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组缃集外佚文辑说

李牧

2020年6月，《吴组缃全集》（吴泰昌、朱寒冰主编，以下简称《全集》）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包括长篇小说《山洪》、短篇小说卷、诗歌散文卷、宋元文学史稿、古代文学评论卷、现代文学评论卷、书信日记序跋卷共七卷，涵盖了小说、诗歌、散文、文学史研究和文学评论等多个领域，无疑为吴组缃研究提供了更加完备的文献资料。虽历经数载，辑佚钩沉，但仍不免有遗珠之憾。笔者在民国时期报刊上辑获吴组缃文章16篇，均为《全集》及其他作品集、文集所失收，《吴组缃生平年表》《吴组缃年谱》等亦未提及，当为佚文。

一

先说《打西封》《致锡琛先生》《青年的服式和礼貌》《暑假生活》《归宿》等文，均署名吴祖襄，作于十五岁至十八岁之间，可谓切切实实的“少作”。吴组缃说看到自己少年时代所写的文章，“像看到自己流鼻涕、穿开裆裤的照片，实在有点难为情”[1]。这些作品大都围绕其自身及学校生活，也能反映在自身之外的社会现实问题，得以让读者窥见一位少年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

1922年，十四岁的吴组缃考入芜湖安徽省立第五中学，改名吴祖襄，在校期间以此名发表不少作品。学界一直以来认为《不幸的小草》（载上海《民国日报·觉悟》1923年10月7日第3版）为吴组缃迄今发现的最早作品，而《打西封》的发表时间早于《不幸的小草》。《打西封》刊于上海《少年》1923年9月15日第13卷第9期，署名安徽芜湖吴祖襄。这篇短文不足200字，介绍家乡泾县祭祀菩萨的习俗。乡间把司雨的菩萨叫做西封菩萨，求雨时摆香案祭祀，祭后若不下雨，则将其放在阳光下暴晒;再不下雨，就拿篾鞭抽打，篇末反问“难道菩萨也怕打吗？”。文章虽短小，语言却饶有风趣。1980年，吴组缃在接受李孝聪的访问时曾谈道：“我在《少年》杂志投稿、写童话。家中的一些亲戚朋友谈的故事，我就记下来。投过五六篇才登了一篇，那就高兴得要命了。”[2] 时隔多年，他仍清晰记得当时投稿的情形。

《致锡琛先生》载上海《妇女杂志》1924年3月1日第10卷第3期，原题名为《通讯（二十五）》。这通信写于1924年1月24日，正值寒假期间，吴组缃回到泾县茂林村家中。信的抬头为“锡琛先生”，即章锡琛，章锡琛时任《妇女杂志》主编，积极倡导妇女解放和婚姻自由，讨论各种与女性相关的热点话题，并开辟“读者俱乐部”“自由论坛”“通讯”“通信”等专栏，与读者交流互动。他颇为注重读者来信并认真答复，将有代表性的读者信函和答复编成专栏，吴组缃当时尚为高中生，他的来信也被选登。信中，吴组缃以泾县为例，介绍了当时他所了解的内地妇女状况，希望以此推想到其他县、镇的妇女现状。他将全县女子分为两种，第一种为贵族或小康之家的女人，约占全县的十分之四，其中妇女大都作为外出丈夫们“回来玩弄或娱乐用的”，她们在梳洗、烧大烟、叉麻雀、摸纸牌等日常中消磨时间，家务事则交由婢女和仆妇。她们从小便被要求裹脚，所谈也离不开脚，并认为这是最能得男人欢心的东西。八九岁至十六七岁的女孩子除了做功课外，还要绣花，所读的书不过是些“女儿经”，而女子能文被视为是一件不体面的事。十五六岁以上的女儿，不能轻易出门，在家也须避开生人;第二种为平常、中等或贫苦的女子，约占全县的十分之六，除自己亲自料理家事外，也都做了男子的附属品，他称不忍告知详情或下次写信再告诉。信末，他认为现在热心于妇女运动的女子“似乎有些乐观了，以为女子们都能醒悟了。但是不能‘坐井观天呵！”并提议“热心于女权的人们呀，到内地来设身处地的看看罢！”这通信揭露了当时中国内地普遍存在的妇女问题，旧社会压在妇女身上的种种桎梏使得妇女解放运动任重而道远，特别是在一些地方，妇女解放的意识尚未觉醒。

