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心学”人生哲学体系何以可能？
——贺麟人生哲学的困境及其出路

代发君

(攀枝花行政学院 哲学文化教研室，四川 攀枝花 617000)

人生哲学是现代新儒家的共有议题，系统与否是显示其成熟度的重要标志。在此标准之下，在现代新儒家中贺麟人生哲学似乎最具有争议。这一结果不仅使得人们严重低估了贺麟在新儒家中的地位，而且极大遮蔽了贺麟人生哲学的创建及其时代价值，以至于部分学者在承认贺麟人生哲学面临的系统性困境的同时，又孜孜以求地鸟瞰和把握其人生哲学全貌。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及其出路进行深入探讨。

一、贺麟人生哲学系统性问题的由来

最早陈述贺麟人生哲学系统性问题的是贺麟本人。1946年，在《文化与人生》初版序言中贺麟曾有一段明确的论述：

我虽无法把它们分章分节地作为系统的形式排列起来，但它们确是代表一个一致的态度，一个中心的思想，一个基本的立场或观点。它们之间实有内在的联系。自信十余年来，我的思想没有根本的转变，没有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作战或自相矛盾的地方，只是循着同一个方向进行发展。即是从各方面，从不同的问题去发挥出我所体察到的新人生观和新文化应取的途径。[1]1

认真阅读这段论述我们便不难发现，贺麟在此所谓的系统性其实主要是指该书在文本结构上的合理安排，其初衷并非出于对文化与人生哲学思想的自我否定，恰恰相反，他正是要提醒人们，不要过度在意其文本结构及其表象，而是要深入领会其内在的统一性与精神实质。贺麟在人生哲学上何以出现这种文本结构与精神追求“表里不一”的问题呢？我们可从其为学使命、时代环境和文本形态中找到答案。

贺麟素以翻译家著称，早在清华求学时，他便对翻译产生了浓厚兴趣。受吴宓影响，其在翻译水平上有了长足进步，并“步吴宓先生介绍西方古典文学的后尘，以介绍和传播西方古典哲学为自己终生的‘志业’”[2]。20世纪30年代，贺麟游学回国后，国内形势风云突变，他开始把学术中心转移到人生哲学上来。其学术生命最旺盛时所作的文章，“都是为中国那时迫切的伦理问题和人生问题引起的”[3]86，《近代唯心论简释》《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等是这一时期其饮誉学坛的重要作品。抗战期间，贺麟写下大量理论文章，《文化与人生》即1946年9月2日他离开昆明返回北平之际，将自己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时在各报刊上发表过的论文，收集整理后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术成果。但与此同时，在贺麟积极从事哲学创建的过程中，其译介活动并没有停止，他不仅长期开设哲学翻译课程，讲授西方古典哲学，如《致知篇》《伦理学》《小逻辑》等都在这一时期成为他重要的关注对象。

1949年以后，国内学术氛围发生变化，贺麟经由唯心论向唯物论自我蜕变，并与早年理想论人生哲学开始“决裂”，甚至对其西学来源“新黑格尔主义”哲学进行批判。他集中全部精力，将学术热情投入到自己终生为之奋斗的西方古典哲学，特别是对黑格尔哲学的翻译和阐释之中。可以说，与其他现代新儒家在哲学体系建构上的投入相比，贺麟投入的精力是相对有限的，从而使得他未能充分沉潜下心，在体系的精致上予以充足的打磨。

此外，其哲学文本形态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大凡伟大的作品必定具备伟大的形式外观，哲学作品尤为如此。远如柏拉图《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近如康德“三大批判”、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等，无一部不是大部头哲学著作。然而，贺麟“新心学”哲学体系相关作品则几乎全部以论文形式呈现。如作为其思想核心要义的《近代唯心论简释》，1934年3月发表于《大公报》的《现代思潮》周刊；《论意志自由》系1932年贺麟在燕京大学哲学系的演讲词；《五伦观念的新检讨》于1940年5月1日发表于《战国策》第3期。即便是后来囊括贺麟人生哲学最为宏富的《文化与人生》一书，也皆为理论文章，且多达37篇。由于独立成篇，主题分散，时代背景浓厚，加上文化、人生问题复杂交织，若非进行专题研究，很难迅速领悟其精神实质。这样一来，其中的人生哲学思想部分反倒被遮蔽了，从而导致部分学者对其人生哲学系统的直接否定。他们认为，“就思想形式而言，在本文所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中，贺麟是唯一没有将其思想以‘系统的形式排列起来’的一位，他没有像梁、熊、冯以及后来的方、唐、牟等有宏富的著述，也未撰写一本专门的人生哲学著作。他多是以论文的形式，就某一方面、某一问题表述自己关于人生的思想见解和体验”[4]225。学界似乎并未在意贺麟在该书序言中的提醒，反倒将其作为衡量其人生哲学不够系统的一个佐证。

