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船长》的英国性探究

李雪

内容摘要：《海盗船长》中对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的书写，无不透露出英国人的性格和传统。一方面，英国人文明包容、具有虔诚的清教道德品质;另一方面英国具有海盗传统，但小说中的海盗却在引路人威廉的带领下，成功转为商人。这种转变为英国民族身份的构建过程提供了真实写照，也寄托了笛福对英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期许。

关键词：《海盗船长》 英国性 海盗 商人

笛福的《海盗船长》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受到国内外学者重点关注，且集中在叙事技巧、商业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角度。有关小说中英国性的研究屈指可数，而笛福对辛格顿等人的冒险经历描写折射出英国文明虔诚的新教信仰。同时，海盗传统地位的变化与英国转型时期的发展状况有密切联系，海盗到商人的身份转变对英国性的构建以及后来的变革具有重要意義。

一.关于“英国性”的探讨

“英国性”（Englishness）一词的首次出现与一位名为威廉·泰勒（William Taylor）的诗人有关，他把德国的浪漫主义带到了英国，但浪漫主义在当时并不符合英国的语言模式，因而受到人们的谴责，所以他称自己具有“非英国性”（un-Englishness），以此来讽刺英国人民。近几年来，随着英国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对“英国性”的探索业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凯瑟琳·威尔逊（Kathleen Wilson）认为“英国性”是指英格兰特性，即英格兰作为一个民族在各个领域中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点，而且它是历史的产物，它所蕴含的文化和政治意义随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变化。罗杰·斯克拉顿（Roger Scruton）在《英格兰挽歌》（England： An Elegy）中指出传统的英国性已不复存在，多民族文化构成了当代英国。彼得·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在《英格兰：英国想象的起源》（Albion： 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Imagination）中表明英国性本身就具有多样性，异质同存已成为英国文学和艺术作品的特点。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的小说《白牙》（White Teeth）则探讨了英国性和多元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并且试图重构英国民族身份的原型。

可以看出，这些学者和作家都认为英国和“英国性”正发生变革，英国的身份认同也面临危机。不过这都是19世纪以后的发现，对于18世纪的英国性却无人问津。爱默生曾说：“如果有一项可以测试天才的标准，那就是成功;如果上个千禧之年世界上有一个成功的国家，那就是英国”。18世纪早期，英国正处于向工业文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从物质生活资料的获取、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宗教信仰对比、海盗到商人身份的转变，笛福以其深刻的笔触参与了英国性的构建。

二.虔诚的新教信仰

1688年，英国国会上下决定铲除公然信仰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拥护玛丽和威廉为英国的国王。玛丽是詹姆斯二世与第一任新教皇后的女儿，威廉三世是信奉新教的荷兰国王，他为了保护荷兰不受路易十四的侵犯而奋战不屈，在欧洲被视为捍卫新教的斗士。为了巩固新教的地位，国会规定“英国国王必须信奉新教，必须是英国教会成员，且不能与天主教徒结婚”。这项条款迄今依然是英国宪制的一部分。而笛福生活时代的君王威廉三世包容仁慈，正是他心中理想的新教君主形象。笛福在其作品中对鲁滨逊、弗兰德斯、辛格顿、罗克姗娜等具有强烈忏悔精神的清教徒形象的塑造，都反映着他对新教的支持。笛福的清教精神首先体现在英国与其他欧洲民族的对比上。辛格顿在冒险过程中，遇见了许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居民，其中有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土耳其人，通过比较英国人与这些人在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言行举止方面的差异，充分展示出英国清教徒的坚贞虔诚，从而体现了英国民族的文明族裔性。

