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特色”的对非教育合作及其对中国的借鉴
——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回顾与展望

土居健市

(北京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871)

在上世纪90年代欧美对非洲出现 “援助疲劳” 之际，日本增加对外援助投入，作为世界最大的援助国，通过举办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TICAD)提高了在国际援助事务方面的影响力(1)李安山.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与日本援助非洲政策.西亚非洲,2008，(5):5-13.，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受到了部分非洲国家的欢迎(2)楼世洲,刘秉栋.日本对非洲教育援助框架“图景”分析——历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透视.比较教育研究,2017,(5):61-66.。自1993年10月第一届TICAD(TICAD I)召开以来, 该会议进程已成为日非合作的主要框架(3)Steven W.Hook, National Interest and Foreign Aid(Boulder，CO: Lynne Rienner, 1995).。

国际发展援助是高度复杂的公共政策。许多研究者讨论过国家为何以及应如何开展对外援助，且什么样的援助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有效。对外援助的复杂性不只包括国家发展问题的复杂性，还有国际社会几十年来累积的发展援助的国际规范以及国家之间的外交政策等多种因素的交互效果。

因为对外援助是国际性行为，所以会受到国际层面因素的影响。Hook将国际制度论应用于国际援助制度，将国际援助制度定义为与援助相关的原理、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认为援助国和受援国将逐渐融入到该体制中(4)土居健市.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与日本对非经济合作政策的演变. 非洲发展报告No.16(2013～201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稻田十一进一步发展对国际援助机制的理解。他指出，某些国际发展理念和做法集中于某一主要援助国，也会影响到其他援助国，应使其在共同国际准则和规则框架下开展国际援助，从而形成国际援助机制(5)稲田十一.国際協力のレジーム分析―制度·規範の生成とその過程―.東京：有信堂,2013.。

同时，对外援助是援助国的国家政策之一，援助国自己的目的以及其他国内因素也会影响其对外援助。兰开斯特(Lancaster)指出，外交目的、发展目的、人道目的、商业目的、文化目的等援助目的的多样性会决定一个国家的对外援助模式(6)Carol Lancaster, Foreign Aid Diplomacy, Development, Domestic Politics(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4-5,13-17.。尽管由西方发达国家等所谓传统援助国组成的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援助模型是要追求以东道国的发展或人道主义为目的，但是，任何援助国都不追求为唯一的目的而进行对外援助。现实中，援助国拥有多重对外援助目的，并且其多重目的之间的平衡也因各国而异，乃至同一援助国的对外援助目的也不一定固定不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平衡会发生变化(7)Hisahiro Kondoh et al., “Diversity and Transformation of Aid Patterns in Asia’s ‘Emerging Donors’,”JICA-RI Working Paper 21，(2010): 1-77.。此外，对外援助模式的制度化常常是根据其他援助国的模式学习的结果(8)近藤久洋.比較開発援助論：新興ドナー援助モデルと DAC 化 .埼玉大学紀要(教養学部),2014，50(1)：89-119.。比如，著名的中非关系专家黛博拉·布罗蒂加姆(Deborah Brautigam)说明了重点利用基础设施开发贷款的中国对外援助模式是因中国自身获得日本对华援助的经验和日本对东盟援助的方式而得到的启发(9)Deborah Brautigam,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教育援助是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部分。在国际援助潮流下，由于教育领域对国家发展的效果，教育援助得到了重视。根据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强调了教育投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10)World Bank, Priorities and Strategies for Education: A World Bank Review(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1995).。国际社会也认识到通过教育获得的知识给卫生健康和营养、粮食、减贫等其他社会领域发展的正面影响。这些教育对其他领域的效果得到了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理论等理论基础的支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世界儿童状况报告》(11)UNICEF,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ren 1999: Education(New York: UNICEF, 1999).、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人类发展报告》(12)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0(New York: UNDP, 1990).等主要政策文件也涉及了教育发展的广泛效果，这些趋势也影响了教育援助的国际潮流(13)萱島信子·黒田一雄.“国際教育協力に対する理念的視覚と世界·日本の教育協力の展開"”.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9.389-422.。从援助国的外交目的角度来看，教育援助同样具有独特的作用。约瑟夫·奈(Joseph Nye)指出，某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与对外政策是其软实力的重要来源(14)Joseph.S.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 Public Affairs,2004).。教育援助作为援助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领域，也是增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之一(15)胡鞍钢等.对外援助与国家软实力：中国的现状与对策.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3):5-13.。

日本是经合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简称DAC)的成员国。日本在参与国际发展合作初期，作为亚洲新兴崛起的经济体，以经济贸易推动为主的独特方式开展对外援助(16)斉藤泰雄.1990年以前の国際教育協力政策——逡巡と試行錯誤の軌跡 .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9.55-70.。后来渐渐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援助方式，并参与形成发展援助国际潮流。日本凭借其独特的援外经验，结合本国国情、东道国的发展需求以及国际潮流，发展出了一种援外模式。日本国际发展合作的这些过程和方式对中国来说值得研究与借鉴。

一、日非教育合作进程

(一)日本教育合作进程

日本教育合作的历史悠久，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开始的时代。日本的官方发展援助，从基于1954年科伦坡计划的专家派遣和接收进修生开始。因为单次的专家派遣和进修生的接收无法满足新兴独立国家庞大的人才培养需求，所以，1957年当地技术人员提出了设立海外技术培训中心的构想，以开展大规模持续的培训。这是在发展中国家开设的支持人才培养和技术合作的新机构，以便开展从日本派遣专家、接收进修生、提供物资等支援。这是目前日本技术合作的主要合作方式，也是技术合作项目的原型(17)萱島信子.日本の国際教育協力の歴史的変遷と展望.SRIDジャーナル. 14号,2018.。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肯尼亚等东非国家开展职业技术培训项目合作、派遣化学教育专家以及理科教师等专业人员的派遣事业，开展人才培养合作(18)澤村信英.対アフリカ教育援助に関する一考察-日本の役割と可能性をめぐって-.国際教育協力論集,2014,(2):135-145.，到1980年为止，日本教育领域的重点一直放在职业教育等人才培养上。

