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马克思主义传播观的媒介伦理失范现象及对策研究

曾内圣　吴晗

【摘要】    在传媒产业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下，关于媒介伦理问题的学术讨论伴随着媒介环境的不断变化被提上了议程。麦克卢汉所提出的“媒介即讯息”有助于我们更加明确这类研究的价值：媒介和媒介技术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内容，其性质及开创的可能性将会为这一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发展提供一种难以量化的巨大动力。媒介伦理失范容易导致受众媒介素养的下降与媒体公信力的流失，根据马克思主义传播观中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辩证关系，经济利益成为产生媒介伦理失范现象的主导因素;且在我国新闻体制下生存的传媒产业必须担负起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社会责任。对此，基于马克思主义传播观的媒介伦理失范现象及对策研究分析将成为本文的主要研究方向。

【关键词】    媒介伦理    双重属性    社会责任    马克思主义传播观

一、研究现状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讯息传播总体呈现高压态势，受众对于灾难事件的恐惧心理、传媒行业的商业化需求、传播平台的特殊性质等因素共同造成了媒介伦理失范现象。

近年来，关于媒介伦理失范的原因分析并不少。唐庆文、陈璇发表的《传播失范与媒介伦理的表现方式及其解决之道》以有偿新闻、陷阱新闻等七种失范实例进行原因分析，这有助于直观地认识失范现象，但其文章缺乏对实例的完整论述，这容易陷入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局限性之中，无法有效突破宏观研究层面。在伦理失范的对策研究领域，多数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法律、媒介素养等上层建筑领域，这种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由于脱离了形而下的物质基础变得难以落地，彭兰教授在《我们需要建构什么样的公共信息传播？——对新冠疫情期间新媒体传播的反思》一文中提到了用户认知失调心理与信息深加工等要素，这为规范媒介信息传播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要分析媒介伦理失范这一人类社会传播过程中的产物，我们应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把握和平衡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辩证关系，同时对用户、新闻生产技术等关键要素进行微观分析，以确保研究思路的严谨。

二、媒介伦理失范的原因分析

在我国，主流媒体有着双重身份：作为“企业”角色，走向市场的媒体不得不追求商业利益和承担巨大的经济风险;作为“事业单位”，媒体必须用市场上获取的经济收入来完成意识形态领域需要完成的政治任务。在双重压力下，部分媒體为了经济利益以及伴随的政治目标不得不放弃作为社会机构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义务。

2.1错误的商业价值观

微博作为重要的网络媒体之一，其热搜榜功能一直发挥着网络议程设置的作用，但近年来，微博热搜榜出现了以泛娱乐化为典型代表的议程失焦。

2017年10月8日，微博系统因为大量粉丝关注点击明星鹿晗、关晓彤公布恋情一事而陷入瘫痪，同天，科学家袁隆平成功研发出预计年产量能够解决8000万人的吃饭问题海水稻一闻却鲜有人知。

2019年11月，范丞丞在上海室内抽烟一事被曝光，随后网友曝光范丞丞经纪公司利用公关团队花钱撤热搜，导致微博热搜榜在这一事件曝光后未曾出现抽烟等一系列关键词。

2021年1月22日，华晨宇私生子事件曝光，舆情监测系统显示，该事件于1月22-25日始终高居微博热搜榜前列位置，相关舆情信息数量的峰值达到三十五万余条。

作为社会信息晴雨表的微博本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架构良性网络议程，却在资本的诱使下沦为媒介伦理失范的典型。微博将其所拥有的受众注意力资源与成熟完善的网络公共空间以不菲的价格向公关公司、网红团队等立足于互联网的群体组织进行兜售。这种有偿新闻在网络空间的病态延伸，虽然满足了企业的商业化需求，但其侵占公共资源、损害公民权益的伦理失范行为与国家新闻事业发展总体格局背道而驰。

虽然媒介的发展为个体带来一定程度的“技术赋权”，尊重用户的选择也成为网络传播平台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权力和资本为了扩大收益必然会借助社会传播进行下游式分布，因此，用户的“技术赋权”就成为了一种“伪真实”语境，即用户始终在传播平台的规则制定者所划定的区域内进行相对自由的活动，规则制定者可以随时收回用户的表达权、知情权，并将用户的注意力资源作为筹码打包卖给广告商等业主。

如果那些本应该被用户悉知的信息被屏蔽导致受众失去对于环境的完整、客观认知，如果用户因为缺乏对公共信息的了解而失去了共同对话的内容性基础，进而丧失了自身在网络空间的公共话语权，那么相关管理者就真的应该束手无策了吗？

2.2错误的新闻职业素养

新闻职业素养作为传媒从业者的行动理念，在我国新闻事业中主要表现为两大层面：

2.2.1坚持事实导向原则，准确、敏锐且迅速地进行新闻报道

部分媒体从业者为了尽快凝聚起受众注意力资源，仅秉持新闻时效性原则，这种理念往往容易丢失新闻事件的其他隐性、关键要素，形成反转新闻。

此外，由于我国特殊的新闻事业体制，媒体管理层往往会第一时间关注国家大事和响应国家政策，这在互联网空间则表现为积极评论与转发。

媒体行业对于党和国家的绝对服从态度，体现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强大执行力，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负面作用。例如：媒体对国家重大违法事件进行点评可能会形成媒介审判这一失范行为;由党和国家指导的灾难新闻报道可能会造成新闻失实。

