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图景与文化记忆:日本电影文本生成机制探微

2021-09-17 00:25杨丹
电影评介 2021年12期
关键词:国族重构记忆

杨丹

日本电影作为日本文化软实力发展关键的一部分,其文本生成机制形成了该类影片独特的审美风格和艺术价值。创作者通过发挥电影的记忆重构功能,使大量社会影像与人物形象在银幕中不断被唤醒、冲击与嵌入,彰显了其中个性鲜明的国族身份,并进一步在创作进程中,通过在国族身份的显与隐、旧与新、内与外等不同关系之间寻找平衡点,将自身创作意图与受众观影诉求有机融合,充分凸显了电影艺术的多元功能。面对新的传播语境,日本电影人在发展和完善本土电影艺术素材时,坚守国族身份,以适宜的融合策略与借鉴理念,生成了一系列具有特殊意义的电影文本。本文在分析日本电影要素的基础上,解析日本社会影像、国族身份、记忆重构等元素在电影文本生成机制中的体现,尝试从新的角度捕捉日本电影的艺术特征。

电影是一个国家彰显国族身份、重构记忆的重要载体。在人才辈出的日本电影艺术发展历史上,以黑泽明、北野武和宫崎骏等为代表的电影大师们突破了好莱坞电影叙事逻辑的束缚,以更加自信、更加独立的创作理念,探寻到符合本国文化基因、彰显民族审美的影片创作模式。[1]他们以特有的审美理解与艺术笔触,创造出一系列具有国际化特质的电影艺术作品,为展示本国社会影像、留存民族记忆提供了重要空间。

一、社会影像:时代语境下日本电影影像的本体彰显

在开放、透明的创作语境下,日本电影创作经验不断丰富、创作体系日趋完善,大量社会性话题、小人物角色被纳入到影像表达空间之中,并通过生动再现社会影像,使影片以更深层次、更丰富的内涵成功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日本电影艺术形式几经变幻,但其在创作过程中,始终坚持书写社会现实,关注小人物与深挖故事内核的创作理念,并通过嵌入时代语境下较为流行的表达方式和叙事策略,塑造出符合大众普遍共识的社会影像。

(一)镜头下的“小人物”:现实影像书写

在日本电影艺术创作中,有这样一批导演,他们善于观察生活,乐于将镜头与笔触对准“小人物”,通过发挥“寓言化”的隐喻表意手段,用真实与虚拟相糅合的叙事美学实现了对社会影像的生动书写,提高了影片的社会影响力与厚重质感。例如,是枝裕和擅长以“新闻性”视角关注社会事件,用“社会派”眼光塑造社會人物。围绕家庭叙事主题,其将日本社会中的另类人群以恰当的创作视角融入电影表达,塑造出鲜活的社会影像空间。[2]在其执导的电影《小偷家族》中,是枝裕和用镜头来记录“重组家庭”的温馨生活,以全方位视角叙述每一位人物,通过精选细节来刻画家庭成员形象,并正视小人物的复杂缺陷,用生动笔触传递了纷扰情绪,塑造了立体、鲜活的社会人物影像。是枝裕和创作的一系列电影作品往往以“纪实”的镜头语言与日本社会语境深度融合,通过采用现实主义创作逻辑,构建出观众与影片、现实与艺术的对话空间,形成了相对完备的创作机制。是枝裕和电影创作的成功不仅在于其善于用冷静的态度来观察社会底层容易被遗忘的“小市民”,亦在于其架构出了真实、鲜活的人物空间,以电影镜头实现了对社会影像的流畅书写。

(二)物哀阐释:灾难记忆的情景复原

日本是一个太平洋岛国,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频发,灾难记忆不仅是其重要的社会现象,也是其记忆符号的承载。因此,在日本电影创作中,以灾难题材为创作基础的影片具有重要的分量和影响力。在日本的灾难题材电影中,与欧美灾难片所描述的恢弘场景相比,其源自日式物哀美学的表达语境更具深刻的情感张力。日本灾难片在模仿美国好莱坞影片叙事风格的同时,呈现出自身独有的影像风格,其中既彰显和传递了日本民族的危机感,也展现出日本文化对灾难表达的独特美学追求。例如,由熊井启执导的《海与毒药》(1986)、今村昌平执导的《黑雨》(1989),再到2020年上映,由若松节朗执导的《福岛50死士》等灾难片,生动再现其国族身份遭受的打击与隐患底色。通过书写灾难,日本灾难片以反映现实的镜像记录方式呈现出新的文化记忆。日本灾难题材电影呈现的文本使人们借助影像符号,感受其中蕴含的国族身份与历史记忆,以文化传播的方式实现了文本内容的再创造与再阐释。