但是，自1990年在泰国宗滴恩召开的世界全民教育大会(World Conference for Education for All)上强调了基础教育的普及以来，日本也开始加强对基础教育的援助。1994年，日本政府的技术合作对外援助机构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在《发展与教育》援助研究会报告中指出，“由于基础教育与人们的道德、价值、风俗等观念密切相关，与国家文化、国家主权等观念密切相关，因此，(日本)一些观点认为基础教育援助是不恰当的”，但“可以期待，通过谨慎而灵活的实施，会产生巨大的效果”。该报告提到了普及基础教育和提高其质量的援助(19)国際協力事業団(JICA).開発と教育 分野別援助研究会報告書.1994.。基于这些教育合作方针的转变，20世纪90年代，在日本的官方发展援助中，为了通过初中教育水平提高就学率和改善教育环境，推进中小学高中校舍的援建项目，以及作为科学技术振兴基础的日本擅长的理科教育领域的教师能力建设及教材开发等基础教育技术合作项目迅速增加。虽然之前的人才培养项目主要都在亚洲开展，但1990年以后，基础教育合作的进展促进了日本对非洲教育合作的扩大(20)萱島信子.日本の国際教育協力の歴史的変遷と展望.SRIDジャーナル.14号,2018.。90年代，国际社会关于发展的观念和应对战略的主流也从之前比较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变为强调“包容性增长”(21)蔡荣鑫.“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及其政策内涵.经济学家,2009,(1):102-104.，1990年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发表《人类发展报告》，世界银行发布《世界发展报告》，均提到了教育、卫生等多领域发展的重要性。世界银行1998年提出了《全面发展框架(简称CDF)》、推出了《减贫战略文件(简称PRSP)》，进一步推进了对不限于宏观经济的多领域减贫、人类发展的重视。在这种国际潮流下，日本也增加了基础教育领域的对外援助(22)吉田和浩.1990年以降の国際教育協力政策——国際開発思潮と国内要因のはざまで .东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9.55-79.。

除了技术合作之外，日本也对教育领域加强了资金合作。资金合作大致分为“无偿资金合作”(赠款)和“有偿资金合作”(主要是日元贷款)。由于还款能力有限等原因，长期以来日本对非洲各国教育部门的资金合作主要是赠款，用于建学校、提供教育设备等。但是，就日本对全球援助金额的规模而言，日元贷款一直是日本的主要援外方式(23)Hiroshi Kato et al.,eds., Japan’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Foreign Aid and the Post-2015 Agenda(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寻求偿还资金的日元贷款，促进东道国有效利用贷款资金和适当的事业监督与管理，避免发展中国家对援助的过度依赖以便提高其自主能力。对东道国来说，日元贷款项目是即使借钱也想推进的高优先度公共事业。从全世界角度来看，教育领域的日元贷款项目，到80年代为止偏向于提供资材、整备设施等“硬件”，但是，90年代以后，与教师、政府官员的进修培训、留学、行政能力强化等“软件”要素的组合提高了项目效果的综合性。此外，日本还在北非国家开展和世界银行共同融资等教育领域的日元贷款项目(24)木村出. “円借款による国際教育協力――人づくりを通じた自立発展協力と重層的な相互交流の促進.东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9.331-364.。

日本政府的对外援助实施机构为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简称JICA)。其前身是上述的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2008年和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日元贷款部门合并成为新的JICA，并开始管理发展援助资金。JICA也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综合性双边援助机构之一，目前在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工作，约有100个海外事务所，日本国内有10多个培训中心等基地(25)JICA.国内·海外のJICA拠点 [EB/OL].https://www.jica.go.jp/about/structure/index.html，2019-11-15.。因为国际发展合作是涉及多领域的复杂性较高的事业，JICA通过和日本各部门的协调来确保各领域发展合作的专业性，进行对外援助工作。在全球教育合作上，JICA与教育或外交等相关部门的政策协调一起发挥主动性，从而确定了日本国际教育合作的方向(26)萱島信子, 黒田一雄.“日本の国際教育協力の過去·現在·未来” .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2019.389-422.。

(二)TICAD进程

1993年，日本政府认为, 在冷战结束后, 日本清楚非洲各国存在的经济困难、脆弱性等问题, 以及强烈的被边缘化的危机感, 因此积极地安排了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的召开，该会议成功地引起了世界各国对非洲的关注(27)外務省.TICAD(アフリカ開発会議)I の概要 [EB/OL].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ticad/tc_gaiy1.html，1993-10-20.。会上，时任首相和副首相兼外务大臣都提到了人才培养对非洲的重要性(28)外務省.アフリカ開発会議‐細川内閣総理大臣の演説[EB/OL].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05/eos_1005.html，1993-10-5.。此前日本对外援助的重点在亚洲，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的举办标志着日本对非洲的关注，并逐步开始增加对该地区的援助金额。但教育还是要把人力资本投资放在首位，更加明确地强调了非洲教育合作的重要性是在1998年的第二次会议。两次会议之间，应对目前为止的经济增长，成为减贫、人类发展、社会发展等方面国际发展潮流的巨大转折点，日本对教育合作的方向也发生了变化。这反映了这些年国际教育发展合作的趋势，第二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更强调初等教育、基础教育的普及和改善(29)吉田和浩.1990年以降の国際教育協力政策——国際開発思潮と国内要因のはざまで .东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9.，通过采纳了《TICAD II行动计划》。日本政府按照该计划准备了对非援助计划，包括在未来5年援助非洲900亿日元的无偿资金合作，为该地区200万儿童提供新的教育设施，以及改善1,500万人的居住环境(30)外務省.TICADII行動計画を踏まえた我が国の新たなアフリカ支援プログラム [EB/OL]. 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ticad/tc_progr.html，1998-10-21.。

2003年召开的第三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强调了会议的机制化，并发布了《TICAD十周年宣言》。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发表主旨演讲，提出日本要在三大关键领域加大对非洲的援助，其中包括教育合作在内的“以人为本的发展”为第一位。小泉指出，日本对非教育设施援助超过了预期，为260万儿童提供了教育机会，并表明日本以后5年内会为非洲的教育、卫生等领域提供10亿美元的无偿资金合作(31)外務省.“第3回アフリカ開発会議における小泉総理大臣基調演説” [EB/OL].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15/ekoi_0929.html，2003-9-29.。日本政府决定在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进程时期为非洲低收入国家的教育发展投入2,500亿日元，以便提高基础教育的可及性，并改善基础教育的质量等(32)外務省.日本の対アフリカ支援イニシアティブ [EB/OL]. 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ticad/pdfs/africa_shien.pdf，1998-10.。