“一九二四年，安徽省立第五中学因遭军阀压迫改组，吴组缃又先后到南京私立新民中学、上海私立持志大学上学，在《學生杂志》等刊物上发表短稿。”[3] 《青年的服式和礼貌》和《暑假生活》这二篇便刊于《学生杂志》。《青年的服式和礼貌》（载上海《学生杂志》1924年3月5日第11卷第3号）同样作于寒假居家期间，即1924年1月21日。这篇文章由“我”接到安庆同学W君寄来的一张照片谈起，照片上在某中学读书的W君一身时新的“外国博士”打扮，“我”认为一般正在求学时期的青年，尚不能自立，不应追求时髦西服，有这笔钱应该买几本有价值的书报或娱乐的器具，并主张穿学生界的制服，“穿脱都很便利，既不过于贵昂，又不过于不雅”，颇适合于青年。对于礼貌，“我”认为青年之间可以用西礼的握手，并称是“一种很有兴味”的礼仪，较疏远关系的青年相互间点头微笑即可。论及容貌，则主张平和、从容、大方，时常露出自然笑容，还应当时刻注意姿态，举止要雄强，表现出青年人的精神和奋勇。吴组缃认为青年学生不应过于追求时髦之服装，而要有青年的精神。在上海持志大学期间，他担任高中三年级级长时，便提议以黑与白为级色，表示将来远大之志，又定“以强健之精神寓于强健之身体”为全级之模范[4]。

《暑假生活》（载上海《学生杂志》1925年1月5日第12卷第1期）是应《学生杂志》“暑假生活”征文而作的，记述了暑假期间“我”和哥哥在村中组织“暑假演讲会”的过程。演讲会主要为村民而设，每天晚上开会，不妨碍他们的正务，演讲题材包括公民常识、科学常识、农桑常识、卫生常识、史地常识、时务等方面。筹备过程主要有八个内容：“一、会场借本村公立的一所高小的大礼堂”“二、演讲时间在每晚七时至九时”“三、散贴广告，通告各界，以便前来听讲”“四、经费不多，由高小帮助”“五、讲演科目，每晚以一题为限”“六、每晚于讲演前，由高小学生吹奏军乐，欢迎来宾”“七、有人来听，则继续讲;否则，即刻闭会”“八、于讲演正科之前后，或奏音乐，或谈笑话，故事外，且于讲演正科时，常带滑稽口吻，材料力求浅易，以唤听众之兴趣”。在准备过程中相继解决了所遇到的几个困难：一是发起人为年轻人，为获得听众的信任，邀请当地有名望的人加入;二是担心听众不愿听干燥乏味的讲演词，讲演前可奏音乐、讲笑话吸引他们;三是会场男女混杂，担忧成为无赖奸诱之媒地，为维持会场秩序，将女人、孩子、男人座位分开。“我”负责卫生常识的演讲，详细解说了卫生的重要及其与人类的关系，以小故事引入，生动有趣，颇受孩子们的欢迎，可谓一次颇具意义的暑假实践活动。

相对于小说家的身份，吴组缃的诗人身份并不显著，《全集》中仅收录其11首白话诗。现存最早的白话诗是1927年创作并发表在《野草》（手抄本）上的《我们怀着渺冥的情绪》《去问前面的大哥》和《〈野草〉献诗》三首。《归宿（寄给S.A.S.）》作于1924年4月20日，刊于上海《持志年刊》 1926年第1期“杂俎”栏，应是目前发现的吴组缃发表最早的一首白话诗。《持志年刊》为持志大学学生会出版的刊物，1926年秋，吴组缃考入上海持志大学英文系。现将此诗照录如下：

在冷酷的罡风里，

飘荡着一片枯叶似的;

在澎湃的大浪里，

浮沉着一点浮萍似的;

在暗淡的晚雾里，

遥洩着一缕青烟似的。

——呵呵！

何处是我的归宿，

何处是我永久的归宿？

乐园的里面，

红的花灿烂的开着，

爱之果累累地结着，

光和热闪烁的薰着。

那里是的吗？

呵！不是，不是，

那是渺茫的玄想;

那是虚空的愿望，

不是我的归宿，

不是我永久的归宿。

自然的怀里，

子规儿兴奋的歌着，

鱼儿活泼的游着，

蝴蝶儿蹁跹的舞着。

那里是的吗？

呵！不是，不是，

那是一刹那的惑遇;

那是暂时的安慰，

不是我的归宿，

不是我永久的归宿！

纯洁，纯洁地，

温柔，温柔地，

而且呵！——

而且赤颗颗[5] 地，

亲爱的姑娘的心坎上，

那是我的归宿，

那是我永久的归宿！

四，十二，一九二四于鸢飞鱼跃斋

这首诗分为四节。第一节“罡风”中的“一片枯叶”，“大浪”中的“一点浮萍”，“晚雾”中的“一缕青烟”等意象无疑烘托了“我”的漂泊感，营造寻找“我的归宿”的紧迫感，第二节和第三节则是诗人寻找归宿的过程，那开着红花、结满爱果、有着光与热的乐园，实际上却充满了“渺茫的玄想”和“虚空的愿望”，以及那有着歌唱的子规、嬉游的鱼儿和蹁跹的蝴蝶的自然界，在诗人看来，也只是“那是一刹那的惑遇”和“暂时的安慰”，都不是“归宿”。第四节则表明纯洁、温柔“亲爱的姑娘的心坎上”才是“我的归宿”“我的永久的归宿”。吴组缃写此诗时年仅16岁，可见其早慧。诗人的情感起初是漂泊无定的，虚空幻想和短暂安慰都不是他所求，唯有真挚与纯洁的心才是归宿。此诗的副标题是“寄给S.A.S.”，笔者推测此诗可能是写给他的未婚妻沈菽园的，“S”为沈，“A.S.”为恋人之间的爱称。此诗作于“鸢飞鱼跃斋”，斋名与后来发表的小说《鸢飞鱼跃》（载上海《妇女杂志》1925年3月1日第11卷第3期）同名。

