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物有灵到移情入物完成超现实效果的拟人修辞研究

【摘要】 本文从拟人修辞的特征出发，分析其构成的超现实效果，探寻拟人修辞手法背后的文化心理发生机制及拟人修辞手法和移情入物意识的语用结合。

【关键词】 六链条模型;拟人;移情入物意识;语用;超现实效果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2-0030-02

在通常的研究中，修辞研究主要是对日常生活常见的语用现象做分析。而根据修辞使用的实际情况看，文学创作活动中对修辞手法的使用更多，甚至和写作学结合后，有些领域有待被人们发现。能否在日常生活——写作表达形态——修辞现象——表达效果——文化心理——艺术特点（以下简称六链条模型）之间建立起一条通道，试图发现跨语用研究的修辞学与写作学之间的模型，是值得尝试的。

比拟修辞里拟人的使用在写作中很常见。拟人是指把物当作人来写，赋予物以人的言行或思想感情[1]。这里的物包括物体、动物、思想或抽象概念等。拟人就是把这些事物人格化，写成和人一样有感情、有语言、有动作。在作家的实际创作中，拟人化的写法可以使作家表达的“形象”所构成的文本更加生动具体，既能生动形象地写出某事物的某个特点，又有了拟人化之后特有的具象效果。这种具象效果与实际生活形成“映射”后，有了一种超现实的质感。拟人在写作表达效果的鲜明性上非常突出，正是它经常帮助作家突破对现实的依赖而具备超现实的特征。

日常生活中的“物”被思维化之后形成语言，生成语用的实际现象，携带生活的基本形态和信息，作家进而选择叙述、描写、议论、抒情、说明的语言表达形态，从而完成新信息的生成并在其中携带作家的信息意图和情感。这其中基于重要写作表达形态的描写就大量使用到拟人修辞。通过使用修辞现象达成作家想达到的表达效果，这种效果也是修辞效果和作家重构的生活效果的叠加。这背后有什么文化心理和机制？其构成的艺术特点是什么？有多大成分是修辞本身构成的？这种探索不仅对语言运用研究是新的，对写作学的研究也更为具体，甚至可以通过语用研究助推写作研究，解决写作学中的具体问题。

一、在写作中拟人修辞构成的超现实效果的语用现象

为了解释清楚前面提到的“六链条”这一跨修辞学和写作学的语用现象链条模型，可以从作家们具体创作实践分析中考察拟人修辞构成的超现实效果的语用现象。

例1：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儿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这是鲁迅散文名篇中的佳句，表现的是鲁迅追忆少年时代的生活，回到具体的生活现场，还原逝去的生活。基于这个现场，鲁迅在写作表达形态中综合使用叙述和描写融合的表达形态，在叙述上是“泥墙根一带有油蛉和蟋蟀”，从描写上是“油蛉低唱，蟋蟀弹琴”。作家为了还原现场，调用记忆，调遣语言，使用拟人修辞手法，注入主观情感，作家的情感在拟人修辞的助攻下形成文学化的携带特定感情信息的表达效果。正常情况下，拟人分析到此完成。但如果对在具体语境中语用现象的效果继续分析：闭上眼睛聆听，油蛉低唱时伤怀的人，蟋蟀弹琴助兴也成鲁迅故时之人，此时一幅宁静吵闹、孤独明亮的超现实图景就生成。这是作家情感和拟人修辞二重作用下产生的效果。

例2：青蛙唱着恋歌，嫩蒲的香味散在晚春的暖气里。（老舍《月牙儿》）

女主角韩月容心灵世界中还存留“美好”的外景映射，唱恋歌的青蛙一语导出无限信息。

例3：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诗《春望》）

安史之乱后，杜甫回望故国的生活现场，花落泪和鸟惊心的拟人表达，“叙述和描写融合的形态”[2]，拟人修辞构成的奇异效果，主观感和修辞构成的情感二重奏无比新鲜，穿越千年，与现实生活现场对比，映射出花落泪鸟惊心的超现实效果。

例4：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贺知章《咏柳》）

此诗句用的依然是拟人修辞，它所构成的超现实效果同样可以用“六链条模型”进行跨修辞学和写作学的语用分析。

由此可见，在文学创作中，拟人修辞和写作学结合的语用现象比比皆是，都可以用六链条模型加以分析，都可以发现最后达到的超现实效果。甚至可以这样判断：好的诗文必有超现实效果，而拟人修辞是构成这种效果的最有效的手法之一。

二、拟人修辞手法背后的文化心理发生机制

在人们的日常口头语言及作家的文学创作中，拟人经常被使用，甚至成了思维中“自觉”的一部分。语言和思维之间的关系告诉人们，这不仅只是有意识地使用修辞的“技巧”，其背后有较为深厚的文化心理和发生机制。

人们为什么会“自觉”地把“物”人格化，赋予其人的性格特征和思想感情呢？“万物有灵”是人类先民的普遍信仰。人类早期先民认为，不仅人有灵魂，日月山河、树木花鸟等无不具有灵魂，具有和人类一样的情感，所以才会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现代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让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更为科学和理性，塑造了现代中国的科学和理性精神。但是这种原始朴素的“万物有灵”意识作为文化中合理存在的一部分流传了下来，并成为人们对待“自然”的一种朴素观念。这和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平等”“和而不同”等主體思想一脉相承。