二、系统性“缺失”带来的问题及其影响

由于印象不佳、不够系统，人们对贺麟人生哲学总是有意无意地给予“忽略”和“轻慢”。这一现象最初出现于港台地区，这与现代新儒学的传播路径高度一致。1973年，《文化与人生》一书在台湾地平线出版社刊印，尽管不乏关注，但鲜有人对其人生哲学进行系统的发掘。韦政通曾在高度赞扬贺麟《五伦观念的新检讨》一文时同时指出，“据我阅读所得……这篇文学(字)似乎没有引起多少注意，趁这个机会做一简介”[5]。韦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该书在港台地区的学术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贺麟人生哲学没有在港台地区产生重大影响却是事实。

大陆对贺麟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得益于杜维明等海外华裔学者的大力宣传，儒学复兴和儒学第三期开展等主张受到强烈关注。在《现代新儒家学案》《现代新儒学辑要》《现代新儒学概论》等学术著作中，贺麟“新心学”儒学思想受到广泛认可。90年代后，贺麟研究进入一个高潮，集中产生了一批涉及贺麟研究的专著与论文集。张学智《贺麟》(1992年)，宋祖良、范进《会通集：贺麟生平与学术》(1993年)，王思隽、李肃东《贺麟评传》(1995年)，宋志明《贺麟新儒学思想研究》(1998年)，张茂泽《贺麟学术思想述论》(2001年)，王志捷《贺麟文化理论研究》(2007年)等，均在不同层面上为解决贺麟“新心学”哲学思想的体系化问题而努力。不过，作为其“新心学”系统下的人生哲学体系研究却始终付诸阙如，即使偶被提及也语焉不详，从而成为贺麟哲学体系中最为薄弱的一环，使其人生哲学思想在新儒家现代性转化视域中常常隐而不彰，以至如部分学者所感喟，“人们在研究贺麟思想时，几乎不提他的人生哲学，这恐怕有些失之偏颇”[3]86。时至今日，这一情况并没有彻底改观。从目前国内相关学术期刊网站统计显示来看，以贺麟人生哲学为题的论述屈指可数，偶被提及也多在求全责备。这一现象与人们对贺麟人生哲学“缺乏”体系化的外观“耿耿于怀”不无关系。

如果说哲学思想在建构初期就必须形成巍峨的文字大厦，否则就失去了作为体系权利的话，那么，诸子百家和古希腊哲学中的残篇断简又如何实现其价值呢？显然，真正的问题不是贺麟的问题，而是我们在对待贺麟哲学体系的态度上出现了问题。就贺麟“新心学”全部哲学思想而言，尽管没有任何一部气势磅礴的皇皇巨著，但根据其思想的逻辑演绎，部分学者依然承认其体系的完整性，对其文化哲学也进行了相应的挖掘和研究。所以，上述问题便可以发生这样的转换：究竟是贺麟在人生哲学问题上无所求、无所得，还是我们对其人生哲学无所思、无所解？

三、贺麟对其人生哲学的求索与关注

回望20世纪新儒学的创建我们便不难发现，贺麟在新儒家学者群中享有崇高学术声誉，《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甚至一度被视为现代新儒家的“宣言书”。可以肯定，他对文化人生的自觉在很多方面甚至高于同时代的学者，其中，他对人生哲学尤其给予了高度重视。

在贺麟看来，一个民族的思想启蒙，最根本、最艰巨者莫过于人生哲学的改造和更新。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他将国家的现代化归因于人的现代化，认为“我们要国家社会的现代化，还须从使每个人的人生观它现代化做起”[1]321。只有实现人的思想与时俱进，社会、人生才足以和谐并存。他指出：