(三)生命礼赞:隐喻功能的诗韵叙事

作为近代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电影艺术呈现出多种类型的电影特色,其中既有经典的叙事模式,亦有次级情节突出模式,创作者从社会底层挖掘电影创作的内在动力,成为日本电影极具隐喻功能的创作经验。当代日本电影注重对生命的赞美,往往将大众普遍认同、相对有限的价值观念进行集合,实现了从良知到理性的创作理念回归,也更宏观、全面地展现了真实、自然的日本平民社会。当代日韩两国在电影创作中,韩国电影创作倾向于将大量民族记忆和历史创伤融入其中,缺乏对小人物的书写,这亦表明韩国社会存在诸多无法言喻的症候;而日本电影往往始终保持与社会的深层次关联,集中反映了文明差异、集体性的社会形态。[3]例如,由森崎东执导的《去见小洋葱的母亲》(2013)、石井裕也执导的《夜空总有最大密度的蓝色》(2018)等影片向观众展现了生活有爱、秩序规范和举止得体的生活图景,呈现出具有浓厚现代气息的日本社会形态。由此可见,日本电影创作传承了现实主义美学的基本特点,无论如何制作,其始终坚持面对社会大众,通过发挥创作文本的无边界性,使影片回归平凡人的叙事场景。

(四)人文关怀:普世价值的叙事主旨

电影叙事是一种基于特定文化状态、特殊社会场景和特色国族身份的理解与表达。创作者通过合理的叙事方式,使观众对其中蕴含的创作精神、文化符号等形成深层次的理解与认知。在用电影艺术手法塑造、展示社会影像时,创作者既要区别现实社会与影像社会,又需融合二者互为因果,并通过电影艺术传播、交流,使其中呈现的文本形态被创造、改写。因此,在研究和认知电影艺术所表现的社会影像时,要将书写现实与艺术塑造相融合,注重以更加直观的方式表述其中蕴含的人文精神。由中野量太执导的电影《漫长的告别》(2019)以中岛京子的同名小说为蓝本改编,讲述了一家人与患有阿兹海默症的父亲7年间的温情故事。影片既无宏大叙事主题,亦无过多着墨父亲的病情,而是通过把握人类对亲情的共同认知,以温馨的影视话语风格传递了普世价值观。该片坚持人本创作导向,通过细微表达手法来书写漫长的人生场景,用小人物的温暖行为触及横向群体,通过展现父亲患病后一家人相处的过程,以平淡、细腻的方式呈现出亲情的真挚,令人动容。影片详细挖掘小人物的情感,丰富人物心理,传递出影片的人文关怀主旨。

二、国族身份:身份想象下日本电影文本的叙事建构

日本自近代“明治维新”以来,积极向西方国家靠拢,对西方文化表现出极高的依赖度,这使得日本电影的创作很难以纯粹独立、真实自我的方式进行表达,其中必然存在将本国的创作思维与西方情感进行嫁接的编码方式。但日本社会本身又具有极强的集体认同感,面对坚守自我与国际化的创作矛盾,如何以更好的影视化手法来表述国别文化差异、展现国族身份,即成为推动日本电影艺术创作发展的新方向。

(一)国族身份的隐与显,坚守本土文化

电影艺术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化形态,其既可以反映急剧变化的文化现实,也可以用现代文化语境思考、探究,并对相关历史元素进行唤醒、嫁接,以最终实现对本土文化的解构与重构。在日本电影艺术发展历程中,其展现出强大的学习能力,通过将好莱坞经典叙事模式与本土文化进行融合,塑造出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经典作品。由黑泽明执导的电影《乱》(1985)以英国文学家莎士比亚创作的《李尔王》为灵感来源,将日本战国时代的寓言故事嫁接其中。黑泽明凭借高超的文化造诣与电影创作能力,将日本文化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入西方文化叙事框架体系,以隐与显的方式保留国族身份,以“拆分—重组”的手段重构了电影文化形态。

