从1992年起，先生就长期担任首都师范大学音乐系（音乐学院）的行政领导工作。从系主任助理，到主管科研系副主任，到主持音乐系全面工作，到主管教学副院长，可以说，他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了教学管理岗位上。众所周知，管理岗位是一个受累而又不讨好的岗位，而先生恰恰又是一位做事过于较真，对自己过于严苛的人。这种性格，使先生为行政工作付出了大量精力和时间，以至于他后来常常感慨地对我说，他的大部分人生，都被首都师大音乐学院“剥夺”了。但从另一角度，这种行政的历练，也成就了先生的领导力和把控全局的能力，为以后出版社的辉煌积蓄了动力。

先生告诉我，他之所以这么拼命地做这些行政工作，是由一种历史的继承感与使命感所督促的。历史上的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后改名为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可谓名家辈出，在许多学科上都曾成为同类院系中的翘楚。而在这些学科中，音乐教育和作曲理论，不仅被视为其两大支柱性学科，而且从根本上成就了后来的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从知名专家姚思源教授开创首师大音乐学院独特的学科发展方向，到知名作曲理论、音乐教育专家王安国教授对这两个学科方向的深耕厚植，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始终保持着全国音乐教育学和作曲理论学科发展示范单位的重要地位。

后来者不敢懈怠。在先生担任系、学院领导岗位期间，他在学校学科建设上可以说做到了殚精竭虑、全情投入。例如，提升教师的科研意识;倡导教师学生参与舞台艺术实践;主持制定本科学分制教学计划;建立包括助教班、研究生班等各种层次的学历提升课程;组建全国性音乐教育培训基地;筹建硕士、博士授权点;全面提升首都师大音乐学院国内学术影响力，等等。这些工作毫无疑问占去了他不少的壮年时光。

此外，先生还承继姚思源教授、王安国教授的传统，积极参与全国高校理论作曲学科的建设。如今极具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理论作曲委员会”[1]成立于1990年，创立之初是以师范院校理论作曲教师为主体的全国性学术组织，先生是当初的创建者之一。自学会成立起，先生就曾担任副秘书长、秘书长，学会副主任、主任（2004—2012年）和名誉主任。担任主任期间，他积极组织开展各类学术交流活动，开创了教师和研究生学术论文和音乐作品评奖活动，将学会范围从师范院校扩充为各类普通高校，团结了全国各类高校的理论作曲教师和研究生，大大提升了学会的影响力，使其成为全国高校理论作曲教师和研究生交流教学经验和展示、切磋学术成果的重要基地。

高等学校音乐教育也是先生特别关注的领域。由杨瑞敏担任总主编，先生担任副总主编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音乐教师培养国际比较研究》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该课题的成果是三部专著：《中国专业音乐学院音乐教师培养现状报告》《中国高校音乐教师培养现状报告》和《外国音乐教师培养概览》，其中第三部由先生担任主编。这三部视野宏阔且客观、真实、详尽的分析报告，全部来自实际的调研和资料汇集，经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在学界获得广泛好评。三部著作不仅填补了国内音乐学科发展研究的一项空白，而且第一次从世界视角对中外音乐教师培养情况作了相对细致的比较分析研究，为我国高校音乐教师培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启示和实践参照。

作为音乐教育的专家，先生也曾涉足基础音乐教育领域。他曾接受广西接力出版社和广西教育出版社邀请，担任桂版《全日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音乐教科书》主编。该套教科书是经教育部审定的国家级十一套教材之一，全套18本，涵盖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的全过程。除遵照课程标准的要求外，桂版教材的重要特征有两个：一个是“立足民族民间音乐，以音乐母语为基础”，另一个是“从小培养学生多声音乐感觉”，这两个方面，正体现了先生多年来对音乐教育本质的追求。教材开始实施后，在教育部组织的教师学生调研中，该教材的影响力曾名列前茅（中学第一，小学第二），多次受到教育部和专家组的表彰，被一些研究者称为“中国的柯达伊教材”。

