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情绪测评的新进展及其德育启示

孙志军，王云强

(1.铜陵学院 党委办公室，安徽 铜陵 244061；2.南京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基于康德哲学和科尔伯格道德发展理论的理性主义道德教育和20世纪90年代复兴的品格教育，构成了当前世界范围内学校道德教育的主要模式。新近的道德心理学研究表明，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密切相关，且道德情绪是道德行为的重要动机力量。作为一种复合情绪，道德情绪产生于个体依据一定道德标准对自己或他人的行为进行的道德评价，能够影响或改变个体的道德行为。随着国内外研究的不断深入，道德情绪的测评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对于道德心理学研究和道德教育实践具有重要价值。

一、自我意识情绪的测评

道德情绪可以分为自我意识情绪与他人指向情绪两类。自我意识情绪的前提是出现自我参照行为，并通过自我觉察、自我评价和自我反思而产生(1)Lewis M..The Self in Self-conscious Emotions.Annu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1997, 818, pp.118-142.。它包括自豪等正性自我意识情绪和内疚、羞耻等负性自我意识情绪。

(一)自豪的测评

自豪是个体把道德等方面的成功进行内部归因时产生的一种积极的主观体验。已有研究发现，自大自豪水平高的个体更有可能表现出行为冲动，更有可能体验到长期的焦虑，更有可能实施攻击、敌意和其他各类反社会的不当行为(例如吸毒和轻度犯罪)；真正自豪水平高的个体，倾向于表现出低水平的抑郁、特质焦虑、社交恐怖、攻击、敌意和拒绝敏感度，以及高水平的自我控制、目标参与、关系满意度、婚姻适应性和社会支持(2)Carver C S.，Sinclair S.，Johnson S L..Authentic and Hubristic Pride: Differential Relations to Aspects of Goal Regulation, Affect, and Self-control.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2010, 44, pp.698-703.。

对自豪的测评主要有两种方法：(1)自陈问卷。Tracy和Robins编制的自豪量表有两个分量表：自大的自豪和真正的自豪。每个量表各有7个项目，要求被试对自己在每一个项目上的符合程度进行五级评定。自豪量表既可以测查被试的状态自豪，又可以测查被试的特质自豪。状态自大自豪量表和状态真正自豪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分别为0.90和0.88。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状态自豪量表的二因素模型结构拟合良好，χ2(75,N=334)=239.11，P=0.000，RMSEA=0.079。特质自大自豪量表和特质真正自豪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分别为0.90和0.88。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特质自豪量表的二因素模型结构拟合良好，χ2(75,N=348)=267.24，P=0.000，RMSEA=0.084(3)Tracy J L.，Robins R W..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Pride: A Tale of Two Facet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7, 92(3), pp.506-525.。由此可见，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Shi等人采用主位与客位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和韩国被试的自豪概念以及自豪相关体验进行了跨文化研究。结果发现，虽然中西方被试在自豪体验的频率和程度上存在差异，但是自大自豪与真正自豪的双维结构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4)Shi Y.，Chung J M.，Cheng J T.，et al..Cross-cultural Evidence for the Two-facet Structure of Pride.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2015, 55, pp.61-74.。杨玲等对自豪量表进行了中文版修订，证实其在中国被试中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5)杨玲, 王含涛：《真实自豪与自大自豪倾向量表的修订及适用》,《心理与行为研究》2011年第9期,第98-103页。。(2)非言语编码。Tracy和Robins编制的自豪的非言语编码系统由三部分组成：头部编码、上肢编码和躯干编码，分别有6、6和4项指标，均采用六级评定。该编码系统能够准确测量体育比赛胜利后被试的自豪(6)Tracy J L.，Robins R W..The Prototypical Pride Expression: Development of A Nonverbal Behavior Coding System.Emotion.2007, 7(4), pp.789-801.，并且在欧美和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多族群中具有跨文化一致性(7)Tracy J L.，Robins R W..The Nonverbal Expression of Pride: Evidence for Cross-cultural Recognit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8, 94(3), pp.516-530.。国内学者杨丽珠等人编制的幼儿自豪的非言语行为表达编码系统，包括四个方面：①微笑和大笑的面部表情；②舒展的身体姿势；③头稍微后倾的头部动作；④双手叉腰、高举和在胸前握拳的手臂动作，又可组合为12个动作单元。这一系统的评分者一致性为0.876，不同方法测量同一特质的相关系数为0.815和0.840。由此可见，编码系统的信度和效度较高，可以用于幼儿自豪发展的测评(8)杨丽珠,姜月,张丽华:《幼儿自豪的非言语行为表达编码系统编制》,《心理发展与教育》2012年第3期,第231-238页。。