一个人处在一个新时代，必须要有新的思想来指导他的行为，也可以说一个人现代化的生活与行为，必须与现代化的思想平行发展。假如时代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支配人的行为的观念，仍是原来那一套陈腐的东西，或是处在一新时代，顽固拒绝新时代应有的新思想，都足以障碍时代的进步，增加社会的纷扰，引起个人生活的矛盾与不安。[1]215

而人生哲学则是指导人生实现思想改造最重要的方法：

人生哲学就是将这各方面错综复杂的生活，加以一番反省和考察，从经验中求得一合理的看法，以作生活的指导。简言之，就是格人生之物，穷人生之理，批评错误的人生态度而建立健全合理的人生观。[1]312

抗战开始，贺麟便以理想、使命、乐观、悲观等观念为题，探讨人生哲学中最切要的问题，并试图通过自身的切己反省求得明确的思想观念。在《文化与人生》一书的序言中他写道：“书中每一篇文字都是为中国当前迫切的文化问题、伦理问题和人生问题所引起，而根据个人读书思想体验所得去加以适当的解答。”[1]1他高扬传统儒学精神，认为儒学或哲学在本质上就是人学，就是一种以人为本，帮助人、理解人、成全人的大智慧：

哲学的知识或思想，不是空疏虚幻的玄想，不是太平盛世的点缀，不是博取科第的工具，不是个人智巧的卖弄，而是应付并调整个人以及民族生活上、文化上、精神上的危机和矛盾的利器。哲学的知识和思想因此便被认为是一种实际力量——一种改革生活、思想和文化上的实际力量。[6]

贺麟始终坚信，他在人生问题上的态度是一贯的、统一的，其人生哲学及其见解始终有一个中心和立场。建立系统的人生哲学是贺麟作为新儒家对民族、国家最崇高、最深沉的文化使命，这与他在人生哲学方面的努力是高度一致的。他恪守儒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伟抱负，试图通过对人生哲学的改造来引导时代发展。他对人生哲学始终持有一种热情、一种责任和一种立场，他的思想、态度和行动都足以显示他对人生问题的关注和重视。重构贺麟人生哲学文本，系统化还原贺麟人生哲学，恰是完成贺麟的未竟事业。

四、尝试解决贺麟人生哲学系统问题的三种方案

尽管目前学界对贺麟人生哲学问题的解决并不如人意，但不容置疑的是，人们对贺麟在人生哲学上的努力和建树还是给予了一些比较中肯的评价。贺麟着重对人生问题进行理论思考，并努力探讨人生哲学的理论问题[7]，从理论上对贺麟人生哲学进行系统化的研究和把握是可能的、可行的。其中，有三种思路尤其值得关注。

(一)以大观小：在“新心学”哲学思想框架中透视人生哲学体系的构成

“新心学”是贺麟哲学的终极表达范式，也是其最显著的思想标签。作为系统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人生哲学自然不能与此相脱离。

2001年，《贺麟学术思想述论》问世，成为国内较早系统研究贺麟哲学思想体系的一部力作。作者立足贺麟“新心学”哲学创建实情，通过对贺麟哲学思想的深入挖掘，对其“新心学”哲学思想进行了详细的逻辑分析和系统架构，不仅断定了贺麟哲学思想从萌芽、形成发展到成熟的时间逻辑，而且在心物关系、心理关系、逻辑主体、直觉方法、文化哲学、人学思想等方面进行了逐一讨论，从而将人生哲学成功纳入贺麟全部哲学思想的逻辑构架。在这一思路中，研究者清晰地阐述了贺麟人生哲学与其“新心学”的基本关系，认为两者密不可分：“贺麟的人学思想，是他‘新心学’思想体系中的一部分，以对人的自由、人的理想的论述为中心，兼及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鲜明地表现出理想主义特色。”[8]271相对于传统哲学而言，贺麟人生哲学拥有更为丰富的思想资源，也展现出更为宽阔的视野。“贺麟的人学思想，是古今中西人学思想融会贯通的产物。它以中国传统人学精神为主体，在传统人学重视人与人关系的基础上，努力吸收西方人学重视人与物、人与天的关系的内容，力图把中国传统儒学‘知人’的道德和西学中‘知物’的科学和‘知天’的宗教有机结合起来，使古今中西人学思想打成一片，建立了自己有远大理想、有辩证方法、有崇高主体性的理想主义人学理论。”[8]272