驶向锡兰岛的航行中，威廉向辛格顿阐述了诺克斯船长的故事，通过诺克斯与荷兰人的对比，凸显了英国人特有的清教徒的虔诚信仰。诺克斯是一位英国人，担任一艘东印度船的指挥官，却遭到虚伪的国王和将军诱骗，在锡兰岛登陆上岸，自此他和儿子小诺克斯过着痛苦的俘囚生活。老诺克斯离世后，他的儿子变得日渐消沉、一蹶不振，即使物质上的舒适也无法带给他任何安慰，因为异乡完全没有上帝的福音和圣经的仪式。可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下，他得到一本圣经，他便把这看成是上帝的恩赐：在异国得到一本用本族语言写成的圣经，是他在俘囚中“最大的安慰”。而另一位有着同样遭遇的荷兰人却表现得完全相反。他被俘虏后，自愿效忠，成为国王的侍者，甚至还诱骗辛格顿等人上岸。因此，笛福借威廉之口指出，他只不过是野蛮人的工具，因为文明的欧洲人绝不应该屈从于这样落后、未开化的国家。诺克斯和荷兰人都是基督徒，可是两人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深深眷恋故土，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后者轻易背叛祖国，成为野蛮异教徒的工具。同为信仰新教的欧洲国家，却只有英国展现出有新教徒应有的文明虔诚。

显然，在笛福心中，对《圣经》执着追求、对上帝保持虔诚，是一名合格的新教徒不可或缺的品质。除了勤奋刻苦、文明虔诚，忏悔精神也贯穿着笛福作品中的每位主人公，在辛格顿身上就有明显表现。取得大笔财富后，本应该是“享乐”的时候，可是辛格顿深知自己的财富是靠掠夺和暴力获取的，已经无法逃脱上帝的惩罚。这笔巨大的资产反而给他带来了忧虑和不安：“我现在应该为此而处绞刑，以后我应该为此而入地狱……我真心憎恨我自己是一条狗，是一个无耻之徒，曾经做过盗贼，做过杀人犯……我脑子里闪现着永远无法忏悔的思想，因为不偿还给人家，忏悔就不诚心，所以我一定要受罪，没有逃脱的余地。”辛格顿最终坦白了自己烧杀抢掠的罪行，他无时无刻不在忏悔。如此一来，没有宗教信仰的辛格顿变成了一位虔诚的基督徒，通过向上帝忏悔，他摆脱了自己的罪恶感，提高了他作为英国人的形象。

事实上，几乎所有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国家，尤其在18世纪早期，都是英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所以在小说中，笛福刻意丑化其他种族：“所有世界各个民族，自命为基督教徒的，以葡萄牙这个民族最无信义，最荒淫无耻、最为骄横残暴”，“左右尽是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土耳其人、异教徒，以及诸如此类的人们”，通过贬低其他国家的宗教信仰，来彰显英国文明虔诚的形象，这也是笛福塑造英国性的一种手段。