吴组缃在清华大学期间所作的译文《玫瑰》和散文《梦与死》也可视为“少作”，在此一并介绍。1929年9月，吴组缃放弃上海持志大学学籍，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次年转入中文系。在清华大学期间，他以吴组缃、野松、野、松、寄谷、谷、木公、芜帝、襄等笔名在《清华周刊》《清华周刊副刊》《清华年刊》等刊物上发文多篇，还曾担任《清华周刊》的编辑。《玫瑰》和《梦与死》均署名野松，《玫瑰》载《清华周刊》1930年4月4日第33卷第6期。这篇散文译自英国作家英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的《The Rose》，译笔流畅简洁，此前梁遇春也曾译过[6]。

1931年12月5日，清华大学哲学系三年级学生张宗溥因愤国事服毒自杀。在未入清华之前，他便寫有《自杀论》，表达个人失意不满意时，即可自杀[7]。他自杀后遂引起清华学生的讨论，同年12月19日，《清华周刊副刊》第36卷第7期刊登了周佳冰的《谈自杀》、希贤的《读了〈谈自杀〉》、白眼的《自杀闲话》和野松的《梦与死》。前两篇文章直接围绕自杀者展开，《谈自杀》一文为自杀者辩护，认为“自杀完全不是一件弱者的行为，也更不是一罪过，自杀有自杀的价值！”“是吾人灵魂求安静的一种手段。”“是积极地勇猛进取的人生。”[8] 《读了〈谈自杀〉》则肯定人生的价值在于“生”，追求不断地向上，而自杀便是否定人生，“我们不满于现实生活，不满于政治的状况，就要努力从它本身上去改造。主张自杀者，无端的牺牲了可知的现实世界，以殉不可知的幻想天国，而求所谓灵魂的圣洁，我们只有承认他是‘不智”。[9] 后二篇则是围绕自杀来谈论死亡经验与死亡观。白眼乃余冠英的笔名，他的《自杀闲话》从自己年少时多次尝试自杀的经历写起，将死亡分为“被杀”和“自杀”两类，社会上“被杀”的机会多，而“自杀”讲求某种艺术。他认为自杀有两个标准，“一要死得无多大痛苦;二要死得有些子风趣”[10]，还提出自杀者应该留下遗书，既可补过又能增加离奇色彩。吴组缃的《梦与死》主要讲述了他对死亡和梦的经验，从儿时与小伙伴们的恶作剧谈起，为在竹床上打盹的仆人摆灵案、烧纸锭，醒来后仆人告知睡梦中游历了森罗宝殿，看见了牛头马面神，他听后对死亡很感兴趣。读到洪亮吉的谈死文章和苏格拉底关于死亡的学说之后，颇认同生死轮回之说，便与妻子商量让她穿素服摆灵案演示一番，未获同意。随后他自己设灵案，烧纸锭，正待入睡之际，妻子痛哭把他摇醒，此后再不敢尝试此法了。现实中无法尝试死亡，他便在种种荒唐可笑的梦中体验到了枪杀、烧死、摔死等，还介绍了家乡盛行的“活埋”和“滚肉球”两种奇特的死法，均针对乱偷奸淫的女性，残忍而悲壮，他很想体验，却懊恼无缘梦到，更不曾梦游阴世间或森罗宝殿，他羡慕妻子既尝过死亡的味况，又曾在自己的梦中游过阴世间。《梦与死》文笔戏谑，对死亡和阴世间充满好奇，并不畏惧死亡，但作者表示对生命和人世间还有留恋，至今未曾真正死过，正如其所言这是一篇“戏作”。文末附志：“我想写一点东西谈谈死，正打着腹稿，前天到白眼兄家里去坐谈，他正在桌上写文章，我一看，他那篇文章也是谈死的，我怕我的意思会和他的重复，回来后，就改弦更张，把题目缩小改写为这篇《梦与死》;他也把谈死改成谈《自杀》。如今把来一起在副刊发表，以志‘巧合云尔。”[11]

二

再说吴组缃在抗战期间所作的《“这也可以写在文章里么？”》和为赵望云宣传抗战画作所撰写的说明。“七七”事变后，吴组缃跟随冯玉祥参加战区工作。抗战期间，他还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积极参与抗战文艺工作。