(二)内疚和羞耻的测评

内疚是个体意识到自己真实的或想象的行为造成了不良后果，并且违背了自我的道德标准而产生的痛苦的负性情绪体验。而羞耻是一种基于对整体自我的消极评价，并伴随有渺小感、无价值感、无力感的痛苦的自我意识情绪。内疚和羞耻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但是两者亦存在本质区别。根据自我—行为差别观点，内疚集中于个体的行为，而羞耻指向个体本身；从公共—私人差别观点来看，没有公开暴露的违反或失败容易引发内疚，而在公众场合暴露的违反或失败更容易引发羞耻。内疚能够促使个体认可自己的道德责任，采取补偿行为。羞耻与愤怒、敌意攻击显著正相关，在特定的条件下还会激发一定的亲社会行为。

自我意识情感测验(the Test of Self-Conscious Affect，TOSCA)被较为广泛地应用于内疚和羞耻的测评。该问卷以内疚和羞耻的自我—行为差别理论为基础，设有能够引发自我意识情绪的15个(包括10个消极的和5个积极的)情境描述，每一情境后是4或5个在该情境下可能做出的反应项目。项目采用五点量表评分。TOSCA有不同版本，目前最新版为TOSCA-3，其中的大部分情境及相关反应项目和原始版本相同。羞耻和内疚分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分别为0.75和0.73；成人问卷结果的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问卷的结构拟合良好，χ2(157,N=891)=502.77，P=0.046，RMSEA=0.051(9)Fontaine J J.，Luyten P.，De Boeck P.，et al..The Test of Self-conscious Affect: Internal Structure, Differential Scales and Relationships with Long-term Affects.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2001, 15(6), pp.449-463.。此外，研究人员还开发出了适用于儿童(TOSCA-C)和青少年(TOSCA-A)的版本。

针对已有的内疚和羞耻量表没有同时考虑到自我—行为差别和公共—私人差别，也没有很好地区分对违反的情绪反应和行为反应，Taya等人开发了内疚和羞耻倾向量表(the Guilt and Shame Proneness Scale，GASP)。该量表包含两个内疚分量表和两个羞耻分量表，其中内疚量表分别评估了个人情境下违反行为后的负性行为评价(Guilt-NBE)以及行为修复倾向(Guilt-repair)；羞耻量表评估的是暴露在公众场合下的违反行为后的负性情绪(Shame-NSE)及撤销行为倾向(Shame-withdraw)。四个分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均在0.6以上；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χ2(118,N=225)=71.54，RMSEA=0.045。这表明，GASP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10)Cohen T R.，Wolf S T.，Panter A T.，et al..Introducing the GASP Scale: A New Measure of Guilt and Shame Pronenes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11, 100(5), pp.947-966.。