二、第二赋格结构

（一） 第二赋格主题——文献出版

2006年初先生正式调入人民音乐出版社担任副总编辑，开启了他音乐人生的下半场。应当说，相较于27年的高校教研工作，在人民音乐出版社这八年着实显得有些短暂。但就成就和贡献方面，这八年却极好地诠释了何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笔者以为，正是在这短短的8年中，先生将多年在高校积累的学术修养与行政经验汇聚在一起，倾全力于音乐出版事业，真正地实现了从单纯高校理论教研向广阔社会实践的转场。可以说，这既是他个人旨趣和人生追求得以全面实现的8年，也是他再次实现人生升华因而也是最值得回味的阶段。

先生曾和我说起一件令他难忘的事。在一次座谈会间，他不经意地提起，由于转行，自己已从一名教育工作者变成了一名出版商。当时在场的于润洋先生立即说道：“晓十，你不要满足于做一个出版商，你是学者，你要做一名出版家。”先生说，于先生的提醒，如醍醐灌顶，既是激励，更是定位。这成了他之后出版工作的行为指南。

2011年杜教授担任金钟奖理论评论奖评委合影

人民音乐出版社是国家级大社，号称“国家队”，肩负着出版优质图书的任务。但同时，它又是名副其实的企业，不但要自负盈亏，每年还要为国家创利。因此，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出版社常提常新的话题。到出版社后，先生主要负责全社的图书出版工作，包括从选题策划到图书终审的全部流程，还要兼顾图书的审核校对、装帧设计、排版印刷，甚至还要兼及图书市场的宣传策划和发行工作。这些与高校工作性质截然不同的繁杂事务，一开始确实让先生有些应接不暇。但很快，他就从中找到了规律，体会到了乐趣，甚至找到创造性工作的方法。在他看来，“在商言商”固然是身份使然，但若能同时做到“以商促学”，以产业带动学科和事业的发展，做成一番在高校难以实现的事业，岂不美哉。八年来，利用这个平台，在出版社社委会的领导和支持下，在图书编辑和各部门工作人员的鼎力合作下，他主持出版了一批有较高学术质量和市场价值的图书，做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其中让先生最感自豪的是，由先生主要策划的两项大的出版工程，分别是《中国当代作曲家曲库》（下简称《曲库》），《中国音乐百年作品典藏》（以下简称《典藏》）。

笔者认为，《曲库》是先生作为出版人的“第一把火”。这把火对中国出版界、作曲界、音乐理论界和传播界都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2011年杜教授在美国海伦德音乐出版公司参观乐谱出版

2012年杜教授与德国亨乐音乐出版社CEO合影

《曲库》是中国当代作曲家创作的管弦乐队（包括中国民族管弦乐队）总谱。尽管在过去数十年中，我国也都陆续出版过乐队总谱，但以系列形式出版中国作曲家创作的交响曲、协奏曲及管弦乐队作品的总谱，确实是开创了音乐出版的先河。2006—2014年，出版社共出版乐队总谱60余部。这些总谱大气、美观，不但有总谱，还有分谱和录音音响，可以直接供乐队演奏，供理论家分析，供学生学习，更是经典藏书。这个系列一经推出，即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笔者以为，这个项目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功绩：

1.开创了总谱系列出版的先河，建立了乐谱出版与音乐会演出等同时进行的立体式传播营销模式，产生了轰动性社会效应。总谱出版后，出版社创造性地与交响乐团合作在音乐厅举办作品音乐会，同时将作曲家请到音乐会现场举行新书签售，请作曲家上台介绍作品，召开专家和媒体作品研讨会等。这种多维度的传播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国内交响音乐的繁荣。据笔者了解，各类总谱出版现已形成趋势，带动了众多出版社对中国作曲家作品的关注。

2.据先生介绍，《曲库》从一开始着手，就采用了一种规范的总谱运营模式，将乐谱的使用和传播纳入国际化的范式之中。通过与作曲家签约、乐谱演出租赁等国际通用模式，使作曲家的知识产权得到了尊重，也保护了作曲家的合法权益。这种良性的、尊重法律规范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中国音乐出版都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据了解，《曲库》在国外出版同行中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其中部分作品已被一些国外音乐出版社引进版权，面向全球发行，加快了我国高雅音乐“走出去”的步伐。

