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中的理性主义

王锋

摘 要：

现代社会深受理性主义的宰制。作为理性化最为明显的领域，公共行政也深受理性主义的影响。理性化的组织结构以及行政行为进一步发展出行政管理的技术主义、管理主义与职业主义。在理性主义行政的运转之下，相应的行政气质，即技术化、科学化的行政管理也逐渐形成。而理性主义的公共行政排除了价值、道德的观照，将公共行政视为纯粹的技术化操作。公共行政的技术化操作导致公共行政管理中的道德冷漠、责任的碎片化及对价值、意义等的回避。只要理性主义还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就很难指望短时间内消除理性主义在公共行政领域的影响。

关键词：公共行政;理性主义;行政气质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21）03-0011-07

不可否认，作为一种理论，理性主义在今天取得了支配性地位，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社会一部分的公共行政也不能不受理性主义的影响。那么，理性主義在公共行政下如何发挥作用？其内在的机理是什么？理性主义在公共行政领域有什么表现？理性主义对确定性的渴望与公共行政所追求的确定性相合拍，也必然要求公共行政把确定性做为自己的目标。如此，理性主义也就要求行政组织和行政行为的理性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行政管理的技术主义、管理主义与职业主义。正如理性主义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理性主义也不是公共行政的全部。公共行政领域把理性主义贯彻到底，导致行政管理对道德、价值等问题的回避，从而产生了我们所看到的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后果。

一、确定性追求：理性主义行政的目标

在韦伯看来，西欧社会生活的理性化首先在于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而这种理性化生产劳动的组织形式进一步要求普遍化的规则与管理，这就引发理性化的法律及理性化的行政管理。在这一连串连锁反应中，社会生活的理性化才确立起来，理性的算计及理性的狡黠才成为社会生活的精神气质。韦伯指出，“没有这种理性的资本主义劳动组织方式，所有这一切，即便有可能，也绝对不会具有同等的意义，尤其不会有与之相联系而产生的现代西方社会结构及其全部特殊问题。精神的核算与筹划（这是其他一切事情的基础）只是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1]（p.8）。他进一步指出，“

合理的法律结构和行政管理结构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合理的现代资本主义不仅需要技术生产手段，而且需要一种可靠的法律体系和按章行事的行政管理制度。”[1]（p.24）。在韦伯看来，理性化的法律与理性化的行政管理在西方社会的理性化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没有这种理性化的法律与行政管理，理性化的组织便无法稳定下来，进而也就无法实现整个社会的理性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韦伯进一步指出，生产的理性化必然引起法律与行政管理的理性化，进而推展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理性化必然渗透到技术、科学、军事等领域[1]（pp.10-11）。

如果我们沿着韦伯的思路继续思考，行政管理的理性化在社会生活的理性化当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而社会生活的理性化又进一步要求行政管理的理性化。我们进一步的问题是，行政管理自身理性化的逻辑是什么？行政管理理性化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就是，行政管理是否可以理性化？这个问题是由威尔逊与古德诺两人来回答的。威尔逊认为行政不同于政治，尽管行政管理的任务是由政治决定的，但“行政管理的领域是一种事务性的领域，它与政治领域的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甚远”[2]（p.14）。古德诺则进一步明确指出，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3]（p.15）。既然行政管理是一个纯事务性的领域，是不折不扣地执行政治命令，那么，行政管理就是一个纯粹执行命令的工具。这样，威尔逊、古德诺通过政治与行政二分，把价值排除在行政管理之外，导致行政管理基本的善就是效率。正如古德诺所说，“在行政管理科学中，不论是私人行政还是公共行政，其基本的‘善是效率。行政科学的基本目标是用最可能少的人力与物力完成身边的工作。这样效率就成为行政管理价值序列当中的第一公理”[4]（p.201）。威尔逊认为，行政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以及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与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去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2]（p.1）。