1938年春，经张天翼介绍，吴组缃与蒋弼、魏猛克等人结识，并为《战地半月》帮忙两个月。吴组缃的《“这也可以写在文章里么？”》便刊登在汉口《战地半月》1938年6月5日第3期“关于士兵写作”栏。《战地半月》于1938年4月10日在汉口创刊，蒋弼担任编辑，主要撰稿人有张天翼、魏孟克、丁行、叶以群等。该刊的创刊宗旨是“成为一个沟通前方与后方的刊物。一方面，使后方的民众知道前线的生活，而同时，也使得前方的武装同志及工作人员知道后方的动态，并使前方和后方互相交换智识”，并计划“每期提出一个颇为重要的实际问题，约请几位做实际工作，特别是从事文化工作的先生，分别的写出他们的意见，集在一起”，同时刊登“丰富的战斗经验的报告，战地生活的速写、报告，各地救亡工作情形报道”“积极的批评现实，提供意见的论文和杂感”，以及“与军事有关之各种专门性质的问题的讨论，例如战术战略诸问题”，还计划开辟专栏刊登给士兵看的通俗化的文艺读物和选登士兵自己的作品[12]。同年5月16日，《战地半月》约请楼适夷、胡风、吴组缃、奚如、石阳、魏猛克和叶以群等人讨论“关于士兵写作”，他们依次发言，会后将各自所谈整理成文。6月5日，楼适夷的《怎样培养士兵中的文艺干部》、胡风的《关于士兵创作》、吴组缃的《“这也可以写在文章里么？”》、奚如的《士兵与作品》、石阳的《对士兵写作的几点意见》、魏猛克的《恐惧病》、叶以群的《士兵中的文艺工作》和丁行的《发动广大的士兵写作运动》等八篇文章刊登在《战地半月》第3期上，其中丁行并未参加讨论会，他的文章是“后来函征的”[13]。“关于士兵写作”的专题主要围绕如何培养士兵中的文艺干部、文艺工作者如何鼓励、指导士兵写作、《战地半月》应该发挥的作用，以及士兵写作问题与“文艺大众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展开。在《“这也可以写在文章里么？”》一文中，吴组缃从他所读到的士兵作品谈起，这些作品大都有着同样的毛病：叙述简略，没有生动描写，好发议论，抒情则套用诗句和流行的口号，而他们宝贵的丰富的生活经验，前线作战的种种甘苦，浓烈丰厚的情感，都被一些空洞无物的陈词滥调所代替。他以与一士兵聊天时所说的话为例，士兵使用含有极丰富语汇的北方土话，把他们在战壕中的生活表现得活泼生动，详尽浓厚，而他自己并不自知，反问道“这也可以写在文章里面么？”。因此吴组缃主张要改变士兵对文章的观念和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准，要做到以下三点：“第一，应多多绍介相当的新文艺作品——尤其报告、通讯之类——给他们阅读;第二，应当对他们多多灌输关于写作的新方法新知识;第三，应当提起他们写作的兴趣，鼓励他们多写，同时予他们的作品以正确的批评与指导。”[14] 而这三点《战地半月》应努力做到，他提议了具体方法，如刊载好的报告文学或通讯、编写文章作法的讲义、征集士兵作品并指出他们写作的毛病和长处。文末说明这些只是浅近的可能的办法，士兵们能否写出好的作品还与文学素养、哲学方面的认识、好的写作训练和作者的气质大有关系。

抗战期间，吴组缃还为赵望云的宣传抗战画作撰写说明，如《旅行素写之（三）：具有巨大抗战力量的苗夷同胞（画图）》（载重庆《抗战画刊》1938年12月10日第22期）和《后方流汗（附图）》（载重庆《抗战画刊》1939年3月11日第24期）。赵望云，河北束鹿人，1925年入京华美术专科学校、国立北平艺专学习，曾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1933年任天津《大公报》旅行记者，赴西北写生，作品在《大公报》上连载。吴组缃称赞他“用国画的笔墨技巧，大胆地去写当前的事物、景色，不但把因袭临摹的传统风气完全打破，而且在取材与内容方面另辟一个新世界”，他的画作是“写实的，表现现代社会，大众生活的真正艺术”[15]。第一幅画题名为《具有巨大抗战力量的苗夷同胞》，在吴组缃看来，西南各省的苗夷同胞勤俭、朴实、刻苦、耐劳、勇敢、信义，“他们无分男女，都一般的强健，共同参加生产，从早到晚劳作不息”[16]。这幅画讲述了几位军队的同志到山村苗家去宣说抗日道理的情形，听众们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在聚精会神听讲之后，无不喜形于色，热烈奋发起来。第二、三幅画题名为《后方流汗》，讲述在曲折的黔贵公路上，为方便军运车辆通过，一群淳朴山民拿着大镐铁铲开山辟路，正是“前方流血，后方流汗”的真实写照，军民同心，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

