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明确的五大问题

戴翔 缪燕妮

摘 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仅是应对外部冲击而进行国内国际市场主体转换的权宜之计，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新发展阶段、新历史任务、新环境条件作出的推动实现中长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现代化目标的主动战略选择。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是限于封闭的自我循环，而是走更高水平开放的发展之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对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的区分，需要我们将眼光从内需外需指标转移，聚焦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经济活动在本土市场和国外市场的空间配置。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并非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并行循环，两者之间具有辩证统一、相互促进的关系，共同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世界经济复苏提供动力。由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本质上是一种开放发展模式，因此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仅具有“中国价值”，而且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进理念、推动和引领构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等方面具有更为重要的“世界意义”。

关键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定位

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 - 5381（2021）04 - 0039 - 08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强调指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正处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阶段，畅通国内大循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需要我们明确以下几个问题：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应对当前经济全球化动荡的权宜之计，还是立足国内国际经济两个大局的战略基点？是固守国内经济选择的自我循环，还是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开放发展？国内国际循环的区分是以传统贸易为代表的需求表征还是包含经济活动区位配置的国内外市场表征？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运行方式是并行循环还是相互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体现的更多是中国价值还是世界意义？

一、权宜之计还是战略基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选择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国际大循环战略，抓住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推动的产业乃至产品生产环节和技术向全球扩展和转移带来的战略机遇，利用国外市场和资源发展开放型经济，获得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通过引进外资企业，将国外资本和技术与本土生产要素相结合，形成了为出口而进口的“大进大出”的开放发展模式。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单边主义横行，逆经济全球化思潮频起，加之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进一步加速了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国际社会正在经历多边和单边、开放和封闭、合作和对抗的重大考验。在如此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下，我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国际贸易可谓是雪上加霜，全球价值链供应链面临着“断链”风险，国内产业链更是从需求端到供给端遭受“双向挤压”。将经济活动更多置于国内市场，依托国内市场培育竞争新优势，成为新形势下中国众多外贸企业的必然选择。

从传统的国际大循环发展模式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既是短期之计，又是长期之策。短期看，为应对疫情对国际市场带来的短期不利影响，企业需要更多依赖本土市场。长期看，为实现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抵御全球经济动荡带来的冲击，也有必要更多依赖本土市场培育内生增长动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内外复杂因素叠加背景下，中国重塑发展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动战略选择。从外部看，部分西方国家针对中国采取的全方位、战略性的政治和经济制裁，使得我国国际贸易发展形势更加不明朗，经济发展面临短期内增速放缓的挑战。从内部看，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突破100万亿元大关，人均GDP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但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关键技术未能突破一直是阻碍我国长期发展的重要原因。因而，必须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扩大内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供给和需求两侧入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立从依靠要素投入为主转向依靠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从而推进实体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构建双循环经济发展新格局不仅是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背景下的权宜之计，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新发展阶段、新历史任务、新环境条件作出的推动实现中长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现代化目标的主动战略选择[1]。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首先要畅通国内大循环。具体而言，就是要紧紧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立足于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打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各个环节和阶段可能存在的堵点和痛点，着力锻造长板并补齐短板，从而在扩大需求规模和引领消费需求升级过程中，牵引高端供给和形成发展，即发挥需求引领供给的作用。与此同时，通过提高供给能力尤其是高端和高效供给能力，更好地滿足乃至创造有效需求，据此形成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尤其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方面，需要更加注重深化改革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在当前国际分工格局下，建立健全依托于国内需求的国内产业价值链，有利于打破要素市场壁垒，集中科研创新力量攻关“卡脖子”的关键性技术，推进国内产业转移升级;有利于我国产业整合和利用全球资源，深度融入全球分工和生产体系，引领国内制度性开放逐步深入，利用国际溢出效应，进一步提升本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从而能够及时跟进并引领第四次科技产业革命的新动向，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抢抓产业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先机。以国际国内产业承接和梯度转移为契机，通过关键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技术攻关，激发以创新为核心的发展动力源，在畅通的国内循环中，借助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与全球技术资源要素进行更深入的产业对接，从而成功实现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基于此，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应成为我们的战略基点，绝非仅仅是权宜之计。

