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先霈文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首先，祝贺王先霈老师八卷本文集的出版！同时，我也代表王先霈老师的粉丝，感谢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能够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推出这套300万字的皇皇巨著，得以让读者能够完整、全面地了解王先霈老师这一生的主要研究与创作成果。

接到周挥辉社长送我的王老师的文集，我立即想起晓苏的《桂子山上的树》。晓苏曾经以这个题目在华中师大毕业生典礼仪式上做过一次高水平的演讲，其中提到了王先霈老师，称他是桂子山上众多树木中的一棵精神之树。我没有晓苏那么幸运，能够直接聆听王先霈老师传道、授业、解惑，而且能够在没有电灯的夜里，还能听到王老师精彩至极的演讲。我想象那时在黑暗的教室里，一定是有足够吸引人的天籁之音，才能让这批年轻学子如醉如痴，流连忘返。但是，我认为，作为学者、教授、作协主席、出版家的王先霈老师，不仅仅是桂子山上的树，而是荆楚这片土地上不可或缺的一棵大树。这是一棵扎根在中华大地上，汲取了五千年文明和东西方营养的知识之树，智慧之树，是佛陀身后的那株菩提树。它枝繁叶茂，不仅为树下的学子遮风挡雨，而且以它丰硕的果实，在中华大地上繁衍了一片蓊蓊郁郁的树林。

下面，我先来汇报阅读王老师文集的体会。

王老师文集是对其一生学术成果的系统梳理与全面集成，内容丰富、全面，可谓是博大精深。其中包括文学批评理论、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中国古代艺术心理研究、文艺心理学、小说技巧的研究，同时，还有作家作品批评，以及王老师创作的散文随笔等。王老师著作的整体出版不仅是对他一生研究与创作成果的全面肯定与总结，而且对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中文学科建设以及创作实践，都有着非凡的意义。王老师的书虽然过去我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工作时，拜读过他的《徘徊在诗与历史之间》《小说大辞典》等，在报刊上阅读过他的一些文章，但这一次是系统地学习。不过由于时间关系，如果说学习，也只能称得上是浅尝辄止、浮光掠影。

一.王老师提出的圆形批评理论，对于文学批评学理论的建设，文学批评学学科的建设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王老师针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理论的众声喧哗，对孤立的、片面的、直线的文学批评提出了批评。1992年发表了《建设“圆形”的文学批评》一文，这标志着他正式提出了颇具开拓性、建设性的新的批评理论范式——“圆形”批评。

何为“圆形”的文学批评？王老师在《建设“圆形”的文学批评》一文中写道：“相对于以偏取胜的孤立的、僵硬的、片面的、直线型思维支配下的文学批评，相对于片断直感的、缺乏确定内涵的散点型思维支配下的文学批评，我们期盼的是感性与理性融合的、适合文学的审美特性的文学批评，我们称之为圆形批评。……这里所说的‘圆形，是一种批评观念，是对文学批评的感悟性与思辨性的一种体认，对文学批评的对象的审美性质的体认;它又是一种批评原则和一种阐释方式，贯穿在批评活动之中，贯穿在文学批评主体对批评对象的把握过程之中，贯穿在主体思维活动的形态之中。”王老师的阐释，即要求文学批评克服要孤立的、僵硬的、片面的、直线型的批评观念，通过批评主体的自谐及与不同批评流派、不同批评风格的互谐使文学批评走向一种批评的“圆形”境界。

因此，这种“圆形”批评理论对原有的社会历史批评，或者是生吞活剥西方文艺理论或者哲学思想的批评，是一种反拨，或者说是完善。王老师的圆形批评理论，是新时期文学批评发展历程中文学理论的重要收获，得到了学界的肯定。有一篇发表在《文艺报》上的访谈，标题上《在中西文论的交切点上寻求创新的突破口》，这个标题基本概括了王老师研究的主要特点。他所倡导并不断完善的圆形批评理论，不仅是文学批评的一种观念、方法，也是一种哲学的思维方式，还是一种批评家主体所要达到的人生境界。王老师先后出版了《圆形批评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圆形批评与圆形思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建设“圆形”的文学批评》（2016年6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等专著。所以我认为在王老师的文学理论大厦的建构中，最具理论创新意义，就是他创立的圆形批评理论。虽然已有些硕士以此作为论文研究的方向，并有不少研究性文章，但还需要学界深入研究并用于批评实践，借以丰富我们的文艺批评理论的宝库。