三

最后说吴组缃关于赴美之行和游美见闻的几篇文章。

1946年4月12日，《侨声报》创刊于上海，同年12月17日停刊，设有“文学周刊”“星河”“学诗”等文学副刊。8月12日，“文学周刊”改为“星河”，仍为周刊，主编由流沙改为臧克家。“星河”上稿子多是臧克家凭其个人关系向文艺界作家拉来的，叶圣陶、茅盾、施蛰存、洪深、安娥、田汉、骆宾基、许寿裳、李广田、季羡林、熊佛西等人作品均在上面刊登过。吴组缃在“星河”上发表了《写不出》《飞鸿海上来》《飞鸿海外来》等文。8月19日，《侨声报·星河》刊登《作家动静》，其中一则写道：“小说家吴组缃月底将来沪随冯玉祥将军赴美，这是经过了许久的考虑才决定的。因为出国即须暂离‘中大教职，而家庭宿舍即成问题。吴氏战后除《山洪》长篇外，无其他小说出版，曾有另一长篇，费五六年之功写成六万字，自觉不满，遂撕毁。创作态度，极为认真。”[17] 8月30日，吴组缃在臧克家上海寓所写下这篇《写不出》（载上海《侨声报·星河》1946年9月9日），文章开篇写道：“朋友们都说我写得太少，有的甚至误会以为我谨严，其实我是写不出。”应是对《作家动静》的一种回应。他坦承“写不出”的原因在于——“这多年以来，看到听到身受到以及感触到的，自以为太多太丰富，简直不知道如何倾吐，但比照那现实中所存在所出现的，立刻吃惊地发觉自己所知道实在渺不足道。这样我的笔永远落在我的所知之后，我的所知又永远落在现实的变化与发展之后。歌颂新的吧，我只看到一点点，但事实上发展到那里去了？暴露腐旧的吧，我知道一分，写出了一厘，但现实中却有着一千分一万分。于是我觉得写什么都无力量，都没有劲儿。”这段话无疑道出了吴组缃当时创作的矛盾心态，作为现实主义小说家，他认为自己所认识的现实与真实的现实相對照则显得渺小，无论是歌颂新的，还是暴露腐旧的，笔力皆不能及，显然这是他对自己创作的高要求，并非他所言“写不出”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低能，是我懒惰，是我缺乏热心与毅力”。

1946年9月初，吴组缃乘船随冯玉祥赴美考察，他将沿途见闻记录下来寄给国内友人，即《飞鸿海上来》（载上海《侨声报·星河》1946年10月7日）和《飞鸿海外来》（载上海《侨声报·星河》1946年12月2日，又载西安《书报精华副刊》1946年12月第2期）。这两通信的抬头均被隐去，分别代之以“××”和“××兄”。第一通信写于9月10日下午4时北太平洋舟中。信中吴组缃告知“××”已上船十日，进入西半球，海阔天空顿感寂寞，想念国内友人。在海上看太阳、月亮和星星都与自己平时所见不同，“平日看惯了那有田原山林，和屋舍人物陪衬着的太阳，现在看到这个光秃秃的怪太阳，就觉得心里发慌”，“海上的这个月亮却如此枯索，简直是一个月亮的尸体，它越是圆，我越看着难过”，“月亮的尸体”的比拟新颖独特，连星星也只是增添孤悽之感。在海上鸟也罕见，追逐在船尾的两三只像鹰类的鸟，给人一种神秘恐怖的印象，他怀念屋顶的喜鹊和院子里的麻雀，“它们的叫噪和胡闹，多么可亲可爱，多有人情的温暖啊！”海上仙人的传说和故事，虽让人们幻想他们的自由自在，倘要独自在茫茫大海上漂游，这种情境会让人感到窒闷。在吴组缃眼中，离开陆地后的海上生活无疑是枯寂的，单调的，令人愁闷的。他通过写信给友人排解自己的寂寞和想念。

第二通信写于11月12日。从信的内容可知，吴组缃一行于9月中旬抵达旧金山，一个多月过去了，迟迟没有给“××兄”写信是因自己尚不能叙述对于美国的印象，而这些“印象来得太骤然，太纷杂，短时间不能明了”。信中谈到所见“纷纭现象”有：一方面是街头贴满招工的广告，另一方面却是某地有很多失业者以及大街上的乞丐;另一方面是许多商店由顾客自取货品，自动排队付钱，无“揩油”问题，另一方面街上常发生劫案，所抢不过十数元，他自己便被一青年骗去了一支钢笔;一方面看见加州大学校园内人与动物亲密无间，和谐相处，另一方面每日报上都刊载凶杀案，电影院也以暗杀案影片最得观众喜爱。对于这一切，吴组缃的态度是“不甚了解其所以然”。他还介绍了自己的游美经历以及接下来的计划。对于在加州的旅行，他认为各地没有或少有本地的风光，沿途所经城市、县镇或乡村都是千篇一律的，觉得索然无味。吴组缃告知“××兄”他尚未与在纽约的老舍见面，但通过信。紧接着便在信中帮老舍澄清“原子弹”的公案。