与此类似的研究还有《贺麟文化理论研究》。研究者的初衷原本在于系统呈现贺麟文化哲学理论，不过，他并没有将文化与人生割裂开来，而是在文化理论的研讨中涵涉了贺麟人生哲学，并将人生问题作为专章予以讨论，系统阐明了贺麟关于人生问题的两大思想维度——理想、学养[9]，深化了对贺麟人生哲学的系统化思考。

不过，上述研究也存在不少问题。首先，对贺麟人生哲学的研究表现为附带性而非目的性。他们之所以关注贺麟人生哲学及其构成体系，主要是因为人生哲学及其体系架构是“新心学”人生哲学体系或文化理论体系不能回避的思想议题，必须在相关环节作出回应，但这样一来，便注定他们难以将贺麟人生哲学放置到突出位置，完成对其人生哲学系统性的研究和诠释。其次，在贺麟人生哲学研究的宽度和深度上还有明显不足。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相当长一段时间，贺麟研究尚处于草创时期。国内贺麟研究重心更多地集中在对其思想的逻辑演绎和综合评价，对其中的具体专题和较为复杂的体系问题的研究还明显不足。例如，以理想的人生和学养的人生两个维度来诠释贺麟人生哲学是否过于片面？另外，面对其他现代新儒家，贺麟人生哲学究竟展现出了怎样的特色和思路，他们是否可以进行有效的交流与对话等都有待进一步思考和挖掘。

(二)求同存异：将贺麟同现代新儒家其他学者人生哲学进行比较与分析

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随着对唐君毅等新儒家哲学研究的深入推进，将贺麟哲学与其他新儒家哲学思想进行比较逐渐成为可能，贺麟人生哲学思想的体系化问题提上了议程。具体而言，相关研究表现为两种方式：

第一，综合比较。即在现代新儒家人生哲学的共同话题中谈论贺麟的人生哲学。《现代新儒家人生哲学研究》一书便是如此。在这一方向中，研究者系统展现了贺麟与同为新儒家的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方东美、唐君毅等不同哲学家在人生哲学上的异同，并敏锐地注意到了贺麟人生哲学的时代价值。研究者认为，“他的人生哲学思想实际上具有综合现代新儒家第一代诸代表人物思想的性质”[4]225-226。“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以谨严的逻辑方法表述的人生哲学思想，一是对建构这套人生哲学体系意义的讨论。”[4]229从这套人生哲学理论逻辑上看，它包含了具有了内在关联的三个层面：“首先是从天、人、物三界分别的角度说明人是什么，论证人的存在的意义，即‘从知物、知自然、知天或知天道着手’，规定‘人的使命’；其次讨论‘人生的使命’，即做(作)为一个人，如何通过实践‘自觉的正大的使命’，使‘生活有意义与价值’；最后落实到‘个人的特殊使命’。”[4]249贺麟以理想唯心论的哲学观为基础，试图建立起以哲学本体论、宇宙论为前提，以知天、知物、知人、知生死为基础的人生观，尽管没有真正完成，但在后来的港台新儒家诸如唐君毅、牟宗三等处，都得到了相应的发挥。

第二，专题比较。即从贺麟人生哲学的逻辑开展出发，将贺麟与现代新儒家进行深入对照。一些研究者发现，在现代新儒家学者群中，贺麟人生哲学与部分港台新儒家具有极大的关联。他们从历史交集和哲学理趣入手，以理想唯心论为题，对贺麟人生哲学进行了系统发掘，产生了诸如《贺麟与唐君毅理想唯心论研究》等成果。研究者通过对二者新儒学的学理考察，梳理出作为新儒家的贺麟与作为新儒家的唐君毅如何从陆王心学出发生发出相向而不相同的人生追求(详见表1)，初步解决了贺麟唯心论哲学的体系化问题。