如前所述，在当前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在于依托现有需求，创造潜在需求，通过完善经济内部循环带动外部循环。同时，立足于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体系改造升级，从而反哺国内市场，促进产业升级，实现供给需求的稳态均衡，培育中长期经济发展的增长动力。从表面上看，是要通过国内需求消化过剩的产能，但是从本质上来看，就是要刀刃向内，着力解决长期“两头在外”的粗放式开放模式遗留的“卡脖子”等中长期问题;就是要在全球经济形势不景气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健全国内产业价值链，为国内产业发展挖掘内生动力，从更高层次更深度地融入全球价值链，从而带动全球经济的复苏与增长。在全球贸易格局重构中，以全球价值链的升级再造促进国内价值链的发展健全，从而实现两种循环的良性互动和相互促进，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质。所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能被简单理解为中国单方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等短期冲击而进行的国内国际市场主体地位转换的权宜之计。从产业价值链的角度，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更应该被理解为中国充分利用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收入和资本优势造就的超大市场，以本土需求带动国内产业链完善，推进制度型开放，进而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战略举措，与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危机冲击，激发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新动能。

二、自我循环还是开放发展？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不是国内经济的单循环，不是对外“脱钩”，不是人为割裂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首先要实现循环。循环实际上是指扩大再生产，意味着国民经济的各个环节要畅通起来。具体而言，就是要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构建更完善的国内国际价值链，通过市场优势达到供求总量和结构的均衡，都离不开健全的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可以说，打通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各个环节，是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拓展超大市场优势的关键。当前国内产业构成比例不合理，产业结构仍需改善，这就需要通过宏观政策的合理调控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打造更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供应链产业链体系，进一步增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整体抵御风险的能力，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稳定[2]。尤其是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剧烈动荡、对外开放面临新挑战的情况下，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通过充分激发国内市场潜力，畅通国内大循环，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培育我国产业经济在国际层面的竞争优势奠定坚实基础、创设有利前提;通过增强我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的韧性和主动性，吸引更多优质外商来华投资，最终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绝不只是完善自我循环，更不是放弃融入国际大循环，而是强调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畅通国内大循环，使中国的供应链和产业链在满足中国超大消费市场的同时，进一步推动制度性开放，支持国外产业融入国内大循环和对接国内市场，更加完善国内经济循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3]。即便是建立国内大循环，仍离不开全球生产要素的参与。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封闭式的自我循环是不现实、不可持续的，国内大循环的建立，需要以开放发展的经济为基础，因此，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应也不可能限于封闭的自我循环，应该走实施更高水平开放的发展之路。我国前一轮开放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两头在外”的传统国际大循环模式，面临着增长动能减弱等长期性隐患，进一步扩大开放显然不能走以往粗放式的国际大循环老路，而是要实施更高水平的开放，在更高层次和更高质量上融入国际大循环。畅通国内大循环，正是将我国潜在的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真正转化为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利用国内产业循环所带来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在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性开放的同時，更加注重规则和基建等制度型开放。通过优化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实现与全球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甚至将自身的经验做法形成全球普遍接受的规则和制度，从而实现我国更高水平的开放发展。实际上，也唯有在更高水平和更高层次上融入国际大循环，才能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形成更好的带动作用，实现共同发展。推动经济全球化向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共赢方向发展，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体系做出贡献，不仅有助于巩固中国在国际大循环中的地位，而且还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制度性话语权，实现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国际溢出效应。

总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封闭的自我循环，而是立足于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打通国内市场各个环节，以畅通国内经济循环为契机，打破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之间的壁垒，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推进国内经济稳健发展。在国内国际新形势下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既要靠自身发展，但也离不开与世界的交流与合作，要充分运用好全球市场资源，积极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新格局，以更好地拓宽经济发展空间、促进多边经贸、推进经济全球化。我国立足畅通国内大循环，积极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有利于国内国际两大循环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有效防范和化解国内国际两大市场供应链产业链中断风险，为国内国际经济健康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三、需求表征还是市场区分？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加快培育完善内需体系，将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当然，这就涉及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区分，以及内需与外需的界定与量化问题。外需一般被定义为向国外的出口，而内需则代表相对的国内需求，可以简单分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

近年来，在全球贸易投资不景气的背景下，我国外贸外资稳步发展，保持了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和第二外资流入大国的地位。与此同时，我国外贸外资在经济增长、财政税收、就业和开放型经济发展方面居功至伟。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外贸外资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是有所下降的，例如2020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货物进出口占GDP的比值）为31.6%，比2006年的最高点64.2%下降了一半。此外，外贸顺差或者经常项目顺差与GDP的比例、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所有进出口的比重、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等指标都呈下降趋势[4]，但这并不能说明国际市场不再重要，也不必然意味着外贸外资对我国经济社会贡献下降。以内需与外需为标准，从出口对国民收入作出贡献比例的角度区分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实际上并不准确，这是由当代国际分工模式决定的。当前的国际分工已经转变为以产品内分工为主，即整合全球要素资源，按照同一产品的不同工序分工，全球价值链也相应地形成并发展，传统的国际产业转移逐渐演进为增值环节的国际梯度转移。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凭借丰富的劳动力，承接了国际产业链中的加工组装环节，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层次必然导致中间品的跨国流动和往返贸易，其外在表现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贸易顺差和外贸依存度的提高。