1946年3月，老舍和曹禺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计划为时1年。同年6月26日，联合社美国柯洛兰杜州爱斯丹斯电称：“中国作家老舍，今日在国际管理及利用原子能大会中发表演说称，一面保持原子弹，一面当与苏联谈判。苏联系现实主义者，愿于此时谈判，如最近葛罗米柯在联合国机构之提议可以证明。但若美国毁弃原子弹，苏联是否仍愿谈判，殊难断言。”[18] 此消息传到中国国内后，引起很大的反响。同年11月6日，叶圣陶日记中对此事有详细记载：“上午，梅林来谈老舍事。老舍到美后，美国通讯社曾发简短消息，谓老舍曾在某一会中发言，美国应保持原子弹秘密，以与苏联折冲云云。上海友人见此，颇不满于老舍，沫若、雁冰、田汉皆尝为文论及此事。其文传至美国，老舍大恚。大约通讯社之消息系有意或无意之误传，而沪友不察，遽加指摘，且执笔者均为支持文协之老友，尤伤其心。最近老舍致书与余及振铎、梅林，请辞文协理事，并退还前年文协支助之药费，于发言事并未直接提明，唯言到美后未公开演说。此事欲求弥补，转落痕迹，唯有俟老舍归来时当面一谈，庶几前嫌尽除耳。”[19]

吴组缃认为“‘原子弹的公案，根本是传闻失实”，他在信中摘录了老舍的来信并作进一步的澄清。老舍说：“我到Denner参加人文会议，会后却有教授与专家讨论原子弹问题，我去旁听，科学家们的术语太多，而教授中又多欧洲名人，英语带浓厚乡音，我听不明白。连听都听不懂，而居然敢去讲演，老天爷，我怎么不知好歹。”与老舍同时受邀出席这次会议的曹禺，他对此事也有记载：“当时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特别派了人出席听会。会上我们又被问道：‘应不应该将原子秘密向苏联公开？老舍反对扩散原子武器屠杀和平人民，所以他回答说不应该将原子秘密告诉苏联。而日后美国报纸上刊载此消息时说老舍反苏。他们编造谣言，严重地歪曲了老舍讲话的原意。我看到美国的报纸后对老舍说：‘你看把你的话歪曲到了什么地步？而当时国内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和原委，有些人写文章批判了老舍。这是冤屈了老舍。”[20] 可见，老舍听了关于原子弹的会议，但并未发表相关演讲，所谓的演讲只是回答了会上的提问。信中，老舍又说：“在美登岸之初，即打定主意，不作公开讲演，因（一）自知不学，不便献丑，我不是爱出风头的人;（二）一演讲，必有人问及中国政治情形，颇难开口;国内情形千变万化，我多有不了解者，不便乱说;（三）美人有听讲的瘾，一次演讲，即招出许多次来，我身体不强，不敢卖命。因此，我只在纽约循东西联谊会之请，讲过一次抗战文艺，约二十分钟。这是旧事重提，实在不是要紧的事，不过顺便谈谈罢了。”[21] 此处，老舍提到只在纽约讲过一次“抗战文艺”的演讲。而1946年6月26日，科洛拉多埃斯特斯派克电称：6月24日，老舍在美国科洛拉多埃斯特斯派克人道地方会议上做了题为《中国艺术的新道路》的演讲[22]。据此报道可知，这是老舍在纽约之外的另一次演讲。笔者认为科洛拉多州的演讲很有可能也是会上或会后接受的采访，不然不会在给吴组缃的信中绝口不提以《中国艺术的新道路》为题的演讲。查《老舍全集》，老舍致吴组缃这通信并未收录，当为佚简。吴组缃的这两通信的抬头虽被隐去，但从信的内容，不难发现收信人应是国内友人，笔者推测极有可能是臧克家，他主编“星河”，接到吴组缃来信后可随手将其刊登在副刊上。

《海上书简》原载香港《华商报·热风》1946年10月12日第204期[23]。此信的抬头和日期均被抹去，应是编辑所为。文中，吴组缃介绍了他所乘坐的美琪史将军号，这是一艘军用运输舰，沿途不停，舱位有房舱和统舱两种，船上设备齐全。他住在几百人的统舱，因各处有通气筒，不觉得闷。接着还介绍了统舱的餐厅和用餐情况，每日三餐都很丰富，肉类、蔬菜、水果种类多。他称中国人的食量比外国人差远了，一两顿肉食之后很难再下咽，外国人却吃得一干二净，还常要双份，并对此自惭形秽。在船上，吴组缃遇见许多十几年未见的老同学，同住在统舱的还有冯友兰和被爱因斯坦邀請访美的数学家华罗庚，以及被美国国务院邀请去的叶浅予夫妇，条件好的房舱多为商人所住，他感慨美国是个金元国家，并为世界闻名的学者和艺术家受到这种待遇而替美国抱憾。