单独测量内疚和羞耻的问卷也有不少。如O’Connor等编制的人际内疚问卷(the Interpersonal Guilt Questionnaire，IGQ)，该问卷共67个题目，包括四个分量表：幸存者内疚、分离内疚、全能责任感内疚以及自我厌恶，采用五点计分(11)Albertsen E J.，O’Connor L E.，Berry J W..Religion and Interpersonal Guilt: Variations across Ethnicity and Spirituality.Mental Health, Religion & Culture.2006, 9(1), pp.67-84.。国内学者丁芳等自编了初中生内疚情绪体验情境问卷，其中包括六个情境故事，被试需要对主人公体验到的内疚强度进行五级评分。该问卷的内容效度为0.81，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同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12)丁芳,周鋆,胡雨:《初中生内疚情绪体验的发展及其对公平行为的影响》,《心理科学》2014年第5期,第1154-1159页。。Brown等人在PFQ和积极消极情感量表(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Revised，PANAS)的基础上，修订出羞耻感量表。该量表共包含七个项目，采用五点记分(13)Brown M Z.，Linehan M M.，Comtois K A.，et al..Shame as A Prospective Predictor of Self-inflicted Injury in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A Multi-modal Analysis.Behavior Research and Therapy.2009, 47(10), pp.815-822.。国内学者钱铭怡等编制的羞耻体验量表(ESS)有29个项目，分为四个维度：个性羞耻、行为羞耻、家庭羞耻和身体羞耻，采用四点记分。它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适用于中国大学生的羞耻体验测量(14)钱铭怡,Bernice Andrews, 朱荣春等：《大学生羞耻量表的修订》,《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0年第4期,第217-221页。。李阿特和汪凤炎编制的大学生羞耻心问卷包含六个因子，构成道德—非道德、自律—他律和正确—错误三维结构(15)李阿特,汪凤炎:《大学生羞耻心的结构及问卷编制》,《心理与行为研究》2013年第2期,第170-175页。。

二、他人指向情绪的测评

他人指向的道德情绪产生于对他人行为的道德评价，包括共情、钦佩和感恩等。

(一)共情的测评

共情产生于对他人情绪状态的理解，既包括客观理解、分析他人情感的能力，又包括分享他人情感、对他人的处境感同身受的能力。作为一种重要的亲社会动机，共情能够引发个体的助人等亲社会行为，并且与攻击等反社会行为呈显著负相关。

较早采用测量共情的量表是梅拉比安特质共情量表、爱泼斯坦情绪共情量表和霍根共情量表。但是，更多用于共情研究的是Davis编制的人际反应指针量表(The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IRI)。该量表共28个项目，包含共情关注(EC)、观点采择(PT)、想象(FS)和个人忧伤(PD)四个分量表。其中观点采择量表测量的是日常生活中采纳他人观点的倾向，想象量表测量的是将自己融入到小说、电影、话剧等虚拟人物感受及行为中的倾向，共情关注量表测量体验到温暖、怜悯和关心他人的倾向，个人忧伤量表评价的是他人情绪所引发的自我不适和不安。四个分量表重测信度在0.62—0.71之间，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1—0.77之间。观点采择量表同霍根共情量表呈显著正相关，个人忧伤量表与霍根共情量表呈显著负相关，共情关注和想象量表同爱泼斯坦情绪共情量表呈显著正相关。说明IRI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16)Davis M H..Measur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Empathy: Evidence for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3, 44(1), pp.113-126.。