2008年召开的第四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 IV)，日非合作的重点转为经济合作。TICAD IV提出“以更有活力的非洲作为目标—希望和机会的大陆”，将“增长的加速化”作为第一主题。第三次会议的减贫、治理改革和解决纠纷的位置相对下降，取而代之强调“加速增长”，即经济发展。此外，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也反映了全球变暖是强烈的关心事项(33)高橋基樹.TICAD の変遷と世界-アフリカ開発における日本の役割を再考する .アフリカレポート,2017，55:47-61.。TICAD IV决定完善TICAD后续管理机制，并表明对非洲官方发展援助的倍增(34)外務省.第四回アフリカ開発会議(TICAD IV)(概要と評価)[EB/OL]. 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ticad/tc4_gh.html，2008-05-30.。尽管日非合作的重点已从社会领域转向经济领域，但随着日本对非援助总量的增加，日本也承诺了会对非进行大规模教育合作投入。合作的内容包括：①实施440亿日元的无偿资金合作、技术合作；②建设由约5,500间教室组成的中小学校1,000所；③扩大以10万名教师为对象的中小学校理科教师培养项目(SMASE)。根据在TICAD后续管理机制下日本外务省编辑的《第四届东京会议我国的公约达成情况》资料，这三个量化目标到2012年为止实施情况良好，目标达成率分别为①合作金额173%；②教室为130%、学校为132%、③793%(35)外務省.TICAD IV我が国の公約達成状況 [EB/OL]. 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ticad/pdfs/tc4_kouyakutassei.pdf，2013-05.。

2013年的第五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TICAD V) 是安倍晋三第二次上台后首次召开的。此次会议特意把主题定为“牵手活力非洲”。尽管此次会议进一步强调了日非合作的主题为经济合作，但也提出了日非教育合作的新品牌——“非洲青年商业教育倡议(African Business Education Initiative for Youth)， 简称为ABE Initiative (ABE倡导)。而“ABE”恰好又与“安倍”的日文发音相同，这成为安倍着力进行宣传的一个项目(36)李清如.日本对非经济外交及其动态趋势分析.日本问题研究,2017,(5):10-21.。ABE倡导是由政府、高校、民间企业等多方参与的经济合作和教育合作相结合的跨领域大型合作项目。自2016年召开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起，会议机制出现了新的变化，由日本和非洲轮流举办，其时间间隔从5年缩短至3年一届。在非洲大陆首次举行会议是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此次会议以《TICAD VI 内罗毕实施计划》为成果文件，提出了此后日非合作的三大支柱，其内容提要分别为：经济构造改革促进；稳健的卫生健康制度；社会稳定化。从表面上看，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似乎并不重视教育，但上述三项主题最终的落脚点都在教育上，《TICAD VI 内罗毕实施计划》三大合作支柱的具体合作项目中都包括教育合作(37)外務省.TICAD VIナイロビ実施計画 [EB/OL]. https://www.mofa.go.jp/mofaj/af/af1/page3_001789.html，2016-08-28.。此次会议后，日本政府承诺会充分利用该国的优势“优质”培养1,000万人才。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还继续实施非洲青年商业教育倡议倡导(名为“ABE倡导2.0”)，并提出了3万人的非洲经济核心产业人才培养计划(38)外務省.TICAD VIにおける我が国取組‐“Quality and Empowerment”[EB/OL].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183834.pdf，2016-08.。

(三)日非教育合作的援助规模

由于日本是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的成员国，按照OECD的相关规定，需要将其对外援助的详细数据报告给OECD。本研究根据OECD债权国报告系统 (Creditor Reporting System 简称为 CRS)的最新数据，收集了过去20多年(1996-2017年)日本对非洲双边教育援助金额的基本情况。图1的柱形图表示的是整个非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教育官方发展援助金额承诺金额(commitment base)〗，实线表示日本对非洲的教育援助占所有发展中国家教育援助总额的百分比，虚线表示日本向撒哈拉以南非洲提供教育援助占向非洲国家全部教育援助总额的百分比。柱形图的蓝色部分表示技术合作、无偿资金合作援助的总额，红色部分表示其中日元贷款的总额。

从国家数量的角度来看，非洲国家的大部分都在撒哈拉以南，因此，根据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金额可以看出教育援助金额的基线。可以观察到撒哈拉以南非洲教育援助都有3～5年的规律性波动，基本趋势为会议召开当年或前一年的金额高，以后下降。但是，其多年的基调随着会议承诺金额的提高而增加。

日元贷款的变化对对非教育援助的总投入趋势有重大影响。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援助相比，日本官方发展援助的特点是对贷款方式的积极使用。由于撒哈拉以南国家的还款能力等因素，该地区各国尚未获得教育领域的日元贷款，因此，对非教育领域日元贷款都集中于北非国家。因为日元贷款金额规模巨大，所以在向北非国家提供教育日元贷款的年份，如在2004、2005和2013年，向整个非洲提供教育援助的数额出现跳跃式增长，这也导致向撒哈拉以南非洲提供教育援助的比例下降。从上述20年的趋势来看，最近的2017年比较特殊。虽然2017年是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的第二年，但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教育援助金额很高，再加上对埃及的人才培养日元贷款承诺，因此，实现了这20年中最大的教育援助总额规模。