《谈美国文明》（载西安《书报精华副刊》1947年8月第10期）这篇短文通过作者在美国亲身经历的两则小故事来讲述他对美国文明的特征和精神的理解。一则是他与旧金山餐厅的侍女对话，侍女认为结婚便失去一切，坚定主张不婚，在得知他已结婚后表示惋惜。另一则是吴组缃参加某博士宴会，被博士夫人邀请赞美餐桌上盛开的菊花，他说菊花在中国不生长在堂皇富丽的厅堂，而是长在茅舍竹篱之下，不盛开在风和日暖的春夏，却偏开在冰霜酷寒的秋冬，博士夫人听闻此话后对菊花表示同情。文末不由得感慨道：“美国人，在物质上撑死了;在精神上，饿死了。在美国，太寂寞，太寂寞了！”作者到美国后，处处感到中西文化的差异和隔阂。关于吴组缃的美国之行，《全集》中仅收录了一篇散文《美国的冬天》[24]，这几篇文章的发现无疑丰富了他的游美见闻。

四

此外，再谈一通佚简。书信日记序跋卷收录吴组缃书信凡41通，其中致增田涉2通、致胡风3通、致余冠英1通、致臧克家15通、致吴泰昌12通、致陈中凡1通、致姚雪垠3通、致孔罗荪2通、致林非1通和致《新小说》编辑1通。吴组缃一生所作书信数量颇多，据其1942年至1946年日记可知，当时他与老舍、朱自清、李长之、徐訏、茅盾、崔万秋、叶以群、李健吾、曹辛之等人均有书信往来，这些书信大都因年代久远未能保存下来。有些书信则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如吴组缃写给沈菽园的私人信函，仅于《全集》扉页存其手迹影印，孔夫子旧书网上尚有吴组缃书信数通[25]。此外，致姚蓬子、彭昆仑等3通信均已披露[26]，《全集》却未收录。除了上文在民国报刊上所见的几通信外，笔者还发现吴组缃致李孝聪的信1通，题名为《吴组缃先生来函照录》，载香港《大拇指》1980年5月1日第117期。兹照录如下：

孝聪同学：

接到你寄来的信，所附大作访问记，还有四张照，十分感谢你们的热情关爱！

访问记我遵嘱改了几个字，如“柴”油，当是菜油;又經济侵略并非从二八年开始，《菉竹山房》并不是以我自己的姑母为蓝本，还有花畏全开之畏当是未字。此外，你的文章充满热情，有点很教我感觉惭愧，因为我实在没有你们所以为的那样重要。你们说是不是？

我看刊物已经印好了，还能来得及改过来吗？

再一次感谢你们，并祝

工作胜利！

吴组缃 八〇年四月十二日

信中，吴组缃感谢李孝聪寄来《访问记》及照片，并改正文中几处错误。1980年，吴组缃曾接受李孝聪的访问，这次访问后题名为《攀山的人——吴组缃先生访问记》（载香港《大拇指》1980年4月1日第115期）。同期除刊登吴组缃的信外，还刊登了一则编者的《道歉启事》，对于错误之处致歉，称“作者原意把文章寄到北京先让吴先生校正，由于赶着出版，才未经吴先生过目便刊登了”[27]。《大拇指》于1975年10月在香港创刊，为诗歌刊物，作者以青年学生为主，李孝聪与《大拇指》编者关系友好，曾任《大拇指》文艺版编辑。这篇《访问记》从吴组缃的少年写作、投稿、求学经历谈起，接着谈到了他对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他的评价，强调创作的真情与实感，并以《红楼梦》为例论及中国艺术的风格，还谈及“文革”中的经历和教书生涯。此文颇具参考价值，若日后编写《吴组缃研究资料》，应将其收入。

全集不全，已是常见现象，辑佚也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工作。据刘勇强所说，《全集》“缺了傅承洲先生整理的《〈聊斋志异〉讲稿》是一大憾。吴先生为《泾县志》所作的序未收入也是不足”[28]。这种漏收现象本应避免的。翻检《全集》，其采用的编法是各卷独立成书、自成一体，而结合起来，又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可能是考虑到不同读者的需求问题。一般而言，作家全集或多卷本文集，宜有一篇由编者或出版社撰写的凡例、编辑说明或出版说明，介绍编辑过程、内容、体例等方面的情况。纵观《全集》并无统一的编纂体例，如诗歌散文卷大都依照编年体例，依据作品的写作、发表时间收录，并注明刊载情况，短篇小说卷则参照1988年北京大学出版的小说集《宿草集》中的短篇小说篇目，仍将《不幸的小草》《鸢飞鱼跃》《孩子和爸爸》《加厘饼》这四篇早期作品置于篇末，现代文学评论卷有写作时间者则署写作日期，无写作日期者仅署发表年份，且未注明作品刊载情况，书信日记序跋卷中的收录的书信按照写信人的顺序而非时间顺序排列。关于编排方式，《全集》在《宿草集》《说稗集》《苑外集》《拾荒集》和《宋元文学史稿》等已出版著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分为七卷，有其合理之处，但各卷之下的有些篇目的划分还值得商榷，如现代评论卷中的《批判林庚先生〈中国文学简史〉（上卷）的形式主义艺术观》，归于古代文学评论卷更合适，古代文学评论卷中的《短篇和长篇小说创作漫谈》实际上是吴组缃写给“××同志”的一封信，宜应收入书信部分。全集的出版并非一件易事，有待于编者、作者后人、学者等各方的共同努力。以上佚文的发现，希望有助于《吴组缃全集》的增补与完善。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注释：