(二)国族身份的内与外,传递日式审美

日本电影是亚洲电影的一个独特文化符号,也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艺术形式。随着中日电影创作交流机制不断成熟,日本电影创作理念与我国文化融合发展,通过调整叙事场景,加入大众文化元素与日式审美,既满足了我国观众的文化审美需求,亦扩大了日本电影的影响力。由岩井俊二执导的中日联合制作电影《你好,之华》(2018)将日式审美以极其节制的方式融入华语语境。该片沿袭了岩井俊二常用的细腻表达方式,以其最擅长的暗恋桥段为“引子”进行叙事,并通过远镜头和分镜头的交替使用,调节镜头光线饱和度,塑造了基于镜头语言美感下的视觉画面,提升了影片的美学品质,也为文化融合背景下探寻文化认同与话语共存空间提供了借鉴。作为一部融合日式美学、贴近华语语境的电影作品,该片塑造了极具戏剧张力的叙事情节和高度提纯的暗恋情愫,取得了较大成功,也为我国同类型题材影片创作提供了有效启发。该片对社会影像中高度关注的青春成长话题进行关切及表达,并通过对主旨进行创新性诠释,选择暧昧含蓄的感情表达方式,增添了影片整体的吸引力与故事穿透力。

(三)国族身份的旧与新,彰显时代风格

研究日本电影需要从其民族性格、社会风气和文化基因中探寻原密码,通过对电影作品中涌现的社会影像、展示的国族身份和重构的记忆体系进行深层次挖掘,从而突破传统浅层次视角的认知逻辑。日本电影创作的重要经验在于电影创作的内涵层面,其通常借鉴和吸收了好莱坞电影的叙事规律,大量日本影片均参考好莱坞电影创作的固定结构进行创作。[4]由衣笠贞之助执导的电影《地狱门》(1953)代表了日本电影艺术的崛起,其中保留了浓厚的“国族身份”,影片整体以个性鲜明的日本传统文化为创作基调,采用贴近古意的沟通方式,以日式文化独有的张力向观众真实再现了日本文化的风土人情、民族特色,传递了日本神秘的佛性力量,社会与电影之间实现了双向互动。

三、记忆重构:文化传承下日本电影文本的影像重构

激活记忆、修复记忆和重构记忆是日本电影彰显的文化优势,也是其打破传统叙事模式的重要内涵。日本电影中呈现的日式审美和镜头语言具有明显的社会特色,其中既浓缩了创作者对艺术的个性追求,也彰显了日本社会鲜明的时代烙印,折射出其社会的发展变迁。面对新的文化环境,日本电影以记忆重构为出发点,在重构记忆、重现记忆中,探索出符合现代语境的历史文化记忆建构路径。

(一)记忆激活,重塑文化记忆

电影作为重要的媒介载体,在其创作过程中,创作者通过利用电影媒介平台优势,激活已沉寂的文化艺术元素来展现其中所传递的审美特征与精神内涵,取得了良好的情感感召力。日本电影艺术借助影视画面激活、修复了被“遗忘”的记忆元素,通过对文化记忆符号进行解构,以电影创作的手法实现了文化记忆的完整重构。[5]例如,由田中光敏执导的电影《寻访千利休》(2013)從茶道家千利休如何形成审美意识的艰苦过程入手,恣意书写千利休的一生经历,将日本传统茶道艺术的多元美学展现得淋漓尽致。影片以日式美学为创作基础,通过将茶道美学与自然美学一体融合,以影像化手段真实再现了日本传统茶道文化。影片既有对“日本茶圣”千利休真人、真事的复刻叙述,也有浓厚的现实主义类型化创作特征,更通过电影艺术对日本传统文化、日式美学进行体系化呈现,成为世界其他文化背景下的观众直观感受日本文化的重要媒介。