既然行政管理只关涉如何高效、经济地完成政治意志，而与价值无涉，那么它首先要有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就是韦伯所推崇的理性官僚制。在韦伯看来，它是“一种充分发达的官僚体制……精确、迅速、明确、精通档案、持续性、保密、统一性、严格的服从、减少摩擦、节约物资费用和人力，在由训练有素的具体官员进行严格官僚体制的、特别是集权体制的行政管理时，比起所有合议的或者名誉职务的和兼任职务的形式来，能达到最佳的效果”[5]（p.296）。现代文化的发展迫切需要可预期的普适性规则。而“充分发展的官僚体制在某种特殊意义上，也处于‘不急不躁的原则支配之下。它的特殊的、受资本主义欢迎的特性，使这种可预计性发展得更为充分，它越是‘脱离人性，发展就更为充分”[5]（p.297）。

如果说韦伯找到了使理性化行政管理得以实现的组织形式，那么此后，行政管理的理性化则进一步从两个层面展开。其一是行政管理内部的职能分工以及行政管理本身的专业化。法约尔认为“管理就是实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6]（p.5）。古利克则在法约尔的基础上，把行政管理的职能由管理的五项职能拓展为七项职能，即计划、组织、人事、指挥、协调、报告和预算，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POSDCRB[7]（p.114）。法约尔、古利克等关于管理的五要素说影响深远，之后的管理过程学派都按照这五种要素来理解行政管理，直到今天，行政管理也基本上是按照这种职能划分来进行的。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随着社会公共事务的日益纷繁复杂，人事管理、财政管理、审计管理等专业性比较强的行政管理部门才逐渐发展起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行政管理学科的繁荣以及行政管理学科之下众多分支学科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这种理性化行政的延续。

其二是行政行为的理性化。如果说行政管理职能的理性化意味着还只是从静态的意义上揭示行政管理的理性化，那么行政行为的理性化则意味着从动态的意义上揭示行政管理的理性化。正如韦伯所说，“文官的荣誉所在，是他对于上司的命令，就像完全符合他本人的信念那样，能够忠实地加以执行。即使这命令在他看来有误，而在他履行了文官的申辩权后上司依然坚持命令时，他仍应忠实执行”[8]（p.76）。韦伯在这里想表达的是对官员行为的预期性期望，即通过理性的法律约束，使行政官员的行为能摆脱前现代社会中那种偶然的、依赖个人意志的、随意性较强的状态而具有可预期性，摆脱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而达到理性化。当达尔通过规范价值、人的行为及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三个方面的分析，忧心忡忡地认为行政管理还不能成为科学时，西蒙的理论工作就在于通过理性化决策，使行政摆脱原来那种仅仅是执行政治命令的传统形象，把行政管理当作一个过程来看待，使行政管理本身在某种意义上真正成为科学。

西蒙通过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进一步从理论上排除了行政管理的价值负担，把行政管理当作理性选择的过程。西蒙认为，决策意味着行为主体完整地“描述每个备选策略所产生的各种结果，并对这些结果进行比较。他必须从各个层面上了解他行为的变化可能导致的变化，必须使用无限延伸的时间、无限扩展的空间和无穷的价值观来探究各种行为结果”[9]（p.71）。按照西蒙的理解，决策就是对各种方案可能发生概率的判断，这种判断当然是建立在对事实进行描述、分析然后进行抉择的基础上，这意味着决策是一个科学、理性的过程。西蒙在随后对其理论做了进一步修正，他说：“人们都希望决策过程最好细分成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包括中间价值体系的扩展和对中间价值相对权重的评价。第二阶段包括根据这个价值体系比较各种可行的行动方案。第一阶段显然要考虑道德和事实两方面的因素;而第二阶段就只考虑事实问题。”[9]（p.53）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人们知识累积的有限性，西蒙也不得不对其理论做进一步的修正，即完全理性的行政人是不存在的，至多只是有限理性的行政人在进行决策，这样决策也就不是完全理性的，而是各方政治利益进行妥协与博弈之后达到的一种满意状态。如果说古典公共行政正是如西蒙所批评的行政谚语那样，那么通过他的努力，公共行政第一次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获得了如同自然科学那样的确定性，行政管理真正从经验走向了理性，公共行政的理性化被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正因如此，我们说，公共行政的理性主义不仅意味着理性化的组织结构和理性化的组织过程，还意味着行政行为能够体现出确定性。总之，理性主义在公共行政中的实现就是排除公共行政中的偶然性和任意性，追求公共行政的确定性。

二、技术化与专业化：理性主义行政的表现

公共行政的理性化使威尔逊的设想成为现实，在将价值从行政管理领域排除之后，行政管理成为纯粹的事务性领域和执行命令的工具。在对行政管理的事务性理解中，行政管理中的理性主义表现为技术主义、管理主义与专业主义。