二、日本全球教育合作的主轴

(一)全球发展新时代下日本政府的战略

日本对非洲的教育合作方针离不开日本对全球的教育援助战略。与全球国际发展社区一样，2015年是日本国际发展政策变革的时机，而且，其教育援助方针也发生了新变化。

2015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了《可持续发展2030议程》，并公布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教育主要体现在第四个目标(SDG 4)。《可持续发展2030议程》将“确保包容、公平的优质教育，增进全民终身学习机会”的教育目标单列为SDG4，并将教育视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和成功实现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39)United Nations,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ttps://sdgs.un.org/2030agenda，2015；杨尊伟.面向2030可持续发展教育目标与中国行动策略.全球教育展望,2019,(6):12-23.。SDGs提出的教育有关目标要求从2000年至2015年间“千年发展目标(MDGs)”时期教育发展有关行动目标的转变，比如，更加强调STEM课程、考虑劳动力市场的教育内容等其他领域的互动(40)Ellen Boeren,“Understand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SDG) 4 on ‘Quality Education’ from Micro, Meso and Macro Perspectives,”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 65,no.2(2019): 277-294.、比从追求数量到强调“优质教育”更加需要更复杂的政策行动等(41)Barbara Bruns et al.,“The Politics of Quality Reforms and the Challenges for SDGs in Education,”World Development 118,(2019): 27-38.。201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教育2030行动框架: 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促进全民获得终身学习的机会》，指出了教育 2030 SDG 4的愿景、理念和原则；全球教育的总体目标和相关的七项具体目标、三项实施措施以及指示性策略; 协调全球教育努力的结构，以及管理、监测、跟踪和审查机制(42)UNESCO，Education 2030 Incheon Declaration and Framework for Action. Towards Inclusive and Equitable Quality Education and Lifelong Learning for All(Paris: UNESCO, 2015)；杨尊伟.面向2030可持续发展教育目标与中国行动策略.全球教育展望,2019,(6):12-23；吉田和浩.SDGs 時代における教育グローバル·ガバナンスの特徴と課題.国際開発研究,2016，(1-2)：5-16.。

在这样的国际潮流下，日本政府于2015年2月制定了《发展合作大纲》，提出“为了解决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日本ODA应进一步发展，以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对等伙伴关系”。该大纲曾被称为“官方发展援助大纲”，后来更名为“发展合作大纲”，也表示日本的国际合作走向不仅要依靠援助，也要引入多方主体参与，以实现国际发展工作的多样化。这是日本和援外有关的大纲第一次提出全民优质教育，从发挥日本优势出发，“在积极采取以民间部门为首的各种主体的提案的同时，通过与大学、研究机构的合作，旨在活用教育、学术研究的知识和见解”来进行国际发展合作(43)日本国政府.“開発協力大綱”[EB/OL].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eisaku/taikou_201502.html；吉田和浩.1990年以降の国際教育協力政策——国際開発思潮と国内要因のはざまで.东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9.。

基于这些国际社会环境和国家官方发展援助政策的变化，日本政府在2015年9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期间，提出了一项新的教育国际合作战略——《为了和平和成长的学习战略》。该战略倡导通过互相学习，实现优质教育，“大家互相支持的学习”(Learning for All, All for Learning)。并提出了三个原则；为了实现包容和公正的优质学习的教育合作；为产业、科学技术人才培养和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教育合作；构筑和扩大国际和地区性教育合作网络。该战略提出根据各国的需求和发展水平，为了开展有效的合作，应研究适当的援助方式资金合作(主要是日元贷款)、赠款、技术合作〗的战略实施，推进各援助方式之间有机地灵活运用，并致力于扩大教育领域日元贷款的投入等。该战略还表明，通过建立广泛的人力网络，促进与日本国内广泛的社会力量合作，以及高度重视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国际合作框架，推动全球教育合作。这项战略还考虑各领域教育内容的专业化和当代发展问题的复杂化，将在卫生健康、防灾、环境、科学技术、劳动和产业振兴、基础设施建设等其他领域的教育合作中加强互动与合作。该战略并不把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伙伴视为纯粹的弱势群体，而是高度重视与新兴发展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伙伴关系，并企图加深与其合作，使日本获得该国家群体的活力。这项战略特别提到了以ABE倡导为首的教育合作，并表明将继续提供具有日本优势的优质教育，同时加强与国际性高级专业人才的双向交流。加强与国内各地方社会、地方大学的合作，促进地方和发展中国家人才伙伴关系，为地方社会带来国际活力，进一步促进青年的多元文化交流等，提高发展中国家青年对日本的认识，形成“知日派”(44)日本国政府.“平和と成長のための学びの戦略 ～学び合いを通じた質の高い教育の実現～”[EB/OL].https://www.ar.emb-japan.go.jp/files/000209359.pdf，2015-09.。

(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的教育合作立场

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作为官方发展援助实施机构基于国际潮流以及日本政府的总体方针，为具体的国际发展合作工作制定了战略。

JICA根据政府的《为了和平和成长的学习战略》，2015年10月发布了《JICA教育合作立场文件》，并提出至2020年的5年教育合作方针，提出构建“知识共创社会”的教育合作。近年来，日本还参与了非洲联盟支持的泛非大学(Pan-African University 简称PAU)的合作，以便通过促进非洲区域内的留学、建立大学互动网络、共同研究等，构筑为共同解决非洲区域问题做出贡献的区内知识网络、缩小区内知识差距并帮助培养国际水平的高级人才。该《立场文件》还表明，JICA会通过进一步加强与非洲高等教育合作的重要伙伴——肯尼亚的乔莫·肯雅塔农业科技大学(JKUAT)的关系，支持泛非大学构想。JICA和JKUAT的合作历史悠久，是从上世纪70年代该校建立的准备时期开始。因JICA之后20年的援助，JKUAT自立发展成为现在的东非核心大学之一及泛非大学的东非校园(45)JICA.教育協力ポジションペーパー [EB/OL].https://www.jica.go.jp/activities/issues/education/ku57pq00002cy6fc-att/position_paper_education.pdf,2015-10.。

JICA整理国际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和日本政府的《发展合作大纲》，并提出了《JICA-SDG立场文件》。该文件也强调应调动多方主体的资源以及通过人才培养加强日本和东道国之间伙伴关系的重要性。该文件指出JICA是在日本熟知发展中国家需求的少数组织之一，同时，它还拥有国内机构和开发合作经验者的人力资源网络，因此，要充分利用这些知识和网络，为支持日本的民间企业和地方政府参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也就是说，作为日本和东道国的多层面主体之间的触媒(catalyst)发挥作用。此外，该文件还提出以非洲、亚洲、大洋洲为重点对象，积极开展赴日留学项目，支持各国教育界、产业界的骨干人才的培养，加强发展中国家和日本的伙伴关系并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46)JICA.SDGs達成への貢献に向けて：JICAの取り組み [EB/OL].https://www.jica.go.jp/aboutoda/sdgs/position_paper.html,2016-09-12.。

