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筱萱
(青岛大学 历史学院,山东 青岛 266000)
传统家庭和社会的话语权与决定权主要掌握在男性手中,女性处于社会权利的边缘地带。近代以来,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对女性问题的根源和女性解放的路径进行了探讨,包括戊戌变法时期倡导废除缠足,辛亥革命时期倡导女子教育,五四运动时期倡导女性独立,宣传马克思主义妇女观。[1]作为近代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刊物,《新青年》在女性解放方面的探讨更是深入到了人格和阶级层面,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社会思潮。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女性解放思想的受众范围其实不广,且女性角色并未处于主导地位,推进男女平等存在若干障碍。不过,《新青年》的相关探讨仍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2],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梳理近代妇女解放的发展轨迹。
辛亥革命后,受尊孔复古逆流的影响和纲常礼教的束缚,女性解放进展艰难。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展开,以《新青年》为阵地,关于女性解放问题的讨论日益广泛和深入。[3]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出刊6期后因护国战争的爆发短暂停刊,1916年9月1日以“新青年”为名复刊。
《青年杂志》以改造青年的思想为己任,力图唤起青年的觉醒,宣扬彻底清除封建思想毒瘤,彻底摆脱封建专制束缚,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新的社会。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