3.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音乐出版机构出版的中国作曲家作品难言丰富，而其中乐队总谱就更少。显而易见，《曲库》这种大型系列作品的出版，不但是为读者，更是为作曲家送上的一杯“爱之甘醇”。正如一些作曲家所言，《曲库》的出版发行以及相关的音乐会已成为“作曲家的节日”。更为重要的是，《曲库》的成功发行，激发了作曲家的创作激情，让他们看到，自己的作品除了演出以外，更有傳播和留存的空间，这无疑对中国的音乐创作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4.过去，对研究者和学习者来说，中国当代音乐文献资料的收集难度很大，问题很多。随着《曲库》的出版以及由其带动起来的其他出版社的乐谱出版，作为音乐研究第一手资料的中国现当代乐谱，一下子变得丰富起来，这无疑是理论研究者和音乐教师最大的福音。从学习的角度讲，这些优秀作品的范例，理所当然成了后学者的精神食粮。可以说，《曲库》对中国当代音乐创作、音乐研究和音乐教学都功莫大焉！

5.《曲库》及各出版社的乐谱出版，已逐步展示出一部动态的、开放的中国当代音乐创作发展史。笔者曾和先生探讨过《曲库》的选曲标准问题，他告诉我，标准相当严格。不但要考虑作品的艺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也要考察作曲家的影响力，同时，还要兼顾作品的创作风格和创作技法的多样性，此外，还要特别注重作品在中国音乐发展中可能的历史价值。为了完成所承担的有关中国交响音乐创作历史的课题，笔者曾细致分析和揣摩了《曲库》的所有作品，我甚至认为，《曲库》已然超越了乐谱自身，成为当代音乐创作的最直接、最真实的载体。

如果说《曲库》只是断章式地出版中国当代作曲家的乐队总谱，那么，紧随其后的《典藏》就是一部大型的“套曲”，一套浓缩的中国专业音乐创作的历史图卷。

《典藏》共40卷，全部由音乐作品组成，是一套真正意义上的音乐“鸿篇巨制”。所选入的作品肇始于我国有独立意义的音乐创作之时，贯穿百年，涵盖各类音乐体裁，包括独唱、齐唱、合唱、歌剧、音乐剧、中外各类器乐独奏与重奏、室内乐、协奏曲、管弦乐曲、交响曲以及舞剧音乐等共计1000余首（部）作品。它已成为迄今我国最权威和最经典的音乐作品集成。

《典藏》由赵季平和先生担任主编。私下聊天时，先生曾与我多次提起过《典藏》的出版意义。他认为：尽管《典藏》中的大部分作品在过去都曾以不同的形式发表过，表面看只是一次重新结集出版，但其意义却远远高于简单的“结集”两个字。单就其权威性和历史意义来讲，从浩如烟海的作品中选出这一千余首（部）作品入典，其精品价值、经典价值、版权价值和收藏价值就不言而喻。

出于本人對曲谱，对中国现当代音乐历史的兴趣和关注，笔者曾花费数天时间，仔细翻阅了《典藏》的各类作品。对我这样的后学来说，除了感慨、震撼、激动和钦佩之情外，还可以不断地有好多的论文来评价它。仅出于粗浅的认识，我以为，至少可以说出以下几个方面：

1.正如前言中所讲，《典藏》实际上是中国专业音乐创作从无到有，从稚嫩到辉煌，从相对单一到丰富多彩，从模仿西方到独立品格的百年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艺术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讲，必然是当时当地生活、思想、文化的体现，每一部优秀作品都必然带有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烙印，都体现出作者对美好和崇高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典藏》可以说不仅仅是一部音乐作品集，也是一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长卷。

2.说到《典藏》经典价值，我觉得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其作品遴选的权威性、专业性和包容性。《典藏》的专家组成员都是当代知名的音乐史学家、音乐评论家（据先生讲，为了避嫌，没有邀请作曲家）。据说他们在讨论作品时，曾多次发生“严重的”争执，以至于作为主编的先生都要不停地去“救火”。我相信，正是这样的争执，才保证了选曲的公正和权威，而最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无论是作品还是作曲家，都是音乐作品中的经典之作。