三、第七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和日非教育合作

(一)第七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的成果

2019年是第七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的召开年，也是日非合作重要的一年。会议以“人才、技术、创新——非洲实现飞跃！”为主题。“飞跃”反映出日方对非洲经济潜力的期待，认为人才、技术、创新这三点是日本的优势，在此主题的基础上，利用“日本特色”方式大力支持非洲发展(47)外務省.“第7回アフリカ開発会議(TICAD7)テーマの決定.” .2019.。尽管会议强调了日本企业对非洲发展的进一步参与(48)河野太郎.我々はアフリカ大陸の平和，発展，安定を実現するためエジプトと協力する- アフラーム紙(エジプト)による河野外務大臣書面インタビュー [EB/OL].https://www.mofa.go.jp/mofaj/p_pd/ip/page4_005285.html，2019-08-26.，但将“人才”放在首位，也体现了日非合作中对人才培养的高度重视。人才培养一直是日本对外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上，非洲媒体曾提问，与欧美和中国相比，日本对非洲合作有何优势，安倍首相回答说，日本对非合作的优势是其开展的合作是尊重非洲自主性的以人为本的合作，其中，特别提到了人才培养(49)首相官邸.“TICAD VII 共同記者会見.”[EB/OL].https://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019/0830kaiken.html，2019-08-30.。会议还提出，以后人才培养合作的设计要包含经济因素，并提出了以后人才培养合作的构想。

会议通过了两个成果文件, 一个是表明今后非洲发展方向的《横滨宣言 2019》(下称“《宣言》”), 另一个是基于《宣言》形成的工作路线图的《横滨行动计划2019》(下称“《计划》”)。《计划》提出了三大合作支柱：(1)通过创新和私营部门的参与，加快经济转型并改善经营环境；(2)深化可持续和坚韧的社会；(3)加强和平与稳定。尽管从表面上看教育似乎并没有成为焦点，但《计划》中人才培养的要素却无处不在。也就是说，这体现了日本政府在2015年公布的教育合作新战略中提出的推进教育合作和其他领域的互动，以及几乎每个领域恰巧都在进行教育合作。《计划》提到了ABE倡导的进一步扩大。此外，《计划》在教育领域的承诺还考虑了经济发展，这反映了教育援助对经济发展贡献的重要性(50)外務省.“横浜行動計画 2019.”[EB/OL].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ticad/ticad7/pdf/yokohama_action_plan_ja.pdf，2019-08.。

(二)ABE倡导

安倍首相第二次上台后的日非合作离不开非洲青年商业教育倡议(ABE)倡导。在ABE倡导框架下，日本政府向非洲青年学生提供为期3年的奖学金和各种补贴，这在针对非洲的日本官方奖学金制度中规模最大(51)国際開発ジャーナル.ABEイニシアティブ .東京:国際開発ジャーナル社,2019.。ABE倡导的留学项目是支持留学生获得硕士学位并在日本企业等单位实习，其目的是不仅支持其获得知识和技能，还通过实习使非洲青年对日本社会和企业有深入的了解，以便培养可以协助日本企业顺利参与非洲商业的高级产业人才。对非洲留学生的要求是，22岁至39岁拥有本科学历的非洲公民。自2014年正式启动以来，ABE倡导每年接收一批学生，从2014年的第一批至2019年6月份，共接收了5批共计1,219名留学生赴日学习(52)JICA.アフリカの若者のための産業人材育成 ABEイニシアティブ.東京：国際協力機構，2019.。对象国家为非洲54个国家，其中，来自肯尼亚、莫桑比克、南非、埃塞俄比亚等9个国家的人数最多(53)JICA,JICE.アフリカの若者のための産業人材育成イニシアティブ(ABE イニシアティブ)『修士課程およびインターンシッププログラム』運営支援業務(第2期)業務完了報告書 .東京：国際協力機構，2018.。

在企业实习是ABE倡导的特色。ABE倡导的留学生要参加两个实习，一个是硕士课程中的暑期实习，另外一个是硕士毕业后的项目终期实习。终期实习期间为两周到半年，其有三个目的：(1)通过在企业的业务经验，学习日本的企业文化和商业习惯、对事业战略与运营方法进行深入理解、为日本企业在非洲开展业务做出贡献；(2)向实习企业提供当地的信息、提出开拓新业务、解决新问题的建议，为日本企业在非洲拓展业务做出贡献；(3)接收实习生的企业可以加深对非洲的理解，通过切身感受非洲，缩短与非洲的心理距离，构筑有助于今后开展非洲业务的留学生的牢固人脉网络(54)JICE.アフリカの若者のための産業人材育成イニシアティブ(ABE イニシアティブ)「修士課程およびインターンシップ」プログラム 2019 年度修了時インターンシップ実施の手引き .2019.。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参与ABE倡导。可以接受ABE倡导的留学生作为实习生的企业需要首先注册，这些注册过的公司数量从2015年的217家增至2019年的584家。截至2019年6月份，ABE倡导的775名留学生已经完成了留学计划，并取得了优异成绩(55)JICA.アフリカの若者のための産業人材育成 ABEイニシアティブ.東京: 国際協力機構，2019.。第七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的成果包括日本企业音羽电机工业株式会社和卢旺达公司DATA-EKI Ltd.之间的合作备忘录。DATA-EKI Ltd.是ABE倡导的第一批留学生完成在音羽为期半年的实习回国后创立的新兴企业，安倍首相在会议开幕式的演讲中，特别提到了这个案例，强调ABE倡导目前在日本企业与非洲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56)外務省.アフリカ開発会議(TICAD)TICAD7開会式·全体会合における安倍晋三日本国総理大臣による基調演説[EB/OL]. https://www.mofa.go.jp/mofaj/af/af1/page4_005231.html，2019-08-28.。

ABE倡导的留学生也为日本高校带来了一些正面影响。例如，神户信息大学院大学的信息技术研究科科长土田雅之指出，在该校的ABE倡导的留学生非常符合该校2013年新建的ICT创新者英语课程的要求，并且在课堂活动上作为核心学生发挥了创新的作用。土田还指出，ABE倡导的留学生一直在思考，如何将在日留学学到的技术应用到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上，他们学习的高度动机以及明确的目标给该校以及日本学生都带来了很好的影响。ABE倡导的留学生与神户市当地社区及企业也有密切合作，推动了高校和地方等多方的交流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57)土田雅之.地元兵庫で「イノベーション」を巻き起こしています .JICA『アフリカの若者のための産業人材育成 ABEイニシアティブ』,2019.。