当我们把行政理解为执行政治命令的工具时，也就发展出一整套规则和要求，即公共行政应高效而又经济地执行命令。既然行政管理是一个执行命令的领域，其核心就应为如何有效地完成目的，因而它就必然要排除价值判断。这样，公共行政的理性精神就蜕化为一种技术理性、一种工具理性，它所关注的就是如何用技术化手段去优化组织结构，进行科学的组织功能安排，甚至通过行政改革高效地完成政治所设定的目标。“他们必须精心选择最适当的手段去达成交给他们去完成的目的。他们需要使用理性去选择最快速、最廉价、风险最少的道路，以便达到指定的地点。他们需要把與任务相关的目的和行为同与任务不相关的目的和行为区分开来，挑出能够更接近目的的行为……他们需要衡量和计算。事实上，他们需要成为理性计算的顶级大师。”[10]（p.69）“他们绝对不能做的是偏离清醒、坚持以任务为中心的理性道路;不要因为怜悯、同情、羞耻、良心、对‘目标的支持或反感而转向”，“由官员执行和完成的灾难的特点与其说是陈腐……不如说是理性”[10]（p.69）。理性化的行政管理可以有效地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与威胁，使人类居住的社会始终处于可控状态。这样，在对公共行政的事务性理解之中，就发展出了行政管理的技术主义。

由于关注点在于如何有效实现目标，采取各种各样的行政技术也就不足为怪了，甚至借助于现代技术，行政管理的技术性特点也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尔逊说，“如果我看到一个杀气腾腾的人在敏捷地磨着一把刀子，我可以借用他磨刀的方法，而用不着借用他可能用刀子犯谋杀罪的动机。同样，如果我见到一个彻底的君主主义者很好地管理着某一个公共机关，我可以学习他的办事方法，而无需改变我作为共和主义的特点。他可以为他的国王效劳，而我却将继续为民众服务。但是我却希望能像他为其统治者服务那样为我的统治者服务”[2]（p.25）。威尔逊充分认识到了行政管理技术性的一面，这种技术性的一面在随后的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中得到了片面发展，而在把价值性一面排除在行政管理之外以后，科学化的行政管理以及行政管理技术又更进一步地得到了充分发展，这即是行政管理中的技术主义。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新公共管理的旗帜之下，公共行政的技术主义又有所抬头。这也正是张康之教授所担忧的问题，“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如网络平台的引入等），由于行政管理自身也发展出了新的管理技术（如绩效管理等方式的广泛应用），又使公共行政领域中的技术主义重新建立起了信心”[11]（p.306）。

如果我们把行政管理理解为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那么公共行政的管理性一面又充分体现出来，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怀特指出：“公共行政研究的起点应以管理为基础，而非以法律为基础，因此我们应多加注意‘美国管理学会的活动，而不必太在乎法院的各项判决。”[12]（p.18）怀特所强调的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传统一直被延续下来。全钟燮指出：“无论是在20世纪的工业社会还是在今天的后工业社会，国家治理都强调理性、科学和技术的行动。”[13]（p.17）以理性为核心的管理主义仍然是公共行政运转的核心要素。尽管管理的途径已经被频繁地证明越来越不适合日益复杂的后工业社会，但行政管理在应对复杂的社会公共问题时，仍旧自觉不自觉地“过度依赖工具和技术手段，控制政策制定进程，设计各种选择，动员民众和评估绩效，以此寻求解决问题和变革政府的答案”[13]（p.19）。从行政管理的实践来看，既然是管理，无论是私人管理还是公共管理，都应按照法约尔的管理职能进行划分。对行政管理体系内部进行进一步的职能划分，不管这种划分是以功能为基础，还是以直线制、地域或者管理对象为基础，其实质都是一样的，即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只要出现新的社会事务，只要社会有这样的需求，就应对之进行事无巨细的管理，这就发展出了管理型组织、管理型行政乃至管理型政府。