因此，不少参与加工贸易的发展中国家，都有着极大的国际贸易体量，但这不足以代表该国的国际需求，也不能根据出口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来区分本土市场和国际市场，因为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已经拆分到国际贸易的众多国家进行，而中间产品的跨国贸易，更加模糊了“外需”和“内需”的界限[5]。以内需外需作为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的区分标准，不仅不够准确，而且会错误地解读当前我国的进出口关系，甚至会影响未来我国国际贸易政策制定的方向。由此看来，所谓外贸依存度的降低，不过是经济全球化下各国需求正常范围内的调整，实质是全球价值链作用下各国产业升级转移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是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动态均衡，是承接中间品加工环节的发展中国家贸易体量泡沫破裂后的正常调整。在这种新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应该看到，外贸依存度等指标的下降主要是因为我国经济体量的上升，是因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都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具有了新的特征。当然，外贸依存度这些指标如果下降过快，也是需要引起注意的。外贸外资的发展应该有适度规模，不能因为国民经济内循环的重要性而忽略国际市场外循环的重要性，并且内需与外需在某种程度上相互替代，对于规模经济型产业来说，庞大的内需可以成为提高出口竞争力的优势来源。在一定条件下，内需与外需也会呈现出互补关系。虽然在基础设施建设、轨道交通、通信设备等领域，部分中国企业做到了利用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来增强对外竞争力，但大部分外向型企业还没有做到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并不意味着内需体系本身构成完整的需求体系，外需仍然是整个需求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对内需的满足也不可能仅仅依靠国内供给，要真正发挥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需要正确理解其含义。单纯以内外需作为区分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的指标并不准确，满足国内需求的也不仅仅是国内供给，继而创造国内收入。在当前国际分工形式下，外需绝不只是国民收入恒等式中的字面和统计意义，而是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必然表现，更是全球价值链的保障和表现形式[6]。结合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综合性地界定国际大循环，有利于我们理解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战略要求，跳出出口占GDP比重等外贸指标的藩篱，更有针对性地就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精准施策，更好地开拓延展本土市场的超大规模优势。

区分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可以从市场层面入手，通过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规模来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国具有巨大的市场规模，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5.72万亿美元，比2019年下降3.9%。2019 年该数值为5.96万亿美元，对应美国同期数值6.22万亿美元，相差仅0.26万亿美元，2021年有望超过美国。从进口规模看，中国已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进口大国，其进口规模占全球比重已由2001年的3.8%升至2019年的10.8%，接近美国的12.3%[7]，而这个市场仍在恢复、启动的过程中，为拓展国内大循环提供了空间。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101.6万亿元，比2019年增长2.3%。其中，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长3.2%，三季度增长4.9%，四季度增长6.5%，中国经济增速转正且稳步上升，并成功实现年度GDP增速为正，但国内市场还有很大的潜力没有发挥出来。国民收入与消费规模显示出中国潜在的市场规模，但畅通国内大循环要从生产和需求等多角度切题，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创新保证高质量供给，达到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的目的，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相应地，本土市场的繁荣将促进国内需求的革新，也会进一步推进国内产业价值链拓展升级，并且出口也是以国内需求作为基础的，良性发育的国内市场将成为中国未来走向制度型开放的坚实后盾。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是站在开放发展经济的肩膀上登高望远，外需及外贸依存度等指标一时的升降无法说明国内大循环是故步自封或国际大循环陷入暂时性的困境。要从长远角度布局，将双循环新发展战略贯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环节的全程，更高效率地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打破经济活动要素流通等各环节的障碍壁垒，通过提升市场配置效率来发掘国内超大市场优势。

当前世界经济陷入低潮，发展动能不足成为世界共同的难题，内需是我国新发展格局的破题关键，而超大规模市场是发掘内生动能、联通国内国际市场的关键发力点。扩大内需、不断激发消费潜能和推动消费升级，利用超大规模市场来形成战略竞争力，同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需要我们将眼光从内需外需转移到本土市场规模的扩张，用市场规模指标明确国内市场的发展阶段和目标，避免被内需外需指标的“障眼法”干扰，与国际分工“脱钩”，错失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历史性机遇。更不能忽视全球市场和资源对国内市场发展扩张的重要作用，错过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型的历史性机遇，偏离双循環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重点。