Jollife等认为，IRI可能将同情与共情相混淆。为了弥补这一不足，他们编制了20个项目的基本共情量表(Basic Empathy Scale, BES)。该量表采用五点计分，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两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79和0.85；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其各项拟合指数较好，具有较好的结构(17)Jolliffe D.，Farrington D P..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Basic Empathy Scale.Journal of Adolescence. 2006, 29(4), pp.589-611.。Carré等修订了基本共情量表的成人版(BES-A)，提出了更为合理的三因素结构：情绪感染、认知共情和情绪分离。BES-A的三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2、0.69和0.82，情绪感染、认知共情与IRI的共情关注和想象分量表呈显著正相关，而情绪分离与IRI的共情关注和想象分量表呈显著负相关(18)Carré A.，Stefaniak N.，D’Ambrosio F.，et al..The Basic Empathy Scale in Adults(BES-A): Factor Structure of A Revised Form.Psychological Assessment.2013, 25(3), pp.679-691.。Reniers等从认知和情感的维度编制了认知和情感共情问卷(Questionnaire of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Empathy, QCAE)。这一问卷由31个项目组成，包括5个因素：观点采择、现场模拟、情绪感染、亲近反应和远离反应。其中，前两个因素属于认知共情，后三个因素属于情感共情。该问卷是测量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的一个有效工具(19)Reniers R L E P, Corcoran R, Drake R S, et al, The QCAE: A Questionnaire of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Empath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2011, 93(1)，pp.84-95.。此外，Rieffe等还开发了婴幼儿共情问卷(Empathy Questionnaire for Infants and Toddlers, EmQue)。这一问卷有20个项目，包括三个维度：情绪感染、对他人感受的关注和亲社会反应，需要父母根据对自己孩子日常表现的观察来评估完成。EmQue适用于测查儿童早期的行为表现，尤其是自闭症和聋儿等特殊儿童(20)Rieffe C, Ketelaar L, Wiefferink C H, Assessing Empathy in Young Children: Construction and Validation of An Empathy Questionnaire(Em Qu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10,49(5), pp.362-367.。

国内对共情的测评主要是直接使用国外的相关量表或者对其进行简单修订。例如，韩丽颖对梅拉比安共情量表进行修订，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大于0.7，重测信度为0.6(21)韩丽颖:《特质移情和状态移情及其对助人行为的影响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王阳等修订了Vossen等人编制的青少年共情和同情量表(Adolescent Measure of Empathy and Sympathy, AMES)(22)王阳,王才康,温忠麟等:《共情和同情量表在中国幼儿教师样本中的效度和信度》,《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7年第6期,第1027-1030页。。也有研究者尝试编制基于中国文化的共情问卷。例如，洪丽编制了27个项目的中学生共情量表，从对身边熟悉的人的共情、对弱势群体的共情、对普通陌生人的共情、对班级整体气氛的共情、自我情绪情感的敏感性和对他人情绪情感的敏感性6个维度来测查中学生的共情，其信度和效度均良好(23)洪丽:《高中生利他行为与移情、道德判断关系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

(二)钦佩的测评

钦佩是在看到他人值得赞扬的行为时产生的喜欢和尊敬。它可分为美德钦佩和能力钦佩。美德钦佩是人们观察到他人符合道德规范的优异行为时产生的一种积极情绪体验。它能够激发人们的亲社会动机和利他行为。

目前对钦佩的研究大多采用访谈法或者实验启动法。Lai等通过视频片段诱发被试的美德钦佩，进而降低了被试的性别偏见(24)Lai C K.，Haidt J.，Nosek B A..Moral Elevation Reduces Prejudice Against Gay Men.Cognition & Emotion.2014, 28(5), pp.781-794.。针对缺乏钦佩的有效测评工具这一问题，Sarapin等开发出了多维度钦佩量表(Multidimensional Admiration Scale，MAS)。该量表共14个项目，包含两个维度：美德钦佩和能力钦佩。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二因素模型的结构拟合良好，χ2(76,N=308)=199.19，P<.001，RMSEA=0.07。美德钦佩的重测信度在0.5—0.83之间(25)Sarapin S H.，Christy K.，Lareau L.，et al..Identifying Admired Models to Increase Emulation: Development of A Multidimensional Admiration Scale.Measurement & Evaluation In Counseling & Development.2015, 48(2), pp.95-108.。

(三)感恩的测评

感恩，也称感激、感戴，是个体受到恩惠后对施恩者产生的一种积极情绪。当我们是获益的受惠者，尤其是那些获益是预料之外或者施惠者为此付出代价时，就容易产生感恩。感恩是一种积极的道德情感，不仅能够激发受惠者的道德行为，而且能够强化施惠者的助人等亲社会行为。