这意味着管理主义下的公共行政“使用严格刻板的程序和技术，以产生能够促进规划和制定决策的知识;客观指标被用作衡量冲突化解、问题解决和变革的基础”[13]（p.70）。管理型行政、管理型政府强调自上而下的控制，强调政府对社会、对人的控制。在这里，政府变得更加强势，并演变成对社会公共事务事无巨细的控制。在面对后工业社会中所发生的危机事件时，政府及行政管理者仍然以管理主义、技术主义的思维定式去解决。“面对动荡的环境变迁，管理的范围增大了，管理的复杂性增强了。许多行政管理者反而变得被动反应和保守，而不是富有前瞻性和创新性。……他们的目标是从一个财政年度到下一个财政年度，维持政府系统及其工作职位。危机设计过程低估了危机解决途径的长期意义，政府将注意力固定在短期的需要上。”[13]（p.68）以至于当我们碰到问题时，无论是新问题，还是老问题，无论是现代社会中的问题，还是后现代社会中的问题，我们都希望政府管理起来，而不会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以及政府是否必要、是否应当进入这些领域。管理主义意义上的公共行政，其核心在于管理与控制，在于控制组织活动中出现的不确定性。在处理复杂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政府及行政管理者越来越依赖于技术化的手段，如组织结构功能的调整、组织幅度的调整以及公共政策的修正等。伴随着各种管理手段的频繁应用，行政管理至少产生了三个结果，即“（1）越来越多地运用理性和工具的方案来解决组织问题;（2）越来越多的集中化政策制定;（3）越来越少的人文关怀和价值关怀。这些解决方案的实施导致了更多管理权力的形成和更多技术手段的使用，以此来控制组织活动的进程”[13]（p.179）。

公共行政的技术主义、管理主义，逻辑地要求行政管理具有专业主义，即在公共行政专业化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基于专业化而形成的对专业的尊重，这种专业主义实质上是承认专业知识的权威性，进而由掌握专业知识的专家来进行决策，其结果是把行政管理中的专业主义发挥到极致。这其中有一个前置性条件，即承认行政管理能够成为一个专业。事实上，当行政管理不断地从管理那里寻找其知识资源时，也正不断地把自身推向日益精致的专业化方向。正如全钟燮所说，“政府创造了职业化，它让职业具有合理性，它支持所有形式的职业化努力，它雇用数量永远在增长的职业人员。职业专家为公共机构提供了知识、培训和领导，影响着公共政策进程，决定着许多公共机构的结构。在公共服务中，职业专家能获得权力显然是由于他们所受的专业化培训和拥有的知识。依靠这种权力，职业专家就具有了他们领域中的专业化语言和信息，他们自然而然地想控制决策过程，创造出他们所代表的公共机构的政策”[13]（p.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行政管理中的专家委员会、公共服务外包等则在某种意义上秉承了行政管理中的专业主义。

公共行政的复杂性在于，它是众多专业领域的综合，涉及许多专业知识与技能，公共行政需要专业精神，意味着行政管理本身首先应当被作为一个专业化领域来看待。这一方面是因为行政管理具有管理的属性。尽管行政管理曾遭遇过“合法性危机”，但其发展历史一再向我们显示它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意味着我们需要尊重作为管理的行政管理本身的客观规律性。另一方面是因为现代社会公共事务日益纷繁复杂，各种公共事务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与特定规律。即使在行政管理内部，行政组织规模的扩大也使得行政管理内部出现再专业化的趋势，如教育、公共卫生、公共财政、社会福利、公共交通等领域与部门都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这就要求我们去了解、熟悉这些不同领域与部门所需要的專业知识与专业本身的规律，而不是盲目进行决定。因为对行政管理者来说，其本身所拥有的知识是有限的，即使他了解这些知识，也需要对这些领域的知识有一种敬畏感，需要秉承专业精神，根据专业要求、按照专业伦理来进行管理、操作与决定。

公共行政中的理性主义与社会生活中的理性化相互激荡，在行政组织与行政人员中形成一种稳定的气质，这种气质就是一种固定、刻板、被动、服从的精神。这就是理性主义所期望的确定性，也是理性主义对建立在科层制基础上的公共行政的期许，即行政管理意味着确定性，代表着某种秩序。现代公共行政之所以接纳理性主义，很大程度上源于传统社会中行政权力的任性，这种任性代表着某种偶然与不确定性，而现代社会需要的恰恰是确定性，排除偶然。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理性主义能被公共行政所接受。只要理性主义在社会生活中还占据支配地位，公共行政中的理性主义就会依然存在，这种行政气质也仍旧会存在于行政人员身上。

