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拉沁夫《命名》的民族意识

徐爱荣

内容摘要：玛拉沁夫的小说《命名》将蒙汉人民的相互交流、交往与交融表现地淋漓尽致，传递了鲜明的民族意识。本文将从汉族的“团结”与蒙古族的“布洛汗默德”两个方面，分析小说《命名》中蒙汉两族人民的民族意识，再归纳整合玛拉沁夫小说中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意识。

关键词：玛拉沁夫 《命名》 民族意识 团结意识

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是“草原文学”的开拓者，也是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重要推动者。他积极响应党的民族政策，一直秉持着民族团结的主题进行文学创作。纵观他的作品，民族意识无处不在，小说《命名》中最为突出。蒙汉两族的新生命分别被命名为“团结”和“布洛汗默德”，体现了蒙汉人民的团结意识，也传递了作家玛拉沁夫的民族意识。

一.汉族人民的“团结”

玛拉沁夫小说《命名》中，草原遭遇可怕的旱年，牛羊没吃没喝，牧民们万分焦急之时，汉族人民表示，“蒙汉是一家，我们不能看见牧民们的灾害不搭救。”[1]简短的一句话，道出了汉族人民的善良，也道出了汉族人民与蒙古族人民共患难的团结精神。自古以来，危难之时，中华民族都能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汉族人民在蒙古族人民危难之时，伸出援手，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也是汉族人民对蒙古族人民团结友爱的真实写照。尤其是对待有身孕的蒙古族妇女南斯日玛，汉族人民对她亲人般悉心照料，多次阻拦她的丈夫在寒冷天气送她回家，以免受冻伤身，特意为她请来区上的助产士，还给她送来各种各样的补品。从他们对南斯日玛体贴入微的关怀，可以感受到他们真切的友爱与关心，表现了民族间的相互交往、交融，他们对蒙古族人民的团结意识也不言而喻。

同样有身孕的汉族妇女春珍和蒙古族妇女南斯日玛民族不同，风俗习惯不同，但她们都心地善良、友善团结。她们都孕育着一个新的生命，“布洛汗默德”和“团结”不仅是蒙汉人民的希望，也象征着祖国的美好未来。春珍不顾自己还在坐月子的身体，冒着风雪，为南斯日玛送去遮风挡雨的窗帘，显然已经不是普通妇女共有的同情心使然，不止于普通人体贴入微的关心，这是春珍深切的民族意识的流露。同样地，汉族人民对蒙古族人民的关心，对南斯日玛的照顾，更是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識的深切体现。普列汉诺夫曾表示，“艺术既表现人们的感情，也表现人们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地表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表现。”[2]夏之放也认为，“艺术形象就是作家根据自己在生活中的感受，体验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可以使读者感受到的具体情景。”[3]由此可见，艺术形象其实是作者的感受与感情的再现，通过作品中艺术形象可以看出作者内心情感。汉族妇女春珍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就是作者内心“团结”意识的体现，也是作者民族意识的寄托。玛拉沁夫的创作中，塑造了许多不同的艺术形象，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民族意识的渗透。

《腾戈里的日出》中，高云志的父亲和蒙古族战士诺尔布有着深厚的战友情谊，父亲在战斗中不幸牺牲，高云志选择毕业后来到这片大森林，延续父亲与诺尔布的情谊，与他一起守护这片林区。正如小说中所说，“如果说在一个家庭中，一辈与一辈之间是血统相连的话，那么高云志的爸爸，诺布尔和高云志三个人，也是血统相连的，那血统就是党，党的事业和党的思想！”[4]毕业后本可留在大城市的高云志，在母亲的支持下，毅然决然地来到腾戈里，承担起保护森林的重任。是党的事业和党的思想将高云志引向这片林区，是他身上的团结意识促使他与诺尔布一起献身这片林区。《采金者》伊盟骑兵游击队的汉族政治指导员白永江救了逃跑出来的蒙古族年轻人赛音朝克吐，不仅从生活习惯上照顾他，而且从思想、品德和精神上教育他，引导他。七年后，小赛来到包头，遇到白指导员的大哥，竟是教他电铲的汉族工人师傅。将白永江两兄弟与赛音朝克吐在命运的绳索上联系起来的，并非只是时代、命运的推动，更多的是他们之间共有的民族意识起着决定作用，敦促他们对各个民族一视同仁，相互友爱。不论是春珍，还是高云志、白永江，他们对蒙古族同胞的爱与温情是他们民族意识的显现，也是所有汉族人民的意识再现。