二是文艺心理学理论与文艺学教材的建设，王老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86年8月，王老师与范明华合作，在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文学评论教程》，这是国内较早的一部文艺學教材。1988年，华师出版社又出版了王老师的《文学心理学概论》，后又改为《文艺心理学读本》再版。2006年，又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一书。同时，他还带领华师文学院的老师们编写了一系列文艺学系列教材，为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较早成为一级学科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国内的专家对王老师的文艺心理学研究曾有过很高的评价。童庆炳先生称其文艺心理学研究“给中国古代艺术心理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中国文学理论和国学研究的一次重大收获。”其研究具有“民族特色、充满魅力;史论结合、系统警辟;以西释中、功力深厚”。王老师研究论述中国古代文艺心理思想时，注意用现代西方学者和作家的相关论述来阐述中国古代先哲艺术心理思想的价值与意义。他涉猎广泛，如在《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书中就引用了席勒、阿图尔·叔本华、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皮亚杰、威廉·詹姆斯、弗洛伊德、布恩、埃克斯特兰德、安东·埃伦茨维希等一系列大家的文艺心理学观点，以此来证明中国传统的文艺心理学思想的学理性与现代意义。

三是关于小说理论与技巧的研究。王老师对于小说理论与技巧的研究，用力尤深。他的20余种专著中，有四分之一是关于小说理论与技巧的。他于1986年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技巧探赏》，1987年与张方合著，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徘徊在诗与历史之间》，1988年与周伟民合著的《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1991年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大辞典》，1992年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序跋漫话》。除此之外，他的其它著作中，还大量地谈到小说的理论与创作。王老师的小说研究既涉及古代小说理论，也旁及中外小说不断变化的创作实践。他的小说理论研究，既有学理性的理论分析，也有文本解读式的定性定量技术分析。他对中外小说技巧的分析与总结，不仅可以用于文学欣赏与文学批评，对于小说家而言，也是很有价值的学习文本。我十分惊讶王老师能够花这多时间阅读如此多的古今中外小说。他的上百万字的《小说大辞典》，便是他多年浸润于小说世界的证明。所以，王老师的小说理论研究，与其它的学者比较，更有价值的是他对于文本的仔细解读与分析，以及从中总结出的创作规律。很遗憾我当年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时，没有读到王老师的这么贴地气有实用价值的著作。

四是关于湖北文学创作的批评与指导。王老师的文集中，有一卷几乎都是关于湖北作家作品的评论和序与跋。他1986年第2期发表在《文艺论坛》上的《亲切感和深刻性》是评论方方小说的，是目前收录在文集中最早的一篇。那时方方刚刚大学毕业不久，王老师的职称也还只是一个副教授。但王老师注定要与湖北的作家打交道，这是不是预示着王老师后来要成为湖北文学创作的引路人，成为作家协会的当家人？湖北省凡是有影响的作家，王老师差不多都给予了提携与引导。包括他的很多篇序与跋。有些是有影响的作家，有些还是一些无名之辈。王老师都不厌其烦，认真阅读他们的作品，找出其中的优长之处，给以褒奖。我想，湖北的文学创作在全国取得的地位，与王老师这一代理论家的点拨是分不开的。王老师这一类的文章，无论是作家作品的评论，还是序与跋，都如促膝谈心一般，娓娓道来，将自己阅读后的感受与作者和读者交流，其实，文中有不少真知灼见。虽然王老师采取的是商讨式的方式，但作品的优缺点，王老师并不讳疾忌医。

当然，王老师的文集中，还有关于诗学的，关于佛学的，关于美学的一些论著，因为时间关系，只能留待我以后认真系统学习。当然，我期待着有更多的研究者，能够系统、深入、全面地研究王老师的学术思想与贡献，这对于文艺理论的建设以及中文学科的建设，都有深远意义。

在王老师文集的第八卷中，王老师写徐迟，引用了《论语》中子夏的话：“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我觉得，子夏的这段话用来形容王先霈老师也十分恰切。王老师温文尔雅，不苛言笑，让人觉得不好接近，其实，只要与他有所交往的人，都会留下他待人温和可亲的印象。另外，王老师无论是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省作协主席，出版社总编辑，都一直坚守知识分子的原则性与良知，从不苟且俗流。用顾炎武的话解释，是非观很强。所以，我们说王老师也是一个“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的君子、长者。他不仅属于桂子山，而是属于湖北，属于中国的知识界。

王老师不知不觉已经八十有余了。在我的印象中，王老师这棵桂子山的树一直是临风的玉树，潇洒、挺拔，始终充满青春的气息;也是一棵虽有经年但仍葳蕤生光的大树。这棵树枝繁叶茂，伴随着岁月的律动，年年为人们送来春的生气，秋的丰富。我想，这棵树不仅生长在桂子山上，还会伴随着王老师的八卷大作，永远扎根在读书人的心田中。我祝愿王老师身健笔健，让我们能继续读到他睿智、充满灵气的新作。

周百义，河南信阳人，作家、出版家。曾任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长江出版集团總编辑、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现主持编纂出版1600册《荆楚文库》大型文化丛书。主持策划的有《二月河文集》《历史小说大系》《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新时期报告文学大系》等。责任编辑系列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张居正》等。本人写作并结集出版的有：小说集《竹溪上的笋叶船》《山野的呼唤》《黑月亮》等，古籍整理《五经七书译注》《白话劝忍百箴》《预知·预兆·预见》，出版研究专著《出版的文化守望》《书旅留痕》《书业行知录》等。有《周百义文存》3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