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价值链视角下长江经济带产业协同发展的测度及分析

王燕飞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经济学部，重庆 400041)

提要：从国家价值链视角出发，构建了长江经济带产业协同发展指标体系，以MRIO2015-CEADs为基础，应用投入产出分析法测度分析了长江经济带产业协同发展状况。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产业协同在价值链的互补适应和开放发展上表现较好，但在价值链的均衡性、跨省融合、可持续发展上呈现较大的地区差异。产业价值链均衡协同发展需要着力长三角地区产业价值链提升和中上游地区开放发展；加强跨省的产业链融合与协同发展有利于促进长江经济带地区间产业优势互补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进而强化整体产业整合能力；长三角与成渝地区的价值链协同开放推动了全球价值链重构和中国国家价值链构建，突显出长江经济带在我国新发展格局构建中的重要作用。

一、引言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联结了“一带”和“一路”，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省(市)，面积约205万平方千米，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40%。特殊的战略区位和经济地位决定了长江经济带在我国新发展格局构建中理应发挥重要作用，而区域内产业协同对其作用发挥及高质量绿色发展有重要影响。早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时就指出，“长江流域要加强合作”；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座谈会上再次强调，长江经济带要“推进上中下游协同联动发展”。

近年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展开了研究，黄勤[1]、吴常艳等[2]从空间经济联系的角度，研究了长江经济带产业空间格局及一体化趋势；曾刚等[3-4]针对长江经济带内部城市协同发展能力，从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交流服务、生态保护[3]，或从复合生态、区域创新、关系经济地理等方面[4]开展了研究；黄庆华[5]、章屹祯等[6]、罗良文等[7]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转移进行了分析。现有对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空间布局、协同发展能力、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而缺乏对产业价值链协同发展的关注。自20世纪90年代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8]形成和发展起来后，区域发展就离不开产业价值链分工的逻辑。以长江经济带而言，各区域间的产业关系结构主要表现为长三角地区以国际代工率先参与全球价值链，长江中上游地区则因区位、政策、经济发展水平等限制未能第一时间获得直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生产的机会，承担着向长三角地区输送低端要素资源的任务。由此来看，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地位差异是导致当前长江经济带区域间产业差距和协同发展不足的重要原因。为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和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刘志彪及其合作者[9-11]突破全球价值链框架，提出以国内本土市场需求发育为基础的国家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产业发展思路。王燕飞[12]将其拓展至国内外统一大市场，认为国家价值链是基于国内外统一大市场发展起来的，是以国内要素为支撑，由本国企业通过掌握产品链关键技术或控制核心环节等高价值创造活动获得产业链高端竞争力，并与区域或全球价值链共存融合的价值链分工生产体系。国家价值链视角下产业竞争力的核心即价值增值能力、产业整合能力和产业影响力。受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和“一带一路”建设背景影响，中国产业对外发展的空间格局势必从面向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加工出口更多地转向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高端产业引领。伴随欧亚大陆的互联互通和我国向西开放的扩大，长江中上游地区将获得与长三角地区同等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机会，产业竞争力以及与长三角地区的产业价值链协同就显得极为重要。

本文以发挥长江经济带畅通国内产业循环、助推国际国内双循环互促为出发点，基于王燕飞[12]提出的国家价值链视角下产业竞争力分析框架，构建长江经济带产业协同发展指标体系，并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对长江经济带产业协同发展情况展开测度。针对国家价值链视角下如何推动长江经济带产业协同发展，及时调整长江经济带区域间产业关系结构，增强长江中上游地区产业竞争力等问题展开分析，从而为我国区域产业协同和经济再平衡，长江经济带参与新发展格局构建，以及新的全球价值链形成和发展提供政策性参考。

二、长江经济带产业协同发展指标体系构建

(一)指标体系与说明

产业协同是长江经济带各省(市)融入长江经济带整体发展，与关联区域融合互补、协调同步发展的表现。本研究基于国家价值链视角，采用能够较好描述区域间产业关联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从产业价值链的均衡性、融合性、互补性、开放性以及可持续性5个要素层面，利用国家价值链视角下测度产业竞争力的产业增加值率、生产一体化指数、产业影响力指标，建立了如表1所示的长江经济带产业协同发展指标体系。

