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乙编钟测音数据不能反映律制倾向
——“基-角”“曾-基”音程与两种律制大三度的再比较

○ 宋克宾

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1号墓出土曾侯乙编钟64件，镈1件。出土时编钟分3层悬挂于曲尺型钟架上。除挂在下层二组6号位置楚王赗送的镈钟外，编钟均有标音铭文，标识每钟双音的理论设计音高。这些理论音高，并不能明确指明曾钟的律制归属，于是测音数据成为律制分析的重要手段。黄翔鹏先生结合曾钟测音数据，提出了“复合律制”①黄翔鹏：《音乐考古学在民族音乐型态研究中的作用》，《人民音乐》，1983年，第8期，第39页。“钟律音系网”②黄翔鹏：《中国传统音调的数理逻辑关系问题》，《中国音乐学》，1986年，第3期，第9–10页。以及“‘钟律’就是‘琴律’”③黄翔鹏：《均钟考—曾侯乙墓五弦器研究（下）》，《黄钟》，1989年，第2期，第86页。等观点。

较多学者对从测音数据分析曾钟律制的做法表示了质疑和否定，比如陈应时先生认为“黄先生提出‘折衷律制’‘复合律制’的依据主要是曾侯乙编钟的测音数据。”“面对这套编钟充满误差的音律……就目前所得的测音数据来看，因其中无规律可循，故还是难以从中找出它的律制归属来的。”④陈应时：《评“复合律制”》，《音乐艺术》，1996年，第2期，第8页。王洪军先生认为：根据测音数据对各律的音高作出精密的规定是非常困难的，因而根据测音数据对编钟进行律制研究的可信度是很弱的。”“对照钟律研究，显然运用测音数据难以或无法开展编钟的律制研究。”⑤王洪军：《测音数据在编钟律制研究中的可信度分析》，《音乐艺术》，2005年，第2期，第53–60页。

既然在“以耳齐其声”的条件下，编钟本身就调不准，那么从测音数据分析曾钟律制的做法确实是值得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