四、并行循环还是相互促进？

随着国际分工模式的变革性发展，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已不是独立发展的经济生态形式。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环节日益深入各国各地区，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日益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编织进了全球价值链的网络之中。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正是将我国在“两头在外”的外向型发展模式中积累的收入和资本优势，转化为本土市场拓展升级的内生动力，打造本土超大规模市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从依赖外向型经济向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转变，真正实现“两条腿走路”。

内外经济循环理论认为[8]，应基于开放的经济系统，建立实现系统内外两个经济循环的一种动态互补机制。当外界环境较好时，以外循环带动内循环，进而推动系统的发展;当外界环境不佳，但内部环境较好时，通过政策调整，避免和减少外循环造成的损失，以内循环带动系统的发展;当外界环境和内部环境都良好时，可以协调两者发挥倍增优势;当外界、内部环境都不理想时，两者互补则可以减少损失。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将内外部经济循环协调互补的机制进一步阐述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为了在当前中国劳动力人口数量红利减弱的趋势下，发挥人口存量和收入增长带来的消费层面的潜在比较优势，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消化国内剩余产能，促进产业消费升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正如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指出，国内需求作为“钻石理论”的要素之一，通过提高国内产业产品与服务质量、促使厂商率先进行新产品研发和规模生产、丰富厂商产品战略决策信息等增创跨国经营的战略优势。通过畅通国内大循环建立的产业优势，中国制度型开放的步伐也将进一步加快。推动国内大循环更深层次融入国际大循环，让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在波诡云谲的国际形势中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实现全球产业价值链地位攀升，获得更高水平的技术溢出和国际市场，进而反哺国内大循环，实现国内价值链拓展升级。

内循环和外循环是辩证统一、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犹如两个相互咬合的齿轮，共同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世界经济复苏提供动力。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的新优势。畅通国内大循环有利于激发经济发展新动能，进一步发挥国内产品和国内企业在国际循环中的竞争优势，而融入国际大循环则有利于深化制度性开放，为强化国内大循环承接关键资本要素等资源，同时拓展国际市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强调利用好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除了开发国内市场和需求，还要提高关键技术和战略性产业链的可替代性，进而保证双循环的畅通稳定。强调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是弱化国内企业的外向性，反而是为了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促进国内企业出口。因此，除了立足于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中国仍然要坚定不移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道路，逐步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制度型开放，让中国在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同时，在贸易、企业、资本、人员、数据、技术等方面更加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从更高层次参与国际产业竞争，进而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同时，带动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循环，以更高水平的国际循环推动国内循环升级，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五、中国价值还是世界意义？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对“十四五”和未来更长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路径作出的重大调整和完善，是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变化的战略举措，是着眼于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引领我国对外开放领域科学理念的深刻变革，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的内在要求，在引领我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方面具有“中国价值”。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走到“十字路口”，面临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济发展过度失衡、全球经济治理规則体系滞后等问题，随着部分新型经济体的发展和崛起，逐步呈现出“东升西降”的世界经济格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发挥着重要的引擎作用。随着中国日渐走向国际舞台中央，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进一步推广“中国价值”，引领第四次工业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重新塑造全球经济增长新动能，实现内外市场联通、要素资源共享，为世界各国提供全球开放发展新方案，提升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补充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体系，进一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世界意义”。