表1 国家价值链视角下长江经济带产业协同发展指标体系

产业价值链均衡性主要从各地产出形成的角度，针对地区总体产业规模和价值增值能力进行分析，产业规模采用地区增加值占长江经济带增加值比重，价值增值能力采用增加值率(增加值/总产出)指标[13]。产业价值链融合性主要通过中间投入的关联分析，利用考察产业价值链整合能力的生产一体化指数(integrated production ratio)，即本地中间投入占总需求的比重，并在附加各省(市)所在城镇群中间投入占其总需求比重后进行对比分析，以判断各省(市)融入区域城镇群和长江经济带的程度。产业价值链互补性主要从价值链关联角度，利用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对全国基于投入的产业影响力指数(IDs)，判断优势产业的数量和类型，并据此分析各地产业优势和互补特征。基于投入的产业影响力指数为基于投入的产业下游度指数[14]与产业规模占全行业比重的乘积，前者数值越大说明距离初始投入越远，反之，越小则说明距离初始投入越近；以产业规模为权重，则基于投入的产业影响力指数越大，产业优势就越明显。产业价值链开放性主要从生产角度的进口中间产品占比和产出角度的出口最终产品占比分析各省(市)产业价值链开放水平。产业价值链的可持续性主要从产业能耗和排污两方面展开分析，选取单位GDP用电量和单位工业GDP废水排放量两项指标。

(二)数据来源

当前我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主要有国家信息中心编制的8区域间投入产出表①，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开发的《2012年中国31省区市区域间投入产出表(42部门)》[15]、中国碳核算数据库(CEADs)开发的《2015年中国31省区市区域间投入产出表(42部门)》(Multi-Regional Input-Output Model，MRIO2015-CEADs)[16]。在本研究中，笔者选取目前地域覆盖和行业门类最广泛、时效性最好的中国碳排放数据库开发的MRIO2015-CEADs，以其为基础对2015年国家价值链视角下长江经济带产业协同发展状况展开分析。由于MRIO2015-CEADs未提供产业用电量和废水排放数据，产业价值链可持续性指标根据相应年份EPS(economy prediction system)数据库计算获得。

三、测算结果及分析

(一)产业价值链均衡性

从图1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产业增加值指标表现的价值链均衡性上来看，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之间产业价值链存在明显的不均衡现象。产业规模上，长江下游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4省(市)增加值占长江经济带整体比重的52.8%，而其人口占比仅为长江经济带总人口的37.6%(2018年)；长江中游地区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增加值占比为25.3%；长江上游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4省(市)仅占21.9%，表明在产业规模衡量的价值链发展上，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与下游地区存在巨大差异，长江经济带经济重心集中在长三角地区，规模经济优势突出。

图1 2015年长江经济带分省(市)增加值占比与增加值率

产业增加值率上，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之间总体表现出由东向西逐渐升高的趋势，产业规模较大的长三角地区产业价值增值能力偏低，中上游省(市)产业价值增值能力较强，长三角4省(市)中最高的江苏仅为30.5%，上海、浙江分别为30.2%、28.1%，安徽(25.6%)为长江经济带11省(市)最低，这反映了外向型经济模式下长三角地区以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推动的产业规模扩张，由于不掌握产业链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外贸大进大出和国内低增值份额占比是主要特征；长江中游地区湖南产业增加值率最高为38.8%，长江上游地区云南更高达40.1%，但由于产业开放不足，其价值增值能力的获得可能只是因为禀赋优势基础上资源性产业的较高初始投入份额，而并非源于国际分工基础上的产业竞争优势。

