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与数字经济如何要求升级营商环境

萧琛

从“高速度增长”走向“高质量发展”，对于新兴加转轨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升级与创新，已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数量型增长阶段，“GDP考核”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功不可没。但在质量型发展新阶段，早先的量化模式恐怕已很难继续得心应手。因为，结构调整、创新驱动、匠心提倡、质量监控、信息信用、干部激励、区域合作乃至教育医疗媒体等，无不需要更多定性分析及相应的制度保证。具体说，要确保改革开放施政实效，在升级营商环境方面，我们必须进一步关注好以下几点。

第一，企业规模更多追求的应该是更大还是更强？在数量型增长阶段，国民经济的当务之急主要是解決普遍的短缺问题。企业目标通常都是增加产量、做大规模和扩大影响，取得本行业优势地位以得到政策倾斜。为此企业往往不惜重金打广告搞公关、努力实现多样化的大规模经营。如北大方正，其核心竞争力本只是汉字处理等硬件软件技术，但竟然也成了包揽金融房地产等众多领域的万能巨头。后果当然现已尽知，尽管它曾长期显赫。又如清华紫光，国际并购一度频传捷报，资产规模现已高达三千多亿，但最终还是难逃资不抵债与破产整顿。

事业与企业的分工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里程碑之一。高校办产业尽管也有许多国际成功先例，但是“产业化”也须有纵向横向的效率边界。应当依据的是核心竞争力而不是追求规模的冲动。国内高校产业追求规模之风曾盛极一时，但现在看来恐怕都不幸只能成为过去。“大师胜于大楼”的理念如今业已不胫而走，“专才通才分流”乃至“劝业教育”也在国内悄然兴起并蔚然成风。在“十四五”教学科研规划项目中，“聚天下英才”与“高核基”研究等，都已得到了空前显著的强调。

网络时代企业的横向兼并、纵向兼并和混合兼并，都需要结合现阶段转轨国情重新加以审视。因为“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如今都具备了一系列新的制度属性与技术属性。此外还应重视划清“信息”与“信用”这两大权威资源的界限，权衡与限定互联网巨头的“不适当地混淆与模糊”。就传统经济而言，地盘和厂房等“沉淀成本”，现在看来也已不再像往昔那般重要，而人力资源的基本素质及其创新能力，则成了企业是否强大与应否提升规模的决定因素。“智能制造”与“共享经济”已为生产流通各环节带来了巨量的资本节约与网络红利。独、精、专、先正在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强点所在。

第二，企业监控更应强化的是“纵向”还是“横向”？ 计划经济重视纵向监控，即逐级向下指令和向上负责。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在数量型增长阶段，该模式应该说一直有效沿用，因为计划乃至国有企业在二元经济中的占比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但在市场占比已经空前扩大与法治进程已经加速的今天，纵向监控的鞭长莫及之处势必容易逐渐显露出来。

不妨以国家药监局为例。“河北三鹿”“山东疫苗”“长春疫苗”等一系列事件，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震惊世人。从纵向监控角度看，每一事件的跟踪与追责应该说都是无懈可击。但值得反思的是：为何食品药物造假事件依然层出不穷？为何不断”惩前”却不能毙后？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造假涉毒等行径，通常都策划于密室、勾结于角落，行政主管几乎不可能全面持续掌控，难免需要社会市场更多更有效地监控与补足。记者、媒体、电视，消费者保护组织乃至律师，甚至公安刑侦等的无缝介入，显然应在体制上进一步得到更普遍更切实的重视。

从制度设计角度看，典型的纵向监控如扫黄打假，通常都容易存有两大疏漏，而需要多种横向监控去补足。假冒伪劣难以根除的制度欠缺在于：行政打假的用力方式与被打击对象的用力方式二者“不对称”。扫黄打黑、质量万里行等行政督查，通常都只能是运动式或回合式的，其用力方式属“点式”；而被打击对象或曰假冒伪劣作弊者的动机或曰交易动力，却可谓日夜持续不断，其用力方式属“线式“。另一欠缺在于，相对于买卖双方，在信息沟通效率和敏锐反应能力上，打假者难免会存有一定程度的滞后与迟钝。“鞋怎样脚知道”，其他部位恐怕很难直观与及时了解。