三.从海盗到商人的转变

英国是具有海盗传统的文明，所以最初海盗在英国人眼中并非不法之徒，相反，他们凭借不畏艰险的开拓精神被人们奉为英雄。因为海盗的冒险经历激起了英国人对海洋的向往，他们确信经过海外掠夺和殖民可以建构一个霸权帝国，《海盗船长》中对海盗行为的英雄化充分反映了这种扩张欲望。而海盗的英雄地位有着深厚的渊源。十六世纪，西班牙垄断着欧洲的贸易，内忧外患的英国没有足够的实力与之抗衡，伊丽莎白一世机智地利用“才艺超群的海上探险家们、勇敢无畏的商人们拓展财源”，以此缓解国内危机。她向海盗颁发“私掠许可证”（Privateering Commission），使海盗行为合法化。因此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时期（1558-1603）被称为英国海盗的黄金时期，由于与海盗交往密切，她本人也被称为海盗女王。1588年，英西海战爆发，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担任指挥官的海盜舰队以其丰富的海战经验和远程炮攻技术战胜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这为英国打破西班牙的海上贸易垄断地位提供了决定性的前提。所以，在伊丽莎白时代，海盗掠劫被视为抵御西班牙入侵的爱国行为，海盗们也处于英雄的地位。某种程度上来说，海盗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达到了最广泛的一致，海盗的力量助推了大英帝国的强盛。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海盗们也将目光瞄准了中立国家船只上的货物和财富，对其进行攻击和抢掠， 这让女王非常难堪。虽然从海盗崛起实属无奈之举，但英国还是被贴上“海盗之国”的标签，这段不光荣的历史十分不利于英国文明帝国形象的塑造。詹姆士一世即位后， 英国与西班牙停战，英国宣称所有形式的私掠行为都被视为非法。于是，大量水手失业，之后这些人凭借海上生存的经验和受到短期发财致富欲望的驱使，很快做起了海盗。所以17世纪开始，海盗的数量庞大，而且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先进的武器。例如辛格顿的船上就有分工明确的水手、炮术长、外科医生、工匠和木匠;从他们获取生活资料和防御蛮夷和野兽使用的火药、枪支、大炮也可以看出当时海盗的武器设备已经较为先进。由于海盗肆无忌惮的抢掠，各国船主和大使怨声载道，1608年，詹姆士一世联合议会设立委员会，专门调查海盗的活动。1616年后，英国海军大力打击海盗。1701年，英国政府颁布严格打击海盗的法令。于是，海盗的命运开始发生转折。

《海盗船长》创作于1720年，而此时英国政府已经下令绞杀海盗。笛福以其敏锐的社会洞察力预见了海盗之路注定无法走向光明，真正能使英国走向繁荣的是商业贸易。所以，笛福刻意塑造了完美的教友派教徒威廉这个人物，帮助辛格顿完成从海盗到商人的转变。威廉·华尔透斯是一名外科医生，同时也是一位买卖精明的商人，他总会在关键时刻帮助辛格顿解围。当辛格顿掠劫的财物足以填满最贪婪的沟壑时，他决定不再做海盗，摇身一变转为商人。而他打算把抢劫来的欧洲货物卖给中国人时，由于没有贸易经验，他担心他们不愿意与之交易，威廉告诉他：“凡是一个人，他的利害关系约束着他非对我们规矩正直不可，那我就马上对他信任，有如信任一个受道德原则约束的人一般。”在经验丰富的商人威廉的引导下，双方很快建立商业信任感，辛格顿成功销售六十来吨香料和两百多包欧洲货物。这让他意识到不靠野蛮暴力的手段，掌握商业贸易的法则依然可以获得财富。最后，辛格顿威廉的帮助下，摆脱了海盗的身份，变成一名文明虔诚的英国商人，过着富足的生活。在此过程中，威廉除了充当海盗的“引路人”这一角色，其身份也有深刻的寓意。他是教友派的教徒，而“教友派”是1650年意大利人乔治·福克斯所创的一个基督教宗派，反对使用强力，自称为“教友会”，这反映出笛福不赞同再使用蛮力掠夺，应该以文明人的方式获取财富。他以此来启示海盗们：目前国家的局势已经发生大变，如果继续强取豪夺，就会陷入黑暗的深渊;如果像辛格顿那样诚心忏悔，采用经商的正当手段获取利益，将会过上幸福的生活。即使辛格顿做过那么多蛮横残忍的事情，最终依然全身而退。英国将从海盗之国转为商业之国，只要顺应英国社会的发展，放弃海盗的身份，必然可以重新踏上光明之路。

18世纪的英国处于工业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英国社会各方面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其中英国性的构建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笛福也在小说中参与了英国民族身份的讨论，通过对比英国与其他欧洲民族在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彰显了英国清教徒的文明虔诚。从海盗到商人的转变，体现出笛福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认识，英国未来发展方向的超前意识。从历史和社会意义上来说，海盗传统到商业贸易的转变影射出英国不同时期经济、文化的变化与进步，也寄托了笛福本人对英国从海盗国家向商业国家转型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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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