(二)产业价值链融合性

图2报告了长江经济带分省(市)及附加城镇群的生产一体化指数。由图2可知，上海的生产一体化程度为11省(市)中最低，仅35.4%；最高的为四川，达到56.3%。排除外部经济的影响，从长江经济带内部区域的产业价值链融合来看，在附加所在城镇群中间投入以后的生产一体化程度，长三角地区省(市)明显较中、上游地区生产一体化指数提升幅度大，上海、浙江、安徽附加城镇群中间投入后较之前增加了4.4、5.0、7.0个百分点，而长江中游3省份全部低于1个百分点，长江上游地区重庆以1.5个百分点排名第一，四川则以0.46排名最末，同时也是11个省(市)中变动最小的。

图2 2015年长江经济带分省(市)及附加城镇群的生产一体化指数

这一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本地的产业价值整合能力有较大的差异性，但是就国内区域而言，产业整合不能单就本省本市分析，还需要从区域和整个国内的生产供给协同上来分析，因此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整体的产业整合能力仍是较高的。但是体现在产业价值链融合上，仍是以本地中间品提供为主，产业之间跨行政边界的融合尚待加强。长三角地区跨省城镇群之间的产业融合虽然强于长江中上游地区，安徽在产业链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较为突出，但是跨边界的融合发展程度仍有待提高，附加城镇群以后长三角4省(市)生产一体化指数增加均没有超过10个百分点，上海对周边本土中间产品的利用明显不足，当然这涉及本土产业技术和中间产品提供能力。长江中游地区跨省的产业融合几乎停滞；上游地区重庆与周边产业融合较好，或与金融危机后重庆致力于产业链垂直整合有关，但同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四川较弱，反映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区域产业协同的重要性，并且内陆经济圈建设或需要在产业发展模式与对外开放上开展不同于沿海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模式创新。

(三)产业价值链互补性

从表2报告的长江经济带各省(市)3个层次②优势产业的数量来看，大致沿长江形成西低东高的三级阶梯走向。下游长三角地区几乎囊括了第一层次即产业影响力指数大于10的全部优势产业，在第二、三层次优势产业也有大量分布，42个行业中长三角地区除了“煤炭采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未进入优势产业，其余40个行业全部进入优势产业领域，仅江苏就有38个行业进入产业影响力指数大于3的优势产业领域。上海的产业优势主要体现在商务和研发技术等服务产业上，江苏、浙江则以雄厚的制造业基础见长，安徽产业层次略低于上述3个省(市)，但在机械装备制造、制造业服务、资源加工产业等领域也具有一定优势，在产业层次和产业类别上长三角地区已经形成良好的互补关系。长江中游省(市)的优势产业主要分布在第二、三层次，并且基本分布在农业、采矿、金属冶炼、纺织等资源性行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上，装备制造业表现出一定的优势。长三角地区不具有优势的“煤炭采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则分别出现在了长江上游地区的贵州和四川的优势产业门类中对长三角地区产业发展形成较好的补充。但上游地区4省(市)中，贵州仅有“煤炭采选”、云南仅有“建筑”进入第二层次优势产业，其余均为空白，好在成渝地区表现出较强的产业发展实力，为长江上游地区产业升级形成支撑。

表2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优势产业分布

由此可见，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已基本形成较好的产业互补关系，表现在上游的资源性产业、中游的装备制造和加工业、下游的先进制造和服务业等不同的优势产业分布于长江经济带的三大区域。其中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长三角地区表现在投入的产业价值链优势地位突出，不仅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而且几乎所有产业类别都有相当高的价值链影响优势，上海的服务、江浙的制造以及安徽的资源性加工业等形成省(市)间良性的产业互补关系，在生产资源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产业链生产循环基本可以在本区域实现。二是部分较为高端的装备制造产业或新兴的服务行业出现在了长江中上游省(市)的优势产业中，如重庆和湖北的“交运设备”制造、湖南的“文体娱乐”“专用设备”制造、四川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为长江中上游产业竞争力培育和长江经济带产业价值链协同奠定了基础。三是三大区域优势产业中都出现了“交运装备”“化学工业”，反映出汽车、化工等产业作为长江经济带的传统优势产业，在区域间已经形成一定程度的产业同构，如何协调好不同区域产业链内部的分工协作，发挥规模经济优势，避免出现低端产品和低端环节产业过剩，同时对化工等高污染行业的污染防控和清洁技术改造也应加快步伐。