电影剧本《草原晨曲》中汉族兄弟张东喜领导蒙古族人民进行反抗日寇的斗争，带领草原上的蒙古人民创造幸福，并为了保护蒙古族人民，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汉族小伙林祥，舍身救牧童，自己全身被烧伤。汉族兄弟张东喜和林祥为了蒙古族人民，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是中华民族乐于助人的传统美德的驱使，更是汉族人民的“团结”意识的推动。正如张东喜牺牲前所说，“蒙汉百姓是一家人。”[5]他和林祥正是胸怀这样伟大的团结意识，而为了蒙古族人民的未来与生命不惜奉献自己的一切。剧本最后，作者多次重复蒙汉两族人民一起并肩作战的画面，表现了对张东喜、林祥等汉族人民的肯定与感激，也对他们身怀的团结意识产生共鸣，这是蒙汉工人们团结友爱的体现，不仅体现了蒙汉百姓共有的民族意识，也寄托着作者的民族意识。

二.蒙古族人民的“布洛汗默德”

汉族人民伸出援助之手，蒙古族人民也抛弃旧时的仇恨，心怀感激来到化德县。蒙古族人民受邀来到化德县并非只是为了牛羊的生活，更是一种与汉族人民“布洛汗默德”的表现。南斯日玛是一个典型的善良、勤劳的蒙古族妇女形象，她是蒙汉人民“布洛汗默德”的纽带，是让蒙汉人民“布洛汗默德”起来的粘合剂，作家通过南斯日玛的特殊身份将蒙汉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借以表现他们各自的友爱。南斯日玛将刚出生的婴儿托付给汉族人民，体现了她对汉族人民的充分信任，也体现了蒙古族人民的团结意识。

南斯日玛回忆起以前的蒙汉人民，“多少年来，一直你害我、我伤你地算不清账了……”[6]而今大家如此和谐，团结，友爱。这是蒙古族人民发自内心对汉族同胞们的认同，由衷产生的民族意识。作者借南斯日玛之口说出了今非昔比的蒙汉人民的关系的变化，体现了对这种团结友爱关系的赞扬与珍惜。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组织在声音物质中的思想，语言对思想所起的独特作用不是为了表达观念而创造一种物质的声音手段，而是作为思想和声音的媒介，使他们的结合必然导致各单位彼此间划清界限。[7]作品中的语言是作家的思想的体现，思想经过语言的表达变得具体。玛拉沁夫时常借助小说中的人物来表现他的思想，有时甚至借小说中人物之口予以直接表达。在《满眼春色的草原》中的拉卜丹老汉身上也有所体现，“我被关进了监狱。那个监狱里还关着我们的二十几位同志，都是汉族八路军。旧伤没封口，再磨破，那真是一直特殊的刑法！就是那样，我们也团结得很好，没出一个叛徒。那里只有我一个人是蒙古同志，而且年纪也最大。大家对我特别照顾。重活，他们替我干;饭吃不饱，他们把自己分得的那碗稀粥端来叫我吃。”[8]老汉记忆中的那个监狱，虽然环境艰苦，但人们却团结友爱，只有他一个人是蒙古族，汉族同志们却对他更为照顾，更加关爱。危难之时见真情，汉族同志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对他的照顾与关爱，使他备受感动，汉族同志们的这种团结精神也使他永生难忘。他回忆与纪念的正是那种蒙汉人民团结的景象，他深刻体会到了团结精神的力量与伟大，并且在后来的生活与工作中，也一直秉持着这样的团结意识。南斯日玛和拉不丹老汉通过自己的真实经历，亲身体验到汉族人民的热情与关爱，这种热情与关爱是汉族人民的“团结”意识的体现，与此相应，他们的接受与认同也是蒙古族人民的“布洛汗默德”的表现，深切地体现了蒙古族人民的民族意识。

玛拉沁夫作为蒙古族作家，他的创作一直都是用汉语进行的，他用汉语写作来表达对草原的热爱与赞美，歌唱对祖国的忠诚与颂歌，表扬蒙汉各族人民的团结，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族认同感，一种是对蒙古民族的，另一种是对汉民族的。[9]他在充分理解汉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灵活地运用汉语进行创作，但他的写作内容仍然是表现蒙古族的人民生活、英勇斗争、社会风情等。二者结合，用汉语描写蒙古族的生活，玛拉沁夫所具有的这种民族意识是两者完美结合的粘合剂。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上）中，描写作战过程时，“事实完全出人意料，战斗进行了半个多小时，任我们怎么攻击，敌人却一直守在土围墙里一枪不还。”“想等我们靠近他们时，才作猛烈还击，好叫我们也付出重大伤亡。”[10]小说中的“我军”、“我们”都是第一人称复数形式，用来指代八路军和人民，这是作者写到敌我斗争时，联想到现实经历过的战斗，而产生的浓烈的集体意识的充分体现。作者在创作时，不由自主地将自己与八路军融为一体，是作者民族意识的驱使，也是一种归属感的表现，体现了作者的“布洛汗默德”意识。这种叙述形式既强化了作品中的民族意识，又引起了读者对这种民族意识和“布洛汗默德”精神的共鸣。