三、去道德化：理性主义行政的后果

当我们把理性贯彻到底，理性原来所代表的预期并没有随之而至。理性“不但远不能消除人类生存环境中令人讨厌的任意性、偶然性及不可理解性，还重新带来并强化了那些偶然性、无目标性和不可预见性”[10]（p.91）。理性主义代表秩序、代表着一种确定性，但现实问题是理性不仅没有控制自然，没有控制社会，没有控制人自身，没有带来所预想的那种确定性，反而使这种不确定性得到强化。“理性指导的行为不仅没有被推到自然法则的高度，反而它的后果被降格到了没有理性的自然的水准。自然灾害并没有变得更像道德过失‘在原则上可以管理;相反，那些不道德的领域却变得或被发现越来越像‘典型的自然灾害;像它们一样危险，不可预见、不可预防、不可理解，对人类的理性和希望具有免疫力。”[10]（p.93）

随着社会理性化程度的加深，随着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演进，原来被寄予希望的理性化行政管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批判的对象。理性主义在行政管理中体现得越充分，因理性化而导致的消极后果就会表现得越明显。

首先，理性化行政导致道德冷漠。如前所述，理性化行政通过事实与价值二分，把行政转化为对事实的描述与分析，从而把价值排除在行政管理过程之外，也排除了道德判断，用鲍曼的话就是“道德去技能化”。或者说正是理性化的行政管理导致处于行政管理体制中的行政管理者失去了道德判断能力或者根本不愿意进行道德判断。如鲍曼所说，“对于致力于追求行政体制的完美模式的机构而言，不管其官员身上还保留多少道德良知，其运作都不会受其影响。因为行政体制是理性和秩序的高度体现，它反对由道德激发的行为，认为它和秩序概念与理性戒律相对立，甚至认为它们是不相容的”[10]（p.95）。正如韦伯所坦承的那样，官员的荣誉在于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的命令，无论这命令是对还是错，因而行政官员的道德就在于服从命令，这是对行政道德的最好诠释，因而行政体制需要的是遵守规则，而不是道德判断，也正因如此，理性化行政导致对道德的麻木，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理性化行政内在地隐含着对道德的排除[10]（pp.94-95）。

如果说工业社会通过理性化行政的操弄，把道德判断排除在行政管理之外，那么后工业社会则通过技术的努力与加强进一步使“道德镇静”获得了同样的效果，使道德冷漠更为严重。“道德镇静为道德冲动提供了表面上的便捷出口，也为道德困境提供了权宜之计，同时还通过把责任转移给技术工具使行为人对这种道德冲动和道德困境都不必担负责任”，它使人们的道德良知休眠，并使人们在道德困境面前回避道德，“让这些行为人在面对要求一定程度自我否定和自我牺牲的困难选择时，失去道德的武装”[10]（p.97）。后工业社会中的理性化行政造成对道德的无视并使人们心安理得，没有任何道德上的负担。

其次，理性化行政还意味着责任的碎片化。虽然韦伯强调理性官僚制导致信念伦理向责任伦理的转换，但问题是，责任伦理在官僚制的运行中不仅无法完全实现，相反，它还导致了行政责任的碎片化。“行政体制非常有效地把‘对什么负责替换成了‘对谁负责;把对行为影响的对象负责换成了对上级负责”。[10]（p.95）通过这种不经意的转换，行政管理的责任变得不再是以整体化而是以碎片化的形式呈现。不同于企业，政府管理中的行为是由许多人共同做出的集体行为，这意味着对行政管理来说，要非常清楚地确定不同行为者的责任边界非常困难。更进一步，建立在工业社会基础上的行政管理普遍实行的是职能分工制，行政管理内部的职能分工导致责任以体制化的方式被分割并由不同的职能部门来承担。由此，行政责任的碎片化就被体制化了，虽然对行政管理的责任划分进行了各种完善，但当要去追究行政管理者的责任时，我们会发现光是确定责任主体就已非常困难，更别说去区分不同主体之间的责任程度了。