感恩可分为特质感恩和状态感恩。目前关于特质感恩的测量相对较多，国外较有代表性的特质感恩量表包括：①McCullough等编制的感恩问卷(The Gratitude Questionnaire-6, GQ-6)(26)McCullough M E.，Emmons R A.，Tsang J..The Grateful Disposition: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Topography.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2, 82(1), pp.112-127.。该问卷为单因素自陈量表，共六个项目，采用七点记分。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7，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χ2(9,N=619)=56.83，P<0.001，CFI=0.93，SRMR=0.05。问卷得分与积极情感、生活满意度、宽恕和宜人性的正相关显著，且相关系数均在0.3以上；与消极情感和神经质的负相关显著。有学者考察了该量表中文版的信度和效度，发现可适用于中国人感恩的测量(27)Chen L H.，Kee Y H..Gratitude and Adolescent Athletes’ Well-being.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08, 89, pp.361-373.。②Thomas和Watkins编制的感恩、怨恨和赞赏量表简版(The Gratitude Resentment and Appreciation Test, GRAT简版)。这个量表包含三个分量表：充实感(6个项目)、简单赞赏(6个项目)和赞赏他人(4个项目)。修订后的GRAT简版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2；同精神超越性得分达到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31；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的负相关显著，相关系数为-0.44(28)Diessner R.，Lewis G..Further Validation of the Gratitude, Resentment, and Appreciation Test(GRAT).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007, 147(4), pp.445-447.。由此可见，GRAT简版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国内学者赵国祥和陈欣通过对初中生的开放式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编制了初中生感戴问卷。该问卷包含3个维度：人物取向、事物取向和道德取向，分量表和总量表的α系数与分半信度均大于0.8，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拟合指数良好，χ2(132,N=214)=898.415，CFI=0.938，RMSEA=0.165(29)赵国祥,陈欣:《初中生感戴维度研究》,《心理科学》2006年第6期,第1300-1302页。。

三、德育启示

道德情绪测评研究的诸多成果不仅直接推动了对青少年道德心理特点的研究，而且对于当前的中小学道德教育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启发。

(一)加强道德情绪研究，开发有效的本土测评工具

尽管近些年来研究者在道德情绪的基本概念、测评、发展特点、神经生理机制及其对道德行为的影响等方面取得了众多进展，但是与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领域相比，研究的数量和深度仍需要进一步加强。今后的道德情绪研究尤其是要探明道德情绪的影响因素和作用于道德行为的机制：包括基因—激素—大脑—环境对道德情绪的影响，各类道德情绪的交互作用，道德认知等个体因素、家庭等环境因素与道德情绪对道德行为的共同作用，道德情绪与基因—激素—大脑—环境对道德行为的交互作用等。

虽然研究者编制出的各类道德情绪的测评问卷具有较高的质量，能够运用于青少年道德情绪和道德发展特点的研究，但是这些问卷大多是由国外研究者基于西方文化研发，由于在道德情绪的产生、体验和表达上的不同，这些问卷有可能不适用于中国青少年，不宜直接作为道德研究工具。一方面，国内学者在使用这些问卷时要进行严格修订；另一方面，应该开发适合于中国文化的有效测评工具。例如，虽然有研究发现，自豪的双维结构适用于中国人，自豪量表中文版的修订结果较为理想，但是未充分考虑文化对自豪情绪表达的影响。因此，有研究者开发了基于场景反应的青少年自豪量表(30)马惠霞,苏静,李慧云:《青少年自豪量表的编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8年第4期,第638-641页。。当然，国内研究者需要开发更多基于中国文化的道德情绪测评问卷。

(二)注重道德情绪培养，推动学生品德的积极发展

道德情绪研究为有效培养青少年的道德情绪提供了重要手段和方法。相关研究成果可以为道德情绪的培养提供具体建议。例如，新近研究表明，共情相关的信念会对共情产生重要影响，这些信念可分为两类：实体信念和可塑性信念。前者认为，共情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动的、与生俱来的，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任何改变；后者指的是，共情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可以被塑造的(31)Schumann K.，Zaki J.，Dweck C S..Addressing the Empathy Deficit: Beliefs about the Malleability of Empathy Predict Effortful Responses When Empathy Is Challenging.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14, 107(3), pp.475-493.。由此可知，可以从共情相关信念的改变入手来培养青少年的共情水平。此外，已有的道德情绪测评问卷可以作为判断道德情绪培养效果的重要工具。使用这些问卷能够较为真实、准确地评价相关培养策略的有效性。