3.抚卷长思，我不仅为《典藏》精美的装帧、精良的制谱、权威的版本所震撼，更为其严谨的专业性和学术性所折服。仅举一例，《典藏》中的声乐部分，除一些历史歌曲和个别流行歌曲外，绝大多数都是标准的带钢琴伴奏的形式。据说这是先生当时特别坚持的，为此还说服了不少原曲作者或自己，或请人重新创作了钢琴部分。我想，这不仅仅是规范性的问题，还反映了编纂者对艺术性和音乐水准的严谨追求。

2011年杜教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图书馆观看勃拉姆斯作品手稿

4.一部完全由曲谱组成的大型丛书，其价值就在于它是集演唱、演奏、学习以及研究于一体的第一手材料，而除了曲谱外，《典藏》还提供了几乎每一首（部）作品的音响资料，这就更难能可贵。这看似40张薄薄的CD，其背后的艰辛工作和花费的资金却是无法想象的。

5.这些规范性的操作，毫无疑问会受到国际音乐界的关注。先生告诉我，德国知名的硕特音乐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本在中文版后很快也正式出版了。国际版本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一般性的版权输出，它更代表着让中国百年来的最优秀作品得以向世界传播，让世界能够重新认识我们的现代音乐创作，了解中国现代音乐的水平，这个意义是无法用一般的语言来描述的。

（二）第二赋格固定对题——出版研究与学术翻译

先生在出版社的8年，也许是他一生中最为忙碌的8年，每天繁杂的日常工作给了越来越接近退休年龄的先生以巨大的压力。但先生毕竟是学者，是喜欢做学问的人，如果只是陷于日常事务，他的内心是不甘的。于是，在这期间，两个固定对题便缓缓地流淌出来。

“在商言商”一方面包括操作层面，另一方面也应该包括研究层面。到出版社后，身份不同，视野不同，所面对的事物和所思考的问题也就有了相应的改变。从先生这一期间在不同会议上的讲话、发言以及所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所关注的侧重点已明显地从过去的教学研究和学理研究转向了与本身工作更为紧密的音乐出版研究。例如，在《从“幕后”到“前台”——谈音乐出版在推动中国交响音乐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人民音乐》）2009年第2期）一文中，他首次触及了在整个音乐事业中音乐出版所应占有的地位，明确提出了音乐出版应该形成与音乐创作、音乐研究、音乐演出相互促进的良性关系，从而成为音乐事业重要一环的论述。再如，在《关于音乐分析意义、方法、人才培养和文献引进的探讨》（《人民音乐》2010年第3期）和《从媒体人的角度谈音乐分析研究文稿的写作》（在2013年音乐分析学会第二次年会上的发言）两篇文章中，他站在音乐出版人的角度，以自己每天面对大量书稿和文章的实际经验，对后学提出了自己的忠告和建议。再如，在《世纪经典，时代回声——写在〈中国音乐百年作品典藏〉出版发行之际》（《人民音乐》2015年第5期）一文中，他以实际参与者的身份，再一次阐述了音乐出版与音乐事业发展的重要关系。

如果说前述出版研究是社会活动的话，先生沉浸在了一段书斋生活之中，而且全部是利用业余时间。还在我读书的时候，先生就时常提起现行音乐理论教材相对滞后和陈旧，对现代音乐理论和技法研究成果推荐引进不足的关注，希望有朝一日能为此做点什么。到出版社后与国外出版社的频繁接触，使先生有机会浏览到大量现代音乐教材和著作，有了可以直接洽谈版权引进的机会，这让他重新萌生了引进国外现行教材的念头。在先生的主持下，人民音乐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当代外国高校精品音乐教材”的系列图书，引进了十余本国外现行的高校音乐教材。由于翻译人员紧俏，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先生只得亲自披挂上阵。