ABE倡导的留学生的选拔程序非常严格，而且选拔时间也比较长。为了选拔出能够成为为日非合作做贡献的优秀人才，考生需要有日本企业或者日本使馆等日方单位的推荐。日本高校也积极参与了优秀人才的选拔，并在ABE倡导中起着重要作用。在选拔人才环节，日本高校严格把关，除了对第一轮数学和英语成绩进行评定以外，还设置了面试环节，为考生匹配合适的学校和专业，使来到日本深造的非洲考生对自己的定位更加准确、选择的专业和学习的知识更加明确，而不是单凭自己的意愿选择大学和专业。这些严格且慎重的筛选过程，可以保证赴日留学生的质量，又有利于高校自身的交流与发展(58)张晓琪等.日本“非洲青年商业教育计划”政策特点及启示.世界教育信息,2016,(11):60-64.。

第七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承诺加强ABE倡导。自2013年在ABE启动以来，已经实行了两个周期，日本本次会议提出了第三个周期的“ABE倡导3.0”。日方6年内培养3,000名贡献日非商业的人才。不仅是培训方面，还涉及在日非洲留学生的后续支持，比如，鼓励日本企业雇用更多非洲国籍的员工(《横滨行动计划2019》重点领域1.3“释放民间部门的可能性”)。

(三)“日本特色”和非洲发展需求

非洲高度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促进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目标出台的2015年，非洲联盟批准了两个教育政策有关的重要文件。首先是2015年1月，非盟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首脑会议上通过了作为“非洲愿景和行动计划”的《2063年议程》，呼吁非洲人“在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命运的基础上携手努力，建设繁荣与团结的非洲”。《2063年议程》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通过发挥非洲人才的力量实现包容性经济繁荣的非洲，并注重知识经济科技创新等专业的人才培养和普及教育(59)AUC，Agenda 2063 Framework Document: The Africa We Want(Addis Ababa: Africa Union Commission, 2015).。另外一个是《非洲大陆教育战略(2016-2025)》(Continental Strategy for Education in Africa 2016-2025 简称CESA)。CESA提供《2063年议程》教育部分目标更具体的战略及措施，其中，强调了产业发展及科技创新领域的发展(60)AU，Continental Education Strategy for Africa(Addis Ababa: African Union, 2015)；Tikly L.，“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frica: a Critique of Regional Agendas，”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view,2019,20(2):223-237.。第七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对教育/人才培养合作部分产业人才的强调充分反映了非方的有关战略方针。

日本政府一直重视对外援助的“可见性(visibility)”，或者说是“看得见日本脸的援助(Aid with a Japanese Face)”， 因此，最近几年加大力度将“日本特色(Japaneseness)”因素纳入到了合作内容中(61)King K.,“Lenses on ‘Japaneseness’ in th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Charter of 2015: Soft Power,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JICA Research Institute Working Paper，no.135(2016).。随着中国等新兴援助国影响力的提高，日方更加强调合作中的“日本特色”，鼓励东道国意识日本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区别。

在第七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同意的日本行动计划中，也可以看到对“日本特色”方法的强调，同时，这些“日本特色”方法恰好瞄准非洲在《2063年议程》和《CESA》提出的为非洲经济发展的人才培养以及科技创新人才教育普及。如利用日本援外项目的成功模式，以及作为日本援助常用方式之一的援建设施。再比如，上述日本在肯尼亚开始的“中小学校理科教师培养项目(SMASE)”，以肯尼亚为国际培训基地，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地区的中小学理科教师推广SMASE授课模式(62)石原伸一.アフリカ理数科教育域内連携 (SMASE-WECSA) ネットワークの設立期についての考察.国際教育協力論集,2011,14(1):69-80；高阪将人,松原憲治.我が国の理数科教育協力の実践と理数科教育開発研究の動向：サブサハラ·アフリカを中心に .科学教育研究,2018,42(2):100-111.。还有，JICA从尼日尔开始的 “大家的学校”, 是通过民主选举选出居民代表参与改善学校运营的支援项目。第七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后，计划继续将这些成功案例推广至非洲其他国家。日本在非洲支持高等教育机构多年，现在继续以这些高校为对象，在对非教育援助基地开展多方合作。埃及日本科技大学(E-JUST)和上述的肯尼亚JKUAT现在都在接收从整个非洲来的留学生。《计划》包括培养5,000名科技创新高级人才，其中，主要是有这两家日本官方发展援助在非教育的王牌高校的参与(63)外務省.第7回アフリカ開発会議(TICAD7)(横浜，令和元年8月28日～30日) [EB/OL]. https://www.mofa.go.jp/mofaj/afr/af2/page1w_000185.html, 2020-02-20.。

第七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提出的提高日本企业参与度，也会通过日本产品在非洲的推广等方式促进“日本特色”教育援助。在会议期间，日本企业Sakura和JICA卢旺达事务所达成了对通过ICT提高该国初等数学教育质量的实证工作合作，并签署了合作协议。其合作内容是导入本地教材软件，提高当地小学数学教师使用ICT教学的能力，并实证利用ICT教学提高学生学习能力的有效性，以及制造此软件并推进在卢旺达国内小学的普及和商业推广的计划(64)外務省.TICAD7 MOU記念式典(2019年8月29日)参加企業?団体及びMOU一覧 [EB/OL]. https://www.mofa.go.jp/files/000512813.pdf ,2020-08-29.。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总结出第七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提出的日非教育合作的新内容充分反映了动员社会多方参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潮流。另一方面，在日本的国际发展合作相关的学术界和行业人士中，也有担忧国际潮流本身正朝着本国优先主义发展的声音，结果，日本的国际发展政策也是过度强调日本自己的利益。日本国际发展学会会长山形辰史教授指出，日本应该重新探讨国际发展援助的理念，日本应该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领导力为重建国际合作机制做贡献(65)山形辰史.日本は国際協調を立て直せるか 開発援助の理念を問い直し始めた「国際開発学会」 .国際開発ジャーナル,2019.。