第三，高质量发展更应倚重的是“商业创新”还是“科技创新”？在数量型增长阶段，企业较多考虑的是短期账面盈利，其结果常常是“零和博弈”甚至“负和博弈”。急功近利、用足政策、尽早上市“圈钱”等，通常都容易让企业“走心”；而在自主创新科研攻关上，企业恐怕就不那么容易积极主动。即使上马科创项目，也容易重视锦上添花的派生创新，而非雪中送炭类的原始创新。重要原因是科技创新失败率太高，而企事业领军人通常很难“输得起”。

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兴公司被卡脖子的尴尬，也许是各行各业的清醒剂。据初步测算，全国目前有35项核心技术容易被“卡脖子”。除了客观因素，体制原因恐在于：从0到1的原始发明的有效激励存在不足①。仰仗国际分工发挥比较优势无疑十分重要，但若长期缺少掣肘对手的独门绝技，则在现实中恐怕也绝非上策。荷兰有光刻机、英国有ARM、德国有蔡斯镜头、日本有光刻胶，都是各国的独到之处。而华为的鸿蒙系统和北大的碳基芯片，尽管都成功另辟蹊径，但欲营造国际生态则仍恐举步维艰，需要更多的理解与扶持。

“联想”创始人早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就已研制出中国芯“方舟一号”。如能被及时跟进，则今天中国芯片的工艺技术也许很难遭遇尴尬。但很可惜，替换补位的领军人不仅没能有效接力，而且用“贸工技”发展路线替代了前任的“技工贸”，将扩大生意与造就富翁的目标放在了不适当的位置。中兴芯片断供事件爆发后，人们不免想到了当年两条路线的争辩。短缺时代的遗憾与无奈，富起来强起来的今天决不应让它有重演的可能。而告别高速度增长而转向高质量发展，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富有远见的新导向，也让企业焕发了空前充沛的新动能。

第四，数字时代应否更多激励生产性努力与抑制分配性努力？人类的努力理论上可分两类。一类是做大蛋糕的“生产性努力”；另一类是多分蛋糕的“分配性努力”。工匠精神、发明创造等，不言而喻都属生产性努力。分配性努力则形形色色。“能干的不如会干的，会干的不如会说的”，应是其不难观测的一般；而“假冒伪劣”“剽窃抄袭”乃至“偷抢骗盗”，则是其值得关注的极端。

数量型增长阶段，双轨并行与政出多门，导致可乘之机较多并容易令人难守底线。追求高产值和推行“先富论”，容易激励的往往是扩增财富的数量，而对获取手段与获取过程，恐怕很难跟踪到位并严谨把关。改革开放大潮中先富起来的人，多数与倒卖、炒房、炒股、炒企业、炒资源等密切相关。而那些严谨规范恪尽职守的员工，恐怕就很难富得较快。毋庸讳言，在数量型增长阶段，在抑制分配性努力方面，制度设计的力度和效果应该说不够给力。社会表现是，假冒伪劣、金融诈骗、抄袭剽窃等恶性事件几乎长期如影随形。

跨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上述问题正逐步得到解决。“聚天下英才”②和“创新创业”等，无疑是激励生产性努力的新导向。在识别与重用英才方面，历史的全面的业绩贡献逐步得到空前的重视，而不再仅依据一时的局部的简单描述、甚至像曾经有过的那样去“拍脑袋”。在大数据和区块链新技术逐步推广的今天，数字世界正在无限逼近物理世界，古老的拜占庭将军难题，也即信誉有效传递的难题，已经逐步被迎刃而解。人类的行为、业绩、信用和品行等，都将被日益全面并一以贯之地数字化。“十四五”期间，中国率先崛起的数字经济，势将为创新人才的认证与激励，乃至为权衡与落实上述制度设计管见，提供更为及时、充足与精准的决策依据。

① 黄奇帆2020年在博鳌亚洲论坛讲话：2020年中国科研经费占GDP的2.2%。总量不少，但科研经费中用于高核基（核心技术高端技术基础技术）的只占5%，而该费用占比在发达国却高达20%。

②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大学时的演讲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