唯事实论这一错误观念被当下很多媒体从业者奉若神明，新闻职业素养不是不择手段地攫取真相、抢独家头条，相反，新闻工作的开展应该建立在道德和法律允许的框架内。2015年的“姚贝娜事件”不仅不能体现当事记者的职业素养，反而严重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

2.2.2在坚持以经过实践检验的新闻专业理论体系为核心素养的基础上做到与时俱进，切忌固步自封

随着新媒体产业的普及发展，新闻的生产过程与产品属性也发生了轻微的改变。由于网络讯息“短、评、快”的阅读特点，很多主流媒体降低了新闻生产的标准，随之造成了诸如标题党、流水账、错别字等新闻产品水准下降的问题。

根据索绪尔的观点，新闻产品以文本符号的形式指代新闻事件的概念和意义，而符号形式作为人脑思考对象的基本单元，可以有效地引起媒体从业者和阅读受众的思考。

2020年3月17日人民日报客户端上发布了一条关于国外新冠肺炎疫情病例数增长的新闻，标题是《中国以外87182例，反超了！》权威媒体的客户端出现这样的标题的内容，无疑带有标题党之嫌，随后，许多官方媒体的微信公众号也以“0”、“1”等数字和“！”为标题，除了官方媒体，一些专业媒体的公众号、微博号也跟着使用带有数字和感叹号的标题。

如果新闻产品脱离了专业化生产而仅满足于快节奏阅读，这将会对媒体从业者的新闻职业素养造成持续性损害，浮于流量表面的新闻生产必将陷入娱乐至死的窘境。

新闻职业素养和社会的道德伦理并不处于绝对的矛盾关系，反之，提升道德伦理观念有助于新闻工作者获取更为深刻、宽广的新闻视野，这也是新闻职业素养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方式之一。

既然有科学的世界观作为指导，为什么在实际过程中还是会衍生诸多伦理失范现象呢？从构造主义的角度出发，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

2.3受到实际情况影响的行为失范

2.3.1新闻工作者关于媒介伦理的人内传播

主流媒体的从业者在入职前都必须进行职业道德素养的培训，这意味着多数从业者的是非观念是清晰且正确的。但当我们把新闻工作者的生产采集活动视作为一条完整的传播链时，噪音就是其中一项必不可少的分析因素。

在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下，许多媒体从业者会因为担心绩效考核不及格被辞退而陷入一种知行不一的认知失调状态。这说明，与自身利益关联程度较大的事件将会成为媒体从业者放弃道德原则的关键性因素。而这种道德自律的培养，需要一个人在观念正确的基础上坚持审慎自我，最终内化于心、外化于形。

2.3.2媒介组织独特的管理结构

我国新闻事业的垂直线性管理不同于西方的自由媒体，这意味着从党一级开始，每一级的人员都拥有管理下一级的绝对权利。

当某一级媒介管理层出现了以商业化为导向的政策，会带来整个媒体上下的集体行为偏差，最终导致对于新闻伦理的“群体无意识”。

2.3.3媒介组织的行为决策极易受到商业环境的压迫

经济利益作为企业的生存之本，往往会给媒介组织的管理层带来难以负重的压力，且伴随着同行的激烈竞争，这容易导致媒介行为模式的畸变。

2.4新闻媒体生产能力水平受限

媒介伦理失范问题不仅仅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辨证运动的产物，其实也是媒体有限的新闻生产水平使然。当下，新闻事件以一种视听结合的方式成为了绝大多数新闻媒体的产品“天花板”，这必然会导致信息同质化严重的现象，进而加大传媒产业的生存压力。

基于这一背景下的新闻从业者为了得到独有的、优质的信息资源，在职业素养和道德伦理的考量中，只能无奈抛弃后者，最终犯下伦理失范的错误。

2.5用户心理倒逼媒体实施失范行为

2020年1月31日晚，“新华视点”微博号刊发了一则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狀病毒的消息。随后，该消息被“人民网”转载，引起公众高度关注，导致部分公众连夜出门抢购药品，各大药店前排起了长队，网上的双黄连也是一秒售罄。

受众极易因灾难信息的大规模传播而引起“恐慌”。据“第三人效果”理论，受众倾向于认为传媒信息对其他人的影响更大。

在此次“抢购双黄连”事件中，受众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家里是否缺少这种资源，而是预计其他人会因为疫情恐慌而抢购。

因此，为了避免“后下手遭殃”的结局，就必须“先下手为强”。当群体不约而同形成这种共识时，“恐慌购买”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据费斯汀格的观点，在灾难时期，人们对于流言的需求量会在恐惧心理的驱使下大幅增加，以满足与自身对灾难事件的害怕情绪相协调的认知。