道德情绪测评研究的新进展还启发人们，在继续强调内疚、羞耻等负性道德情绪重要性的同时，应该关注自豪、共情和钦佩等正性道德情绪，即指向青少年积极发展的道德教育。所谓积极发展，就是从问题行为的应对或者缺失的预防转向促进自尊和自控、发展社交技能和情绪能力、培养亲社会取向、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等。积极发展的道德教育可以使用的策略有：以学生为中心的同伴群体讨论，增强观点采择能力的同伴辅导，社会技能、情绪技能和自我管理技能的直接训练，同伴群体冲突解决与合作式解决问题等学生赋权策略，服务性学习和社区服务等为他人服务的机会，阅读共享和讲故事等(32)Berkowitz M W, Sherblom S A, Bier M C, et al.Educating For Positive Youth, In M Killen, J Smetana(Eds.), Handbook of Moral Development.Mahwah, NJ: Erlbaum, 2006, pp.683-701.。

(三)同时兼顾知情因素，尝试开展整合性道德教育

道德情绪研究不但表明道德情绪与道德认知共同影响道德行为，而且揭示出共情和内疚等道德情绪本身也包含认知和情绪因素。所以，在道德教育实践中，要同时兼顾认知和情绪因素在道德认知、道德情绪和道德行为等各个环节的作用，采取整体的道德教育取向。纳瓦茨提出的整合性道德教育(Integrative Ethical Education，IEE)理论可为我们提供有益借鉴。

整合性道德教育试图调解品格教育与理性主义道德教育之间的关系，并对二者进行了整合。它的基本观点有三：(1)道德发展就是发展专门技能；(2)教育具有转变作用和相互作用；(3)人类本性是合作的和自我实现的。实施整合性道德教育的步骤是：与每位学生建立关爱的关系；创设支持性氛围；采用新手—专家方法通过课程和课外活动教授道德技能(见表1)，具体包括认真观察榜样、专注于事实和技能、实施各个程序、整合知识和程序等；培养学生自我反思和自我调节；建立道德共同体与和谐的发展系统(33)Narvaez D.，Bock T..Developing Ethical Expertise and Moral Personalities. In L. Nucci, D. Narvaez, T. Krettenauer(Eds.), Handbook of Moral and Character Education(2nd Ed).New York, NY: Routledge.2014, pp.140-158.。

表1 整合性道德教育模式中的道德技能

(四)营造良好道德氛围，努力创设支持性环境系统

道德情绪的培养及其对道德行为的积极影响离不开道德氛围等环境因素。学校道德氛围实际上是调控学校内的社会关系、影响青少年学生道德发展的规范和价值观。良好的学校道德氛围的营造需要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学校秩序有效的教学组织和管理、教师积极的情感支持和健康的同学关系有助于学校良好道德氛围的建立。

创设家庭—学校—社区相结合的支持性环境系统有利于道德情绪德育功能持久有效的发挥。父母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关注子女的全面发展而非只关心学业成绩，在教养行为上多些情感温暖与理解，少些惩罚、严厉、拒绝、否认、过分干涉和过度保护，将促进青少年共情等积极道德情绪水平的提高。作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实践和社区服务，能够推动青少年道德推理能力的发展，改善他们的道德态度，促进自我同一性的达成。在社会实践和社区服务活动的组织实施中，要注意在社会调查等体验性活动中激发和培育学生的道德情绪，在敬老服务和社区辅导等公益性活动中提升和强化学生的道德情绪，最终形成积极的情感和良好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