几年间先生共翻译了两套专著共四本图书，分别为《调性和声及20世纪音乐概述》（斯蒂凡·库斯特卡/多萝茜·佩恩著，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年5月）、《调性和声及20世纪音乐概述练习册》（人民音乐出版社，2013年4月）、《理解后调性音乐》（米盖尔·A.伊格·弗朗科利著，与檀革胜合译，人民音乐出版社，2012年10月）、《理解后调性音乐谱例集》（人民音乐出版社，2012年10月）。先生有时也不无调侃地和我说起，翻译一本图书，特别是比较艰深的理论图书，其实并不比自己写作一本书更轻松，这只有亲自做过的人才能感受得到。話虽轻松，但在工作压力那么大的前提下仍然做了这么多事情，我也只有钦佩之情了。两套书出版后，引起了学界不小的关注，不少学校都将其作为指定教材，很快被重印，这也足以让先生感到欣慰了。

毫不夸张地说，先生这8年所立足的“主题”与“对题”交织，既有空间上的深度和谐对置，又昭示了他的自我选择和对人生意义的追求。这种人生结构，赋予了先生这个时段独特的文化意义，既隐喻了他人生历程的曲折以及曲折之后的完美，也彰显了他这一时段的充实和满足。

三、二重赋格的再现

以上两个赋格主题及相应对题，看似分散驳杂，但在笔者看来，却暗含着先生一以贯之的个性特征和学术追求，所涉及的多个主题和对题，甚至包括各种“间插段”，其实都是由一条主线连在一起的，最终还是殊途同归。如果把几个主题与对题的呈示与展开放在一起从纵横两个维度来观察的话，先生最后几年事业上的又一次辉煌，实际上是体现了一种精神的回归，一种对整个音乐人生的总结与再现。

行文至此，笔者突然想起了中国音乐出版的奠基人与开路人钱君匋（1906-1998）。钱君匋是中国近代知名的出版家，1938年，他开创了中国第一个音乐出版社——万叶书店，主要出版艺术相关的书籍，包括音乐、美术以及文学作品。1945年后，万叶书店转为专门出版音乐类书籍的出版社。1953年，万叶书店与上海音乐出版社、教育书店合并，成立了“新音乐出版社”;1954年，更名为“音乐出版社”，社址迁移到北京，成为现在的人民音乐出版社的前身。学者黄大岗认为，钱君匋的万叶书店有三个特色：现代出版理念、现代绘谱观念、选题策划追求新意[2]。这三个特色，为后来的人民音乐出版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钱君匋本人是一位全能的艺术家，在书法、绘画、篆刻、书籍装帧等方面造诣深厚，同时他又是一位音乐家，因此能够深刻理解作曲家的所思所想，才会真诚地通过出版中国作曲家的乐谱来支持作曲家们的创作。作为一位私人企业家，钱君匋并不囿于商人的身份，而是把自己的艺术理想和音乐抱负，通过出版来得以实现。

愚以为，同为音乐出版社副总编辑的杜晓十先生，作为后来者，也在努力继承钱先生的理想与追求，也在努力追寻从不同的角度来实现自己的音乐抱负。我觉得，先生之所以能够在工作的最后阶段做了几件大事，与他之前在高校的教学、科研的工作经历分不开的，也是与先生从一开始就在寻找人生的音乐价值分不开的。回过头来看，这个再现，正是先生追求艺术、追求完美、追求创意、追求国际化的实际体现。这与钱君匋先生在万叶书店初创时期所坚守的那些理念，似乎有着相通之处。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先生所秉持的出版实践和理念，正是钱君匋先生出版实践和理念的跨时空回响。如果钱先生还在世，他会不会也为此感到欣慰呢？

重新回顾先生的人生，二重赋格式结构赋予了这种人生一种看似散乱实则严谨的过程，体现出一种和谐交织的美感。苏格拉底曾说过，未经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套用这句话，未经风雨洗刷过的人生、未见过“高光”时刻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这句话适合先生，同时也勉励自己。

注释：

[1]姚思源先生是该学会的第一任会长，王安国先生是第二任会长。之后，杜晓十先生接任为学会第三任会长。

[2]黄大岗：《我国第一个音乐出版社——钱君匋和万叶书店》，《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43-48页。

檀革胜 华侨大学音乐舞蹈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