(二)记忆修复,重构文化记忆

电影艺术在重构记忆形式与历史影像时,更多是一种面向现代语境的艺术表达。导演是枝裕和擅长用纪录片的拍摄手法展现生活细节,运用记忆道具的独特叙事方式观照日本家庭问题,将日本传统文化带入现代社会,体现了电影的人文主义关怀和其本人对日本社会问题的关注。因此,在电影创作中,创作者通过修复历史记忆中破损或不完整的记忆符号,重构丰富、层次性特质的文化记忆,传递出新颖的时代特征,拓宽了电影艺术的展示空间。[6]影片意境与主体认知之间呈现密切关联的形态,电影艺术在重构“历史记忆”进程中,通过感受影片叙述的历史空间,实现精神记忆、历史空间与现实生活的一体联结,尤其通过发挥本体、隐喻等多个层面作用,生动勾勒了历史真相与银幕形态相融合的记忆场景。同时,创作者通过对不同文化形态下的影片进行深层解读,使观众在临摹现实、对比现实的基础上,以影像解码、编码的方式重构历史记忆,实现了创作主题的价值超越与升华。电影艺术在重构历史记忆时,不必严苛遵循史实束缚,可以选择适于大众理解的表达方式,通过对相关记忆元素进行合理的“寓言化”表述,实现记忆空间与现实世界的一体升华。

(三)记忆认同,重现文化记忆

电影艺术是一种具有宏大叙事视野的艺术形态,日本电影人通过挖掘、利用历史符号,以电影艺术的方式实现了历史记忆的重构与传承。日本电影艺术在创作过程中,以确立重现记忆为创作前提,用开放性解读文化记忆的方式,共享思想启蒙与艺术审美,探究电影元素在日本社会文化中的转化机制,并发挥据此产生的文本效应,摆脱了好莱坞研究定式对日本电影创作的束缚。同时,日本电影在创作过程中,通过融合大众审美诉求,坚守文本本源,使日本电影艺术既有现代眼光,也有历史痕迹,更兼具了日本文化立场,在影片艺术品质、人文内涵和思想水准等多个领域实现了大规模提升。其中,以日本治愈系风格电影为代表,治愈系风格电影与日本社会、文化呈现高度关联性,包括对自然观、生死观、无常观的文化解读。[7]该类型电影追求散文化的叙事风格,淡化戏剧冲突,在后工业时代犹如一股清流,透过影片给予观众力量,唤起大众对生命的感悟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以文化认同的方式获得诗意人生,同时其蕴含的积极价值理念发人深省,成为日本电影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结语

通过分析日本电影文本的生成机制,能够清晰把握日本社会文化的变迁和其电影艺术风格的演进。面对好莱坞电影的强势冲击与渗透,日本电影行业依然留存着强烈的民族风格,其凭借关注生活、临摹生活的创作理念和“东西一体”的创作风格,使日本电影在国际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与影响力,值得我国电影行业学习借鉴。现阶段,我国电影工业发展已有长足进步,尤其在剧本制作、叙事结构等环节均有显著提升。面对复杂、多元的时代语境,国产电影可以借鉴和汲取他国电影艺术有益的创作经验,践行艺术自觉和文化自信理念,拓宽电影艺术的表达边界,全面提升国产电影艺术的发展活力。

参考文献:

[1]陶赋雯.影像化的战争与被重构的国族记忆——新世纪日本战争电影生成机制考察[ J ].電影艺术,2017(06):40-46.

[2]刘琨.自然崇拜·极简叙事·重建依赖——论日本治愈系类型电影的形式与意义[ J ].当代电影,2017(11):55-61.

[3]张冲.“无缘社会”人、僭越禁忌与家庭作为权力装置的解体——从电影《小偷家族》观日本的后现代特征[ J ].电影评介,2018(15):16-20.

[4]濮波.家庭分裂、情感信码和叙事动力——从挪威戏剧《玩偶之家》到日本电影《小偷家族》[ 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9(07):80-90.

[5]陈薇,陈新苗,陆斯佳,徐静远.改革开放后日本电影对中国电影的影响调查——以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21世纪的中日电影为例[ J ].艺术评鉴,2020(04):169-171.

[6]任晟姝,董阳.伤痕记忆的多元书写:日本“3·11电影”文化观察[ J ].当代电影,2020(08):114-119.

[7]陆洋.日本电影与张爱玲的传统性表象——小说《多少恨》中的银幕要素探析[ 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20(02):117-128.

【作者简介】  杨 丹,女,辽宁沈阳人,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优秀青年骨干教师项目“日语语篇隐喻的多维结构和认知解构”

(编号:57-CQ18YG03)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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