(四)产业价值链开放性

从图3报告的长江经济带分省(市)产业价值链开放性来看，长江经济带全部省(市)进口中间品占总的中间投入的比重都要高于出口最终品占总的最终品的比重，表明长江经济带全部省(市)产出开放程度都较生产开放程度更大。在产品面向国际市场的产出开放性上，长三角地区、长江中上游地区的江西、重庆表现较好。整体而言，上海、江苏、浙江、重庆、江西表现较好，上海无论是以中间品进口占总的中间品投入比重衡量的生产开放性，还是以出口最终品占总的最终品产出比重衡量的产出开放性，在长江经济带11省(市)中都是最高的，其中出口最终品占比达到35.8%；进口中间投入占比为25.9%，其余省(市)全部在10%以下。长三角核心省(市)的上海、江苏、浙江明显较其他8省(市)产业价值链的开放性更佳，但是除上海外，江苏、浙江主要以产出开放为主，在生产投入的开放上与中西部地区的差异并不太大。中上游省(市)中产业价值链开放以重庆为代表，其出口最终品占比与进口中间品占比分别为10.3%、3.2%，虽然出口最终品占比略低于江西(11.1%)，但其进口中间品占比远远高于中上游其他省(市)。

图3 2015年长江经济带分省市产业价值链开放度

这一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以上海为代表、长江中上游地区以重庆为代表的省(市)在生产上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较高。结合优势产业的表现，“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这一全球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出现在了长三角的上海、江苏，以及长江上游的重庆、四川的优势产业中，说明长江经济带经济开放以及与全球价值链的融合主要是以长江下游的长三角和上游的成渝地区为主要区域。成渝地区的扩大开放和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是产业跨区域协同发展的结果，也是全球价值链重构和中国国家价值链形成的重要标志性现象，反映出长江经济带在联结“一带一路”和促进我国产业向更广泛区域开放的重要作用。其中重庆以产业链垂直整合实现对沿海开放型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的有效承接，带动“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具有战略意义对外通道的开通，并在推动区域产业协同和产业关系调整的实践方面，尤其值得内陆地区在开放发展上学习借鉴。

(五)产业价值链可持续性

从图4报告的长江经济带分省(市)单位GDP用电量和工业单位GDP污水排放量反映的产业能耗和排污分布来看，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三大区域产业能耗和排污出现了3个高点，分别为长三角的浙江、安徽，长江中游的江西，长江上游的云南、贵州。长三角地区上海和江苏的产业能耗和排污表现在11省(市)中较好，两项指标均位于低位，而浙江和安徽产业可持续性表现欠佳，两地产业均表现出较高能耗与较高排放的特征。长江中游的江西表现出低能耗但高污染的特征，湖北、湖南表现良好。长江上游的云南、贵州产业虽然规模不大，优势产业也不突出，但是其产业则极具高能耗和高污染特征，两省的单位工业GDP污水排放量分别达到17吨/万元和13吨/万元，在11省(市)中分别排名第一、第三位；单位GDP用电量也均超过11千瓦时/百元，在11省(市)中占据前两位。由此可见，长江经济带省(市)之间产业价值链的可持续性有较大差异，这些差异与不同省市发展产业的类型、产业价值链构成有密切联系，如江西的全部优势产业为采矿和矿产资源加工等资源性产业，致使其产业表现出高污染的特征；云南、贵州则可能由于产业规模不足，价值链形成相对滞后，在产业节能与污染防控等方面尚需与成渝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加强协作。

图4 2015年长江经济带分省市产业价值链可持续性③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产业协同在价值链的互补适应和开放发展上表现较好，但在价值链的均衡性、跨省融合、可持续发展上呈现较大的地区差异。长江经济带内部经济循环体系的构建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需要以产业价值链整体协同为支撑。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和启示。