四、日本经验对中国的借鉴

(一)中国的对非教育援助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教育合作开始于1955年的亚非“万隆会议”。根据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政府同非洲国家开始发展合作关系。1956年，中国与埃及建立外交关系，同年，中国招收了4名埃及留学生(66)楼世洲.从援助走向合作：基于“中非大学20+20合作计划”的分析.比较教育研究,2014,(5):1-5.。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中国对外援助规模呈现高增长，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对对外援助作为国际战略投资与外交战略抓手的重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主动担当国际发展责任的承诺。国际发展合作形式多样，教育援助方式越来越丰富(67)郑崧.国际高等教育奖学金项目评估研究.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119-124.。特别是从2000年开始以来每3年举办一次的中非合作论坛，像针对其他领域的合作一样，成为了中非教育合作的重要推动力。中非合作论坛的框架提出的教育合作的目标，规模和质量两方面都取得了进展。

中国教育援助的主要方式涉及留学生奖学金、学校建设、设备提供、短期进修、文化交流、孔子学院、教师派遣、高校间交流等多方面(68)滕珺等.中国:一个新兴教育援助国的历史基础与未来挑战——基于“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的批判性文献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17-30.。为了应对这些援助方式，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负责进修项目和大学间交流等)、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来华非洲留学生)、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家汉办，作为孔子学院总部负责运营孔子学院)、商务部门(为学校建设等提供公共采购)等各种机构都参与了教育合作(69)Changsong Niu and Jing Liu, “Positioning China’s Aid to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Africa: Past, Present, and Post-2015” in Post-Education For all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radigm: Structural Changes with Diversifying Actors and Norms. Published online: 17 Jun 2016:269-299。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开始对非教育合作以来，留学生奖学金政策是教育援助的主要方式。中国一直不断推进相关政策。2006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决定，每年向非洲留学生提供的中国政府奖学金由2,000人次增至4,000人次，此后也继续增长(70)李安山,沈晓雷.非洲留学生在中国:历史、现实与思考.西亚非洲,2018，(5):61-89.。2016年，其数量超过10,000名，为10,036名(学历生9,851名，非学历生185名)(71)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2016.2016.。另外，中国对非教育援助的质量也不断提高，如北京大学建立的南南合作发展学院，受到非洲的高度评价(72)外交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 [EB/OL]. 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zcwj_674915/t1592067.shtml，2018-09-05.。西方国家已经不再重视基础设施、生产、以及大学奖学金等领域，但中国仍十分重视(73)滕珺等.中国：一个新兴教育援助国的历史基础与未来挑战——基于“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的批判性文献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17-30.。如前所述，日本也把将赴日非洲留学生作为教育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予以高度重视，这也体现了日本与中国在对非教育合作方面的共同之处。

根据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研究报告，中国一直以来对外援助的重点是通过建学校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教育基础条件。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通过对外援助，在非洲地区修建了一大批中小学校。这些教育设施项目，包括援建或维修中小学校、大学院校、图书馆等，有效改善了受援国的教学环境。中国在非洲陆续建成了一批“中非友好小学”，这是落实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南非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宣布的中非十大合作计划之人文合作方面的具体举措，已成为中国对外教育援助的代表性项目(74)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国际发展合作之路——中国对外援助40年.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18.。牛长松指出，中国援建的学校大多位于教育基础设施差、交通不便的农村地区(75)牛长松.教育援助与国际社会责任——中日在非援建学校项目的案例比较.比较教育研究,2014,(5):6-11.。

在非洲，中国正在开展与各种教育机构和企业等多方参与的技术合作。为发挥高校援外工作积极性，提升教育援外工作水平，促进教育援外工作可持续发展，教育部从 2004 年开始在有关高校批准建设了“教育援外基地”，目前，在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 10 所高校作为教育援外基地开展援非工作。这些援外基地的主要任务包括承担各类援外培训项目、选派援外教师、提供政策咨询等，同时也承接其他部委委托的教育援外项目(76)周光宏,张红生.开展教育援外工作推进高校国际化进程.中国高等教育,2013，(11)：52-54.。还有，《中非合作论坛-沙姆沙伊赫行动计划(2010-2012 年)》则在前期援助的基础上提出实施“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选择中方20所高校与非洲国家的20所高校建立“一对一”的校际合作模式(77)王琪,张菊霞.当地化:中国教育援非政策取向、形式及其反思.职教论坛,2016，(13):29-33.。

职业教育是教育合作的一个子领域，需要多方参与。在中国与非洲职业教育合作中，有许多为非洲国家提供教学材料和多领域技术援助的案例。近年来，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向非洲提供的教育物资援助比较丰富。虽然难以统计准确，但总体上可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教育学习用品，包括教材、书包、笔记本、写字笔、课桌椅等；第二类是专业教学设备。比如在埃塞俄比亚-中国职业技术学院建成后，商务部准备了一批教学设备，涵盖机械、汽修、电气、电子和计算机等多个专业领域。第三类是一些教育基础设施的援建；第四类是技术合作，向非洲派遣各领域专家、教师和志愿者的技术性指导和培训(78)陈明昆等.中国对非职业教育援助与合作的实践发展及战略意义.比较教育研究,2016,(8):1-6.。企业也积极参与中非职业教育合作，例如，华为埃及分公司援助的远程教育网(79)同上.、中兴公司对埃塞俄比亚学生的培训(80)Changsong Niu and Jing Liu, “Positioning China’s Aid to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Africa: Past, Present, and Post-2015” in Post-Education For all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radigm: Structural Changes with Diversifying Actors and Norms. Published online: 17 Jun 2016:269-299.、中航国际在肯尼亚开展的职业教育项目(81)罗恒等.“一带一路”倡议下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模式探究——以中国—肯尼亚职教项目为例.比较教育研究,2018,(9)：11-18.等。

中国积极参与非洲多边教育合作。2012年，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携手启动了UNESCO——中国援非教育信托基金“加强教师培训，缩小非洲教育质量差距” 项目(UNESCO-China Funds-in-Trust Project on “Enhancing Teacher Education for Bridging the Education Quality Gap in Africa”，CFIT)。中国政府出资800万美元，目的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ICT)加强非洲教师在教育/培训机构的能力建设，以提高非洲国家培养优质教师的能力(82)滕珺,陈柳.《釜山宣言》框架下多边教育合作的中国式探索——基于CFIT项目的分析.比较教育研究,2017,(9)：63-71.。