当某一热点事件触碰到用户的需求痛点时，媒体便产生了一种基于利益追求本能的媒介失范行为，部分内容生产者以此为契机大肆散布流言，从而收割流量并进行价值变现。

三、媒介伦理失范的治理方案研究

方案的可行性决定了媒介伦理失范现象的形成原因与治理政策必须是相辅相成的理论体系，因此，我们仍需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辩证关系出发来研究治理方案。

3.1坚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物质生产力推动精神生产持续健康发展

3.1.1加大对新闻事业的资金、政策投入力度，提高新闻工作者福利待遇

有偿新闻、媒介寻租等我国大部分媒介乱象均来自于媒体自身的经济压力，提高新闻事业的福利待遇有助于增强从业者的道德底线意识，从而培育出正确的新闻职业伦理。

但同时应注重提升媒介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的抗压与生存能力。警惕物质和制度的过度扶持所带来的另一种挟持，逃避市场竞争的媒介可能会陷入另一种惰性，这种惰性亦会带来媒介伦理失范的风险。

3.1.2重点提升媒体新闻生产能力，以物质基础推动媒介信息技术深度融合

《华盛顿邮报》视觉取证团队曾对2021年美国国会大厦遇袭事件发布时长14分27秒的视频报道，利用面部识别技术、3D建模技术等重建了事件的过程，考察了真实性和事件的细节。

根据彭兰教授提出的“万物皆媒”的观点，当前以视听结合为特征的媒体产品并未达到新闻生产能力的极限水平。最前沿的视频新闻已经不再满足于单纯呈现“现场画面+文字解说”的形式，而是通过大量的素材和技术手段，从视觉呈现上更多元地实现对事件真实的归因和还原。

这样的信息深加工模式有效地解决了人们对于目前主流新闻产品的视觉疲劳感，同时将不同类别的信息技术整合在一起，为新闻产品的制作提供了一种更加高效的方式，也良好地应对了信息社会的信息碎片化特点。

对于受众来说，这样的视频新闻不仅呈现了关于事件现场的面貌，更提供了具有启示性的调查;对于新闻从业者而言，技术手段的多样性大大降低了获取事实真相的难度，而学习多重技术手段的过程本身也是增强自身职业素养的阶段，这就减少了媒介伦理失范现象发生的频次。

3.2不断完善精神生产内容，充分发挥精神生产的能动作用

3.2.1坚持培育新闻职业道德素养，大力促进产学研相对接

教育是提升新闻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素养的有力手段，包括在校学习和在岗培训。从业人员通过不断地接收教育和加强自身学习，可以完善我国精神生产资料、极大地丰富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的内涵。大力促进产学研对接，鼓励大学教师进企业开培训讲座，帮助整个传媒行业加强道德自律性建设。

3.2.2大力发展PUGC，推动技术合理“赋权”

传媒产品既要扎根于社会实践，又不能沦为没有专业性可言的平庸之辈，因此，借助UGC的用户广度和PGC的内容专业度来吸引用户，是当下传媒产业较为合理的发展方向。同时，推动技术在不同场合、不同群体的“赋权”。当受众拥有了技术所赋予的“自主权”时，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合法权益便可以受到有效保障，同时对于传媒产业的发展而言也是一种良性的公众监督;反观传媒产业，适当地限制其所被赋予的权利有助于维护公平、良性的市场环境，同时也可以减少滥用公共资源等媒介伦理失范行为。

3.2.3培养受众“反沉默螺旋”意识

受众在传媒产业运作过程中的身份角色经常在传播者与受传者间互换。此外，信息社会的受众并不是单纯的被动地位。对此，帮助受众掌握一定的媒介技术与伦理，可以使之在以符号化、象征化为特色的消费场景中保持清醒，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合理地选择信息商品。

3.2.4构建基于马克思主义传播观的良性传媒生态格局

国家和相关部门的政策制定者应积极推动构建辩证的、良性的传媒发展格局。

传媒产业的商品并不具备为社会生产提供直接动力的属性，但传媒产品具备指导人类社会生产实践的独特能力，經由优质传媒产品指导的物质生产又能为精神生产提供强大的发展动力，如此一来，物质交往与物质生产和精神交往与精神生产都在处一个闭环系统中，始终处于辩证运动的过程，那么良性的传媒生态格局便应运而生。

四、结束语

在媒介伦理失范的研究历程中，有人注重对经济基础条件的考量，而忽视了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最终犯下经济决定论的错误。

有人把媒介素养当作解决伦理失范问题的唯一解药，却忽视了媒介素养的培育周期太长的实际问题，在信息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当下，即使媒介素养较高的人也很难保证对所有的媒介失范问题免疫。

传媒产业的运作与发展本来就是一种大型的人类社会传播实践，它离不开科学的世界观的指导，因此，关于媒介伦理失范问题的探讨理应建立在一种唯物的、辩证的传播观念之下。

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经过我国社会实践检验的、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它能够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建设而服务。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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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卉.中国新闻传媒伦理失范成因与对策[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30（11）：128-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