除此之外，小说还常常运用巧合型的情节来突显作者深切的民族意识，前期为蒙汉人民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经过时空的变化，两者由于某种原因而再次相遇并相认。情节性叙事作品中的世界作为对现实世界的反映，是作者从自己的思想感情出发对生活现象加以组织的结果，其中体现着作者的主观能动性。[11]玛拉沁夫小说中这种巧合型情节的安排是为了更加突出人物之间的深厚友谊与蒙汉人民之间的不可分离，是作者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也是作者强化民族意识的一种方式。短篇小说《迷路》中，四川医生江燕在草原上迷路，遇蒙古老牧民呼和搭救。三年后，呼和老人来到包钢迷了路。巧合之下，江燕又带领呼和老人找到了家，两人时隔三年，由于迷路之事再次相遇并相认。这种典型的巧合型情节形象地说明了，无论时空如何转换，蒙汉人民之间的团结友爱关系屹立不变。这种安排体现了作者的民族意识，也表达了作者对友好的民族团结关系的愿望。

三.中华民族的团结

汉族妇女春珍和蒙古族妇女南斯日玛都曾忆起以前蒙汉百姓关系的不和谐甚至恶劣，如今蒙汉百姓相亲相爱，和谐相处犹如一家人，两者形成鲜明对比。春珍说道，“咱们蒙汉老百姓，多少年来就住在这一块察哈尔大草地上，在旧时代，掌权的那些人们把咱们蒙在鼓里，他们挑拨离间，不教咱们蒙汉百姓团结，解放后，共产党把咱们变成了一家人，比一家人还近，变成了亲兄弟，比亲兄弟还亲！”[12]她的一番话道出了过去蒙汉百姓们不能团结的原因与忧伤，也表明了蒙汉百姓如今在共产党的带领下，终于能够团结友爱、和谐相处的喜悦之情，抒发了对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的感叹。在党的带领下，他们终于可以携手共进，奔向美好幸福的生活。玛拉沁夫的民族意识不仅体现于蒙汉民族之间，也体现于各个民族之间，在他对鄂伦春族的探访中，汉族老师与鄂伦春猎人的结合，鄂伦春老汉用汉语唱国际歌，蒙古人、汉人和鄂伦春人一起和谐共处等都充分体现了鄂伦春族与汉族、蒙古族的和谐、团结。“给南斯日玛的孩子取名叫‘布洛汗默德，给我的孩子起名叫‘团结，他们一同生，一同长，永远团结在一块！”[13]孩子的命名，寄托了各族人民的美好愿望，希望各个民族都能够团结和谐相处，也寄托了作者的深深祈愿，希望中华民族能够团结一体。

文学作为意识传播的重要途径，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的能动作用，中国作为现代多民族国家要求文学发挥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作用。[14]玛拉沁夫是一个具有高度的党性和责任感的作家，他的创作中都深含着对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思考，他的政治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都使他意识到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要性，通过他作品中的语言、叙事和人物形象，都可看出深厚的民族意识。他多次强调，少数民族文学的经典主题是歌颂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他的作品中的民族意识，一方面有利于我国的民族团结政策的实施;另一方面有利于提升各族人民的民族意识。他在散文中也曾发表感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五十年的历史生动表明：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是我们各民族人民的生命，它將永远成各民族作家共同谱写的历史乐章。”[15]这是他作为蒙古族的一员，对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和发展的深深思考，也是他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对国家统一和稳定的深切关爱。

玛拉沁夫的小说《命名》通过蒙汉百姓相互帮助，渡过难关的故事，分别体现了汉民族的“团结”意识与蒙古民族的“布洛汗默德”意识，最后升华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这是当代每个民族，每个人应有的民族意识，也是党的政策的体现。在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逐渐发展的现今社会，民族意识已经越来越重要，成为民族之间交往的基本准则。不得不说，玛拉沁夫小说中的民族意识有一定的功劳，不仅对党的民族政策的有效实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对各族人民也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由于笔者能力有限，论文尚有许多不足之处，希望今后能够加以改进。

注 释

[1]玛拉沁夫：《玛拉沁夫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43页。

[2]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 艺术与社会生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4页。

[3]夏之放：《文学理论百题》，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页。

[4]玛拉沁夫：《玛拉沁夫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179页。

[5]玛拉沁夫：《玛拉沁夫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70页。

[6]玛拉沁夫：《玛拉沁夫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49页。

[7]（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7-158页。

[8]玛拉沁夫：《玛拉沁夫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107页。

[9]樊义红：《文学的民族认同特性及其文学性生成》，天津：南开大学，2012年。

[10]玛拉沁夫：《玛拉沁夫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216页。

[1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页。

[12]玛拉沁夫：《玛拉沁夫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50页。

[13]玛拉沁夫：《玛拉沁夫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50页。

[14]李莉：《国家民族建构与“十七年”时期汉族作家少数民族题材小说创作》，重庆：西南大学，2017年。

[15]玛拉沁夫：《玛拉沁夫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238页。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政策导向及其效应研究》（项目编号：18BZW181）和《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政策文献的整理、研究与信息平台建设》（项目编号：19ZDA28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