[1] 吴组缃著：《小序》，《宿草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页。

[2] 李孝聪：《攀山的人——吴组缃先生访问记》，《大拇指》，1980年4月1日，第115期。

[3] 严謇：《吴组缃传略》，《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3期。

[4] 参见《持志大学近闻》，《申报》，1926年1月7日，第18987号。

[5] “颗颗”疑为“裸裸”之误。

[6] 《英国小品文选》梁遇春译注，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第122—131页。

[7] 《清华一学生自杀》，《益世报》，1931年12月7日，第2版。

[8] 周佳冰：《谈自杀》，《清华周刊副刊》，1931年12月19日，第36卷，第7期。

[9] 希贤：《读了〈谈自杀〉》，《清华周刊副刊》，1931年12月19日，第36卷，第7期。

[10] 白眼：《自杀闲话》，《清华周刊副刊》，1931年12月19日，第36卷，第7期。

[11] 野松：《梦与死》，《清华周刊副刊》，1931年12月19日，第36卷，第7期。

[12] 编者：《后记》，《战地半月》，1938年4月10日，第1期。

[13] 编者：《后记》，《战地半月》，1938年6月5日，第3期。

[14] 吴组缃：《“这也可以写在文章里么？”》，《战地半月》，1938年6月5日，第3期。

[15] 吴组缃：《谈赵望云先生写生画》，《中央日报·中央日报副刊》，1936年2月4日，第439期，又载《华北日报·艺术周刊》，1936年2月14日，第23期。

[16] 吴组缃，赵望云：《旅行素写之（三）：具有巨大抗战力量的苗夷同胞（画图）》，《抗战画刊》，1938年12月10日，第22期。

[17] 《作家动静》，《侨声报·星河》，1946年8月19日。

[18] 《老舍说：保持原子弹，可助與苏联谈判》，《新闻报》，1946年6月28日，第3版。同日，上海《民国日报》《前线日报》《中华日报》《和平日报》等报均刊登此消息。

[19] 叶圣陶著：《叶圣陶集》第21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36页。

[20] 克莹，侯堉中：《老舍在美国——曹禺访问记》，《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

[21] 吴组缃：《飞鸿海外来》，《侨声报·星河》，1946年12月2日。

[22] 《老舍在美讲演》：“〔科洛拉多埃斯特斯派克二十六日电〕中国作家老舍，对于此间廿四日闭幕的人道地方会议称：中国人已放弃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他说明形式的美丽与完善，对于我们远不如民族与社会福利的重要;我们若果能凭借我们的写作为邻人扑灭火灾，则我们将较之获得诺贝尔奖奖金更觉满足。”（载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6月28日第3版）同日，《中央日报》《新闻报》《益世报》《申报》等报也有报道。

[23] 此文又载《益世报·海星》，1946年10月18日，又载《新民报·新民副刊》，1946年10月22日，又载《书报精华》，1946年11月20日第23期，改题为《在海上》，又载《西北日报·绿洲》，1946年12月4日第6号。

[24] 吴组湘：《美国的冬天》，《人世间》，1947年4月20日，第2期，又载《大刚报·星期》，1947年2月9日，又载《新民报·新民副刊》，1947年2月9日，原题为《游美散记》。署名吴组湘应是吴组缃之误。从内容上看，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作者写给南京亲友的一通信。

[25] 如吴组缃致魏猛克1通、致诸天寅1通、致裴家麟1通等信。

[26] 致姚蓬子，参见蓬子：《谢谢各方友人的同情》，《新蜀报·蜀道》，1941年7月8日，第438期;《作家的信》，《月刊》，1946年5月20日，第1卷第6期，署名吴组缃;致彭昆仑，参见宫立：《吴组缃关于〈红楼梦〉的一封佚信》，《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8月21日。

[27] 《道歉启事》，《大拇指》，1980年5月1日，第117期。

[28] 此文题名《有些东西是永不会改变的》，作于2021年2月21日，参见微信公众号“到此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