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自新千年以降,“影像”作为媒体艺术的基本样式,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最主流的表现形态之一。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其自身亦形成了一部模糊的非线性历史,而这部历史因为其羸弱的发展轨迹和驳杂的血缘谱系,使得许多词源概念、语言逻辑、资料史实、陈述文体等都缺乏翔实性与可考性。
“映验场”(EX-CINEMA)作为一个意象性的专栏名词,穿越了从电影(Film)到录像(Video)、从新媒体(New Media)到动态影像(Moving Images)一系列历史语汇,以穷究于理、正本清源为栏目的既定目标,以达成一次媒体考古学的文本預演。(曹恺)
录像艺术作为一种艺术家观念的外化形态,在其于20世纪60年代诞生之初就受制于其物理媒体的复杂多变。一方面,源于冷战政治所造成的录像制式——PAL制与NTSC制的分离,割裂了东西方阵营图像文献的即时互换;另一方面,来自科技标准制定的分歧,使得录像带格式呈现了某种驳杂而混乱的格局。由此造成了一种录像带对艺术家观念表达的双重捆绑——从影像生产到影像展览,往往需要经过数次制式与格式的转录。本文基于录像带格式的历史演变探讨,试图揭示出这一被录像艺术历史所忽略的事实,进而窥见录像艺术历史生产过程中某些微观政治现象。
1988年11月某日,张培力在杭州海关大楼的某处办公空间,借用一台松下(National)NV-M7录像机拍摄了中国录像艺术第一部作品《30×30》,片长180分钟。其实,张培力的本意是“借用电视媒介将‘无意义述诸视觉”,并因此“‘展示了一个‘无意义的视觉存在”。……