第一，长江经济带产业均衡协同发展需要着力长三角地区产业价值链提升和中上游地区产业开放发展。作为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的重心，长三角地区产业价值链增值能力不足，极大地制约了长江经济带整体产业竞争力和协同发展程度提升。因此，突破核心技术和掌握关键环节的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升级，对长三角地区自身和长江经济带整体产业升级至关重要。长三角地区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升级，一方面可发挥区域内规模经济优势，依靠科研和实体产业基础，着力在“卡脖子”的核心技术和零部件生产上通过自主创新推动产业功能、链条等高端升级；另一方面可利用区域内良好的产业链互补关系和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条，加速新技术转化与新产业培育，依靠产业链的快速迭代优势在新兴产业发展上实现“换道”超越。

由于长江中上游地区产业规模不足，较高的产业价值增值能力往往是以牺牲产业链长度、增加初始投入带动的，所以需要通过扩大开放、深化分工和拓展产业链条，缩小与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均衡与协同发展。一方面，长江中游地区缺乏全球价值链参与的代表性中心城市和地区，亟待通过扩大开放打造区域性开放集聚中心，带动区域开放水平提升和促进产业优势发挥；另一方面，长江上游云贵地区对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参与不足，产业构成单一，与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地区以及同属上游的成渝地区在产业发展上都存在较大差异，扩大沿边及对外开放，加强与国内相关区域的产业协作，将有助于这一区域产业链的延展深化和高端要素流入，推动产业多元化发展与结构转型，为区域产业升级提供持续动力。

第二，加强跨省的产业链融合与协同发展，有利于促进长江经济带地区间产业优势互补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进而强化整体产业整合能力。长江经济带整体产业价值整合能力较强，但中间产品供给以本地为主突显出跨省产业融合不足或带来低端产业链条的区域产业同构，由此引发的低端产能过剩和产业可持续发展问题值得警惕。同时，长江经济带地区间产业价值链可持续性的差异也可以从各地产业构成上找到答案。

因此，加强跨省的产业链融合与协同发展，能够更加充分地发挥各地比较优势，促进专业分工细化和技术水平提升，带动更加密切的产业链关联关系和一体化经济循环网络的形成，在加强地区产业优势互补的基础上，以更优的产业结构和更高的产业技术水平推动产业可持续发展和整体价值增值能力提升。长江经济带跨省融合与协同，地域上可以以毗邻地区或同一城镇群的跨省协同为重点；合作领域则需要从基础设施共建为主，扩大至产业发展，以及社保接转、人口流动、土地流转、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对接的更多领域，为产业链融合协同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统一市场。

第三，长三角与长江上游成渝地区的产业价值链协同开放，有力地推动了全球价值链重构和中国国家价值链构建，突显出长江经济带在我国新发展格局构建中的重要作用。产业跨区域协同推动成渝地区扩大开放和全球价值链参与是全球价值链重构和我国国家价值链形成的标志性现象，以重庆为代表的长江经济带上游省市通过与沿海地区的跨区域产业协同，成功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并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为长江经济带产业关系调整和跨区域协同发展创造了条件，对于释放中西部内需潜力、扩大对外开放、拓展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新空间也具有重要意义。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叠加中美经贸冲突、全球价值链深度调整、欧亚通道建设与陆上贸易加速发展的背景下，成渝地区作为联通欧亚大陆的关键枢纽，在我国新发展格局构建中能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加强欧亚区域价值链合作，发挥长江经济带国内产业链整合优势，以技术、品牌引领欧亚区域价值链发展方向，并在价值链治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利用成渝地区产业链垂直整合与“水铁公空”多式联运基础上形成的电子制造等较高价值产业与沿海地区在产业模式、物流价格、运输周期上的错位发展优势，以东西联动与全方位开放推动长江经济带产业链协同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

注 释：

①包括东北、京津、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中部、西北、西南等8区域。

②根据各省(市)对全国的基于投入的产业影响力指数(IDs)确定，IDs>10为第一层次，10 >IDs> 5为第二层次，5 >IDs>3为第三层次。

③GDP和工业GDP均根据MRIO2015-CEADs数据计算获得，产业用电量和污水排放量来源于EPS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