具备这样的社会生活情感基础，自然会在作为思维工具的语言上呈现出来，而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拟人修辞的发生。在日常生活中把日月山河、树木花鸟等“人”之外的一切“物”视为和人一样具备生命和情感，甚至包括了被人制造出来满足于生活需要的人造物同样具备生命和情感，并在修辞学和写作学中同时表现出来，从而在写作中达到超现实效果的语用现象。至此，“自然世界——万物有灵——语言呈现形成修辞——艺术创作形成作品效果”这样一条“文化心理和发生机制”就显示了出来。

然而，人类群体对此的反映出现程度轻重、认知不一的局面：有人认为具备这样意识的人是“多愁善感”和杞人忧天;有人认为只有动物和人一样具备生命，拟人化修辞更多出现在动物的拟人化;有人认为动物、植物同样和人类一样具备生命形态和情感，植物也同时可以拟人化;有人认为“万物”都和人类一样具备生命和情感，均可以拟人化。这就构成了拟人实际运用中的不同手法和方式。但基本上语言运用不对此进行“强制化”的规范，都认可其存在的合理性。这一认识继续扩充，甚至出现了把人拟物化的情况，拟人修辞已经容不下这种语言使用情况，从现象助推扩容，“比拟修辞”可以囊括以上种种。把人拟物化的情况在文化心理机制上的发生情况更为复杂，最初也是符合“自然世界——语言万物有灵——语言呈现形成修辞——艺术创作形成作品效果”这样一条“文化心理和发生机制”的。现代工业兴起之后，工业化建设使得繁重的人力使用让人深感疲惫，在心理发生机制上出现新的变异和偏差，人被物化偏离最初的原始朴素思想。更为有意思的现象是，现代工业正在信息化、智能化，正在把人从繁重的工业化中解放出来，新的思想意识正在生成，语言也必然会对此做出反应，这又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方向。

三、拟智能化手法和移情入物意识的语用结合的超现实现象

写作学上的移情入物意识与修辞学上的“移情修辞手法”不是一回事。写作学意义上的移情入物主要有两方面意思：一是指写作者素养，二是说写作时候的表达技巧。从写作者素养方面看，作家对自己面对的世界做出主观情感反应的时候，其心理机制上是把“万物”生命化，其情感的激荡和视觉的选取才有充分打开的保障。主观情感不强烈，作家没法进行情感的再现和抒发。也就是说，这是认识论中的一部分，作家眼中的世界是高度情感化的世界，必须把人之外的“万物”视之为和人具有同等生命形态，才能有情感产生的源头。从写作表达技巧上来说，当作家具备“万物共情”的意识，推己及人、移情入物就成了必要的表达技巧。而在技巧的使用上，让语言呈现出拟人化的形态就是绝佳的选择。

当万物被作家赋予生命并在表达上拟人化成为文本后，世界和原来的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出现超现实的效果。写作学里说的超现实效果有两层意思：一是客观世界被作家主观反应并重新再现后，与原本的客观世界已经不是同一个，超出了客观存在的世界，正所謂“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即便是秉持现实主义风格的文学作品，其呈现的文本世界和真正的现实世界也是不同的;二是文本中的世界已经不是现实世界该有的常态，出现了反常规世界的超验意识，形成超现实主义作品。在这个过程中，拟人化的修辞生发成的意识和经验成了通向超现实效果的重要经验和表达技术。

我们可以通过两个典型化的文学现象看到以上论述的真实可信。一是在儿童文学领域，出现了海量地把日月山河、树木花鸟等“人”之外的一切“物”视为和人一样具备生命和情感，进行拟人化的现象，其语言修辞中拟人修辞比比皆是——所以当一个孩子用稚嫩的笔迹写下“树叶是雨滴的滑滑梯”时，会感叹孩子保持了对世界最初的“童心”。二是在古典文学作品中，看到人们在处理“悲剧”作品时，有一种中国化的方法，“梁山泊与祝英台”最后变成两只蝴蝶，“焦仲卿与刘兰芝”最后成为两棵根叶都交错相拥的树。用两只蝴蝶和两棵根叶都交错相拥的树拟人化了不能成眷属的恋人——悲剧变得不那么悲了，朴素的万物有灵甚至影响到了中国古代的“悲剧意识”。这甚至提醒写作学研究者和文艺学研究者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探寻中国古代文学中“悲剧意识”发生的现象。拟人修辞手法和写作学上的移情入物意识结合成的语言使用现象，构成了大量的超现实效果的文本。

在对拟人修辞的研究中倒推回去，正向梳理，可以发现从万物有灵的原始朴素意识到移情入物的创作意识，拟人化的语言使用现象，文化心理发生的机制，超现实的艺术效果之间千丝万缕，紧密相连，很有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2]陈家生.写作[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

冀楠，女，汉族，陕西商洛人，硕士，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研究方向：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