中国对非教育合作近年来的发展在规模、参与主体的多元化等各方面日益充实。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的成果文件《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也涉及了奖学金、高校合作计划的保障、UNESCO项目的继续等教育合作目标，可以说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仍然是支持强化中非教育合作这些良好发展趋势的。

(二)日本经验对中国的参考价值

与西方相比，日本作为亚洲援助国，具有从国情出发单独开展援助的模式。同时，日本也有参与国际援助机制，提高国际发展合作的专业性，加强对外援助事业的计划和实施综合体制的经验。中国虽然取得了上述教育援助的发展，但仍有本文在以下指出的挑战，未来中非教育合作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中国与非洲教育合作可以借鉴日本教育领域的国际合作经验。

第一，强化与全球教育开发相关的战略性。虽然有许多好的案例，但中国与非洲的教育合作只是零散的、不连通的、或缺乏战略性的。上述日本政府的《为了和平成长的学习战略》政策文件、JICA的《JICA教育合作立场文件》中记载的基于国际发展的专业性的发展中国家需求以及全球教育治理潮流的分析，以及通过自我经验和优势的评价而制作的上述文件应该有助于提高中国对非教育合作的战略性和有效性。

第二，加强合作项目需求评估和设计能力。牛长松指出，中国的非洲教育合作项目在设计范围和宣传方面存在问题，而日本在这方面具有优势。“日本在非洲援建学校基本遵循 ‘需求驱动模式’，一般应非洲国家的要求，日本政府通过提供无偿资金，援建学校、增建教室、修缮破损校舍、盖厕所和洗手池等。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在非洲援建学校，历史较长，援建学校数量多，对非洲社会有着深刻的影响，非洲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对日本教育援助的评价都很高。日本还非常重视项目的规划，这些援助活动相互加强，形成合力，进一步增强了日本援建学校的影响力和辐射效应。日本的青年海外协力队活动范围非常广泛，涉及农业、林渔业、维修、工程、卫生、教育和文化、体育、规划与管理等。”(83)牛长松.教育援助与国际社会责任——中日在非援建学校项目的案例比较.比较教育研究,2014,(5):6-11.

特别是对援助计划和项目的规划、实施、评价机制，作为综合性援助机构的JICA发挥了很大作用。作为亚洲的援助国，日本同时也是OECD成员国之一，具有丰富的对外援助的国际理念和经验，对中国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三，改善合作实施。例如，有研究指出，来华非洲留学生遇到区别对待、或者学习上的问题等各种挑战(84)李安山,沈晓雷.非洲留学生在中国:历史、现实与思考.西亚非洲,2018，(5):61-89.。在上述的日本ABE倡议中，留学生的满意度大致良好(85)JICA, JICE.アフリカの若者のための産業人材育成イニシアティブ(ABE イニシアティブ)『修士課程およびインターンシッププログラム』運営支援業務(第 2 期)業務完了報告書 .東京: 国際協力機構，2018.。当然，要考虑到教育制度、社会福利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差异，但是，日本的合作体制具有以上ABE主导的严格的留学生选拔程序和赴日后的留学生支持体系，这也有助于非洲学生获得有效留学。另外，在非洲当地开展的项目中，在决策、执行和评价机制等各方面还有改进的空间(86)滕珺等.中国:一个新兴教育援助国的历史基础与未来挑战——基于“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的批判性文献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1):17-30.。如上所述，日本的对外援助实施、项目管理和评价机制也比较完善，这对中国来说也有参考价值。

五、结论

本研究回顾了日本对非洲援助的历史，分析了以可持续发展为首的全球教育发展的国际潮流、以及日本对全球教育合作的政策，展望了第七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提出的2019年后日本对非洲教育合作的前景。表1为按照国际社会、日本政府、合作的具体战略与行动的三个层面来整理的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成立前后以来日本与非洲的教育合作政策及相关进程的年表。历史上，日本对非教育援助受冷战的终结、发展合作的潮流、非洲经济的崛起等国际因素以及日本综合国力情况、发展合作机制的完善、人口动态、国内政治情况等国内因素的影响不断变化。

第七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提出的日非教育合作的基调和各个领域的日本国际发展合作一致：是双赢和“日本特色”的体现。2019年的第七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继承了自第四次会议以来对经济合作的重视，并推动了日非合作教育融入各个领域的“主流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政府、高校、企业等多方参与的非洲人才培养框架“非洲青年商业教育倡议(ABE)倡导”实施至今的成效和以后的发展趋势。就日本教育援助对象而言，早期是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但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教育援助国际潮流的改变，逐渐转向初等教育。2015年日本政府提出的《为了和平和成长的学习战略》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教育合作立场文件》指出，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各个阶段都要重视。Kenneth King指出，日本教育合作中高等教育的回归，是由于教育国际化的全球政治以及日本高校迫切需要招收海外学生(87)King K.,“Lenses on ‘Japaneseness’ in th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Charter of 2015: Soft Power,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Education and Training，”JICA Research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135(2016).。尽管目前在日留学生当中亚洲学生的数量远远多于非洲留学生，但是，非洲青年商业教育倡议(ABE)、E-JUST等对非洲教育援助也促进了日本和非洲学生之间的日常交流及学术交流，并为日本高校的国际化带来了积极影响(88)萱島信子.世界の教育と日本の大学の国際化に貢献する、 Win-Winの国際協力を .国立大学，2019；米澤彰純.高等教育改革としての国際化 .高等教育研究，2015，(18)：105-125.。

在充分体现国际潮流的同时，实现日非双赢和“日本特色”的教育合作方式对中国也有参考价值。在日本多方主体参与的教育合作模式中，日本政府、JICA等官方机构发挥了综合设计以及协调作用。如前所述，ABE倡导已经显现了一定的成效。于此同时，后面还包括选拔、奖学制度、和企业的协调等，很多细节的制度设计由各方单位具体操作。近年来，尽管中国的对外援助体系日益系统化，但仍处于有待进一步完善的机遇阶段。尤其是，教育援助需要国内学校、研究机构等多方参与，而且由于人际交往的性质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对华形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其重要性也很大，并且需要不断地发展。同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留学生接收国，其对非教育合作经验也将为日本提供借鉴。本文期待日本和中国的有关政府部门、官方机构、高校等各层次学校等各个参与方，能够加强两国对外援助交流，互相学习对非教育合作经验, 为双方在非洲教育合作上提供更好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