该研究的优点还在于，将贺麟与唐君毅哲学进行对比，从中既可窥见贺麟作为新儒家在哲学创建上的高度、宽度与深度，彰显其作为新儒家的哲学建树以及两位新儒家人物的学理追求，而且通过对比，初步廓清了贺麟人生哲学的基本方向。不足之处在于，囿于选题方向，限制了研究者对贺麟人生哲学诸概念的逻辑演绎和系统发挥，尚不能完全呈现贺麟人生哲学全貌。这样一来，全面整理贺麟人生哲学的逻辑架构和系统框架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追根溯源：对贺麟人生哲学思想议题进行系统性还原与专题化解读

前面讲到，以大观小和求同存异两种研究方式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贺麟人生哲学系统缺位的问题，但毕竟还是没有从正面回应贺麟人生哲学系统性架构。想要彻底解决上述问题，终究还得面对事情本身。换句话说，我们是否可以克服贺麟人生哲学内容上的充实与形式上的松散呢？我们是否可以用整全的形式结构统一和归纳其哲学议题呢？如果能，那么它的终极形式究竟如何？

1995年《贺麟评传》出版，研究者便明确指出，应该系统性研究贺麟人生哲学[3]86。他们似乎已经明显注意到，人们对贺麟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诠释过于随意和模糊，故而，他们通过对贺麟学术思想的全面把握，详尽评述了贺麟学术思想的各个方面。但他们同时也认为，在丰富的人生哲学思想背后，贺麟其实已经粗略地勾勒出了一个人生哲学体系的轮廓，其主要内容涉及人生目的、人生理想、人生态度、人生教育等四个方面，为系统建构贺麟人生哲学体系开启了新征程。不过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沿着这一思路深入挖掘下去，更没有对上述四个方面进行整理和扩充，使得贺麟人生哲学体系依然“悬而未决”。

近年来，笔者通过梳理现有研究成果发现，欲在贺麟人生哲学上求得一个完整的体系构架，必须摆脱现有研究模式，彻底从“新心学”哲学体系和比较模式中跳脱出来，将人生哲学真正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课题，实现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有机整合。具体而言，可以心物关系作为学理基础，从贺麟人生哲学相关文集、语录中细化其不同的人生哲学研究领域，以论题为方向，分类整理，最终抵达贺麟一个中心、一个主题的为学宗旨。2019年，拙著《贺麟人生哲学研究》一书即以此为进路，通过对《近代唯心论简释》《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文化与人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等贺麟哲学文献的系统梳理，初步搭建起贺麟人生哲学的系统框架(详见图1)。

图1 贺麟人生哲学体系

笔者认为，在贺麟的学术观照中，其人生哲学具有丰富的文化议题。他以“心”(“逻辑心”)为基础，通过建立自我、设置理想、担承使命、涵养知识、追求自由，最终实现知行合一，其思想路数和观点与王阳明早年一脉相承，但同时又富于极其深刻的现代人生哲学元素。他推陈出新，坚持有我、有渊源、吸收(有)“西洋”思想，恪守合理性、合时代、合人情”[10]。其视野之开放，几乎囊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全部论域，涵涉形而上学、形而下学的所有可能。“贺麟的思想更表示了现代新儒家作为一个学派对自身使命的自觉。”[11]这一体系架构实可以与现代新儒家所有哲学家比较与对话，特别是上述这些论题，不仅具有强烈的历史性，更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尽管在新颖度上和个别论题上，贺麟人生哲学未必能如梁漱溟、冯友兰和唐君毅那样别开生面、让人耳目一新，但就其中正平实、切中生活而言，贺麟人生哲学无论是从系统上还是从思想上，都是圆融自洽、当仁不让的。

结语

人生哲学作为一个问题，事关贺麟“新心学”哲学体系的平衡和完整，尽管素来争议不断，但对其肯定和关注始终都是主流。近年来相关研究一再表明，贺麟人生哲学不仅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博大的文化视野，而且具备完整的体系结构。无论是将其作为“新心学”哲学体系的一部分，还是将其与其他新儒家人生哲学进行比较，抑或抽丝剥茧、进行系统性重建，都确如贺麟所承诺的一样，确实有一个中心、一个主题、一个态度和一个立场。尽管上述三种解决方案是否准确地解决了贺麟人生哲学系统问题还需要时间来检验和证明，不过，我们可以确信，到目前而止，作为一个困境和难题，贺麟人生哲学的系统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然得到了克服和回应，这必将推动贺麟学术思想研究的深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