最后，公共行政中的理性主义还引发心灵的虚空。如前所述，事实与价值的二分使公共行政能方便地将价值从行政管理中排除出去，使行政管理变成一个纯技术性的活动。同时，通过将知识与技术混为一谈，行政管理中的技术主义得到进一步强化。在将理性置换成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的过程中，公共行政进一步远离了价值、意义，而成为纯粹的技术工作。它只是用一个希望成功的理性主义计划代替另一个已经失败了的理性主义计划，它只关注当下，关注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较，关注如何以最小的投入带来最大、最好的结果，这种结果是当下的、即时的。因而，当我们把政府与企业进行比较时，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企业非常注重文化建设，也投入了很多资源去进行文化建设;政府虽然是由最有文化的人来组成的，但很少关注文化建设，至少不像企业那样公开或者专门注重文化建设。之所以如此，就在于理性主义行政本身对意义、文化的排斥。我们不能通过“更真诚、更深刻的理性主义来避免它的错误”，“它不仅导致特殊的错误，而且它也使心灵本身干涸：靠戒律生活最终产生理智的不诚实”[14]（p.31）。当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忧心忡忡地说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时，他实际上已经预见到充分发展的理性主义，尤其是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在社会中整体性渗透所带来的后果，即对价值、意义等问题的回避。

作为一种现代精神，理性主义具有超越特殊性的普遍性特点，任何想成为现代国家的民族都无法回避这一特征。公共行政的理性主义在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地方性和民族性，但作为一种现代性的精神样态却是一致的。这就是理性主义对确定性的追求。欧克肖特认为，“理性主义专注于确定性。技术和确定性在他看来是不可分隔地连在一起的，因为确定的知识，在他看来，是不需要在他自身之外寻找确定性的;知识，就是不仅以确定性终，而且也从确定性始，确定性贯彻始终的知识”[14]（p.11）。在欧克肖特看来，追求确定性的理性主义，背后隐藏着一个逻辑，即理性主义所追求的是一种技术化的知识。在这种对知识技术化的确认当中，公共行政被当作一种技术，一种可以通过培训而不断地为不同人所应用的治国技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欧克肖特指出：“理性主义者认为，一切人类活动中所含有的唯一知识要素是技术知识，我称之为实践知识的东西实际上只是一种无知，如果它不是实际有害的话，可以忽略不计。对于理性主义者来说，‘理性的霸权意味着技术的霸权。”[14]（p.11）

正如欧克肖特所说，只要整个社会环境还是理性主义的，那么行政管理在气质上必然还是理性主义的。当代社会明显具有理性主义的气质，任何想成为现代国家的民族都无法回避这种特征。“所有当代政治都深深感染了理性主义……不仅我们的政治罪恶是理性主义的，而且我们的政治美德也是如此。我们的种种计划在目的与特性上大体是理性主义的;但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我们整个的精神态度都类似地被决定了……理性主义不再只是政治上的一种风格，它已经成了一切应受尊重的政治的风格标准。”[14]（p.20）欧克肖特在这里仅就政治进行论述，但作为政治的一部分，与政治难解难分的行政管理，其理性主义特质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如何整合不同研究途径所拥有的价值、结构与程序安排以及技术方法。对此尚无良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仍处在十字路口的原因。”[12]（p.589）而当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时，行政管理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如何跳出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的思维定式，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凸显自身的价值性，并且如何实现价值与技术性两者的有效结合。在此基础上，改变行政管理者的气质，使之养成超越技术理性的精神气质，从而能在对行政管理的境遇化理解中，不再以一种机械化的方式，而是以差异化的方式，积极主动地行政作为，使作为主体的行政管理者的主体性得到更为充分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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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英秀]

Rationalism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Wang Fe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Jiangsu 221116）

Abstract：

The modern social life is deeply dominated by rationalism. As the most obvious area of rationaliz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s also deeply influenced by rationalism. The rational organization structure and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further developed the technical doctrine， managerialism and occupational doctrine of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operation of rational administration， it formed the corresponding administrative temperament， namely technical， scientific administration. And rationalism public administration excludes contemplation of value， morality， regarding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as a pure technical process. The technical oper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ulted in moral indifference， the fragmentation of responsibility and the avoidance of value and significance. Since the rationalism is still predominates in social life， it is difficult to expect to eliminate the influence of rationalism in the field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a short time.

Key word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ationalism， administrative tempera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