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 佳,朱述斌
(江西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9)
粮食安全既关乎国家的独立自主,又关系着国民生存安全,长久以来被各国视为永恒课题,高度重视。尤其是2020年,全球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国内外环境日趋复杂,部分国家对粮食出口进行限制,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粮食供应秩序面临挑战,为我们再一次敲响了稳定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的警钟。
基于粮食生产的基础性、弱质性特征,财政政策成为各国促进粮食生产不可或缺的共同政策选择。通过对我国粮食安全财政政策演变历程进行回顾,可以发现,绝大多数学者都聚焦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是基于政策演变,从粮食生产的补贴政策(严红和朱倩云,2019;刘佳,2020)、流通制度(钱煜昊等,2019)、价格调控政策(周杨和邵喜武,2019;廖进球和黄青青,2018;王瑾,2020)等视角对粮食安全财政政策演变历程进行梳理和归纳。[1-6]多数学者将市场化进程作为政策阶段划分的关键节点(中国农村财经研究会课题组,2016;张军伟,2017;胡小平等,2018;陈祥云等,2020),也有部分学者按照财政支持力度的变化对粮食安全财政政策演变进行阶段划分(赵和楠和侯石安,2019)。[7-11]二是坚持问题导向,多数学者通过实证分析对现有粮食安全财政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价(黄季焜等,2011;李莹,2017;张凡凡等,2018)。[12-14]也有学者从粮食价格调控遇到的新难题、粮食安全面临的外部挑战、粮食补贴政策面临的新形势等角度对政策存在的问题和优化方向提出建议(汪文忠,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