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逆流，究其原因，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传统动能弱化导致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发展失衡尤其是南北发展失衡的矛盾日益凸显、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未能适应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入手，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模式，逆风发力，创造“中国价值”。立足于生产层面，完善国内产业价值链，促进高质量发展，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通过补链扩链形成水平分工与垂直整合相结合、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产业链集群，实现区域产业转移升级，带动区域协调发展。更加重视品牌，更加重视创新，尤其是关键环节的研发，解决发达国家施加的“卡脖子”技术威胁，为国民经济增长创造新动能，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专注于分配、流通层面，促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提升供应链的安全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打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的梗阻，建立更加完整的国内产业链、实现自成体系的产业集群，充分保障供应链的安全性，推进劳动力、资金、土地、技术和数据等要素市场化配置，着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致力于消费层面，将我国潜在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真正转化为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9]。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吸收并创造国内产能，主动扩大进口，实现进出口平衡，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而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全球经济增长的传统动能弱化导致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发展失衡尤其是南北发展失衡的矛盾日益凸显、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未能适应世界经济格局变化，而“中国价值”正是打开这三扇大门的钥匙。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必将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赋予新动能，促成经济全球化发展新格局、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产生的“国际溢出”效应，正是其“世界意义”所在。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本质上是生产和供给与需求不相匹配的问题，有效、高端供给不足。解决关键环节和核心技术领域面临的“卡脖子”困境，以产业创新升级畅通国内大循环，意味着中国将从更高层次融入国际大循环，推动全球在供给层面实现技术进步和创新突破，形成新型国际合作和竞争优势，在实现国际大循环畅通的同时，推动全球价值链转型升级，从而引领第四次工业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重新塑造全球经济增长新动能。值得庆幸的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发展时期，中国创新驱动的发展能力日益增强。中国目前是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未来随着5G、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链进一步深度融合，中国有望在全球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中实现弯道超车。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注重技术进步和创新驱动发展的同时，积极推动和融入全球创新链，进一步完善全球要素分工体系。正是基于此，新阶段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必将能够推动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引领第四次工业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推动形成经济全球化新动能。全球经济失衡，本质上是南北发展失衡的外在表现，而全球经济失衡又不可避免地加剧“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滋生。经济全球化发展到当前阶段，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速和发展模式将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全球经济的走势和可持续性，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转变发展模式，破除部分国家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上的围追堵截，积极建立自主的产业体系，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与全球经济实现良性互动。

中国作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受益者和贡献者，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不仅将继续为国际市场提供优质产品，为跨国公司布局全球生产网络提供要素支撑。更重要的是，依托我国已经具备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吸引和集聚全球生产要素，在利用扩大进口强化国际合作竞争优势的同时，进一步深化中国市场制度性开放，让世界各国共同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进一步为推进世界各国实现内外市场联通、要素资源共享展现“中国智慧”和提供“中国方案”，为经济全球化发展新格局的思想和实践提供有力佐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具有包容性特征方向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作为一种新的开放发展观和发展模式，有助于提升中国制度性话语权，对补充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立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进一步得到巩固与提升，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联程度将更加紧密，国际大循环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也会进一步提高。这也决定了在新一轮全球经济规则重塑中，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必将得到进一步提升，从而在参与补充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体系中贡献更多的“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经济全球化发展到关键转折点，中国在开放创新的经济实践中，为全球建立具有内生动力的经济循环提供“中国方案”，推动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体系向适应国际要素分工和满足“境内开放”的现实需要转变，更加致力于全球贸易自由化和多边开放，推动世界各国共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彰显大国担当，推动经济全球化向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

六、结语

作为我国新发展阶段、新历史任务、新环境条件下推动实现中长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现代化目标的主动战略选择，构建双循环经济发展新格局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既涉及国内也涉及国际，既包括供给侧也包括需求侧，这就需要明确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定位，立足长远、放眼全球、系统谋划、整体安排、统筹推进和多方发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要走开放融合创新的发展之路，尽可能地利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密切国际合作交流，更高效地利用外部资源，更多地和全球形成一个统一的产业链和经济体。区分国内国际双循环，要以发展本土超大规模市场为出发点，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从市场角度深化对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的认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要在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上，深度融入国际大循环，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共同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世界经济复苏提供动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的“中国价值”，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新动能，引领第四次工业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并促进全球要素资源共享，提供全球经济开放发展新方案，从而提升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具有“世界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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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 Issues that Need to be Clarified in order to Construct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ouble Circulation

Dai Xiang，Miu Yanni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Nanjing 211086 ，Jiangsu，China）

Abstract：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ouble circulation is not only an expedient measur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players in response to external shocks， but also an active strategic choice of the CPC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s the core to push forward the goal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medium and long term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light of China's new development stage，new historical tasks and new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ouble circulation is not limited to a closed self circulation，but to a higher level of open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ouble circulation，the distinction betwee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requires us to shift our vision from domestic and external demand indicators，and focus on the spatial al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market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global value chain division.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ouble cycle is not a parallel cycle of domestic cycle and international cycle. They are dialectically unified and mutually reinforced，and jointly provide power for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world economic recovery. Because the dual cycl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s essentially an open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ual cycl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not only has“Chinese value”，but also has more important“world significance”in practicing the advanced concept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promoting and lea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and improving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Key words：dual circulation;new development pattern;strategic positioning

責任编辑：李祖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